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躺平又無法徹底躺平，渴望辭職不上班又感到焦慮，有好多想做的事最后卻選擇什么都不做……搞壞的身體、高強度的情緒勞動、外賣和預制菜、家務外包、補償性消費，當工作已經全面占領生活，我們是否還有別的選擇？

大衛·弗雷恩的《對工作說不》分析了這些情緒和現象背后的社會原因，指出：工作—生活平衡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詭計，錯不在你！

01

一天的工作究竟在什么時候真正結束？

我從一個聽起來很簡單的問題開始：一天的工作究竟在什么時候真正結束？雖然我們所在的崗位可能會根據合同要求我們每天工作一定的時長，但很顯然，我們并不是簡單地在下班時間走出工作場所，就能進入一個自由世界。特奧多爾·阿多諾早在1970年代發表的一篇短小而尖銳的文章《自由時間》中就揭示了這一點。阿多諾質疑人們在工作之外的時間里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正自主的。他認為，非工作時間的潛在目的只是為了讓人們為重新開始工作做好準備：自由時間根本不是自由的，而僅僅是“以利潤為導向的社會生活形式的延續”。

這是因為它所涉及的活動往往與工作具有相似的性質（例如看屏幕、做家務），但也是因為種種異化會導致人類下班后對休息恢復的強烈需求。通過消耗人們的體力和精神，異化的工作形式確保了工作者的大部分非工作時間都會用于放松、退到逃避現實的娛樂形式中或者通過消費來補償一天的勞累。

如果說我們在自由時間進行的這些恢復或補償性的活動總歸是令人愉快的，那阿多諾會說，這些愉快只是一種膚淺自由的表現。他認為，只要自由時間仍然被人們試圖逃脫的力量所決定，那它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他堅持認為，有必要將自由時間與更為美好的真正閑暇進一步區分開來。如果自由時間僅僅代表工作的繼續，那么真正的閑暇就代表了一片甜蜜的“未經中介的生活的綠洲”：人們在其中脫離了經濟需求、真正自由地感受世界及其文化。

阿多諾認為，在富裕社會中盛行的是一種墮落的自由時間的形式，而不是真正的閑暇。在這種墮落的自由時間里，大家所進行的具有自我定義的意義的活動，往往局限于“愛好”：一些為了打發屬于我們自己的少得可憐的時間而進行的瑣碎活動。阿多諾強烈地反對愛好一詞，認為它貶低了無償活動的價值。在一段令人難忘的文字中，他自豪地說道：

我沒有愛好。并不是說我是那種除了勤奮地完成規定的任務之外，不能利用自己的時間做任何事情的工作狂。而是，就我職業范圍之外的活動而言，我也無一例外地非常認真地對待它們……創作音樂、聽音樂、全神貫注地閱讀，這些活動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稱它們為愛好，是對它們的嘲弄。

阿多諾經常被人指責精英主義，因為他采取了“高級”文化和“低級”文化這種相當激進的區分。在上面的引文中，他對閱讀、創作音樂和聽音樂（放心，一定是古典音樂）的嚴肅旨趣隱隱地與“更低級”、更逃避現實的文化形式形成對比。我不會在此為這種區分辯護，但我還是希望指出，阿多諾關于人們的時間受到圍攻的普遍論斷，具有很大的當代意義。

我們可以想想，標準的八小時工作日在多大程度上將自由時間分割成碎片。全職工作者的時間體驗是一系列快速離散的時間碎片：工作時間和自由時間不斷交替，而自由時間僅限于晚上、周末和節假日。當自由時間以這種方式被分割時，阿多諾譴責的那些草率的愛好，就可能成了我們在有限的時間里唯一能做的事情。

少量的自由時間為我們參與更實質性的自我定義的活動提供的空間極為有限——而這些活動往往需要穩定的時間和精力的投入，無論是專注、奉獻、建立社群或者學習新技能。這種情況的最大受害者是當今典型的忙碌工作者：他們天黑時才乘坐交通工具回家，仍然有電子郵件要回復，經常感覺到筋疲力盡以至于無法與家人進行情感交流，除了睡前喝酒和看電視外，他們不愿意做其他事情。這里的重點并不是說喝酒或看電視是“低級”活動，而是工作者已經被剝奪了選擇其他活動的時間和精力。

我們可以在2014年上映的《樂高大電影》中看到阿多諾所說的閑暇時間的墮落的現代表現。這部電影的主角——一個名叫埃米特的普通人——不工作的大部分時間都坐在沙發上，聽著無腦流行歌曲《一切都很棒》（相當于樂高世界里的法瑞爾·威廉姆斯的《快樂》），看電視廣告，還會認真地調臺看一部名為《我的褲子在哪里？》的喜劇片。埃米特每天在同一時間洗澡、刷牙和鍛煉，通勤路上遇到同樣的堵車，和同事進行同樣的空洞對話，然后回到家里，去找他最好也是唯一的朋友——一盆盆栽。如果我們愿意忽略這個批判正是資本主義自身文化產業的產物的諷刺事實（因為本質上這是一個價值數百萬美元的樂高廣告），我們會在《樂高大電影》中洞察出現代生活被管理的本質。

阿多諾的自由時間是工作的延續的論點，在21世紀也發生了字面意義上的轉變：隨著筆記本電腦和智能手機等網絡技術的興起，工作滲入了生活當中從前不存在和不受歡迎的地帶。

梅麗莎·格雷格探討了對當今的許多雇員來說，工作是如何掙脫工作日的時間和空間限制，以一種令人不得安寧、永遠存在的“待辦事項”列表的形式出現。通過對辦公室工作人員的采訪，格雷格揭示了以非共時通訊為最佳設計特征的電子郵件或即時通信等技術，最終對人們產生了全然相反的影響——他們因為無論是否在辦公室都要時刻保持在線、積極響應和能被找到而倍感壓力。職業咨詢網站“磨刀石”上的一篇文章表明，許多專業人士現在已經習慣了隨時待命的想法。一位讀者寫道：

通過手機或Skype與處于困境或懷有疑問的客戶保持聯系，能將潛在的危機化解為一次路上的輕微顛簸。客戶不會容忍“我在度假”這樣的借口。如果我們不能勝任，我的下一個假期將是在家里和我的橡皮鴨洗熱水澡。

就跟他們的筆記本電腦一樣，如今那些要求高度投入的組織里的雇員們似乎也必須時刻保持“接入電源”的狀態。

02

坐立難安的自由時間

微軟最新的游戲機Xbox One推出時，就以速度為賣點進行了大力營銷。玩家插入磁盤，等待加載，然后花幾個小時玩游戲的原始樂趣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的游戲幾乎可以立即加載。游戲無聊了？只需按一下按鈕（或者對于那些花大價錢購買更昂貴型號的人來說，只需揮揮手），你就可以將顯示屏一分為二，讓你可以在玩游戲的同時看電視。在駕駛游戲中實現了相當快的圈速？無縫退出游戲并進入社交媒體應用程序，就可以在線與朋友分享您的成就。想了解您最喜歡的電視節目的幕后花絮嗎？將你的平板電腦與Xbox One同步，并將其用作第二屏幕，在觀看時瀏覽最新的幕后信息。Xbox One是一款專為高速一代打造的高速娛樂系統。它給電子游戲帶來了與現代流行音樂同樣的命運。沃爾特·克爾在他的《樂趣的衰落》一書中寫道：

我們有用于閱讀的音樂、用于入睡的音樂，而且，正如一位幽默作家所說的，還有用于聽音樂的音樂。這些標題的有趣之處在于它們如此坦率地描述了流行藝術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地位。他們一開始就承認，看在上帝的分上，沒有人應該坐下來聽音樂。大家都認為，當音樂播放時，所有能聽到的人都是要去做其他事情的。

Xbox One，就像克爾書中的“用于閱讀的音樂”或者“下飯節目”一樣，是一款適合斯塔凡·林德所說的“忙碌的休閑階級”的產品。當沒有足夠的空閑時間時，僅有的空閑時間也會變得緊張和令人焦慮，并且我們會越來越傾向于像對待工作一樣帶著效率和生產力的意識來進行休閑。Xbox One等未來感產品的吸引力在于，它能夠緊湊地安排我們的享樂時間，甚至允許我們同時享受多項活動。

換句話說，它使我們從少量的閑暇時間中獲得最大的樂趣。然而，營銷宣傳忽視的事實是，無論我們如何組織和安排我們的享受，這永遠不足以對抗因自由時間太少而帶來的壓倒性的緊張感（更不用說努力同時關注兩件事帶來的混亂感）。斯塔凡·林德那本寫于1970年代的書的總體觀點是，富裕社會已經發展到了閑暇時間不再閑暇的境地。忙碌階層的消費速度超出了他們實際享受商品樂趣的能力。林德以他標志性的挖苦口吻寫道：

晚餐后，［一個人］可能會喝著巴西咖啡，抽著荷蘭雪茄， 啜著法國白蘭地， 讀著《紐約時報》， 聽著《勃蘭登堡協奏曲》，逗他的瑞典妻子開心——所有這些都在同一時間進行，并有著不同程度的成功。

如今富裕工作者結束一天的辛苦工作回到家時，發現自己家中擺滿了邀請自己進行某項活動的物品。在我自己家里，我發現的是一個彈出無數觀看推薦的網飛賬戶，一組塞滿CD的書架，一堆沖動買下、等著我閱讀的書籍，還有一個冰箱，里面裝滿了需要在變壞前烹飪的食材。在我不那么忙碌的時候，這些是很多快樂的源泉，但是當我太忙而無法享受它們時，它們只不過是挫敗感的來源。這些所有物很容易讓人感到焦慮，它們提醒著人們自由時間是多么稀缺。因為被太多的選擇困住，以及為自由時間的缺乏而煩惱，我們常常選擇看起來唯一可行的事——什么也不做。

我的研究的一部分參與者非常了解這種感覺。露西提醒了她的丈夫馬修他在當地一家雜志社工作期間經歷的焦慮慣性：

很多時候，當你從那兒回到家時，你只會干坐著不知道該做什么，而且還對自己浪費時間感到非常惱火。或者說你不會做任何一件你完全想做的那件事之外的事情——比如你不會和我一起看電影，因為在你本可以做更好的事情的時候，這有點像浪費時間。但最終你往往什么都沒做。

露西說，她在廉價商店工作期間，休息時間也經歷了類似的緊張感。她說，那段時間她的自由時間幾乎毫無價值：“周六我要從下午四點工作到早上八點，這太可怕了，因為它是下午四點開始，而我在那之前什么也做不了，因為我會為那天晚上必須去上班而感到沮喪。”而當露西輪到上午十一點開始的排班時，“很多人會說‘可以睡懶覺你不開心嗎？’我會想，不，我什么也做不了，因為我十一點就開始上班了。那之前你不能隨意出門做你喜歡做的事”。

在我整個研究當中，這些坐立不安的經驗十分常見。拉里（我們沮喪的社工）說，他喜歡讀小說，但下班后通常會感到太累而無法閱讀：“我已經受夠了那個屏幕。”杰克說，他在原來的全職工作中曾經一度感到完全“精疲力竭”“身心透支”，而且“總是處于從工作中恢復的狀態”。參與者逐漸認識到， 在他們以前作為全職工作者的生活中，他們的大部分自由時間都是在準備或恢復的狀態里度過的，因此這些時間在某種意義上仍然屬于他們的雇主。

如果說缺乏優質的自由時間是工作生活方式的主要痛苦之一，那么放慢腳步和減少工作會發現什么新的樂趣呢？對謝里爾來說，她相信擁有更多的自由時間讓她更加自發地去做很多事情。她重新發現了那些在工作周規定好的安排中往往不被接納的計劃外的樂趣。

凱特·索珀在她關于另類享樂主義的論點中提出，隨著生活變得更加忙碌，人們常常遺失的是“消費的審美或儀式層面”。我們只需看看圍繞進餐時間的不斷變化的做法就可以了解這一點。索珀認為，用餐時間具有個人和文化價值，作為一種“共享的、歡樂的活動，有其自身的內在價值……促進人類交流， 提供思考和身體更新的食糧”。用餐時間是極度的享受和社會交往的機會，但是現代文化的速度以及它的即食食品和可悲的辦公桌午餐，削弱了它的儀式性。

這種具有深層心理維度的原始樂趣，被簡化為僅僅為了維持生物機能的活動。這段因為要獲取必要卡路里和維生素劑量所花費的時間，必須通過同時閱讀報紙或者看電視來提高使用效率。

索珀將這樣的現象描述為“消費的去精神化”，我們還可以注意到當今“慢食”運動的支持者如何通過贊頌烹飪和飲食的歡樂來反抗這種去精神化。慢食運動通過強調烹飪、擺盤和共同享用食物帶來的更具儀式感的或更崇高的快樂，試圖重新找回飲食不只是補充身體養分的觀念。對于我采訪的一些人來說，放慢生活節奏似乎意味著努力拯救或重新投注精神到某些“瀕危的”的樂趣上面。謝里爾喜歡抽出時間和她的孩子們一起做飯，馬修熱衷于“桌邊閑談”，薩曼莎會“擺盤，讓飯菜變得有點特別”，杰拉爾德則愛買一些優質食材并“享受一個美好的家中夜晚”。

今天的典型消費者總是在饜足之后立刻尋找新的欲望，而我遇到的人所體現和贊頌的，似乎是去細細品味他們的快樂的能力。馬修和露西詳細談論了他們對電腦游戲的熱愛，并解釋了如何以相對較少的費用享受這種昂貴的愛好，也就是從每場游戲中獲得最大的樂趣。露西說，重要的是在購買下一款游戲之前“把手上的這款游戲玩個遍”，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以這種方式玩游戲并不會降低這對夫婦的整體滿意度。用玩具來塞滿休閑時間是一種試圖增加樂趣的徒勞方式，因為人們購買的奢侈品越多，在有限的時間內從每件物品中獲得的滿足感就越少。

正如林德所說：“一個人可能會購買更多的東西，但可想而知一個人不可能在每件事上都做得更多。”盡管馬修和露西熱愛電子游戲，但他們表示對購買Xbox One沒有興趣也許并不奇怪。

內容選自

(英) 大衛·弗雷恩/著

重命名小組/譯

藝文志eons丨上海文藝出版社

新媒體編輯：袁歡

配圖：攝圖網

原標題：《下班后自由時間原本想做些事，為什么最終仍然倍感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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