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修琦，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1994年于北京師范大學獲自然地理學博士學位，曾任中國地理學會氣候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第四紀研究會歷史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災害史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國際古地理學會理事等職。方修琦教授長期從事環境演變及其影響、歷史時期土地利用/土地覆蓋變化（LUCC）、自然災害和地理學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教學與科普，編著或合著有《中國古地理——中國自然環境的形成》《全球變化》《歷史氣候變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The Socia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over the Past 2000 Years等著作，在全新世以來的氣候與環境重建、歷史時期氣候變化對社會經濟系統的影響等領域具有很大影響。在這篇訪談中，方教授介紹了自己的研究經歷，并回顧了中國歷史氣候研究的前輩學人和研究成果，對國外同行研究與大眾讀者關注的氣候與社會等問題也予以回應。 

方修琦教授近照

您是如何走上歷史氣候研究道路的，可否淺談一下您受到了哪些重要學者的影響？

方修琦：北京師范大學地理學的歷史氣候研究起源于周廷儒先生（采訪者注：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古地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開創的自然地理學的古地理學。在20世紀70-80年代，國內按研究時段將地理學劃分為古地理學、歷史地理學和現代地理學，比如譚其驤先生研究的是歷史地理、周廷儒先生研究的是古地理。一般認為古地理學研究全新世以前，全新世以來至歷史時期是古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研究交叉的時段。自然地理學的古地理研究以理解現代地理環境對歷史的繼承性為目的，因此有別于地質學的古地理研究。其通過不同時間斷面的區域分異格局的對比來認識古地理環境演變的方法是植根于地理學的區域傳統。在周先生古地理學的基礎上，張蘭生先生主攻其中一個分支——古氣候，更準確地說是氣候變化主導的自然地理環境演變，張先生稱其為“環境演變”，并將其歸屬為自然地理學專業，一方面區別于地質學的古地理學，另一方面打破當年因古地理、歷史地理和現代地理的學科劃分而將古地理學研究限定在人類歷史時期之前的局限。我1984年跟著張先生讀碩士研究生，專業方向是古地理學的古氣候。

除了北京師范大學之外，還有一些機構和學者很早開始從事歷史氣候或者歷史環境演變的研究，如張丕遠先生、張家誠先生、王紹武先生、張德二先生等，張蘭生先生的研究是從哪一角度和出發點切入這一領域的？

方修琦：這幾位先生都是繼竺可楨先生之后對中國歷史氣候變化發展作出突出貢獻的代表人物，是他們這一代人開創了20世紀70-80年代中國歷史氣候研究的黃金時代。張丕遠先生來自中國科學院地理所，張家誠和張德二先生來自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王紹武先生來自北京大學，這三個機構是當年引領中國歷史氣候變化研究方向的三個中心。以上幾位先生都是氣象學專業背景的氣候學家，他們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歷史時期到現代的氣候變化。我有幸與幾位先生都有交往，其中我碩士研究生所修的“氣候學”和“氣候變化”課程分別是在氣科院和北大跟張家誠先生和王紹武先生學的，后來與張丕遠先生、王紹武先生和張德二先生多次在同一個項目組并向他們學習討教。除竺可楨先生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外，張家誠先生的《氣候變遷及其原因》和張丕遠先生參加編著的《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研究方法》對我而言都具有啟蒙作用，可以講，我在歷史氣候研究方面的知識和技能主要是通過向他們這一代人學習獲得的。

張蘭生先生是地理學專業背景的，相對于以上幾位先生而言，他的氣候變化研究關注多時間尺度，也更自然地理化。張先生認為古氣候是一個與時間尺度有關的概念，歷史氣候變化研究主要關注其中的年代到百年尺度變化。張先生的古氣候研究是從第四紀冰期-間冰期尺度氣候變化開始的，《我國晚更新世最后冰期氣候復原》是他的代表作，但他主張跨時間尺度做氣候變化研究，既可以做年際尺度，也可以做十年、百年、千年甚至萬年尺度以上。無論做什么尺度的氣候變化研究，最終都會延長到現代，只是在不同時間尺度下，“古”與“今”概念的內涵是不一樣的。年代尺度的現代是近十年，百年尺度的現代是百年，萬年尺度的現代是近萬年，這規避了現代地理學、歷史地理學、古地理學的學科劃分造成的古今阻隔。張蘭生先生的氣候變化研究不局限在氣候變化本身，而是氣候變化主導的自然地理環境演變（他稱其為“環境演變”），并將人地關系的歷史演變視為環境演變研究的組成部分，他主張以氣候變化和土地利用變化為主線開展歷史生存環境演變研究。

您個人的研究歷程是怎樣的？

方修琦：我碩士的時候做的是全新世氣候變化研究，真正進入到歷史時期這一時段，有幾個比較重要的機緣。第一個是災害研究。1987年聯合國提出“國際減災十年”（1990-1999）之后，災害研究受很大重視。北師大地理學部屬于國內做災害研究比較早、現在也很有特色的一個機構。最初北師大的災害研究是按照張先生當時提出的想法來開展的，他認為，地理學做災害研究有兩個切入角度，第一個角度是做災害的空間分異，即區劃研究；另一個角度要從環境演變入手，把災害理解成各個時間尺度環境變化的異常值，即現在講的極端事件。我對災害的研究就是從后一角度切入的，即在刻畫環境演變特征的基礎上，分析其中的異常（極端）事件。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末，我具體做的事就是用史料去對歷史時期災情進行分等評級。

另一個重要的機緣是參加葉篤正院士主持的“八五”“攀登計劃”項目 “我國未來（20-50年）生存環境變化趨勢的預測研究”，其中的第一課題“我國生存環境歷史演變規律研究”是張蘭生先生主持，以氣候變化和土地利用變化為主線開展中國歷史生存環境演變研究就是在這個課題設計中提出的。當時這個課題組中有地理所的張丕遠先生和葛全勝、鄭景云等先生，有中國氣科院的張德二先生，還有復旦的鄒逸麟、張修桂、滿志敏三位先生。在這個課題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對竺可楨先生的過去5000年溫度序列的修訂，還有就是對全新世暖期和中世紀暖期等不同尺度暖期的重建。

之后，從20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初開始，葛全勝老師把大家組織起來一起做歷史氣候研究，包括歷史時期的環境演變研究，一直到今天。這二十幾年中，我個人主要關注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歷史氣候變化影響，第二件事情就是歷史上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蓋變化。 

《歷史氣候變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

剛才提到，張德二先生、王紹武先生、包括葛全勝老師和您都有很多利用歷史文獻的氣候重建工作，產生了很大影響。但是近十年來，類似的歷史氣候序列重建工作似乎相對較少。應該怎么看待這種研究轉變？

方修琦：中國的基于史料的氣候序列重建工作在世界范圍內相對早熟。中國的序列重建工作的第一個黃金時代是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但是國際上過去全球變化（PAGES）的研究真正開始是1990年以后，其中過去2000年氣候變化的研究工作更晚。序列重建本身需要基于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但是這個過程本身是有一個極限的。更重要的是，2000年以后，歷史氣候變化研究的重點已經不是某一個具體地點的序列重建，而在于不同序列進一步的集成和整合。比如，將中國2000年的不同類型證據、不同區域的溫度變化序列整合起來，集成為全國和分區溫度變化序列，這是葛全勝老師做的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對于國際上來講也是一樣，將北半球溫度序列整合起來。這是一個大的研究潮流，就是大家希望從更宏觀的角度去認識整體的規律。

事實上，重建序列是研究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終的研究目的是認識氣候變化的特征。按照科學問題導向來看，只有現有的數據不能夠回答某一科學問題時，研究者才會想辦法去重建所需的序列。比如說，現在很多研究想要討論歷史氣候變化跟社會經濟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里，歷史氣候序列已經有了，但是社會經濟的序列還沒有，研究者就得想辦法去重建社會經濟的序列。這些（社會）序列的建立是服務于這個研究目的。

您提到了歷史氣候變化跟社會經濟之間的關系。這也是現在比較熱點的問題，受到多個學科以及社會大眾的普遍關注。在這一問題上，您有什么主要的看法和認識？ 

方修琦：在葛全勝老師主持的“十二五”全球變化重大科學專項項目中，我承擔的課題是歷史氣候變化的影響。對于這個問題，國際上的絕大多數研究是事件對比，就是將氣候事件和某一社會現象兩者進行對比，能“對得上”就認為二者間有影響。前些年引起很大爭論的季風減弱導致唐朝滅亡的說法，其實就是這種由事件對比得出的結論。然而，兩種事件“對上了”，只能作為分析的基礎，而不足以形成對氣候變化影響的充分解釋。

我最早做這個問題的時候，是在農牧交錯帶這個氣候變化的敏感區域，用氣候變化導致農業氣候資源變化不足以滿足農業生產需求作為判斷指標，解釋該區域考古學文化間斷現象。在考古時期這樣特定的原始農業階段，以及農牧交錯帶這樣的敏感地區，氣候對社會的影響比較顯著，氣候變化有可能導致考古學文化間斷。但是對于歷史時期，問題要復雜得多。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的幅度不足以導致在全中國范圍內產生農業氣候資源無法滿足的極端影響，且人類的適應能力也比原始農業時期大大增強。因此，歷史時期氣候變化和對社會的影響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在討論氣候對社會影響的時候，需要去討論社會系統中與氣候變化相關聯過程的特征。這就需要構建序列將社會的這種特征定量地刻畫出來，而且這些數量化的序列要跟氣候序列在覆蓋時段、分辨率上都一致或者有可比性。中國過去2000年的溫度變化序列一般是10年到30年分辨率，所以就需要去重建10年左右分辨率的社會特征序列。因為在史料中沒有連續的有關數字記錄，就需要把史料中的文字描述（如財政狀況、收成等方面的記載），根據程度差異轉換成一個數量值，我們稱之為“語義差異法”。實際上，這個方法并不是一個新的發明，早在《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集》中就是按照這個原理操作的。

但是，對于歷史學的一些研究來說，或者說從某些歷史學研究的要求來看，這種處理方法可能“不太準確”，有一定爭議？或者說，存在著某種學科差異？

方修琦：氣候變化對歷史影響的研究是一個長時段的研究，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在長時段中探尋二者變化共性特征的關聯，這種研究取向不是去關心具體的每一個細節點，而是整個序列的特征。因此，在刻畫歷史時期的社會經濟特征的時候，有兩點要尤其注意。首先，要接受誤差的存在。即使資料收集絕對完整，在將其轉換為定量數值的時候也一定會帶來誤差，更遑論資料很難收集完全。因此，一定會有誤差，要在研究中接受誤差的存在。第二，當序列數據量樣本量足夠多的時候，進行統計時，有些隨機的誤差會被消除掉。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則，我們能夠通過構建連續的社會經濟序列，來對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跟社會發展之間的一般關系給出一個定量化的認識結論。

基于這個研究基礎，我們可以在接下來結合史實對一些更為重要的問題展開探討。比如說，為什么相同的氣候條件下，并不總是指向相同的社會結果？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討論的問題。我們不應該走上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老路。相反，我們要討論社會條件的差別如何影響了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后果。這就進一步引發出，氣候條件與社會結果間的關系是隨機的，還是有一些規律可循的？比如說，我們會發現一個朝代的前期和后期，相同的氣候條件造成的社會后果會有差別，這種差別本質上是社會對于氣候變化的敏感性存在差異。此外，氣候變化本身只是一個觸發因素，而不是決定性因素。哪怕是中國歷史上氣候最極端的年份，氣候災害本身都不足以摧毀任何一個王朝，但是有很多王朝的衰亡跟氣候有關系。對于這些王朝，氣候變化觸發了一系列的危機，而社會系統對這些危機的應對措施或者解決行為，會進一步放大這些危機，這些案例對于現代社會也是有借鑒意義的。

西漢至清代中國歷史溫度、糧食豐歉、饑荒和農民起義的序列對比（方修琦等：《冷暖-豐歉-饑荒-農民起義: 基于糧食安全的歷史氣候變化影響在中國社會系統中的傳遞》，《中國科學：地球科學》2015年第6期）

您提到了歷史時期的氣候變化與社會的關系及其與現代社會的關系。我們都知道現代全球變暖受到了很大的關注，您在研究中提出了歷史時期氣候與社會“暖揚冷抑”的宏觀認識，希望您進一步談談氣候與社會關系在歷史時期和現代社會的異同或者相互的借鑒之處。

方修琦：“暖揚冷抑”是葛全勝老師在《中國歷朝氣候變化》中對中國氣候變化影響的概括，這一認識應該是研究者對于中國歷史時期氣候影響的一個共識。歷史時期發生了很多的災害，在具體研究中往往關心其造成的損失，其實它的現實意義是有限的。因為即便是歷史上損失很大的氣候事件或者災害，不見得在現代一定還有那么大的損失，因為社會條件有很大差別。所以可能對于歷史時期研究而言，我們更應該關心在這個過程當中，人的行為選擇的合理性、無奈性和其后續影響；而不能用現代人的眼光去講歷史上應該怎么樣。假設在氣候災害面前，大家本身都想把事做好，但是為什么會出現一些災難性的后果？我覺得不能把這個問題完全歸結到一些類似道德問題、統治者昏庸與否的問題、能力高低的問題等上面去。重要的是一次災害事件的影響，到底是消耗了社會系統的彈性，還是增加了新的社會彈性？

社會系統的彈性（Resilience）是現代氣候變化研究中一個重要的概念，比較流行翻譯是韌性。人類社會到底是怎么樣去響應氣候變化的，在這個過程當中哪些彈性被消耗掉，哪些彈性是我們在響應過程中建設起來的，我覺得這個概念對歷史氣候變化影響研究非常重要，值得研究。所謂彈性，并不是保持一個狀態的絕對不變，通過自身狀態的改變來維持其穩定性同樣是人類社會具有彈性的表現；其次，人本身有創造性，在適應氣候變化的過程中會創造出新的彈性。這兩點對歷史氣候的研究很重要。因為有些現代社會彈性的研究，其實是研究一個系統怎么樣保持其狀態，這個對現在的社會是有意義的。但是對于歷史時期的研究，一個狀態的維持總是有極限的，我們要關心的是一個狀態變到另外一個狀態的時候是怎么變的，不是關心某一個時刻的狀態，這是一個動態的時間過程。因此，歷史學者或者說熟悉歷史的人可能發揮其熟悉史實的優勢，對這個問題作出更加深入的研究。

國外學者在氣候與歷史的關系方面，也有很多研究成果。您怎樣看待這些研究？其與中國學者的研究有何異同？

方修琦：國外的研究大致分幾類，一類是做自然研究的學者，把氣候變化跟歷史事件連起來，做的相對簡單。大多數的情況下，歷史事件可能只是一個“裝飾品”。只討論氣候變化本身可能不夠吸引人，但是把一個氣候變化事件跟一個社會事件聯系起來的時候，大家就會覺得很有意義。這也產生了一些比較有爭議的研究。再者，國外一些歷史學者會把氣候變化當成一個因素來解釋歷史事件，這種研究的重點其實不在氣候變化本身，可能更側重講述一個歷史過程。當然，也有一些研究真正從歷史氣候變化本身入手，在這一領域做出一些深入研究，早期如拉姆（H. H. Lamb），最近如菲斯特（Pfister）對歐洲的研究著作。

世界范圍內，中國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可能是較為領先的。中國的優勢在于，中國的史料很豐富，且連續性很好。此外，中國的朝代周期性更替，一個朝代內部社會的興衰過程和氣候變化之間的關聯，可能會在不同朝代重復發生或者出現類似情形，從中有可能形成一些規律性的認識。中國的研究還有一些其他的特點。以明清華北地區為例，華北是具有國家意義的區域，對華北地區的氣候變化影響與響應研究有可能同時剖析從個體、局地、區域、直到中央政府的不同層次上氣候變化影響與響應行為。歐洲可以進行區域尺度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很難關聯到很大的尺度。中國古代是中央集權的體制，所以國家的動員能力其實一直是社會維持的一個非常重要動力，而歷史上的歐洲大概沒有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動員的能力。

還有一些外國的學者研究中國的歷史氣候和社會的關系，比如最近加拿大的歷史學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新書The Price of Collapse，我還看到另一位加拿大歷史學家陳忠平關于小冰期與鄭和下西洋的研究，您怎樣看待這些“國際同行”的研究？

方修琦：國外的研究比較好的一點是相對寬容，可以大膽地提出一些猜想，然后進行探索，對錯并不是特別重要的問題。需要注意的一點是，這些研究在探討氣候和社會問題的時候，其實他們是有理論前提的，他們是從一個理論體系出發，不是對一些事件本身“就事論事”，我覺得這一點可能是值得學習的。卜正民的書，具體內容我還沒有看到，我看到了一些有關介紹。但是我認為有一些問題需要注意，在他的研究中，怎么樣去把小冰期這樣一個百年尺度的階段性變化，和像崇禎大旱這樣一個年代際尺度事件之間的關系闡述清楚，這對于理解明朝非常重要。十年前中國科學院地理所的鄭景云老師、人民大學的蕭凌波和我一起在Climatic Change上有文章對此進行過討論。冷期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生產能力，而事件尺度上一些事件的應對會觸發更大的社會危機，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不能混為一談。另一點，就是剛才講的社會彈性損耗的問題。我個人覺得對于明朝而言，真正出問題并不只是在崇禎大旱那個時候，也許從嘉靖甚至更早就已經出問題了，因為那個時候出現的一些氣候事件導致了社會彈性的不斷喪失。韓健夫在Climatic Change有一篇講嘉靖大旱中危機應對的文章，我覺得是這方面非常好的一個工作，可供參考。

最后，您對歷史氣候方向的年輕學人有何建議？

方修琦：不同的時期會有不同的成長模式，所以我那個年代的模式不一定適合現在的年輕人。不過，有幾條建議可能是共通的。第一，在研究中要有一些理論基礎。用什么樣的具體理論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套理論基礎和概念體系，從這個角度來切入，而不只是簡單揭示一些現象、事實。第二，要有問題導向。現代社會的科學研究不再是個人自娛自樂的事情，是有社會需求導向的。需要知道對于現在的社會——中國也好、世界也好，對于歷史氣候研究的需求到底在什么地方？最后，研究的定位。我個人覺得對歷史氣候的研究，并不只是learn about the past（還原歷史），更應該是learn from the past（以史為鑒），我覺得這也是歷史氣候研究滿足現實需求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