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博物館年度重點大展“大邦之夢”系列第三展“吳國的北方朋友”特展正在蘇博本館對外展出。此次展覽，以晉、楚、吳三國的文化交流為明線，以春秋時期諸侯爭霸與禮制文化為暗線，呈現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故事。

展覽開幕當天，澎湃新聞走進蘇州博物館，與此次特展的內容策劃、蘇州博物館學術科研部劉彬彬進行了對話。在他看來，晉、吳關系是圍繞基本脈絡展開的重要敘述，基于晉吳交往的文獻記載。從三晉出土的吳國器物來看，吳與晉的交往有著社會層級全面、地域范圍廣闊兩個基本特點。

澎湃新聞：蘇州博物館自十五年前推出“吳國王室青銅器特展”后，又先后策劃了“吳鉤重輝”“兵與禮”“大邦之夢”等以展現吳國歷史與考古為核心的展覽，這些展覽多圍繞著吳、越、楚南方三國的關系鋪陳，此次“吳國的北方朋友”特展首次將吳國的關系網絡延伸到了黃河流域，能否先請您談一下展覽的策展緣起及策劃思路？

劉彬彬：關于展覽的緣起就像問題中提到的那樣，過去蘇州博物館的主要興趣一直集中于吳、越、楚這一長江中游至下游的區域，這一區域從考古出土甚至考古學文化上來看是具有共性的，因而之前的策展視角也主要由考古學物質文化出發，從每次展覽的名稱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依次聚焦于兵器、青銅禮器、玉器、原始瓷器等。然而吳越楚雖在物質文化上具有共性，但如果從文獻角度去切入春秋中晚期的長江流域，可以看到三家諸侯的關系多數時候是僵持乃至沖突的。這種矛盾性其實刺激了我們在進一步策劃與地域文化相關的展覽時擴大視角、擴散思維，從而開始將吳國放置到整個春秋爭霸的舞臺上去考慮展覽主題。而在《左傳·成公七年》中幫助吳國“通于上國”的晉國及申公巫臣很自然地成為我們的首選。也適逢近兩年山西博物院自與南京博物院合作舉辦“晉國”特展以來，一直積極地推廣宣傳晉國歷史與考古發現，我們得以比較順利地開啟這次展覽的籌備。

展覽現場

關于策劃的思路，由于展覽主題為“吳國的北方朋友”，這很好地幫助我們框定了展覽的布局走向。一是對“北方”朋友，即對晉國的介紹是展覽的一條基本脈絡；二是晉、吳關系是圍繞基本脈絡展開的重要敘述，基于晉吳交往的文獻記載，我們可以將展覽主要重現的時段確定在春秋時期，甚至是春秋的最后一百年；三是對“朋友”，朋友一詞的今義需要我們對當時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交通、交流與交往做出解釋，而朋友在金文中有宗族兄弟之義，這正好與文獻記載的吳為周太王之后、晉為周武王之后的同宗關系相契合，也使得我們需要去理解當時的一些禮儀與宗法。

展覽現場

基于以上，我們將這次展覽定義為以申公巫臣為場景串聯，以列國爭霸而禮漸崩、樂漸壞為故事背景，重現晉吳的百年交往，隨著這段歷史還原展示的，還有春秋時期的聯盟與干戈、誓言與背棄。

澎湃新聞：公元前589年，楚國高官巫臣奉命出使齊國，卻在半途帶著夏姬逃往晉國。巫臣的叛逃讓晉國獲得關鍵情報，為后續聯合吳國對抗楚國埋下伏筆。此次特展是如何用展品引出巫臣這一重要線索人物的？

劉彬彬：關于巫臣的引出，我們是從他的名字稱呼入手的。對于觀眾來說，“申公巫臣”這個名字本身可能就不是太好理解，因此我們對這個名字做了拆分，尤其是對“申公”。“申公”其實是楚國消滅申國之后，在申地設置的地方長官，而帶有“申”“南申”“申公”銘文的青銅器在南陽地區出土甚多。于是我們選擇了南陽八一路墓地出土的彭子射盂鼎作為展覽的第一件文物，上面的銘文“申公之孫彭子/射兒擇其吉金/自作飤盂眉壽/無期永保用之”即幫助我們最直接地解釋了申地何為、申公何為。

彭子射盂鼎展出現場

澎湃新聞：前不久，國家文物局在美國紐約曼哈頓檢察官辦公室接收其向我國返還的41件文物藝術品。近年來，社會各界對于海外文物回流問題尤其關注，我們看到這次展覽的重磅展品“晉公盤”，也是由公安機關海外追繳回來的，能否給我們介紹一下？

晉公盤展出現場 晉文公鑄造 銘文記載聯姻楚國  

劉彬彬：晉公盤最早于2014年由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吳鎮烽研究員披露于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壇上，銘文內容與清代《筠清館金文》記載的一件晉公盆相近，發布后也是在論壇內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和熱烈的討論，但這些討論多是在“只聞其名，不見其器”的情境下發生的。之后一直到2019年，山西省公安廳對外通報，從境外成功追回幾年前被盜賣的春秋時期晉國青銅重器、國家一級文物“晉公盤”，并入藏山西博物院，大眾才得見其真身。

晉公盤展出現場（局部）

晉公盤本身器物造型生動。淺腹平底，下接三人形足，人為裸身跪姿，雙手背縛。盤外壁飾一周雙龍交纏紋樣。內底中央飾兩條浮雕盤龍；雙龍中央有一只雙翅展開的圓雕水鳥；雙龍外緣為四只圓雕水鳥和四只浮雕游龜；再向外延，又設四只圓雕尖嘴跳蛙和四條圓雕游魚，惜各缺一只；最外圈則有四只圓雕圓吻蹲蟾、四只圓雕游鱉和七只浮雕尖嘴游蛙；盤內壁一周還設有四條浮雕游魚。其中圓雕動物，都能360度轉動，部分鳥喙可以開合，鱉首可以伸縮。

晉公盤展出現場（局部）

整器經過上海博物館X射線CT掃描，發現鑄造工藝也相當精湛。銅盤整體大量使用化整為零的鑄接、焊接技術，盤內的圓雕動物則以一根小立柱與盤底相連，立柱柱頭與動物腹部預留的榫卯相接，柱尾鑄焊在盤底預留的孔洞中，這種榫卯結構可確保動物在水平旋轉的同時不致移位。與之風格相近、工藝類似的器物還有上海博物館藏子仲姜盤、山西博物院收藏的出土于聞喜上郭墓地的刖人守囿車。

晉公盤展出現場（局部）

最為重要的則是晉公盤內壁的七段銘文。銘文內容按大意可分三層，依次為晉公追述先祖及皇考功績、自述功業以及告誡祝福嫁往楚國的長女孟姬。由于這位晉公在文辭中提及父親為獻公，其身份很可能是惠公夷吾或文公重耳，再結合作器者對自身事跡的敘述以及嫁女至楚之事，學界多判斷此位晉公即為晉文公重耳。又有學者進一步推論，此時晉楚關系尚佳，嫁女鑄器或發生在晉楚城濮之戰之前。

澎湃新聞：展廳中，兩件“紫水晶珠”在以青銅器為主的展柜中顯得格外亮眼，不少觀眾參觀后覺得制作工藝審美都很現代。這兩件飾品一件出土于襄汾，一件出土于蘇州，但產地應在東部沿海地區。公元前584年，巫臣出使吳國，也是選擇了一條沿東部海岸線的交通路線，這是為何？

現場展出的紫水晶珠

劉彬彬：關于這次展覽中晉吳交通路線的展示，我們其實給出了兩種可能。一是以春秋時期流行的一類提梁盉為線索，這類提梁盉較早出現在江淮一帶，如展覽中出現的蚌埠雙墩一號墓出土的春秋中期龍首流提梁盉，后在吳、楚、越都可以看到廣泛的使用，如鎮江諫壁王家山出土的吳式提梁盉，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式提梁盉，紹興坡塘306號墓出土的走獸蓋提梁盉，而在山西地區也出現了腹部扁鼓、上接提梁的銅盉，這種器類的傳播可能即伴隨著人的流動，并反映了江淮地區在春秋時期之于南北交通的重要價值。二則是輔以文獻記載，《左傳·成公八年》有“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莒國大致在今天的日照、臨沂地區，于是我們想到了東部沿海的特產——紫水晶，依舊是從物的角度去反射潛在的交通路線。至于巫臣為何會選擇一條相對繞路的沿海通道，這其中可能有政治局勢的影響，比如穿行江淮可能會受到楚國的干擾，同時古代的氣候、水文環境可能也會影響到每一次外交出行的路線選擇，尤其從晉國到吳國需要穿越黃河、淮河、長江三塊巨大且不穩定的水域。

澎湃新聞：晉國青銅器在春秋中晚期晉景公遷都新田后發展至巔峰，深受列國歡迎，其全新的工藝與風格，被稱作“新田風格”或“侯馬風格”，在此次展品中有哪些典型器物代表？

劉彬彬：新田或侯馬風格的青銅器無論從外觀還是工藝上來看其實都有著較高的統一性，即我們在外面參觀時，可能很容易就可以將一件侯馬風格的青銅器從其他器物中分辨出來。而這次展覽中，我們認為最能夠代表侯馬風格的銅器是出土于太原金勝村趙卿墓的一件鋪首牛頭螭紋鼎。這件銅鼎在紋飾上即是我們說的最普遍的侯馬風格，器蓋和器身都裝飾極富晉國特色的螭龍紋樣，一組與牛首搭配，一組則是依次上下顛倒的銜尾造型；蓋頂有三頭側臥且頭頂寶珠的小牛，圓雕式的動物形象使我們聯想到晉公盤內那些可活動的立鳥與龜蛙；器身兩側出現鋪首裝飾，這在春秋時期的青銅器中尚不多見；器足與眾不同的顏色和鋸齒紋樣則表明這件銅器是一件典型的分鑄產品，從細節之處為我們還原了侯馬鑄銅遺址的批量化、標準化與部件化的生產場景。

鋪首牛頭螭紋鼎展出現場

澎湃新聞：巫臣訪吳主要目的是教吳人如何作戰，包括教授戰法、贈與兵車、教習射箭等，以此制衡楚國。此外，巫臣還留下自己的兒子屈狐庸負責吳國的外交接待，那么，在這期間，中原禮法有沒有可能也傳道于吳國貴族？在宗法繼承方面，吳國又保留了哪些自己的地方特征？

劉彬彬：如果要說中原對吳國的禮法影響，最直觀的證據可能還是來自出土器、銘文器等。而提到蘇州出土的吳國器物，可能最容易想到的就是真山大墓，尤其是墓內出土的一套玉覆面與玉珠襦。由于南方地區較少見到玉覆面葬具，吳國雖深受楚國影響，但楚國目前發現的玉覆面屈指可數，荊州秦家山出土的玉面具還是一件整雕式的，因而蘇州真山墓地D9M1大墓所出的玉覆面可能就是仿效中原禮法的一個見證物。我們在展廳中展出了一件發現于河南南陽萬家園M202的玉覆面，一共由51片玉片組成。玉片上多有穿孔，可能不是直接覆于人面，而是穿綴于織物上再用作覆面。之前提到，南陽地區大概在春秋早期即已落入楚國的統治，此地被楚國吞并的諸侯國除申國外，還有呂國，這件玉面罩可能就是某位呂國貴族的遺物，風格與晉侯墓地出土玉覆面十分接近。按照文獻記載，呂國早期受封于山西，又稱“甫國”，之后在西周宣王時期改封于此。呂國常與申國一起出現于先秦文學中，《詩經·王風·揚之水》有“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

現場展出的出土于河南南陽萬家園M202的玉覆面

但在一些基本的血親宗法運行規律上，吳國可能還是保留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我們曾經舉辦過“兵與禮”的特展，專門探討過吳國在兵器鑄銘、兵器禮器化中的特殊性。其次從我們這次展出的“吳王余眜劍”銘文內容出發，雖然余眜先強調了自己是壽夢之子，但還提到自己是余祭的弟弟，這點置于銘文中略顯多余。在中原諸國并非沒有兄終弟及的先例，只是這樣的事跡很少會作為彰顯身份的文字，而被鑄于青銅禮器之上。這并不符合嫡長子繼承的正禮，或許也不宜作為重要祭祀的一段辭令。

吳王余眜劍展出現場

澎湃新聞：從文獻記載來看，晉國的這次遠交無疑是成功的，就在巫臣使吳的同年，吳國逐一翦除楚國盤踞在江淮東部的勢力后，終于在公元前506年，柏舉之戰，吳國給予楚國軍隊正面重擊，繼而長驅直入，攻入楚都郢，楚昭王出逃去往隨國。這在此次展出的楚國的青銅器物上有哪些展現？

劉彬彬：我們館這次其實也展出了一些以往并不常展出的銘文銅器，其中一件“曾子與簠”（與帶偏旁辶）伴隨著隨州文峰塔墓地M1的發掘資料公布，其內涵價值也得到了擴充。2009年湖北隨州文峰塔墓地M1發掘出一套編鐘，上有“吳恃有衆庶行亂，西征南伐，乃加于楚，荊邦既削，而天命將虞”“復定楚王”等文字，重現了吳國伐楚、楚昭王奔隨和曾侯與救楚并幫助復國的相關事跡，曾侯與即為曾子與繼位后的稱呼。

現場展出的曾子與簠

我們的這件“曾子與簠”，整器雖滿飾蟠虺紋，但器腹、器底紋樣與圈足紋樣又有所區別，腹底位置每個小單元為一條雙首蟠虺，虺口吐出長舌；圈足位置為常見的矩形蟠虺紋，另搭配一周綯紋，足見作器者在器物鑄造前對設計本身做了計劃，并與常見的楚式蟠虺紋簠有意區別。內底鑄有銘文兩行六字：曾子與之行簠。日本書道美術館藏有同銘器蓋。

澎湃新聞：在展陳“會盟”部分，展出的“侯馬盟書”涉及多個敵對氏族，包括邯鄲小宗趙氏、先氏、史氏等。而1965年在侯馬晉國遺址內發掘出了數量五千余件的盟書，字跡可辨識、內容可釋讀的盟書數量在六百余件，如此數量巨多的盟書說明了什么？

侯馬盟書

劉彬彬：侯馬出土的這一批盟書在內容上其實具有相似性，多為晉國晉陽趙氏大宗強調宗族內部團結，聯結政治黨羽，以求一致對敵。盟書記錄的誓言往往言辭激烈，開頭宣誓前即言“敢不剖其腹心”，末尾則說如有違誓言，將被神明殛之。這類盟書被歸為宗盟類。侯馬盟書的整理者根據盟書內容，還分出委質類（立誓委身于趙氏）、納室類（發誓不吞并彼此財產、奴仆）、詛咒類（對已發生罪行作譴責與詛咒）、卜筮類等。這種數量巨大，且短時間的反復盟誓，朱鳳瀚先生在其《商周家族形態研究》一書中認為是家主對家臣（亦有大宗對宗室成員）出于不信任的單方面要求，是一種制約力衰退、人身依附關系衰弱而不得不反復盟誓的現象，盟書可以反映出宗族仍是行為實施的基本框架，但大小宗的血緣等級在社會關系中已缺乏強制力，而不得不采取盟誓行為，宗族內部家臣與卿大夫間的人身關系亦趨向集權政治下效忠依附的官僚體制。

澎湃新聞：此次展覽名稱為“吳國的北方朋友”，那吳國與晉國貴族的交往是僅限于最高等級的晉公與執政卿，還是多層次與全方位的？何以見得？

王子于戈展出現場

劉彬彬：從三晉出土的吳國器物來看，吳與晉的交往有著社會層級全面、地域范圍廣闊兩個基本特點。層次深主要指的是出土吳國器物的墓葬等級，例如我們這次展示了出自金勝村M251的方形暗格紋鈹，M674的一件吳式鼎，M673的一件吳王夫差鑒，M251是公認的趙卿墓，M674墓主可能是趙氏的家臣，與M673是一對夫妻。如果暫不考慮器物的二次饋贈，也就是說吳國對晉國的籠絡并不止于晉君，也不僅是最高層的執政卿，還包括卿族下的家臣，這一點從大英博物館收藏的趙孟介壺銘文中也可窺見，銘文明確表明吳王將吉金賜予了聯絡他與趙孟會面的引見人。地域范圍廣闊則見于另一件銘文器“王子于戈”，王子于目前多認為是吳王僚為王子時作器，而銅戈發現于今天運城萬榮廟前，在山西的西南角，與出土吳王夫差鑒的太原金勝村直線距離超過300公里。而在太原以北的忻州原平曾出土吳王光劍和極富吳國特色的雙線S紋銅器，太原東南群山間的榆社縣則出土有吳季子劍。

澎湃新聞：最后，您認為此次展覽策劃的難點在哪里？展陳有哪些創新？

劉彬彬：內容策劃上的難點最主要的是在文物與文獻的對應上，這個問題本身在考古學語境內就是一個棘手難題，要進一步將考古成果轉化為公眾容易消化的邏輯性知識就更加困難了。與此同時，對先秦典籍采用多少的置信度，也是比較困擾我們的一個地方，所以我們選擇了一個相對簡單粗暴的方式，主要歷史事件的發生和相關情節只用《左傳》的記載，確保文獻材料來源的統一性。

展覽現場

還有一些難點來自展廳，比如本館的燈光條件相對來說沒有西館好，而在陳列青銅器時，這個弱點會被進一步放大，因為青銅器紋飾、銘文、鑄造細節的展示缺失必然會影響這件青銅器在這個展柜、這個位置上的語境價值，我們這次的形式設計老師也是考察了以上博為代表多家擅長陳列青銅器的博物館，綜合了展柜底發光和柜外打光的形式，確保青銅文物的細節不因光線而遺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