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花浪蕊》里的故事大致有三部分內容，一部分是女主角洛貞的漂流經歷，從上海到廣東到香港，去日本的輪船上；一部分是洛貞在上海洋行的見聞和同事的故事；另外一部分則是鈕先生夫婦——艾軍和范妮的故事。

熟悉張愛玲生平的讀者很容易看出洛貞的漂流經歷與張愛玲1952年前后的境遇頗有相似處，已有的研究也大多著重在這一點上。張愛玲自己說過類似的話，如1978年8月20日寫給夏志清的信中說："里面有好些自傳性材料，所以女主角的脾氣很像我。”洋行故事與張愛玲沒有直接關聯(lián)，但很容易聯(lián)想到可能取材于姑姑張茂淵曾經的洋行職員經歷。連小說中差個“一二十歲”的洛貞姐妹，跟張茂淵（生于1902年）、張愛玲（生于1920年）的年齡差都如出一轍。上述這兩點幾乎是研究者與讀者的共識，只有第三部分，很少人提起，只宋以朗有一篇《〈上海懶漢〉是〈浮花浪蕊〉初稿？》討論過小說中的本事。這篇文章寫得很有意思，概括一下他的觀點：

第一，張愛玲1983年1月4日致宋淇信中說，“講起〈上海懶漢〉原名，不過是為了表示本來只是一個人家的故事。”——所以是一個別人的故事，和《色，戒》故事來自宋淇的轉述差不多。

第二，《上海懶漢》The Loafer of Shanghai 這一英文版初稿寫成于1957年7月以前，內容主要是懼內的嚴先生回上海賣屋，一去不回。《浮花浪蕊》里艾軍的故事完全符合一個“上海懶漢”，可能就是英文初稿的軸心人物。

第三，英文版沒有賣掉，后來稿子很可能遺失了。

第四，1970年代后期張愛玲大改了這篇小說，同時改成中文，變成《浮花浪蕊》，小說采用洛貞的視角敘事，也加入了大量洛貞的經歷，因此和初稿相比可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

《浮花浪蕊》在張愛玲作品中相對不被重視，而小說里艾軍、范妮的故事在大改之后分量也已經變得不那么重，所以更容易被忽略過去。1983年張愛玲為皇冠出版的小說集《惘然記》寫的序言里提到《相見歡》《色，戒》和《浮花浪蕊》：“這三個小故事都曾經使我震動，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寫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來只想到最初獲得材料的驚喜，與改寫的歷程，一點都不覺得這期間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這三個令她震動驚喜的小故事，前兩個是指《相見歡》里她親耳聽見的中年表姊妹間隔膜的對話和《色，戒》里羊毛特工功敗垂成的暗殺，至于第三個，根據張愛玲自己的話來推斷，自然是《浮花浪蕊》里一個男人借著賣屋一去不返的懼內故事。按照張愛玲的一貫風格，這個故事多半也來自身邊的親歷或者見聞，也許這篇小說的本事也可以探究一下。先來看一下英文版初稿的寫作時間。1957年7月14日張愛玲寫信給宋淇夫婦，提到：

兩星期前我寫了一個短篇小說“The Loafer of Shanghai”，寫懼內的嚴先生賴共黨庇護，回滬賣屋一去不回。（我告訴過Mae這故事）Mrs. Rodell看了說“A lovely twise on the henpecked story，but under-dramarized.”〔是懼內故事的有趣節(jié)奏，但戲劇性不足〕一定賣不掉，要我重寫。我回信說只好暫擱一擱，一時無法改寫，請她先試一兩家，得到一個反應后再寄還給我。

既然這么說，可見《浮花浪蕊》里的故事確有所本，是以前她曾講起過的那個“嚴先生”。稍早一點，她也提到過“嚴家”：

（英皇道近繼園）想不到我還會這么快樂地走這條路——從前住在繼園內時我每天都得走下山到嚴家去——那時不在做事，不在讀書——一切都好像毫無希望。

這是《張愛玲語錄》中的一則，按照宋以朗在引言中的解釋，語錄基本來自鄺文美和張愛玲聊天之后的記錄和部分從張愛玲筆記中抄錄的內容，時間大概是1954-1955張愛玲赴美前。這里涉及張愛玲1952年赴港后的經歷及住處變化，似乎可以討論一下。

根據張愛玲1966年6月4日致華盛頓的英國大使館的信件的自述，她1952年7月抵達香港，進入港大，讀到11月學期結束前就匆忙趕往日本，同時向港大注冊處報備離港。因為沒有在東京找到工作，1953年2月回香港，也因此和港大鬧得很不愉快。不久依報紙廣告應征東南亞英國專員公署的翻譯工作，對方核查地址時曾到港大女生宿舍詢問。之后應征美國新聞處的翻譯工作，其間結識了宋淇鄺文美夫婦。

而宋淇寫于1976年的《私語張愛玲》，記述了張愛玲當時住在香港女青年會，漸漸為人所知以后，偶然會有人找她。于是托自己在宋家附近的一條橫街租了一間斗室居住，一直住到1955年10月赴美。這一時期她在寫《赤地之戀》，也是宋鄺夫婦和她往來最密切的時期。

宋以朗曾提到1950年代宋家住在北角繼園，張愛玲租的房間就位于附近的英皇道。概括起來，就是張愛玲從港大退學后住在女青年會，找到美新處的翻譯工作，同時寫作《秧歌》，其間和宋淇夫婦熟識，同時為了避免有人打擾，她搬到了繼園宋家附近的英皇道，在一間連桌子也沒有的小房間里寫《赤地之戀》和申請赴美，直到1955年10月離港。這段時間鄺文美經常去看她聊天，《張愛玲語錄》就是這么來的。那張最著名的仰著臉叉腰而立的照片也是在住處附近的英皇道蘭心照相館拍攝的。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北角有“小上海”之稱，住滿了來自上海的新移民。張愛玲說想不到自己還會這么快樂地走這條路，明顯是指第二次住在附近了。和之前對比：也住在繼園，不在做事和讀書，每天都得走下山到嚴家去，覺得毫無希望。和上文對照一下，符合這種描述的，只有1952年夏天到香港但還沒搬入港大宿舍，以及1953年2月以后從港大退學還沒找到工作這兩個時期。尤其是前者。和《浮花浪蕊》里洛貞初到香港租下便宜住所，經常到范妮家里收信和洗澡的描述頗有相似之處。

不止于此，張愛玲的書信里多年后還有提到“嚴家”，1982年6月，張愛玲給宋淇夫婦的信中說：

我姑姑的兩塊玉牌我托她亡友的小兒子在紐約賣，每隔三個月打個電話去問，請他拿到Parke-Berne拍賣，他總拖宕著，答應到洛杉磯時打電話給我也不打。他是個executive，東西兩岸兩頭跑。兩年多后，他去年回上海又見到我姑姑，她來信說她自己跟他說，她不要賣——當然不是要送回上海去。但是仍舊石沉大海，就此吞沒了。我也不再跟我姑姑提起。我知道她情愿不要錢，不愿考驗她的朋友，已經朋友太少了。我是因為聽她說的他姊妹兄弟中就是他關心老父。他大姐是杜月笙的媳婦。是我太冒失，不去想它了，本來對你們都懶得說，不過又何必一個人都不告訴。

同一時期，張愛玲在和司馬新的通信中也提到了這件事，當時司馬新取得哈佛的學位后改行從商，在波士頓大禮品公司就職，每年數次到上海、北京、天津，于是寫信給張愛玲說她有什么事在上海自己都可以代辦。張愛玲8月初回信：

我在上海倒沒什么事奉托，幾時如果去紐約，不知道能不能去看一位嚴先生一次（略去英文地址電話）。是我姑姑的亡友的兒子，小名阿鄔；我最后一次見到，他才十五六歲。我姑姑信上說他現在是個Executive（高級職員），常回上海去看他父親，跟我姑姑姑夫也很熟。我就把她的兩塊小玉牌托他替她在紐約拍賣。但是她上次見到他的時候告訴他她不想賣了。我想請把附條面交給他，取回玉牌掛號寄給我——盒子里塞滿棉花和團皺的Kleenex就不會破損，保一兩千元的險就不會寄丟了。不過這種嚕蘇事實在不好意思奉煩，一再躊躇，所以遲未作復。……如一時不會去紐約，就請先擱著再說。我這一向忙，要忙到明年，也不會去另托人。但如果到紐約總是來去匆匆，不易抽出時間來，請千萬告訴我，絕對沒關系。

司馬新年底前去了紐約見到嚴先生，但是東西沒有拿到。回去寫信給張愛玲道歉，張愛玲回信表示不要緊。這事還有后文，到了1983年初，她給宋淇夫婦的信里說：

兩塊玉牌費了無數事之后終于寄了回來，他自己辦運輸公司，包裝得十分職業(yè)化，但是chipped〔磕碰〕多處，也不用賣了。

兩相對照，很明顯是同一件事，這個頗有意思的小細節(jié)信息不少，我感興趣的是嚴家和張茂淵的關系：

一、信里提到的嚴先生是張茂淵“亡友的小兒子”，同時又只有他最關心老父，常到上海探望，那么張茂淵的亡友自然就是他的母親嚴太太；

二、嚴先生父親當時還在上海；

三、這位嚴先生在紐約從事運輸行業(yè)，是個Executive；

四、嚴家夫婦的大女兒是杜月笙的媳婦；

這里的嚴家和1950年代初張愛玲一度天天走下山去的嚴家是否就是同一家，還需要其他證據。

證據來自李開第的回憶。當然不是講嚴家，而是講他和張茂淵的相識經過。司馬新1987年9月、陳怡真1995年6月都曾在上海訪問到李開第，談到舊事，司馬新的記錄最簡略，李開第說自己1920年代在英國留學，張茂淵和黃素瓊當時也在英國，大家都是好友。

陳怡真訪談比較詳細：

“我在英國念書的時候，就知道中國留學生當中有個張?zhí)埿〗悖贿^我在曼徹斯特，她們在倫敦，始終沒有見到面。反而是在一九二八年我們先后回國后，在上海見的面。我的一個好朋友姓嚴，他的太太和張?zhí)埿〗闶呛门笥眩O宴給她們接風。在上海最好的旅館南京西路的大華飯店請客——那里也是蔣介石、宋美齡結婚的地方。嚴太太請了我當陪客，我同張?zhí)埿〗愣继宋瑁矣浀盟齻兊母吒隙坚斄算@。"

李開第結婚的時候，姑姑還曾代替生病的嚴太太當招待，……“她和我們夫妻倆都變成好朋友。”

抗戰(zhàn)勝利后，李開第回到上海，因戰(zhàn)事，書沒讀完就回上海的張愛玲和姑姑已住在常德公寓。“我常去拜訪她們。……過了兩年，她母親回來了，我請她吃飯，有嚴太太、張小姐。不過沒有愛玲，大人請客不請小囡的。”

這里提到了嚴先生夫婦，從李開第的回憶看，他們和李開第張茂淵的關系都很密切。最詳盡的記述則來自黃偉民的《回憶張愛玲的姑父李開第》一文，黃偉民和李開第同屬九三學社上海外貿支社社員，1982年初相識，往來漸漸密切，聽李開第談起過妻子張茂淵的家世，也提到過張愛玲，1988年為了指出周劭關于張愛玲的文章的錯誤，黃偉民按照李開第的轉述和張愛玲的信件寫了反駁文章發(fā)表，自此之后，兩人關系更加密切，李開第陸續(xù)將一些舊事告訴黃偉民，希望他將來寫一些東西，免得世面上以訛傳訛的東西太多。1999年李開第去世后，黃偉民寫了這篇文章，大概是目前關于李開第經歷最詳細的記錄。

按照黃偉民文章所述，李開第1902年生于閔行北街鈍嘏堂，出身于當地大戶人家，十二歲考入交通部所屬上海工業(yè)專科學校（即交通大學前身）附屬學校，之后升附中（高中），直至1924年交大畢業(yè)。由于成績優(yōu)秀被保送留學，1925年搭乘了法國船去英國。

1927年暑假，在英國北部舉辦了留英中國男學生會夏令營，不少留英學生都參加了。李開第的好朋友嚴智珠先生和其太太許慧磊也參加了夏令營。張茂淵當時在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學鋼琴，是留學生中眾人矚目的明星，給嚴智珠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夏令營之后，嚴智珠就把在那里的種種情況告訴了李開第。第一次聽到張茂淵的名字，李開第并不在意。

1927年底，李開第乘船去比利時、法國游玩，隨后就進了英國人開設的安利洋行擔任工程師，而他的一些朋友學業(yè)完成之后也相繼歸國，嚴氏夫婦以及張茂淵姑嫂也回到了上海，經嚴氏夫婦介紹，李開第結識了張茂淵，并成了一個圈子里的朋友。

步入而立之年，經媒人介紹，李開第與閔行的富家之女夏毓智結婚。1932年9月，李開第在大華飯店舉辦了盛大的婚宴，能講一口流利英語的張茂淵作了女儐相。

之后李開第被安利洋行派往香港工作，因此張愛玲港大讀書期間，李開第接受張茂淵委托做過監(jiān)護人，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李開第離港赴重慶，直到抗戰(zhàn)勝利后回上海，與張茂淵來往頻繁。張茂淵和李開第妻子及其姐妹都成了好友。

上述三篇文章涉及的舊事基本一致，只是詳略有差異：李開第有個跟他同時在英國留學的好友嚴智珠，嚴太太許慧磊則是張茂淵（也包括黃素瓊）的好友，這份友誼開始自1920年代的英國，并且延續(xù)到了回國之后的上海。李開第也是通過嚴氏夫婦才認識的張茂淵。這些內容，和張愛玲談話及書信里提到的，還有《浮花浪蕊》的相關情節(jié)多有相似處，當然，只有訪談和回憶肯定是不夠的。

根據《南洋公學 交通大學年譜》的記載，清廷1897年在徐家匯辦南洋公學，1912年民國建立，改名為上海交通部工業(yè)專門學校，并有附屬中學和小學。李開第1916年小學畢業(yè)，1920年中學畢業(yè)。1921年的中學畢業(yè)生中則有嚴智珠的名字。李開第和嚴智珠是中學時代的前后同學。

1924年夏，李開第在交通部南洋大學電機科畢業(yè)，被分派到膠濟路擔任練習生。1925年2月，交通部批準李開第赴英國曼徹斯特茂偉電機制造廠實習。同時赴英的還有李開第的從小學到大學的同學趙曾玨。二人當年在南洋大學的《工程學報》《友聲》《南洋旬刊》等刊物上多次聯(lián)名發(fā)表文章、通訊，向師長同仁報告茂偉電機廠的情況及工程學生留學途徑，是當時比較活躍的學生。

1926年，南洋公學同學會主辦的《南洋季刊》第一卷第二期“電機工程號”出版，其中有一幅照片“本校旅英校友攝影”。

左三李開第，右二嚴智珠，右一趙曾玨。

1926-1927年間，南洋大學為紀念建校三十周年，發(fā)行了《南洋大學卅周紀念校友錄》，其中收錄了李開第和嚴智珠，除了有兩人的中小學記錄，李開第下注明“英國茂偉電廠實習”，地址為：

Mr.  K. D. Lee，

112 Derbyshire Lane Streetford，

Manchester England

嚴智珠下注明“英國曼芝忒大學肄業(yè)”，地址為：

Mr.  T. C. Yen，

48， Mauldeth Rd.， West，

Withington， Manchester， England.

很明顯當時兩人都在曼徹斯特，只是嚴智珠在大學讀書，李開第在電機廠實習而已。另一份編于1934年的《留英同學錄》記載，嚴智珠“民十二至十八年。曼徹斯特大學工科學士。并有實習”。他1921年即民國十年夏天中學畢業(yè)，1923-1929年在曼徹斯特大學留學并實習。1930年初的《時報》登有一張“交通大學留英曼卻司德同學合影”，也還有嚴智珠在內。張愛玲的母親和姑姑則于1924年離開天津出國赴英，到1928年回上海。因此嚴智珠夫婦和她們相識自然也是在這一時期。

按照李開第所說，1927年暑假，嚴智珠許慧磊夫婦和張茂淵都參加了中國留學生夏令營，當時張茂淵在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學鋼琴，在留學生中頗受人矚目。嚴許夫婦對她印象都極好。回來之后嚴智珠告訴了李開第，那也是李開第第一次聽到張茂淵的名字。半年之后，李開第完成在英國的實習，接受了英國安利洋行聘書，回到上海在洋行任工程師。接著張茂淵黃素瓊和嚴許夫婦相繼回國。從時間上看，張茂淵她們回國時間要早于嚴許夫婦，所以嚴太太為張茂淵接風可能是李開第記錯了。不過當時她們已經是好朋友，并且嚴太太請客招待張茂淵姑嫂，還請了李開第作陪，介紹他們認識，大致不會有誤。他印象中初識的時候在當時最好的旅館大華飯店吃飯，請她們跳了舞，還記得她們“高跟鞋上都釘了鉆”，這和張愛玲在《私語》《雷峰塔》和《小團圓》中對于同一時期姑姑和母親的描述非常接近。當時張茂淵的財產還在，不需要工作，衣著非常時髦，生活也奢侈，經常和黃素瓊出去跳舞。有一份上海國貨陳列館1930年的年刊，記錄了9月14日社會局暨陳列館在華安大廈八樓的一次“招待名媛”活動，張茂淵的名字就列在社會局長太太唐冠玉之后。顯然從1928年回國到1930年代初期，張茂淵的名聲和財力都相當出眾，也比較活躍。

至于嚴智珠，他是浙江慈溪人，祖父是清末著名實業(yè)家嚴信厚（1838-1906），即嚴筱舫，參與創(chuàng)辦了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和第一個商會（上海商業(yè)會議公所），是多家近代企業(yè)的開創(chuàng)者，被稱為“寧波商幫”第一人。產業(yè)主要分布在天津和上海。父親是嚴信厚的獨子嚴子均（1872-1930）。嚴信厚去世后，嚴子均除繼承父業(yè)外，也參與創(chuàng)辦了四明銀行。1910年因為上海橡皮股票風潮的影響，嚴家的源豐潤票號上海總號破產倒閉，元氣大傷。嚴子均先后兩娶，生有五子七女。長子嚴智多，字祝三，生于1896年，1930年嚴子均去世后掌管家業(yè)。

嚴智珠是嚴子均次子，字聯(lián)五，生于1900年。嚴子均第三子以下都生于1915年以后了。相比之下，嚴家女兒反而比較出名，尤其是四五六三位：嚴彩韻（1902-1982）、嚴蓮韻（1903-2003）早年畢業(yè)于金陵女子大學，分別從事生化研究和教育行業(yè)，都頗有貢獻。六女嚴幼韻（1905-2017）因為和顧維鈞的婚姻以及長壽著名。嚴蓮韻曾經說過，從小家里請了國文和英文老師到家里來教，只是兄弟們讀書一般，倒是女孩子們讀得好。

嚴智珠1929年完成學業(yè)后和妻兒回國，1930年5月1日起，出任意商臺祿洋行華經理。和李開第不同，嚴智珠學的是紡織，臺祿洋行（Dell'Oro & Co.），位于廣東路1號，主要經營絹絲線進出口業(yè)務。

臺祿洋行（ The North China Desk Hong List 即《字林西報行名錄》，1931年7月）

這一時期的《字林西報行名錄》基本都是如此，其中擔任買辦/華經理（compr.）的 Yen，T.C.就是嚴智珠。這段擔任買辦的時間不算長，1934-1935年間，嚴智珠因為與江南銀行和中華銀行的債務糾紛出現在幾次訴訟中。1934年上海市政府的國貨調查錄中有一家“大公染織布廠股份有限公司”，注明發(fā)明人為嚴聯(lián)五、梁培基。廠址位于華德路齊物浦路1001號，主要生產漂白布、陰丹士林色布等紡織品。

1935年8月，《新聞報》登出“大公染織廠總經理唐性存啟事”，聲明去年大公染織廠創(chuàng)立之初曾由嚴聯(lián)五擔任董事兼經理職務，但由于嚴的股本未能繳足，而且對于商情隔膜，已經在去年年底正式脫離大公，所有業(yè)務都由自己處理。這很明顯是擔心當時銀行和嚴聯(lián)五的債務糾紛。大公的主要產品是陰丹士林布和大公藍布，后來在1940年代發(fā)展頗為迅速。

擔任洋行華經理和創(chuàng)業(yè)似乎都不大順利，嚴智珠之后閑散了一段時間。1936年的《中國工程師學會會員通信錄》中，李開第和嚴智珠的地址和職位如下：

回國七八年之后，李開第仍在安利洋行任電機工程師，級別為正，嚴智珠的專業(yè)級別為仲，通信地址則是家庭住址，似乎暫時沒有職業(yè)。按照這本書的分級，當時工程師專業(yè)只有正、仲、初級三類。地豐路29號是嚴家老宅之一，1930年6月嚴子均就病逝于這幢房子里。

1934年的《留英同學錄》中，嚴智珠已經有“四兒女”。根據嚴家后人整理的家譜，分別是生于1921年的長女嚴仁菖，1922年的嚴仁英，1924年的嚴仁豐和1931年的嚴仁山。

而這個時期的許慧磊，在兩次政府救災的賑濟捐款中都有出現，一次是1933年國民政府救濟水災的捐款，“許慧磊太太”和“徐青畹太太”并列列名其中，徐青畹是嚴智珠兄長嚴智多的續(xù)弦妻子。另一次是1935年上海為各省水災賑濟的捐款，這兩位嚴太太也都榜上有名，其中“嚴許慧磊女士經募”一條，即通過許慧磊募集到的捐款，既有她的兒女，還有臺祿洋行的捐款，甚至還有張茂淵。

另外，張子靜也曾經提到，他印象中的姑姑不茍言笑，只有在1928年回上海和兄嫂同住的兩年里，有兩個朋友和她較為親近，常來找她閑聊，一個是Aunt Yan，另一個是Uncle Yai。她們有說有笑，還經常一起去仙樂斯跳舞。用這樣的稱呼，應該是張茂淵在英國時認識的朋友，我疑心這里的Aunt Yan就是嚴智珠太太許慧磊，當然按照當時的寫法，應該寫作Aunt Yen。

李開第1932年結婚，張茂淵送了禮，做了女儐相，還代替生病的嚴太太擔任招待。1930年代后期，李開第被安利洋行派往香港，因此張愛玲1939年秋天進港大時，張茂淵黃素瓊就托了李開第擔任張愛玲的監(jiān)護人，李開第去碼頭接張愛玲，黃素瓊還放了一筆錢在他那里，只是因為張愛玲第二年拿了兩個獎學金，那筆錢不必動用。不久李開第離開香港，轉托港大任教的吳錦慶接任監(jiān)護人。

同一時期，嚴智珠到了北京，進入銀行系統(tǒng)任職。1937年的銀行年鑒里北平中孚銀行的重要職員名單里出現了嚴智珠（字聯(lián)五）的名字，曾任中孚銀行分行的會計員以及西城甘石橋大街支行的主任。1939年五月，嚴智珠擔任中孚銀行位于西單北大街的西城支行經理。這一時期，嚴智珠似乎全家都搬到了北京，他的長子嚴仁豐進入北京私立育英男校就讀，1940年夏天初中畢業(yè)。育英是公理會主辦的名校，和貝滿女中齊名，校址在燈市口附近。嚴仁豐生于1924年，1940年時十六歲。

1940年7月，嚴智珠出任上海同濟機織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廠長。這家工廠是潘志詮、潘志賢兄弟于1939年創(chuàng)辦的，廠址在上海檳榔路，主要織造富樂色布、富樂紗和同濟士林香衣府綢等產品。潘氏兄弟是廣東新會人，父親潘澄波曾是怡和洋行的總買辦，退休后由長子潘志詮接任，直到1941年為止。由于資本雄厚，產品口碑也很好，因此同濟的經營很順利。幾年間不斷增加資本，1943年初該廠的股票就上市了。嚴智珠1940年代前半段一直在廠長任上，目前能看到的資料，1945年他還在職，但是戰(zhàn)后的1947年，同濟的廠長換成了何裕棠。之后直到上海解放，就基本沒有嚴智珠在紡織行業(yè)的信息了。

1946年3月16日，嚴智珠長兄嚴智多第三個女兒嚴仁蕓和杜月笙的第五個兒子杜維翰結婚，婚禮在麗都飯店舉行，杜維翰是和弟弟杜維寧一起結的婚。

當時嚴智珠的長女嚴仁菖也經歷了一次婚姻風波。她生于1921年，和葉惟儉有過婚約，并定于1945年11月10日舉辦婚禮。沒想到當天葉惟儉忽然生病，臨時取消了婚禮。嚴智多嚴智珠還因此專門聯(lián)名登報發(fā)了“嚴宅啟事”。這件事看起來頗為可疑，因為四個月后，這對未婚夫婦就分別委托律師，登報解除了婚約，理由是“雙方意見不洽”。1947年3月，嚴仁菖和杜月笙的次子杜維垣在香港結婚。

按照杜月笙幼子杜維善的口述，杜家兒女的婚事基本由杜月笙決定，杜維垣很聽父親的話，他也生于1921年，一直在美國讀書，抗戰(zhàn)勝利后學成回國，杜月笙要他跟嚴家小姐結婚，他就奉命結了婚。不過杜維善比杜維垣小12歲，自述戰(zhàn)后杜維垣回國自己才第一次見到他，他婚后不久又走了，以后一直在美國的聯(lián)合國文教處工作。可見兄弟間了解極少。杜維善還說過他二嫂、五嫂都是嚴家仁字輩的，大概是表姐妹或堂姐妹，二嫂結婚后妹妹也嫁到了杜家。這些都明顯有誤。嚴智多女兒嚴仁蕓確實比嚴仁菖小了五歲，但是早一年嫁進杜家。杜維垣一直在美國讀書，戰(zhàn)后拿到教育碩士學位后回國，1947年1月當選為上海嵩山區(qū)區(qū)長。抗戰(zhàn)勝利后杜月笙曾回到上海，由于身體原因又去了香港養(yǎng)病，2月20日，杜維垣飛去香港。當時上海小報報道了這一消息，認為杜維垣是去向父親報告近期上海的商務狀況。同機去港的還有他當時的未婚妻嚴仁菖及其父母嚴智珠夫婦。但其實這次去香港主要是為了辦婚禮。3月9日，杜維垣嚴仁菖結婚。第二天的上海大報上登了杜月笙和嚴智珠聯(lián)名宣布的消息：

1948年6月，杜維垣辭去了區(qū)長職務。杜維善記得他除了在杜月笙去世前后到過香港，之后一直在美國紐約聯(lián)合國工作。不過按照港臺報紙的記載，至少1950-1960年代，杜維垣夫婦還是在臺灣的。

李開第抗戰(zhàn)勝利后從重慶回到上海，和張茂淵常有來往。他對張茂淵姑侄從常德公寓搬到重華新村再搬到卡爾登公寓的經歷印象頗深，記得戰(zhàn)后黃素瓊回國以及自己請飯的事，其中也有嚴太太許慧磊，甚至一直清楚地知道張愛玲寫于1950年的《十八春》有許多背景取材于卡爾登公寓的周邊地區(qū)，自稱對故事也很熟悉。從這些內容看，李開第和張茂淵、嚴智珠許慧磊夫婦之間是有一個聯(lián)系緊密的小小的朋友圈的。

嚴許夫婦的下一代很早都離開大陸，至少部分人搬到了香港，成為張愛玲記憶中最初落腳在北角的“嚴家”，嚴智珠最后一個人留在上海，按照嚴家后人的家譜，他在1982年去世，生前曾任上海永新雨衣染織廠總工程師。他最小的兒子則在美國從事物流業(yè)。

回到小說文本，故事核心是鈕先生鈕太太，他們和比主角洛貞大一二十歲的姐姐差不多年紀，同在國外留學。鈕先生家境不錯，為他娶了進過教會學校的太太照顧他。讀了十多年才拿到學位。鈕太太心思細密，能干又老練，是一群留學生中的老大姐。回國后家業(yè)零落，靠了鈕太太善于經營，撐起大場面，她不再看重學位，只用心將兩個女兒嫁得很好。鈕先生則一事無成，跟朋友合伙辦過農場和染織廠，最后除了拿精致的衣料和雞蛋分贈親友毫無所得。日常只是打理自己一頓早飯和下午茶，加上十幾套英國西裝，紳士味道十足。 1949年前后鈕家搬到香港，鈕先生因為要回上海賣房子，一時賣不掉加上又是慢性子，終于滯留不歸。鈕太太換了環(huán)境失去了施展的天地，因為知道鈕先生的事生了氣，不久便去世了。

《浮花浪蕊》里的鈕先生，一輩子幾乎都隱身在家族和太太的庇佑之下，面目模糊，只是遇到了大時代的一個偶然情境，似乎是半推半就著實踐了一次自己的意志——自然，和原型故事相比，這一點也依然存疑，因為有著太明顯的“張看”的濾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