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國史上有這樣一位特殊的人物，他清末翰林出身當過官，曾投身戊戌變法運動。他也辦過學經(jīng)過商，將商務印書館從一個印刷作坊發(fā)展成為世界最大的學術出版機構之一。

他就是近現(xiàn)代杰出出版家、教育家張元濟。茅盾曾贊譽他：“他不但是個有遠見、有魄力的企業(yè)家，同時又是一個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人。”“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書林努力來。”這是陳原給予他的高度評價。

作為歷經(jīng)晚清、民國和新中國不同時期變遷的他，從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紀出版家，張元濟93年一直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負、肯實干的人物。他對教育的重視、對文化的堅守、對社會的責任感——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在新西蘭皇家科學院院士葉宋曼瑛所著的《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yè)：從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紀出版家》中，通過詳實的史料和嚴謹?shù)膶W術分析，詳細梳理了張元濟的生平、經(jīng)歷和事業(yè)，展現(xiàn)了其歷史地位與精神遺產(chǎn)。

本書的開篇之處，作者曾提出這樣的問題：“處于新舊變革時期的人士，他們對前途如何取舍？自己如何定位？特別是如張元濟那樣的愛國知識分子，看到國家的種種危機，列強環(huán)伺，空有報國之心，應該如何選擇自己的人生之路？”

通過張元濟的故事，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位開風氣之先的關鍵人物，更能看見一代知識分子的堅守與選擇。

《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yè)：

從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紀出版家》

作者：[新西蘭] 葉宋曼瑛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

出品方：華章同人

書系：華章大歷史

出版時間：2025年3月

世上高壽至九十者無多，而其一生品德能與張元濟相比擬者則更絕無僅有。他誕生于閉關自守、自給自足、與世隔絕的舊中國，而逝世于宣稱與各國無產(chǎn)階級建立國際友誼的新中國。

從一名翰林學者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路程無疑是漫長的。他一生看見了1911年中國古代封建帝制覆亡，也目睹了1949年南京蔣介石國民政府垮臺。在所有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中，他將自己的才能貢獻給中國美好的未來，并努力對此保持毫不動搖的忠誠之心。由于他相信中國的現(xiàn)代化只能來自廣開民智，他選擇了出版業(yè)，把它作為傳播知識和普及新思想最有效的途徑。

張元濟

張元濟比起同時代不少文化層面的改革者來，表現(xiàn)得更為溫和與低調，從未成為一個了不起的政治活動家。

梁啟超和胡適為教育改革而在報章上耗費大量時間呼吁宣傳，而張元濟卻相反，他只是集中精力于實際工作。1896年以后，他曾獻身于教育改革，創(chuàng)辦通藝學堂——中國最早推廣西方實用學科的私立學校——的努力標志著清末開明紳士階層活動的一種新模式。張元濟這樣的教育家與改良派報紙的創(chuàng)辦人，再加上與政治性學會的組織者一起，幫助造就了一種有利于戊戌變法的氣候。只有理解這些杰出的維新人士的背景和心態(tài)之后，才能真正去評價這些心懷理想主義而政治命途多舛的改良者，以及他們的力量和弱點。

在清王朝最后十年里，張元濟的活動表明了從事維新的才智和膽識。在為南洋公學和商務印書館工作的同時，他在家鄉(xiāng)也推行鄉(xiāng)鎮(zhèn)學堂，主持浙江省教育會和中國教育會。他曾積極參與了保路運動和立憲運動，也參與了上海“國民議會”這個基本上反朝廷的組織，但又支持清廷的改良綱領。他的活動看來似乎有些自相矛盾，變化過多，但在所有活動中，始終貫穿了一個主題，那就是宣傳新思想，提高民眾對國家所面臨的緊迫問題的覺悟。早在南洋公學工作時期，他就引進新教學大綱，革新課程，出版新書。出版好書、出版最新書籍也是商務印書館的指導方針。

張元濟在接受共和思想上頗為躊躇，我們由此可了解清末立憲派的思想狀態(tài)，因為張元濟選擇了不介入政治的態(tài)度。共和派認為立憲派改弦更張是出于自身的利益，這一論點，對張元濟是不適用的。

相反，張元濟在1911年后期的行動更證實如下的觀點：許多立憲派出于愛國和民族主義的考慮而接受了共和，他們要求盡快建立一個可以運作的政府，以便加速實現(xiàn)從封建王朝到共和國的轉變。立憲派中，張謇在1911年的活動成了許多研究者的課題，但至今關于他的心理動機尚未取得一致意見。張元濟的情況也許能使更多的權重放到下述觀點上：立憲派轉向共和派是作為一種適應形勢的選擇，雖然共和派在思想本質上與飽受儒學熏陶的立憲派不同。

商務印書館在軍閥統(tǒng)治時期發(fā)展迅速，這與紡織、煙草和面粉等民族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平行。中國的資本主義企業(y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發(fā)展特別快，因為當時西方列強把力量投入了大規(guī)模的軍事對抗。正是在這幾年中，張元濟革新了商務的行政機構和內部管理體制。經(jīng)過正規(guī)訓練的管理人員不斷成長，他們是清末創(chuàng)立的“職業(yè)學校”畢業(yè)生。張元濟還堅持應該由這些經(jīng)過新式訓練的員工，而絕不是老板們的親友，來管理商務印書館。他創(chuàng)設了“一處三所”體制以集中管理和實施相應的政策，從中可見他要建立一家真正現(xiàn)代化企業(yè)的決心。

他推行的會計制度，為理順商務印書館——一家具有出版、印刷和發(fā)行三大部門的成長中的公司的財政經(jīng)濟，無疑是一個必要的步驟。一位傳統(tǒng)的儒家學者創(chuàng)辦一家現(xiàn)代化資本主義企業(yè)的意圖究竟何在？在成功地經(jīng)營這家現(xiàn)代化企業(yè)的同時，張元濟促進和推動了使中國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這一目標。當時不少中國民族工業(yè)都存在著效率不高、采用舊式管理方法、資金短缺和技術水準低下等弊病。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張元濟能按合理和現(xiàn)代化的方式經(jīng)營商務印書館就顯得更為杰出。

張元濟一生搶救珍本古籍，一方面是他個人愛好，同時也受時代變遷、政治動蕩的影響。張元濟的活動方式與其他文人相平行。例如在20世紀30年代，魯迅與鄭振鐸也努力搶救善本書籍。然而，張元濟不僅是一個堅持不懈、不知疲倦的古籍收藏家，更愿意重新影印這些古籍而達到普及、推廣的目的。

在中國歷史上，這樣大規(guī)模地重印古籍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被選擇重印的書籍也沒有經(jīng)歷過這樣細致的研究和學術上的校勘。以往，只有皇帝才有力量主持這樣的文學項目，但他們往往刪去了一切不利于朝廷或政府的記錄。應該注意的是商務印書館不僅重印了儒家經(jīng)典，還在20世紀30年代以同樣宏大的規(guī)模，重印了道家和佛教著作。在主持并親身投入出版這些傳統(tǒng)學說的各種學派和學科的不朽著作時，張元濟努力以最為真確的形式保存了中國最優(yōu)秀的文化遺產(chǎn)。

張元濟與大多數(shù)傳統(tǒng)學者很不同，他從未設法將自己裝作中國經(jīng)典或歷史的權威和解釋者，也從不就如何解釋他精心校編的數(shù)千卷書籍中任何一種創(chuàng)建什么理論。他所做的工作是再現(xiàn)現(xiàn)存的最佳版本，使之免除任意竄改之害及版本流傳中產(chǎn)生的謬誤，把它們留傳給子孫后代，為他們所用。

張元濟在“五四”時期的舉動，使我們對舊學者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有新的理解。他積極推動商務印書館自身出版物的革新，同時給予各家各派的學會慷慨的支持。這一切都說明，他對一切真誠致力學術的人都給予支持。看來，他并不在乎年輕編輯或學會負責人具有何種特定的思想觀點，而只要他確實懷有一個奮斗目標。

張元濟并非政治思想家或理論家，這一事實倒有著莫大的好處，因為他不在乎別人思想意識方面的觀點。相反，他常常在未完全理解新思想之前就做贊助。他將商務印書館的重任交給茅盾和鄭振鐸，而實際上他對這些文學激進派也并不真正了解。這樣，年輕進步的編輯找到了一個極好的論壇，那些當時被日本人認為過于激進的馬克思主義文學反而在中國得以出版——這一切都歸因于一位老出版家給予他們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他相信一切由正直的人所推行的事物都應一試。

張元濟既對舊學做出巨大貢獻，又竭力支持新文化，實際上兩者并行不悖，而不像表面上看似有矛盾。作為一個真正的古典學者，他并不喜歡辭藻華麗、過多粉飾的文體，但他又與全盤否定古代價值的年輕激進派人物不同，他要引入一種既不否定舊學之精髓又平易通俗的語言。這就是他在古代經(jīng)典和史籍研究中顯示的科學及實驗精神。他堅信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年輕而具創(chuàng)見者終將取代老者，這是自然規(guī)律。老一代應讓位于年輕一代，張元濟堅信這一原則。1898年，他奏請光緒依靠新進促成中國的現(xiàn)代化；20世紀頭十年后期，他認為應說服商務老職工把關鍵崗位讓給受過現(xiàn)代訓練的新管理人員。他恪守自己的原則，1926年，當他年滿六十時，便斷然退休。看到了這一切，使人們更容易理解1919年他給予年輕編輯更多自主權的意愿。

本書沒有過多地描述主人公的生活——雖然他非凡超群而又富有魅力，而著重于較詳細地回答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些問題。例如，通常被稱為“維新派”的愛國維新士紳集團的本質究竟是什么？是什么使他們在清王朝最后十年間支持慈禧的革新綱領？他們又怎樣和為什么轉而支持孫中山創(chuàng)建的中華民國？他們與國民黨政府的關系如何？中國年長而溫和的知識分子——他們對這個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新政府表示了忠誠——從中國共產(chǎn)黨人那里看到什么？

20世紀中國資本主義的產(chǎn)生和繁榮是經(jīng)濟史上的重大事件。因為商務印書館是眾所公認的中國最大出版社，占有書籍市場上的很大比重，也因為張元濟在革新它的行政管理系統(tǒng)中擔負著重大責任，所以對張元濟生平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國民族企業(yè)的現(xiàn)代管理方法和組織。另一方面，商務印書館工人在組織工會方面起過重要作用，并參加了1925和1927年的罷工。分析張元濟對這些空前危機的反應，也是十分有意義的。

此外，張元濟的生平回答了近代中國知識界歷史中的一些重要問題。他是受到新價值觀和世界觀挑戰(zhàn)的舊式學者的完美榜樣。

由于所受教育和經(jīng)驗的限制，除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之外，張元濟可能并不完全理解錯綜復雜的西方哲學，但他思想開明，寬宏大量，渴望中國進步。他的一片忠誠之心使得他在意識形態(tài)向兩個極端分化的時候也從不退卻至保守陣營中。人們向來假設中國知識分子不是選擇全盤西化，就是頑固地堅守“國粹”。那些具有堅實儒家教育背景的，通常淪為保守派，諸如章炳麟和嚴復。他們早年曾采取進步態(tài)勢，在學術上也有過輝煌的成就。張元濟的一生否定了這種過于簡單化的觀點，在文化變革到來之際，他保持一貫的溫和與開明，并幫助了不同思想體系的活躍和發(fā)展。進一步探究張元濟支持新文化的思想和動機，將有助于為關鍵性的五四運動的歷史圖卷增添更為充實豐滿的一筆。

張元濟是中國歷史轉折時期傳統(tǒng)儒家學者最好的榜樣。他奉行了高尚的道德準則，又發(fā)揮了高超的企業(yè)管理能力。他以同樣非凡的氣度和開闊的胸襟對待新時代社會準則的種種變更。然而他始終絲毫沒有偏離過自己的終極目標——通過知識啟蒙來實現(xiàn)中國的現(xiàn)代化。

本篇內容選摘自《張元濟生平與事業(yè)：從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紀出版家》結論，內容略有刪減和改動。

原標題：《從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紀出版家，他如何改寫近代中國文化版圖？》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