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為一本自創刊以來就把與大時代同頻共振、與青年學人共成長作為辦刊使命的綜合性學術期刊，《探索與爭鳴》于2025年迎來了創刊的第40個年頭，并出版了“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探索與爭鳴》創刊40周年青年學人專刊”，力圖更好地呈現新一代青年學人的學術新貌，一如既往為富于歷史感、現實感、未來感的青年學術研究鼓與呼。

“澎湃新聞”獲《探索與爭鳴》授權轉載專刊的部分文章，本文作者是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講師何青翰。

何青翰

近年來，以田野調查報告以及非虛構類寫作為主，一批關于當代基層知識青年的敘事正逐步引起大家的注意。前者如《縣中的孩子：中國縣域教育生態》（林小英，以下簡稱《縣中的孩子》）、《縣中：中國縣域教育田野透視》（楊華，以下簡稱《縣中》）、《小鎮做題家：出身、心態與象牙塔》（謝愛磊，以下簡稱《小鎮做題家》）等；后者如《我的二本學生》以及《去家訪》（黃燈）等；此外還有圍繞專題問題而展開的理論探索，如《“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當代農家子弟成長敘事研究》（程猛，以下簡稱《“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金榜題名之后：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鄭雅君，以下簡稱《金榜題名之后》）等；以互聯網為傳播媒介，在公共文化空間亦不間斷地生產著關于基層知識青年的“爆款”網文。所謂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意指廣大基層地區接受過高中、大學教育或正處于此教育階段的青年。得益于九年義務教育的推行以及大學擴招，該群體數量龐大、分布廣泛，幾乎同構于“鄉土中國”抑或“縣鄉中國”的生活情境，并具有“中學—大學”與“縣鄉—城市”的人生發展的共同線索。與高速發展而又劇烈變化的中國現代化歷程相呼應，基層知識青年的受教育狀況、發展狀況深度牽涉于中國社會的階層流動與政治安全。本文以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及其知識生產為研究對象，在思想史與文化史的觀察視角下，梳理國內外各類相關研究成果，通過文本審讀以及案例分析，借助廣闊的歷史與社會發展脈絡，探求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的知識路徑及其文化意義，由此對“青年”問題及其所象征的時代癥候獲得更深入的理解。

在展開本文的具體討論之前，有三個研究上的特點需要明確。首先，本文對各類相關文本的梳理與總結，并不以實證層面的證成或證偽作為第一要義，而是著力于揭示文本所內含的問題意識與思想結構，或者說本文的落腳點在于“知識生產”中的觀念塑造與知識傳播，諸如“寒門子弟”“小鎮做題家”等。當然，對于當代基層知識青年的實證性研究所依賴的調研素材及相關數據，本文將予以必要的參考。其次，本文的討論并不局限于闡釋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的個性化動因與機制，亦將致力于重組不同類型、不同側重的書寫中所提示的青年現狀，使之呈現為內具互動性與互補性的知識網絡，從而幫助我們反觀、思考中國現代化事業的發展變局。最后，本文之所以以“失意”作為當代基層知識青年基本處境的總結，并不是要在文化批判、社會批判的路徑中凸顯青年群體與其他社會階層之間的對抗，而是為了強調當代基層青年研究在“知識生產”維度所應誠實面對的社會困境與公眾感受，由此強調青年敘事中所承擔的歷史記錄與社會教化的人文使命。

雙重互文：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的知識背景

（一）“書寫”還是“仿寫”

經過1999年以來高校的大規模擴招及其所催生的高中教育的持續擴張，近20年來，龐大的小學及初中以上受教育人口同時完成了當代中國社會行動主體及其所屬社會價值體系的置換，由此奠定了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至關重要的社會基礎。換言之，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的基本動力，一方面來源于敘述者自身在以“高考”為軸心的社會記憶中所獲得的身份認同及其衍生的群體關切；一方面則來源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經濟改革的深化對社會秩序與文化生活造成的全面沖擊以及蘊含其中的持續“現代化”的時代命題。由此出發，我們可以看到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的第一重互文：以現代西方的社會學研究尤其是教育研究為參照的同類型問題的書寫。

針對當代高校中出身基層的學生群體所遭遇的生活困境，《小鎮做題家》中提出：“‘小鎮做題家’是農村和小鎮學生一種獨特的社會建構。”通過拆解來自農村、鄉鎮的“小鎮做題家”的特殊生存心態，尤其是“缺乏游戲感”與“自我低估”，該作展現了“精英大學”看似開放的校園文化空間所設置的種種隱性障礙，使出身基層者既難以通過拓展技藝、積極社交獲得更多成長機會，又無法對自身的生活經驗產生正向理解。與之相應，《我的二本學生》則以教師的視角記錄了整體性溢出“精英大學”之外的“二本學生”或者說“小鎮青年”的生活境遇，既有課堂內“學生們中規中矩、老成持重，很少有讓人驚訝和意外的討論、質疑發生”，也有生活中“一個班，從同一間教室出發，僅僅幾年，就形成了觸目驚心的差距”。而《縣中的孩子》則將研究重心前移，從“教師”“家長”“政府”等各個層面，還原了謝著中“精英大學”里的小鎮做題家與黃著中“二本學生”的來龍去脈，揭示了基層知識青年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就必須面對的社會差距的代際傳遞以及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縣中家長普遍存在的高等教育期望，《縣中的孩子》的解釋是：“教育的確體現了一種代際文化資本的傳遞，這種傳遞通過日復一日的‘實踐’形成了慣習。”而在《小鎮做題家》的結尾，作者更是直接將“文化資本”設置為貫通其訪談個案的核心問題。與此對照，如《我的二本學生》所說：“個體層面學生與命運的抗爭，和整體層面學生無法和命運的抗爭，兩者構成了觸目驚心的對比。”在基層知識青年的個體層面與整體層面之間，正是布爾迪厄所提出的“文化資本”充當了敘事的必要理論機制。20世紀60年代初以來，面對冷戰中資本主義國家陣營內部的社會階層固化問題，布爾迪厄通過撰寫包括《繼承人：大學生與文化》《再生產：一種教育系統理論的要點》 等在內的一系列作品，逐漸建構起一套文化再生產理論，以探討日益加劇的社會二分現象的內在原因。正如《繼承人：大學生與文化》中所指出：“教育系統客觀地進行著淘汰，階級地位越低受害越深”“從掌握文化的難易程度和愿望這兩重意義上講，工農出身的大學生處于最不利的地位。”從理論意圖上看，布爾迪厄提出的“文化資本”意指以“文化”為獲得特權的途徑，主要是為了揭示經濟階層、社會階層通過文化權力進行自我鞏固的過程，而在其所指涉的西方國家的文化機制及其內在危機之外，這一概念則在更為廣闊的后發現代化國家的文化場域中，為如何理解基層知識青年的形成、流變及其內部的文化差異做出了提示。

因此，我們無需對此感到詫異，在《小鎮做題家》《金榜題名之后》《“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的背后，我們都能看到一部近譯的美國教育社會學著作的身影——《寒門子弟上大學：美國精英大學何以背棄貧困學生？》。得益于譯者的匠心獨運，“寒門子弟”讓我們毫不費力地抓住了兩種不同社會制度之下的類同問題，如“寒門幸運兒”的概念即被謝著直接借用并對標于“小鎮做題家”。而與上述作品中反復提及的“家庭背景”“原生家庭”相對照，安妮特·拉魯的《不平等的童年》、羅伯特·帕特南的《我們的孩子：處于危機中的美國夢》等眾多研究延續了布爾迪厄的文化理論，它們始終關注教育與階層出身以及家庭教育之間的緊密關聯。事實上，一方面，對于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社會而言，教育無疑是促成階層流動的重要途徑；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四十多年的高速發展及全球化進程的加速，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無疑受到了西方社會學研究中同類型著作的深度影響。

（二）在通識教育與社會主義教育之間

與上述作品相比，《“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似乎更為“自覺”地將其“互文”的直接對象呈現于讀者面前：“與國內研究者大多對‘家伙們’‘抵制’和‘反學校文化’的熱衷不同，受學界冷落的‘循規生’激活了我三年學術生涯的好奇心，喚醒了內心潛藏的情感。”“家伙們”與“循規生”的表述來自保羅·威利斯所著的《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以下簡稱《學做工》）。由于秉持質疑社會精英所主導的再生產的基本態度，脫胎于《學做工》的《“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仍然可以被視作布爾迪厄文化資本研究延長線上的產物。但是，誠如威利斯本人在《“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的序言中指出，“今日之中國已不能和20世紀70年代的英國直接比較”，該作所征引的知識資源實際上已經溢出了社會學的范疇。“‘讀書的料’，作為中國情境下的‘第三類循規者’，在進行著一種通向高學業成就的文化生產，其創造性集中體現在對這樣一個道德世界的感知與信任，他們的學業成就也建基于一個與中國延續數千年的道統相連的道德世界之上。”“第三類循規者”的自我意識與“延續數千年”的歷史想象，提示了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的第二重互文：與通識教育中的傳統文化復興以及社會主義平等精神的延續形成呼應，并努力使二者匯入同一情感維度的書寫。

首先，考慮到《“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的學科背景及其研究方法，我們不免會對“道統”這一表述感到某種驚異——盡管該語匯的出場是為了對應現代公共性中至關重要的“道德世界”，但其難以遮蔽的文化符號屬性不得不讓我們將《“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與中國傳統教育觀念，尤其是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放在一起加以“對讀”。實際上，在《“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的結尾部分，作者更為直白地表示：“進入精英大學的這些‘讀書的料’，還可能成為中國的‘士’的一部分，成為維護‘道統’的中堅力量嗎？”“他們還能夠承擔這一代讀書人對家人、社會、國家的歷史使命嗎？”質言之，“道統”在中國文化的特殊語境中被理解為圣人“為己之學”的傳承接續。得益于此，中國社會始終要求“選賢”的公開性，“自唐代競爭性的科舉制永久性地制度化之后，古代那種統治階級成員應由個人賢否來決定的觀念，已穩定建立”。將該作引用“道統”一詞的心境與用意關聯于“科舉”的歷史知識，其基層知識青年書寫中所蘊含的傳統“讀書人”的文化基因與身份認同也就不言而喻了——另一著作《金榜題名之后》則更為直接地在其書名中提示了這種微妙聯系。

眾所周知，包括閱讀經典在內的傳統文化復興在高校的重要表現形式是近年來興起的通識教育活動。在反對功利主義、推動精英教育平民化的層面，包括《“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在內的許多青年敘事都與通識教育所呼吁的“培養通才”目標有著相通之處。正如甘陽指出，“通識教育”的任務在于克服韋伯所謂沒有靈魂、沒有精神的現代性危機，而其重要途徑就在于重返人文經典；對于中國學生而言，這意味著重新審視中國自己的文明，特別是古典時期的文化傳統。對于這一知識性關聯，很多人或許會因為先入為主地將“通識教育”理解為“精英教育”而大感不適，更何況“農家子弟”與“儒家士大夫”在中國歷史上存在著巨大的天然鴻溝。由此需要說明的是，在中國的現代化語境中，“通識教育”之所以能夠喚醒成為“士”“君子”的文化理想，除了來自西方現代性危機的外部刺激，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自20世紀以來中國自身所完成的大規模社會主義革命及其留下的制度資源。

質言之，《“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一方面頗具浪漫的士大夫情懷，另一方面則對在教育選拔中失敗的“農家子弟”抱以深切同情，并認為“教育流動向上的流動性越是艱辛，就有越多的人被埋沒了”“我們竟然還會在這個時代聽到有人贊美這樣一種教育選拔，以為這才是社會的常態”。此處的憤怒與另一種頗具“流行”潛能以及傳播價值的基層知識青年敘事恰成對照：2024年，一篇被稱為“新時代的《送東陽馬生序》”的中國科學院大學博士論文致謝得到大量轉發，生動地展示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文化記憶仍然在各社會階層中產生著強烈作用。毫無疑問，這兩種不同情緒的表達主要都源于對“高考”的情感寄托，或者說“憤怒”與“贊美”都基于同一種將平等主義視為“鐵律”的社會信仰，只是《“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以及前述的《小鎮做題家》《縣中的孩子》等作品更為敏銳地捕捉到了這項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通過持續改革而奠定的教育成果正在面臨嚴重挑戰。就此而言，在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所表達的對精英教育開放性的訴求中，已經曲折地匯入了“有教無類”的古典人文主義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精神，構成了一種奇異融合的知識“傳統”。

進出“小鎮”：“失意”的根源與基層知識青年敘事的兩條書寫路徑

（一）從大學校園到原生家庭的內斂式個體關懷

“失意感是指個體生活信心和未來希望降低的一種情感體驗，是深層次的和具有核心意義的心理因素。”具體而言，青年的“失意”主要來源于其所期待的物質生活與精神享受均無法在當下的社會分配機制中得到及時、充足的回饋，而對于未來世界的想象力抑或自身命運掌握感的喪失，則更為深層地激化了他們的悲觀情緒。在網絡社交媒體所構建的跨地域情感共同體的裹挾下，經過多層面、多渠道的同類信息的反復疊加，“失意”終于成為了一種在“基層”范疇內具有壓倒性的青年心理趨勢。就此而言，書寫青年即意味著必須書寫某種“失意”。共情“失意”自然是敘事的基礎動因，而如何抓住源發于當代的“失意”，理解其特有的發生過程與轉變機理，才是對敘事者的最大考驗。

正如《小鎮做題家》的序言所說，“應當重新審視個體的社會流動體驗——它還包括了更為豐富的主觀的非經濟的情感維度”“關注成為精英大學天之驕子的農村和小鎮青年，只看人生坐標的幾何移動還不夠，亦要關注他們在社會流動征程中的心理和感情”。改革開放以來，曾經在知識生產中掌控基本方向的“總體性”追求在階級話語失效的大背景下逐步喪失了批判力與闡釋力。而參考西方以情感主義與心理學為主要工具的同類敘事，《小鎮做題家》《我的二本學生》《去家訪》等著作以及微信公眾號等網絡非虛構類寫作的“破題”方式，正是迎向敞開的、變動的社會意義空間，通過心理感知以及抒情書寫實現對基層知識青年中的“個體”召喚，繼而將其回嵌、拼接為完整的社會圖景。

對于精英大學或一般大學中出身基層的學生群體，《小鎮做題家》將之稱為“文化上的外來者”。由于缺乏與城市中產生活相適應的興趣愛好以及極少接受課余文藝技能培養，他們很難在校園的社團活動中獲得相應的積極體驗。“缺少才藝”的身份標簽給這個群體帶來了沉重的失落感，由此進一步阻礙了他們的社交欲望。雖然學生理應成為大學教育的主體，但掌握選拔、獎懲主動權的學校制度實際上是由生產關系與社會結構的合力塑造而成的，因此真正的大學“主體”是大學教育機制背后的國家社會的文化結構及其文化權力。而《小鎮做題家》正是通過捕捉高校學生的心理變化，逐層剝開學歷、績點、獎狀等文化資本象征物所遮掩的寒門子弟的內心世界。

與此類似，《我的二本學生》將二本院校的在讀學生整體性地視為“默默無聞”的、有待被看見的龐大群體。在其所描述的層級分明的廣州城市景觀中，如同精英大學中寒門子弟游弋于中產階層文化所主導的校園社交之外，二本院校也按照自身的受眾盤踞在真正的城市生活的邊緣。如果要真正深入這種“游弋”“邊緣”的內在邏輯及其發生機制，那么敘事的視角就不能僅僅停留在大學校園，而是必須轉向城市文化力量相對薄弱的“小鎮”。《“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亦以不長的篇幅總結了“精英大學”中農村子弟之所以在校園社交中進退失據的根本原因：“階層旅行中的農家子弟需要適應和學習城市中上階層的語言、價值、品位甚至是體態，這時橫亙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堵由自己原生家庭所在階層文化樹立的高墻，他必須努力攀爬才能越過，獲得另一個階層的文化特質。”與此相類，大多數圍繞個體成長史而展開的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都會將其書寫“失意”的線索延伸至“原生家庭”。

《“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一面生動描述了寒門學子面對原生家庭與城市中產階層之間的顯著差異時所產生的痛苦壓抑以及愧疚自責，一面也還原了原生家庭所給予寒門子弟的激勵與支持，并將之視為“底層文化資本”的重要來源；而在《我的二本學生》以及《去家訪》中，作者多次談到身處鄉鎮、農村的二本學生在以原生家庭為軸心的熟人社會中所受到的物質幫助以及情感慰藉。凡此種種，我們可以稱之為內斂式的個體關懷。自“原生家庭”這一概念引入青年研究起，與之相應的“個體”想象就以一種更為激烈的形式呈現出向內收縮的整體趨勢。而上述基層知識青年敘事中所呈現的“原生家庭”則并不是一種完全封閉的日常生活的狹小領域；從既有的書寫角度來看，《我的二本學生》《去家訪》《“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等作品中所探討的“原生家庭”更像是帶入中學、大學乃至更為廣闊的社會關系場域的重疊空間。這種重疊拒絕了敘事在逐層遞進之后對個人生活世界以外事物的放棄，而是以連貫疊加的方式將之灌注于以原生家庭為基礎的“小鎮”之內，使“失意”的呈現形態不再限于訴苦與追責，由此渲染、加強青年個體內心世界的立體感和多樣性。

（二）從縣城中學到社會職場的外延式秩序思考

與由外而內的個體成長史書寫相比較，另一類基層知識青年敘事的基本路徑則是由內向外，即在敘事側重上變“小鎮之內”為“小鎮之外”。具體而言，諸如《縣中》《縣鄉的孩子們》《縣中的孩子》等作品，甚至在廣義上還包括對以華坪女高為代表的地方教育典型案例的表彰，即將敘事的書寫重心從層層內斂的個體生活世界抽移到當代教育體制改革及其相應的社會資源分配等宏觀問題，繼而在張開的結構性問題中反觀知識青年的時代命運。作為當代基層知識青年自我身份塑造的一個必要環節，中學教育并不是孤立于大學與小學之間的孤島，其背后所涉及的社會組織與經濟組織實際上以更具普遍性的社會再生產而關涉當代基層知識青年的“失意”。

概而言之，將大學階段的工農子弟、寒門子弟所陷入的自卑、抑郁、迷茫等負面情緒的困擾視為中學教育的直接結果，在歸因上有著充分理據；但是中學教育何以如此，則并不是一句應試導向抑或功利心態所能概括的。在《縣中》一書的開篇，作者將“錢學森之問”帶入大眾教育與精英教育的比較視野中加以思考：“大眾教育的目標群體是所有的老百姓，它的理念是讓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精英教育是給少數上層精英專門預留的權利，是精英的特權。”將教育的基本功能置于社會經濟發展的整體要求之中來看，適合大多數縣鄉地區的教育形式仍然是將鍛煉應試能力、促成階層流動作為主要目標的大眾教育。“縣域”構成了中國“基層”最為基礎的治理單元與政治空間，國家權力與縣以下的社會階層于此交匯。與此對應，縣中“是城鄉教育的紐帶，寄托了全縣城鄉家庭對教育改變命運的期望”。

以縣域教育為書寫對象的一系列研究作品，都認為當前最嚴峻的現實在于“縣中”的變異與衰敗。如《縣中的孩子》所說：“越來越多非發達地區的縣級中學正日趨衰敗，這無疑嚴重挫傷了許多普通民眾對兒女教育和家庭未來的信心。”在地方政府的市場化運作邏輯滲入地方教育的操作理念之后，不可避免地會造成資源爭奪，而“以縣為主”的行政性放權又存在削減地方教育投入、放任公權力侵奪教育資源等問題。《縣中》一書則重點批判了“超級中學”給整個基層教育尤其是“縣中”帶來的災難性影響：“全民焦慮源于鄉校和縣中的衰敗，使中考在全縣競爭、高考在全省競爭。縣中衰敗的罪魁禍首是‘超級中學’的‘掐尖’。”在地方所扶持的“超級中學”對“縣中”的生源、師資進行大肆“掠奪”之后，一方面縣域教育的力量每況愈下，另一方面縣中也不得不效仿“超級中學”并采用更為極端的應試方式，如對學生進行軍事化管理、劃分尖子生與一般生等——學生之間的關系疏遠、圈層封閉由此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他們的人格塑造。

而《小鎮做題家》《“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等著作中所描述的大學中出身基層的學生的種種心理問題甚至精神疾病，就是在這種持續內卷的高烈度、反常態的競爭環境中呈幾何級數地蔓延滋長的。當這些學生在得到他們視之為命運轉折點的大學教育后，這種負面元素還會長久影響他們的人生發展，如《金榜題名之后》所指出：“考上重點大學雖可說是一個眾望所歸的勝利，卻更是另一輪激烈角逐的開始。并且，由于這一輪角逐的規則更隱蔽，寒門學子的取勝難度更大，也可能經受更深刻的痛苦。”這些論述使得我們必須嚴肅思考青年失意與教育生態失序之間的深層聯系。

長期以來，社會輿論中總是存在這樣一種觀點：喪失童年抑或自我壓榨乃是走出“小鎮”的一種必要代價，甚至將其比附于近現代中國所呈現的奮斗歷程。《縣中》亦指出“快樂教育”以及“讀書無用論”是階層自我固化的一劑毒藥，但與前者所不同的在于《縣中》及該類寫作對基層教育中的“無效奮斗”予以深刻批判，并且通過揭示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與相應的應試方式極化之間的因果關聯，在社會治理的角度為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所承受的教育領域整體秩序的“不公正”及其所造成的持續焦慮、痛苦發出抗議。借由“縣域”之內的人類學、政治學視野，當代基層知識青年的“失意”獲得了更具歷史縱深與權力分析的根源性說明，并且最終能夠以一種大規模的群體形象與工人、農民等社會階層一同重返集體主義的宏觀歷史敘事。

知易行難：作為知識生產的基層知識青年敘事的得與失

（一）情感知識維度的“符號”再造與“失意”安放的限度

“知識”以及“知識生產”與現代化進程中所必需的社會共識的重建有著重要關聯。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的一個顯著成果，是廣泛汲取網絡平臺上由青年大眾自發創造的文化符號，對其加以提煉、重組，并轉化為以“敘事”為主要形式的知識總結；這一“知識生產”過程既使具有高度不穩定性的個體情緒得以沉淀、凝結為情感知識，又為其社會行動的形式與方向做出了情感層面的經驗性說明。如前所述，作為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的基本情境，“失意”是敘事者必須直面的一種籠罩性的情緒氛圍抑或認知框架——當然，這與時代向前的主旋律并不矛盾，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具有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一。“情感知識”之所以在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的“知識生產”中具備較強的整合能力，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情感元素在現代公共生活中日益凸顯，共同情感本身就是社會秩序的建構性力量。梳理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中以情感知識作為主要知識生產原料及其產出的作品，我們大致可以得到兩個要點：

首先，通過對原屬于亞文化的青年文化符號的概念重塑與文化賦值，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中的情感知識生產為青年群體構建了一個能夠包容不同社會想象的文化場域。以“小鎮”為例，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曾發出這樣的自嘲：“學歷是自己脫不下的長衫。”“小鎮做題家”概念正是知識青年群體在面臨自我迷失的窘境下所進行的一次主動的身份重塑。在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的各類形式中，我們幾乎都能發現“小鎮”或隱或現地發揮著背景映襯乃至意義連綴的作用，與大城市、精英大學、大廠形成了鮮明對照。如《去家訪》所說：“這個世界鏈接了學生背后成長的村莊、小鎮、山坡和街巷，也召喚了他們的父母、祖輩、兄弟、同學和其他親人的出場。”由于“小鎮”與“基層”的場域范圍幾乎是重合的，經過學理化、系統化的敘事表達之后，作為“情感知識”重要喻體的“小鎮”既能代表城市以外的縣鄉或城市邊緣區域的生活地帶，又能象征當代基層知識青年具有局限性、內斂性的心靈感受，故其兼具地理空間與情感世界的雙重寓意，成為了收納“寒門”“讀書的料”“做題家”“大廠青年”等身份認知的精神營地。

其次，通過對出身中產以下學生以及相關青年群體的心理構成與情感模式的深入探討，情感知識維度的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為青年群體的情緒抒發以及精神抗爭的正當性提供了適度的辯護。正如《“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所說：“當自身的匱乏與現實相撞，幻滅感的出現就不可避免。在體嘗幻滅感之后，支撐他們學業成功的道德世界也可能會隨時坍塌。”面對社會發展所遭遇的現實困難，主流媒體往往會受制于既有的話語慣性而選擇機械重復社會的總體預期，這就很難讓社會具體成員所表達的生活感受得到有效傳遞。而在以情感知識為軸心的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所形成的概念集合與邏輯梳理中，青年的真實情感得到了學術語言以及多元視角的“收編”，從而在盡量保存其原初感受的前提下呈現為更具建設性的社會反饋，增加了其應有的傳播效能。

總述以上兩點，應該說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中對于情感知識的提煉、生產是成功的。但是，由于情感知識的優勢與限度都在于情感的主觀化與個人化，這就造成了敘事者以訪談問答為主要手段的“記錄”必然帶有其自身的“介入性”或者說預設的呈現效果，在書寫中更偏向于抒情文學的共感而有損于客觀的理性分析。除此以外，上述敘事所內含的更大隱患在于消費主義對于情感知識的隱形滲透。正如韓炳哲認為：“規訓社會宣傳手段所呈現的理性在生產水平處于一定程度時會達到極限，隨即會被認為是一種強迫和壓制……這時，與自由感和人性自由發展相伴的感性便取代了理性。自由意味著任情緒自由流露。”一旦情感元素在青年敘事中陷入模式化的循環復制，就會淪為迎合現代大眾的獵奇、感動需求的情緒價值的販賣，那么該類敘事就不僅會日趨遠離真正的青年問題，還會逐漸抽干與基層知識青年相關的種種文化符號的內在意義，使基層變成一種形式化的觀念。這也就意味著基層知識青年與大眾之間所形成的共識性話語機制的內在崩潰；溫情脈脈的外殼失去之后，只是得到暫時安頓的“失意”仍將如幽靈般地去尋找下一個合適的載體。

（二）社會知識維度的現實反思與超越“失意”的未完成

情感知識維度之外，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的另一重知識生產是圍繞著青年問題背后所隱伏的社會經濟層面的探源工作而進行的，這一工作所涉及的領域并不限于寒門子弟的個體經歷及其所延伸的熟人關系網絡，而是試圖在更為廣闊的當代中國的發展全貌中由遠及近、由大至小地觀察“基層”范疇之內的知識青年命運的來龍去脈。伊格爾頓指出：“在恢復受到正統文化排擠的邊緣文化的地位方面，文化研究做了至關重要的工作。身處邊緣是無法言語的痛苦。”基層知識青年敘事中個人成長史的基本視域大多是通過與城市文化、精英文化相對應的邊緣性自我感受而展開的；不同于文化感受上的邊緣—中心的二元結構，社會知識更為重視整體性的權力結構以及政府與社會、家庭之間具體的溝通機制，與此相關的青年書寫顯然也希望將基層教育以及基層本身帶回社會思考的中心地帶，使個人化的“失意”轉變為交織于不同社會線索的國計民生層面的治理關切。撮其要害，有以下兩點。

第一， 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在社會知識維度的知識生產不僅以青年群體為其書寫對象，而且將與之生活、教育相關的學校教師、地方領導等不同社會角色均包含在研究范圍內。在有關縣域中學教育的論述框架中，《縣中》以及《縣中的孩子》兩者都試圖還原“縣中”所處的縣域治理體系的完整圖景，包括政校關系、城鄉關系、干群關系等線索，繼而在社會分工的關聯性結構中衡量基層教育以及身處其中的學生群體的應有位置。換言之，學生的學習條件取決于學校，而學校的資源配置則取決于地方政府以及教育部門的具體方案；縣域發展在當今的經濟格局中已屬滯后，如果地方領導不能有效地統籌考慮諸如教師待遇等客觀需求，勢必將導致縣域治理中教育板塊的持續塌陷。有鑒于此，討論基層知識青年就必須考慮其身處的治理環境以及活動其中的關鍵角色。

第二， 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在社會知識維度的知識生產，將反思對象從抽象的、流動的文化權力及其文化規范，轉移為組織化、制度化的行政權力及其日益強勢的商品經濟邏輯。不同于情感知識所依賴的感性的文化空間，社會知識的素材與思路需要在變動的生產關系及其權力安排中獲得。如《縣中》所說：“為了開發縣城房地產，推動縣域經濟，縣級政府將教育資源大量投入房地產周邊……縣級政府的這波操作必然加快鄉校的衰落。”無獨有偶，《縣中的孩子》亦發出質問：“對于基礎教育來說，市場一定是必然的嗎？當我們那么信賴市場邏輯時，基礎教育的國民性、基礎性、全納性是否受到了損害？”話語、心態的考察不能代替必要的社會經濟以及現實生活的批判性分析，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所面對的困境既包括個體成長中的文化閉塞，更有著諸如“條塊分割的教育行政體制”“跨區域的生源市場”“超級中學”等具體現實問題的籠罩。

由此可見，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在社會知識維度的知識生產，最終需要抵達的是關于“基層”整體性發展的思考：處理不好基層教育就會導致基層治理的效果大打折扣。反過來看，若無成功的基層治理提供物質基礎與政策支持，便無法促成基層教育的良性發展。從這一點來看，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在社會知識維度的知識生產，打開了青年問題背后所涉及的政治、社會、經濟的多元面向，由此揭示了家庭、學校、政府、社會在青年問題中所應具備的連貫性與相關性。

但是，正如《縣中的孩子》所說：“知易行難，認識到縣中的孩子的狀況和根源是容易的，不必動用高深的分析手段和哲學思辨。”與敘事的構建相比，不容易的事情是從案例的說明與結論走向對普遍現實的改造；憑借策略性、功能性的社會發展分析，恐怕遠不足以對彌散于基層知識青年及其生活世界的暫時“失意”加以徹底的超越。平心而論，在提供了諸多的實踐性智慧及其制度原理的剖析之后，面對這一更具挑戰性的書寫任務，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在社會知識維度的知識生產，雖然已經對重返“基層”有所破題，卻未能凸顯一套更為明確的社會理想，或者說未能讓我們看到作為歷史活動主體的基層知識青年所應趨向的內具信念感的歷史目標。而這種或許是囿于書寫方式的選擇性失語，將使得基層知識青年在根本上還是處于被治理的低能動性狀態，而非有機的知識人。

家國天下：以青年為問題與以青年為方法

（一）重寫青年與超越中西之間的書寫張力

概而言之，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在客觀上深受西方相關理論以及著述的影響，除“文化資本”理論之外，最突出的是個體關切中所包裹的情感主義以及整體性的社會治理視角。與知識生產相關的研究、記錄、抒情等必然受惠抑或受制于其同時期知識系統，包括敘事所必須的基礎概念與內在理路。如詹姆斯·哈密爾所說，“與其認為知識的內容是事實，不如說是人們的各種思考方式”，在世界市場與知識全球化的沖擊下，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具有文化場域的多元參照系，進而形成了不同的知識背景。結合后發現代化國家的特殊處境來看，直面青年問題的敘事者抑或知識生產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接受著持續“現代化”與反省“現代性”雙向牽引——后者在上述青年敘事中則明顯受到“科舉”等中國傳統文化以及近現代革命元素的深刻影響。在這種雙向牽引之下，能否找到合適的書寫方式，首先取決于能否有效地超越中西之間在同類問題書寫中的張力。

1980年代以來，由于深入參與到此前由西方所主導的全球市場以及家庭與學校在再生產機制中的“歸位”，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也難免在此過程中“感染”西方現代化的一些弊端，這自然會造成中國當前的青年敘事不自覺地借鑒乃至對標現代化經驗更為豐富的西方相關研究。從思想工具與社會形態的角度看，這就造成了很多敘事者一面能夠察覺并試圖接近本土的文化生態與社會問題，一面又幾乎不可避免地復制西方同類型寫作中既有的話語框架。在《縣中的孩子》中，作者飽含深情地寫道：“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帕特南在《我們的孩子》中說的是美國城市家庭由于居住隔離所帶來的在教養孩子方面的分層與分隔，這使得美國夢處于危機之中。我們也有中國夢，教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覷……如果教育不能在夯實‘大國之基’中起到相應的作用，則中國夢是不是也會處在危機之中？”在“美國夢”的教育層面的危機中，問題的實質在于資本權力的過度泛濫阻斷了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導致了家庭危機、教育受限與階層固化之間的惡性循環。在現象層面，中美之間或有類似，但是，“中國夢”不同于“美國夢”，不僅有其愿景的不同，更在于雙方所選擇道路的本質差異。“美國夢”的論述是由個體自由的社會訴求以及憑借軍事、金融、高科技實力所打造的有利于自身的世界秩序而構成的，故其國內社會狀況的好壞，必然與其全球利益攫取的多少相關。

紀錄片《村小的孩子》

中國的“青年問題”自20世紀初起即與中國的歷史轉型同頻共振，書寫青年意味著書寫中國近代以來最具歷史潛能的部分。毋庸置疑，青年對時代的感受是最為敏銳與生動的，而基層又是社會結構中一切經濟、政治變動的具體承受者，故而當代中國基層知識青年的“失意”情緒極易走向升級。正如巴迪歐所說：“人們害怕年輕人，正是因為人們不確定年輕人是什么，他們可以做什么，因為年輕人處在成人世界之中，但又不完全內在于其中，他們是并非他者的他者。”身處于現代世界的普遍焦慮之中，青年群體所象征的事物永恒變化既延續著現代人的浮士德精神，又給幾乎所有的人類政治共同體長期制造著種種不安。參照中國獨有的文明理想及其現代化發展路徑，中國基層青年群體的命運理應得到有力的書寫，由此折射時代癥候并喚起正向的社會建設力量。

（二）新敘事與內生文化傳統的貫通

超越中西之間的書寫張力，并不等于否定對西方相關經典理論的必要借鑒。但是，“真正要學習西方的是人家如何觀察社會現象，也就是方法，而不是人家觀察的結果”。受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以及福柯治理術研究的影響，西方文化研究的重心從物質生產關系轉向話語、情感、文本、權力等意識形態層面。這是一種反本質主義的解構敘事，具體到知識青年的研究上，研究者希望以話語分析介入資本社會的意識形態，揭示資本主義學校利用文化權力讓廣大青年自動接受階級秩序的殘酷事實。源發于此的社會批判在當代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話語環境以及社會結構中力道大減，在階級差異以及相應的生產關系無法撼動的前提下，許多青年研究都逐步演化為反對“優績主義”“校園霸凌”等社會現象的文化分析，日趨遠離具體的物質生產和社會歷史。假如中國當代基層知識青年的研究亦以此為范本，則其結果必然是南轅北轍，永遠無法走出“原生家庭”“身份認同”以及“文化再生產”所構成的敘事與理論復制的困境。而對技術性的治理層面的考察，如果不能闡明更深層次的文明共同體理想，也難免遭遇西方社會學中無處不在的二元對立的結構性困難。這就要求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也需要在自身的文化傳統中超克古今之間的書寫張力，向內汲取文化力量。

現代中國是在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革命、改革的基礎上破殼而出的，近代以來的各種思潮與主義幾乎都曾作為“變量”參與到這場劇烈的文明變革之中，任何以中國為方法、為目標的思考都不能將這一事實懸于腦后而僅沉溺于修辭與夢囈。舉例而言，在《我的二本學生》中，作者將在深圳打拼的大學畢業生身上的奮斗精神與樂觀態度比喻為“南方精神密碼”；除此以外，在其續作《去家訪》中，又多次表現了一個縱深廣闊、人情綿密的鄉土世界。雖然這些看似美化當代基層知識青年處境的浪漫書寫引起了不少批評，但是作者的寫作未必就一定不合于其自身的觀察。真正的問題在于，作者并未指出其筆下呈現的為基層知識青年撐起生活、工作的物質基礎與人文環境究竟源自何處。究其根本，一方面是民間社會中浸透的傳統文化習俗，如尊師重教、勤勉努力等世俗樂觀主義，一方面是到1970年代末，中國初步形成的部門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更重要的是從根本上沖擊了幾千年來扎根于中國人深層意識的封建等級觀念和階級秩序。原先‘東家’與‘下人’之間的鴻溝不復存在，‘翻身’之后‘當家作主’、男女平等的意識越來越流行于城鄉各地的勞動人民中間。”正是因為有這些社會資源在頑強地發生作用，才使得身處“失意”的當代基層知識青年仍有著追求公平正義的心理預期，以及通過自我敘事或他者敘事向社會、政府表達“失意”、呼吁變革的正當性：當代中西青年敘事在本質上的不同之處正在于此。從包括基層在內的國家發展進步的總目標來看，基層知識青年的歸宿絕不應該是脫離基層，而是應該自覺成為建設基層的不竭動力，使基層抑或“小鎮”內嵌于中國的現代化事業——這才是打破階層復制、締造理想社會的關鍵途徑。而與此對應的青年敘事，則必須在個體與集體、情感與秩序、物質與精神的平衡之中，探討如何恢復基層知識青年的行動主體性以及內具信念感的歷史目標。

結語

中國的基層知識青年乃至整個青年群體，憑借其獨特的感受力與創造性，映射出一個不斷調整、重構的歷史過程。作為現代社會具體構成元素的“人”，需要在具體的生活世界與歷史世界中獲得行動的意義闡釋。面對劇烈變動的社會、經濟形態以及彌散于基層知識青年群體中的“失意”情緒，選擇何種敘事方式不僅決定著知識人個體生命的取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其所處政治共同體的文化構造與社會想象。與此相關，由敘事而抵達的知識生產，其實際成品是各種不同的符號、概念以及思維模式，由此構成一個知識庫，行動者可以從中選取不同工具來指導實際行動。以基層知識青年為代表，“失意”的當代青年不僅承受著歷史的考驗，也為歷史進程貢獻著解題思路或啟示。基層知識青年敘事的知識背景中所彰顯的三種不同的知識資源，除了遙契于西方內部對現代性加以反省的文化關切抑或心理關切，以傳統文化中的“有教無類”“修齊治平”與社會主義價值觀中的平等主義、集體主義為主體的另兩種知識系統也在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中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與西方的理論資源相比，后兩種理論資源應得到更為顯著的重視與闡發，從而塑造一種與中國的內生性文明、文化資源根脈相連的知識生產。在重新審視此前青年敘事的基礎上，通過批判性地汲取現代西方的理論資源，突破西方話語體系造成的思想局限，走出“寒門子弟”抑或“小鎮青年”的社會想象的循環復制。中國的文化場域中原本存在的高度互動的個體、家庭、社會、國家理應在未來的青年敘事中得到更具整全視野的觀察與思考，打破個體心靈與民族心態、校園空間與社會環境等范疇之間的壁壘。而經過歷史洗禮的傳統文化中的“讀書人”理想，也將融入社會主義建設的廣泛實踐，由此在漫長的歷史變遷與時代挑戰中凝聚不同階層的社會共識，增強整個社會的健康心智。

【本文轉載自《探索與爭鳴》微信公眾號，原標題為：何青翰 | 如何書寫“失意”——對當代基層知識青年敘事及其知識生產的省思 | 創刊40周年青年學人專刊·爭鳴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