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費孝通先生的大作《江村經濟》

（Peasant Life in China）

在英國倫敦正式出版。在這本書的“序言”中，他的老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盛贊此書“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而八十年后，馬氏的這篇“序言”本身也與《江村經濟》一道躋身中國社會學的經典文本之一，被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認為預言了“社會人類學的中國時代”（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的到來。

然而，對這篇經典“序言”的來龍去脈，費老本人的回憶卻相當簡略。據《留英記》一文所述，在1938年春費孝通結束博士答辯后的當晚，馬林諾夫斯基邀請費孝通共進晚餐以示祝賀：

在吃飯的時候，他又想起了一件事，在電話上找到了倫敦的一家出版公司的老板。他開門見山地說，這里有他的一個學生寫了一本論文，問他愿意不愿意出版。這位老板回答得很妙：如果他能為這本書寫一篇序，立刻拿去付印。馬凌諾斯基回答了“當然”兩字，這件事也就定下了。

可事實上，這篇“序言”的誕生卻遠非“當然”兩字所能概括。近日，在耶魯大學斯特林圖書館（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所藏馬林諾夫斯基個人檔案中，筆者意外發現了費-馬二人有關“序言”的往來通信以及相關的幾件資料，使我們終得以還原這篇“序言”背后的諸多故事——它不僅是費-馬二人智識上的共同結晶，更是其師生情誼的最好見證。

就在前文所述的那場飯局后不久，馬林諾夫斯基便將論文文稿交給出版社排印，而自己則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博爾扎諾（Bolsano）度假，并在那里收到了費孝通的英國來信，詢問其“序言”的進展。在1938年9月6日的回信中，馬林諾夫斯基這樣寫道：

我親愛的孝通：

幾天前，我收到了富蘭克林先生（即前文中的出版商——筆者注）寄來的一封信，問我是否可以將你那本書的序言給他發過去。而今天早上，我又收到了你九月二日所寫的信，說的還是同一件事。可不幸的是，富蘭克林先生尚未把書的校樣（proofs）發給我。但我之前已經把我準確的地址發給過他，而他也答應我一旦校樣完工，就會給我寄來。

我想，現在把校樣再寄到我這個地址恐已不合適。等你收到我這封信后，請直接去找富蘭克林先生，讓他把校樣寄到下面這個新地址來：我的名字，熱那亞（GENOVA）；將信件轉交給郵局（Fermo in Posta）；意大利。我大概九月十二日過去，并會在那里等著接收校樣，希望到時我能審閱校樣并開始撰寫序言。

或許你可以協助我起草這篇序言，把你希望我在序言里說的話盡可能地寫下來。我想我們之前其實已經討論過這件事了，當時我甚至還記下過幾頁筆記。可惜的是，這些筆記現在找不到了。所以，好孩子（good boy），認真想一想，寫下來，然后寄到你告訴富蘭克林先生的那個地址去。

聽到我討論文化的幾篇文章以及“文化表格”（Culture Charts）已由你翻譯在華出版，我非常高興。我期待看到中文版，并且希望你能親自為我讀上一頁。我將于九月二十二日抵達倫敦。

愛你的叔叔（Uncle）

關于其與恩師馬林諾夫斯基之間的情誼，費老早有文字問世，但這封信依舊為我們提供了諸多生動的細節。據費孝通回憶，“這位老先生是個鰥夫，他的妻子已經死了好幾年，他一個人住著一所普通的住宅，生活很孤獨，而且沒有規律”，“我們這些學生到他家去，有時也替他搞搞衛生工作，清理一下廚房”。久而久之，師生之情漸漸演化為一種親情，于是便有了信中“叔叔”與“好孩子”這般親切的稱謂。而馬林諾夫斯基又是個高度近視眼，“事實上他的眼睛已經不能用來工作”，同時亦想親聞弟子以本國語言朗讀自己的作品，因此才又會有信尾“希望你能親自為我讀上一頁”之語。與當下國內學界部分老教師借家教之名、行壓榨之實不同的是，馬林諾夫斯基這種“作坊里帶徒弟”的手段使學生得以“看到一個學者創造思想成品時的過程”，進而“培養一個人的生活、氣味、思想意識”。對年輕的費孝通來說，這著實受益匪淺。

不過，這封信所透露的內容并不僅僅是師徒情誼而已，更涉及《江村經濟·序言》之誕生經過——與學界傳統認識不同，這篇序言不完全是馬林諾夫斯基個人之見解，而是融匯了師生二人的共同心血。

就在馬氏去信四天之后，費孝通同樣飽含感情地寫了一封回信：

我親愛的老師，

我昨天去拜會了富蘭克林先生，并且拿到了《江村經濟》一書第一階段的校樣。我直接將校樣給您寄了過去，沒有再做任何修改。如果其中的某些錯誤讓您忍俊不禁，請權當是助您消化吧。當然，我并不希望別人也能享有這般“特權”（privilege），畢竟我已請朗小姐幫我消滅掉其中絕大部分錯誤了。

我已決定九月三十日由法國坐船返華，恐怕已來不及見到這本書在英國正式出版。因為我實在是歸心似箭。吳文藻博士已經前往云南，并在那里建立起了研究所。現在我已為我未來關于中國宗教及祖先崇拜的調查制訂了一個很長的計劃，希望在我起身前往田野前能得到您的批準。

遵照您的意思，我為《江村經濟》一書的“序言”準備了一份“筆記”（note）。但我并沒有把最重要的一部分——您對本書的批評——納入其中，因為對此我不能妄加揣測，只能聽天由命。如果您能為“孩子們”（young children）指明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的話，我想對于我們之后的研究將大有助益。所以，您的序言不必只局限于這本書——它實在不值一提，而是應關乎整個中國社會學的未來發展。我只是其中一個揮旗的無名小卒（an insignificant banner carrier），真正的船長（captain）將會在您的精神蔭庇（spiritual parenthood）下誕生。

滿懷孝順之情

您忠實的弟子（obedient pupil），

孝通

一直以來，馬林諾夫斯基對費孝通的學術語言要求都相當嚴格。哪怕是成名之后，費孝通也難以忘懷“他最惱我的是文字寫不好。他罵我懶漢”。所以，這封信一開頭的玩笑話既是其嚴師形象的一個見證，但卻也流溢出師徒二人間的溫情。而第三段的內容則反映了“揮旗的無名小卒”費孝通當時對老師這篇序言的期待——“為‘孩子們’指明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同時指引“中國社會學的未來發展”。不過，已在馬氏門下耳濡目染兩年之久的費孝通其實早已心知老師對中國社會人類學的期許——發起一場突破傳統社會人類學只研究原始社會之局囿的“社會學攻堅”（sociological attack）。

馬林諾夫斯基的這一想法早在其1936年與吳文藻會面時便已萌生，現在終于在與愛徒費孝通的合作中醞釀成熟：社會學要“從過去被囚禁在研究‘野蠻人’的牢籠中沖出來，進入開闊龐大的‘文明世界’的新天地”（見費孝通，《重讀〈江村經濟·序言〉》）。而后來的歷史證明，使中國社會人類學完成這一突破的那位“船長”不是別人，其實正是費孝通自己。當然，這份榮譽更屬于他的老師——馬林諾夫斯基。

在耶魯圖書館所藏馬林諾夫斯基檔案里，筆者發現了一份圖書館工作人員誤標為馬林諾夫斯基本人所作的文稿，實則正是費孝通信中所說的為其師馬林諾夫斯基寫序而準備的“筆記”（A Note on the Preface of Peasant Life in China），并且上面還留有馬氏勾畫的痕跡。從重點標記的幾個主要段落中我們可以發現，馬林諾夫斯基后來在“序言”中所表達的部分觀點其實與費孝通的“筆記”有不少異曲同工之處。在“筆記”的第一頁上，費孝通以其師的口吻寫道：

他們立志引介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給了我們極大慰藉，并使我們進一步相信，今日的人類學不應僅僅作為一種關于“原始人”（primitive man）的科學。如果我們不將所有先進文明囊括其中，那么文化的比較研究就不可能完整。因此，對中國文化的系統研究不僅是非常及時的，更應為所有人所歡迎。

而這后來便演化為《江村經濟·序言》中馬林諾夫斯基對社會人類學未來發展最為經典的“預言”：

研究人的科學必須首先離開對所謂未開化狀態的研究，而應該進入對世界上為數眾多的、在經濟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較先進文化的研究。

因此，《江村經濟·序言》雖然是馬林諾夫斯基對中國社會學以及整個社會人類學的方向指引，但在一定程度上同樣也是費孝通的夫子自道，是“自覺”與“他覺”的高度融合。不過，《江村經濟》一書之所以能夠躋身經典之列，除了其在社會人類學研究對象上的突破以外，另一方面也與其第一次將中國視為平等的“他者”有關。傳統人類學始于歐洲殖民者對“野蠻人”的研究，故而天然帶有“文明-野蠻”的基本預設，早期如德格魯特（De Groot）等人所作的中國社會學研究俱莫能外。所以，費孝通的江村研究雖然采取的是一種“公平、超脫且不卑不亢的態度”（dispassioned, detached, and dignified attitudes），但這種中立色彩本身便已帶有一種為中國正名的意味，甚至起到了為戰時中國吸引國際支持的作用。這一點我們從費孝通為“序言”所做的“筆記”中同樣可以看出：

這本書中所記載的他們的斗爭史使我們相信，他們有能力也有勇氣，帶著遠見與沉著去應對他們自己的問題。這個小村的經歷告訴我們，中國人并沒有因西方表面的繁榮而盲目，而是深深懷著他們自己傳統的人文主義信仰，尋求建立一個融合中西之長的新體系（a new system that can combine the best of West and East）

……

讀者將會同意我的這一觀點，這本書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宣傳（propaganda）。它里面包含更多的是自我批評，而非自我辯護。盡管它所討論的只是一個小村莊，但我們自始至終追隨作者考察了中國農民是如何奮斗過來的。在他的分析中，作者強調更多的是人們所犯的錯誤，而非所取得的成就。這樣一種態度其實能引來讀者更多的同情，也更有現實意義。

而費孝通的這種立場顯然也影響了本身亦是該書“讀者”的馬林諾夫斯基，并由后者在其“序言”中體現了出來：

當今一個中國人對西方文明和西方國家的政治有反感，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書中未發現這種跡象。事實上，通過我個人同費博士和他的同事的交往，我不得不羨慕他們不持民族偏見和民族仇恨——我們歐洲人能夠從這樣一種道德態度上學到大量的東西。

據費孝通回憶，在其返華之前，馬林諾夫斯基已經完成了“序言”的初稿，并且“特地打電話要我去他家吃便飯”。而師徒二人或許都未料到，這頓討論“序言”的便飯竟是“好孩子”與“叔叔”的最后一聚。

9月30日，費孝通在法國登船經越南返回國內，馬不停蹄地開始他早已籌劃好的云南鄉土調查；而在千里之外的英國，沒有“孝通”在他床前念稿，高度近視的馬林諾夫斯基則開始自己一字一句地校訂起了這篇“序言”。

10月4日，馬林諾夫斯基完成了對“序言”的第一遍校訂，除了詞語甚至是單詞大小寫上的不少細致修改外，他特意改動了第一段的一個詞，將原文“本書的內容包含著一個作者（writer）對自己的人民進行觀察的結果”改為“本書的內容包含著一個公民（citizen）對自己的人民進行觀察的結果”。對祖國淪喪之感，身為波蘭人的馬林諾夫斯基顯然有著切身的體會。因此，他才會希望自己的中國弟子能夠以一個“公民”——而不僅僅是“作者”的身份——投入本國的社會學研究之中。

10月15日，馬林諾夫斯基又開始了對“序言”的第二遍校訂。與第一遍相比，這一次已經沒有什么太大的改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馬氏同樣調整了一個詞，將形容“一個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類學”的difficult改為了arduous——在英文詞法中，與前者相比，后者更強調一種堅忍不拔的毅力。

在完成所有校訂之后，馬林諾夫斯基鄭重其事地在自己的落款之下補上了三行：

人類學系，

倫敦大學，

1938年10月15日

就在同一年底，由于自身的精神狀況惡化（據費孝通回憶，“他有一種恐懼死亡的精神病癥”），馬林諾夫斯基離開英國來到了位于美國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的耶魯大學任教。1942年5月1日，馬林諾夫斯基因心臟病突發病逝于耶魯，年僅五十八歲，走的時候身邊沒有任何親人在場。而大洋另一頭的費孝通此時正忙著與“魁閣”的同事們一起在云南開展馬林諾夫斯基此前所批準的田野調查。

半年之后的1943年初，費孝通終于得知恩師的死訊。那時，他剛剛接受美國政府的邀請，作為最年輕的中國教授準備赴美進行第一次學術訪問。在1945年1月7日的《閑話波蘭》一文中，費孝通這樣回憶自己當時的心情：

不知是誰提起了我老師馬凌諾斯教授，這又勾起我去年一年中最愜心的事來了。前年年初我已接到馬老師病故的消息。據說是死在美國耶魯大學。后來我得到了到美國去旅行的機會，心里想，我到美后第一件事，必要去老師墓上獻一次花。不管他會不會領我的情，也算是自己了卻一樁心事。到了紐約，我見到了馬老師的好友林登教授。我開口就說，“真是不幸，若早來一年，我也許還能見到馬老師一面。”他低頭若有所思：“你是明白你老師的人，這幾年他真是悲慘！”

可惜的是，費孝通終究沒能來到老師的墓前，為老師再讀上一頁自己的作品：

我從林登教授家里告辭出來，沿著海德孫河慢慢走去，涼風吹來，才記起我連馬老師墓地何在都沒有問清，又不知為了什么，我一直沒有勇氣問這個問題，甚至總是尋找各種理由避免去耶魯大學。

1980年，艱難熬過反右與文革的費孝通再訪美國，并且路經老師的長眠之地——紐黑文市。可是，在緊張的行程安排之下，“連馬老師墓地何在都沒有問清”的費孝通又一次與恩師擦肩而過，只留下了一段對紐黑文車站的匆匆掠影（見費孝通《兩個“皇后”的下場》）。

而在現有關于馬林諾夫斯基的所有傳記和回憶中，似乎也都找不到關于其墓地的任何線索。直到前年某日，筆者無意在紐黑文市郊一處墓地的簡介中發現了馬林諾夫斯基的名字。

那是紐黑文城南幾公里處一個名為“常青墓園”（Evergreen Cemetery）的地方。在一個星期六的上午，我和三位法學院的中國好友相約共同步行前去尋找這位人類學大師的安息之所。最后，在墓園西北角一個很偏僻的地方，我們找到了馬林諾夫斯基小小的一方墓碑。除了姓名和生卒年外上面沒有多余的介紹，只有簡單的一句：

人類學家（Anthropologist）

墓前開有不少黃色的小花。我摘下一朵，靜靜放在墓碑前面——這是中國學子向這位中國社會人類學的“船長”遲到七十年的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