檳城與哈爾濱很像。哈爾濱是俄國人建立的城市，檳城是英國人建立的城市；俄國人到來是基于鐵路，英國人到來是基于航海；俄國人把沿鐵路線稱為中東鐵路附屬區，英國人則把檳城、馬六甲、新加坡合為海峽殖民地；這兩地都和中國人有關，又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移民，在這里建立自己的社區。與馬六甲比起來，檳城的歷史并不長，早期來自中國的航海家將這里稱為檳榔嶼（Pulau Pinang），但無人定居，直到18世紀，才有蘇門答臘人到來居住。

檳城原本是吉打州蘇丹的領地。在1771年，吉打蘇丹同英國東印度供公司簽訂了協議，授予英國東印度公司貿易權，換取對抗暹羅的軍事援助。15年后，弗朗西斯·萊特代表東印度公司接管檳城，命名為威爾士王子島，他本人也就成為了這里的第一任總督，檳城1826年成為英國海峽殖民地首府。

到檳榔嶼需要先到北海（Butterworth），然后坐渡輪到島上。檳城的聯合國世界遺產街區附近有很多民宿，還有免費的CAT觀光大巴。檳城的首府叫喬治市，以英王喬治三世命名。

我在檳城的第一站是一座基督教墓園，在紅毛路。這座墓園叫做紅毛舊冢，紅毛是東南亞地區過去對西洋人的稱呼，指的是荷蘭人和英國人為主的基督新教國家的人，原本主要指的是荷蘭人，但埋葬在這里的大部分是英國人。

紅毛路墓園。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拍攝

這座墓園中埋葬的大多是殖民時代的英國籍士兵、水手和行政長官，包括基督新教徒和羅馬天主教徒。墓園中的死者大多死于熱帶地區的瘧疾，因為城區開發大范圍砍伐樹木，導致熱帶疾病在城市中蔓延。有一些石柱型的墓碑，還有圣杯樣式的，也有帶有明顯羅馬式風格亭子的大型陵墓，但已經有些損壞了。在這座墓園中，還有一小片華人基督徒的墓，墓碑上是中文，他們是為躲避清末太平天國戰亂而逃到檳城的，很多人是光緒十四年1888年去世。

第一任總督弗朗西斯·萊特安葬在這里，他在1794年死于瘧疾，他的墓葬上用英文寫著“這墓碑下躺著的是開拓此島的英國殖民者”。我在墓園里還找到了一個人：托馬斯·里奧諾文斯。托馬斯本身不出名，但他的妻子安娜很出名，在托馬斯死后去了泰國，成為了泰王的家庭教師，她就是電影《安娜與國王》的女主人公原型。

值得一提的是，墓地中還安葬著一些亞美尼亞人。他們18世紀跟隨英國人來到檳城，故鄉大多是波斯和印度，他們在檳城原本有自己的教堂和墓地，但在1906年被拆除了，墓地也遷移到了現在的紅毛路墓園。

檳城還有一座更大的基督徒墓地，里面有更多華人基督徒的墓，這座墓在離城區稍遠的地方。這片墓園中有一座墓，墓上面有一條狗的雕像。這座墓在網上很有名。據說是主人愛德華去世之后，這條狗趴在墓上面哀悼，不久也死了，人們就在墓上放了狗的雕像。

這片墓地里還有一座一戰時期的墓，上面有黑色的海軍船錨和十字架，用英文和俄文寫著“致ZHEMCHUC巡洋艦的俄羅斯海軍官兵，祖國感謝他們”。這是一戰期間在檳城發生的唯一一次戰斗。這座墓是1970年代中期修建的，有88名俄國水兵犧牲在這里。因為戰斗之后有兩百多士兵被當地漁民營救逃生，所以俄羅斯使館每年都要舉行活動感謝檳城漁民。

走訪了這兩座基督徒墓園之后，我來到檳城的猶太墓園。這座墓園不大，里面埋葬的猶太人大多是當年來到檳城殖民地的猶太裔英軍和家屬，最早的墓是1835年的，最晚的一座是2011年的。守墓人是一個印度老人，他說檳城已經沒有當年的猶太人后裔了，但偶爾會有以色列或歐洲的家屬來看望祖先。

猶太墓園

墓園中一部分墓是三角體，有希伯來文和英文的墓碑，還有大衛六角形，也有少量正方體的，有幾座墓碑已經破碎了。守墓人專門帶我去了一座猶太軍官的墓，死者是一個隸屬于英屬印度陸軍步兵團第九團的少尉，死于1941年10月9日，年僅22歲。

離開猶太墓地之后，我又去了檳城的日本墓地，在馬來西亞著名演員、歌手比·南利的故居旁邊。鐵柵欄門上寫著“日本人會 共同墓地”，里面共有56座墳墓，但墓地沒有開放，無法看到深處的慰靈塔，只從門口看到里面有一座座矮小的長方體墓碑。

日本墓園

按照資料說，只有門口一座陸軍軍曹的墓屬于二戰時期的日軍，其他的都是明治時期（1887-1897）移民的墓，大多是佛教徒，能看到很多墓碑上刻著“南無妙法蓮華經”和“阿彌陀佛”。

離開這些墓地，我從島內走向海邊，經過了一座天主教堂，教堂旁邊是檳城天主教區博物館，里面有一座圣母圣子的雕像，圣母帶著歐洲王冠，穿著一件藍色長袍，那件長袍很有滿洲風格，站在她膝蓋上的圣子則是白衣紅袍。

中國服飾風格的圣母圣子像

工作人員說，這個圣母像看起來很像中國人，是一個教徒捐贈的，問我認不認識，是不是來自我的故鄉。我把照片拿給一位研究服裝的老師，他說看起來圣母的衣服像一件清朝宮廷女性的襯衣，這種襯衣可以內穿也可以單獨外穿。

在檳城教區的基督徒，一些是歐亞混血的天主教徒，大部分是葡萄牙后裔，他們的祖先可能來自亞洲的其他葡萄牙殖民地，跟隨殖民者一起來到檳城。根據教區記載，當弗朗西斯·萊特船長來到檳城的時候，發現已有超過三千名中國人住在這里，以開礦和手工業為生，很多華人是基督徒，逐漸形成了中國教區。這些人一部分是太平天國時期逃難到這里的，其中既有平民，也有太平天國成員，還有一部分是躲避義和團運動的中國基督徒。

離開天主教區博物館繼續向海邊走，港口區周圍是檳城的老建筑區，有一座康華利斯堡值得去看看。這座康華利斯堡是1786年修建的一座星狀城堡，以當時英國駐印度總督查爾斯·康華利斯的名字命名，最初是木質的，1808年進行重建改為石頭城堡，但這座堡壘從來沒有投入過實戰。這里也是萊特船長最早在檳榔嶼登陸的地方，城堡內還有萊特船長的雕像，在一棵檳榔樹下面。據說沒有人知道萊特真實的模樣，所以這座雕像是根據他兒子的外貌做的。

在堡壘里有很多當年的大炮，其中有一門大炮叫Seri Ramdai大炮。這門大炮很傳奇，最早是荷蘭人送給柔佛蘇丹的禮物，想獲得蘇丹幫助攻打馬六甲，所以大炮上有一個VOC——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標志。后來這門炮被海盜奪走，再后來沉入海底，英國人想打撈這門炮，最后一個馬來人潛水把大炮撈了上來，他要求在大炮上刻上古蘭經的經文。當地還有一個說法，這門炮可以求子，甚至有女性來獻花燒香。

康華麗斯堡Seri Ramdai大炮

就在我到達檳城的半年前，這里還進行了一次考古挖掘，挖出了兩尊大炮，上面印著字母“GR”，也就是“Georgius Rex（喬治三世）”。由于喬治三世在1760年登基，而在1877年的古堡地圖中并沒有顯示這兩尊大炮，所以考古學家認為，這兩尊大炮也許會改寫這座城堡的歷史。

在堡壘旁邊的海濱公園，也有一座戰爭紀念碑，除了和怡保的一樣，有一戰、二戰、馬來西亞獨立、印馬對抗和緊急狀態時期之外，還有一個“SIAM-BURMA DEATH RAILWAY 1942-1945”，指的是二戰期間，日本為修建泰國-緬甸鐵路，征用三十萬東南亞戰俘和勞工，有9萬勞工和1.6萬戰俘死亡，因此這條鐵路被稱為死亡鐵路。

一戰陣亡俄國海軍紀念碑

前面提到的華人基督徒在本地華人中依然是少數，多數傳統華人社區中依然保留著以祖先崇拜為核心的民間信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就是宗祠。第一批來到馬來西亞的移民娘惹峇峇，逐漸融入了馬來社會，但在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第二批來到檳城務工和經商的華人，他們的融入意識并不強，相反更加抱團。

這一期間的華人移民大多來自中國福建省，為幫助新移民更好地定居下來，華人們成立了會館，按照故鄉的樣式建造了宗祠，被當地人稱為 “kongsi（公司）”，開始形成自治社區。在英國殖民政府和本地馬來人看來，這些華人宗祠類似幫派組織，因為經常發生宗族械斗，很難管理。

這些宗祠除了有“領事館”的作用之外，還有更深層的社會使命，用來維系與協調不斷擴大的宗族內部責任和外部社會責任。隨著時間推移，許多宗族會館變得越來越富有，建筑也更加華麗，開始在裝飾和數量上攀比，正是由于這樣的攀比， 檳城才成為中國海外宗祠建筑最集中的地方之一。

謝公司 (Cheah Kongsi)是檳城最古老的華人宗親會所在地，除了作為廟宇及聚集廳堂之外,這座建筑還是幾個幫會的登記總部。每個幫會占據廟宇的一部分，這使這里成為1867年爆發的幫派騷亂的核心地帶。隨著打斗越發激烈頻繁，人們在這里和龍山堂邱公司之間，修建了一條秘密通道以便快速撤離。

潮州會館(Teochew Temple)，也叫韓江會館（Han Jiang Ancestral Temple），建于1870年，2005年翻建 。會館旁邊有一座韓江學校，韓江就是潮州的母親河，會館有幾塊匾額分別寫著“九邑流芳”、“帝德同沾”、“派衍韓江”。

會館內里有一塊“檳榔嶼潮州會館紀略”碑，記載了這座潮州會館的歷史。上面提到潮州人從乾隆五十一年（1768年）就開始在檳榔嶼移民開拓，到了道光十二年（1846年）有了第一座家廟。咸豐五年（1865年），在檳榔嶼的潮州人，以潮州公司名義開始祭拜祖先，在同治九年（1870年）完成了這座家廟的修建。在民國八年（1919年），響應改革的浪潮，開始興辦教育，修建了韓江小學，之后家廟改成會館，成立了馬來亞潮州會館聯合會。

講到檳城的華人，就不得不提及一個人——鄭景貴，檳城共有兩條街是以他的名字來命名，一個是Lebuh Ah Quee，一個是Lebuh Keng Kwee，檳城僑生博物館就是他的家。這座宅子是一座四合院，融合娘惹峇峇住宅風格，內院有一個歐式天使雕像噴水池，但背后的墻壁卻是中式浮雕。

風格混搭的噴水池

博物館內收藏了大量有關娘惹峇峇望族生活的古董和藝術品，包括各種金器首飾、金漆屏雕，也有結婚禮服、女士的梳妝柜、繡花鞋嫁妝禮盒等。

僑生博物館

鄭景貴年輕時跟隨父親在馬來西亞經營生意，到他40歲的時候，已經成為有名的華人富商，而他主要投資的就是霹靂州最興盛的錫礦業。鄭景貴努力調和各個礦工幫派之間的矛盾，推動了礦業的發展。

到了清朝咸豐、同治年間，內地一些背景復雜的人（主要是反對朝廷的幫派成員、走私商販和海盜等）流亡到馬來亞，對當地社會治安危害很大，僑民對此深惡痛絕，英國殖民政府又毫無作為。鄭景貴以自己在華僑中的影響，與當局協力整治，從此聲望更高。英國殖民政府任命他為甲必丹，華人事務都先由他處理。鄭景貴的兒子鄭太平于1921年也被任命為甲必丹，他是霹靂州最后一任甲必丹。

在博物館里引起我注意的是鄭景貴的照片和畫像。他穿著清朝的官服官帽，帶著朝珠，儼然一位清政府官員，他的夫人也是官員夫人的打扮。這是因為在清朝末期，政府需要大量資金用于戰爭賠款，所以放寬了捐官的政策，東南亞的海外華人也可以花錢買個虛銜。鄭景貴就買了一個正二品的“資政大夫”官職。

鄭景貴畫像

我不知道英國殖民政府任命的甲畢丹和大清國任命的資政大夫究竟哪個更吸引鄭景貴，按照當地實權應該是前者，但博物館中的照片和大幅畫像，似乎證明這種母國政府的冊封才是至高的榮譽，如果鄭景貴是這么想的，那么其他的馬來華人呢？

尾聲

我從馬六甲出發，途徑吉隆坡、怡保、太平，最早到達檳城，探訪這一路的歷史遺跡。這其中有華人移民與馬來人的關系，也有從葡萄牙人到荷蘭人，再到英國人的殖民史。

作為東北人，我對發源自閩粵文化的馬來華人的文化沒有那么熟悉；而作為回族，對信仰伊斯蘭教的馬來人也沒那么陌生；同時受電影的影響，我又對印度人興趣很大。所以對馬來西亞的這三個主要族群，我基本是投入了同樣的注意力。

對于習慣了大一統文化的中國人來說，讓我在馬來復雜的族群和歷史中理出一條主線是很難的，我試圖代入我曾探訪的東北、新疆或川西，來對比這種多族群地區，但發現這是個錯誤的思路。邊區的概念本身意味著存在一個中心，而對于并不存在中心的地區，不能以這種文化邊緣地帶的角度去探討。無論我們提到族群關系還是東西方關系，都不能帶著馬來西亞是亞洲邊緣，甚至于馬來西亞是中華文明圈延伸的觀念。

從這一點上講，我倒是更贊同馬來西亞前總理納吉提出的“一個馬來西亞”。不同的族群在不同的時期到達并存續于馬來半島，帶來自己的文化與信仰，也包含歐洲殖民者帶來的文化與信仰，這一切共同組成了馬來西亞社會。

而作為一個中國人，這趟旅行讓我反思，之前一直想要找尋“邊區”的思路是否合適。我們是否一直站在中心的視角看待邊緣，總在尋找一種主體向外的延伸。也許我們可以把放下中心與邊緣的關系，去探索一個地區的自我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