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華盛頓白宮展示簽署后的關于所謂“對等關稅”的行政令。 新華社記者 胡友松 攝

不到半個月的時間，美國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變來變去。4月10日，特朗普宣布對部分國家暫停實施新關稅90天。11日，他宣布對智能手機、電腦、芯片等電子產品免除“對等關稅”，不到兩天后又變卦，稱將在未來幾天宣布針對半導體行業和更廣泛的電子產品供應鏈的新關稅，并補充說部分公司將享有“政策靈活性”，將在14日給出“非常具體的”細節。

特朗普的高級經濟顧問們正忙著解釋他們不斷變化的策略，此前數周他們一直堅稱，為了重新調整美國的貿易關系，所征收的一切關稅不會對任何公司或行業豁免。有評論認為，美國政府廣泛的、反復無常的關稅政策不僅引發金融市場動蕩，也擾亂了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

對于特朗普政府變化無常的政策，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高級政策顧問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對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直言，“美國將發現，不僅在本屆政府期間，而且在未來的政府中，與其他國家談判貿易協定將變得更加困難，因為美國現在已經證明，不能指望它遵守自己的協議。”

特朗普還在社交平臺上寫道：“我們正在關注半導體和整個電子供應鏈。我們必須在美國本土制造產品。美國的黃金時代即將來臨，其中包括即將到來的減稅和減少監管措施，相當一部分已經獲得了眾議院和參議院的批準，這將意味著更多、薪資更高的就業崗位，在我們國家制造產品。”

對于被擾亂的全球供應鏈和“制造業回流”問題，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馬克·維特（Mark Witte）向澎湃新聞坦言，制造業工作崗位的減少是由于生產率的提高。美國仍然是制成品生產大國，只是由于制成品行業的高生產率，就業相對較低。長遠來看，全球供應鏈成本上升的情況下，大多數人會變得更窮，“解決整體貿易失衡的最佳辦法是通過稅收政策減少政府借款。關稅對制造業的影響很小。”

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高級政策顧問，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史、國際金融貨幣體系、金融危機理論、亞洲金融市場和外匯制度。

馬克·維特（Mark Witte）：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學和公共財政的應用問題。

“最惡劣的政策瀆職”

澎湃新聞：從國際貿易的角度看，所謂的“對等關稅”是否符合市場規律和國際貿易原則？如何評價特朗普關稅的計算方法？

巴里·艾肯格林：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旨在通過限制各國進口以消除美國與所有國家的雙邊貿易逆差。這一目標本身已脫離現實，而具體計算公式甚至與目標背道而馳——他的關稅計算依賴3個大型語言模型而非人工決策，且存在重大錯誤：進口需求彈性的數值偏差高達四倍！這堪稱最惡劣的政策瀆職。

馬克·維特：一般人們會認為，如果某個國家對我們的商品征收10%的關稅，我們也可能對他們的商品征收10%的關稅。在這種情況下，關稅主要基于雙邊商品貿易逆差的規模，但忽略了美國通常擁有順差的服務貿易。此外，許多從美國進口多于向美國出口的國家仍然被征收10%的關稅。因此，這是一種毫無意義的貿易管制方式。

澎湃新聞：白宮里有這么多與華爾街和硅谷精英關系密切的官僚，特朗普為什么選擇不分青紅皂白地征收關稅？

巴里·艾肯格林：一些華爾街人士，如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的觀點并不可靠。無論如何，特朗普是否會聽取他的顧問們的意見，目前還不清楚。

馬克·維特：特朗普總統并沒有從他的主要商業顧問那里得到太多建議。特朗普總統似乎確實喜歡通過發表公開聲明和行動，以及讓公司和國家向他提出救濟請求而獲得個人關注。

澎湃新聞：與2018年特朗普的關稅政策相比，今年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存在哪些邏輯和方法的異同？

巴里·艾肯格林：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始終處于變動中——當4月2日宣布的“對等關稅”政策在金融市場引發負面反應后，這項政策已于4月9日撤回。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其實并無內在邏輯可言，他及其核心顧問的動機源于對關稅的盲目信仰，顯然與“理性”無關。

特朗普2018年的關稅旨在減少美國對中國進口的依賴。這也是2025年的部分動機，但除此之外，特朗普這次的重點是消除美國與每個國家的雙邊貿易逆差，這是很瘋狂的。

澎湃新聞：你是否對特朗普關稅的方式和范圍感到震驚？關稅戰是否將產生超出此屆任期的影響？

巴里·艾肯格林：不能說是震驚，應該是沮喪。美國會發現，不僅在本屆政府期間，而且在未來的政府中，與其他國家談判貿易協定的難度將顯著增加，因其已證明自身無法恪守協議承諾。

馬克·維特：我確實感到震驚，但我驚訝的是他計算關稅額度的奇怪方式。不過，對于特朗普政府后來改變主意，選擇暫停征收“對等關稅”90天的做法，我并沒有感到震驚。從長遠來看，這種反復無常的做法將導致企業不太可能建立成本較小的跨國供應鏈，這將推高我們購買商品的成本，并使大多數人變得更窮。

“對滯脹風險的擔憂是合理的”

澎湃新聞：如何評價特朗普對加拿大、墨西哥、歐洲、日本和韓國等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的關稅政策？特朗普對中國的關稅政策與這些國家有何實質性差異？

巴里·艾肯格林：特朗普認為所有進口都是邪惡的；因此他提出了10%的全面關稅。不過，考慮到他的一些顧問，如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對中國的敵意，他明確地對中國實施了更加嚴苛的關稅。對日韓等“主動示好白宮”的國家，特朗普可能給予相對優待，但全面取消新關稅幾無可能。需警惕的是，特朗普的“讓步”隨時可能撤回。

馬克·維特：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相較于對其他國家征收關稅，特朗普當然知道向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關稅會帶來更多的收入。同理可知，大型貿易伙伴也被特朗普視為目標，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是特朗普特別關注的目標。但與通過個人所得稅獲得的財政收入相比，關稅所帶來的收入仍然不算多。

澎湃新聞：關稅政策實施后，哪類產品的漲價對美國民眾生活影響最大？關稅對消費和經濟的影響是什么？哪些群體最終將從關稅中受益？這些團體與特朗普的選民基礎有多少重疊？你怎么看待人們對美國經濟陷入滯脹的警告？

馬克·維特：部分食品可能難以找到廉價的替代品，服裝和部分電子產品也面臨類似問題。關稅將抬高美國民眾進口商品的成本，降低其實際收入與購買力，同時刺激其對美國本土替代品的消費。我們通常更關注最終消費品和服務，但中間品貿易規模龐大，這些中間品同樣會被加征關稅。總體而言，這將導致收入與消費水平雙降。面臨大量國際競爭的國內生產商將從中受益。我猜如果成功的話，他們會成為特朗普的一部分。可以預見的是，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將推高通脹壓力并抑制產出，經濟學界對滯脹風險的擔憂是合理的。

澎湃新聞：特朗普一直聲稱關稅的目的是實現“制造業回流”，您怎么評價這種說法？實現“制造業回流”的關鍵因素是什么？你如何評價拜登和前幾屆美國政府在促進制造業回流的效果？

馬克·維特：在搖擺州，“制造業回流”的言論很受歡迎，所以這類承諾經常得到兌現。在很大程度上，制造業工作崗位的減少是由于生產率的提高。美國仍然是制造業大國，只是由于制造業的高生產率，制造業所能帶來的崗位相對較少。（注：數據顯示，雖然美國制造業的增加值（按不變價格計算）與其他經濟部門基本保持同步，但自1980年以來該國制造業的就業崗位減少了600萬個，其他部門，主要是服務業，卻創造了7300萬個非農就業崗位）拜登重振芯片制造業的政策似乎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另外，沒有明顯跡象表明美國需要糾正所謂的“貿易不平衡”狀況。解決整體貿易失衡的最佳辦法是通過稅收政策減少政府借款，關稅對振興制造業的影響將微乎其微。

“主動衰退以化債”的說法言過其實

澎湃新聞：有分析認為，考慮到美國目前的36萬億美元國債，特朗普試圖通過制造經濟衰退來降低利率，目的是減輕36萬億美元國債的壓力。你認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與化債之間是否存在聯系？

巴里·艾肯格林：認為特朗普主動歡迎衰退并借此壓低利率的說法言過其實。但他已意識到關稅政策實際推高了利率（美國5年及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其關稅聲明后飆升）。因此，特朗普關稅政策與國債問題確有關聯——只是與總統預期的作用方向截然相反。

馬克·維特: 從任何中長期角度來看，經濟衰退都不會影響美國政府債務的利率，短期影響也微乎其微。特朗普聲稱關稅收入可為償還美國債務做出重大貢獻，但在這方面，關稅所能籌集的資金規模很可能微不足道。

澎湃新聞：3月6日，特朗普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將比特幣加入美國戰略儲備，同時還將其他4種加密貨幣加入政府資產儲備。有分析認為，雖然目前比特幣的價格波動可能不適合作為戰略儲備，但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對傳統法定貨幣作為主要儲備的國際貨幣體系，確實已經構成了重大挑戰。那么在您看來，關稅加上比特幣儲備是否可以被視為特朗普挑戰現有金融體系和交易體系的具體措施？

巴里·艾肯格林：“比特幣戰略儲備”介于愚蠢與危險之間，實為向加密貨幣領域金主輸送利益，并為特朗普家族通過發行模因幣牟利鋪路。這一問題被過度嚴肅化了。

馬克·維特：一個國家有氦或石油等類似的儲備，意味著當這些能源供應短缺且價格大幅上漲的時候，我們可以釋放一些供人們使用，從而制造產品并壓低價格。比特幣除了在促進交換中的作用外，沒有直接用途；但如果它變得稀缺，它的價格可能會上漲。每個比特幣單位可以促進更多的交換，原因是它們的價值更高，但這種邏輯并不適用于石油這類東西。另外，市場上有許多其它更好的加密貨幣替代品。

澎湃新聞：過往美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作用是什么？您認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將如何重塑全球貿易體系？

巴里·艾肯格林：美國在鼓勵多邊貿易自由化以及與北美鄰國達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方面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但那個時代現在結束了。特朗普政府已經把美國趕出了這個貿易體系。同樣，加拿大和墨西哥等鄰國未來也不太可能再次將美國視為可靠的自由貿易伙伴。問題是，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亞洲和歐洲國家能否維持現有的自由開放貿易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