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7年12月，我與兩位同學到大西北甘肅省會寧縣開展鄉村教育的專題調研。會寧縣是全國著名的教育強縣，素有“西北狀元縣”、“博士之鄉”的美譽，同時因陪讀現象突出而聞名。會寧縣因生存環境極其惡劣，還有“不適合人類生存之地”之稱。正因為此，當地人在“三苦精神”（家長苦供，教師苦教，學生苦學）的支撐下，塑造了教育界的“寧縣現象”，培養了數萬名大中專畢業生，以及數千名博士生。

會寧縣的陪讀現象大約從2005年左右出現，最初主要是一些家庭經濟條件較好的高三學生家長到學校附近租房陪讀，由于高三學生學習時間緊張，學校伙食不好，為了騰出學習時間、提高營養狀況，一些家長專門在孩子高三時到學校附近租住房屋陪讀，保障營養，緩解壓力。后來，陪讀戰線拉長，從高三陪讀延伸到從高一開始陪讀，從高中陪讀擴散到初中、小學乃至幼兒園，從陪一個孩子讀到陪幾個孩子一起讀。

全縣58萬人，縣城常住人口13萬人。根據當地教育局的粗略統計，其中有數千人至一萬人是來自鄉村的陪讀家長，多為母親。他們聚居在縣城中小學校附近的民房中，專門照顧孩子的生活起居。

二

農民家庭之所以要選擇將子女送到城鎮上學，并由專人陪讀，主要原因并非城鎮學校無力滿足進城學生的食宿要求，而是家庭主動參與教育競爭的選擇。隨著國家大力推動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城鄉學校的教育環境大為改善，大量學校得以建設宿舍和食堂，但是在會寧縣，存在學校花費幾百萬建設的宿舍無人或少人居住的情形，學生家長寧可自己在外租破舊的民房，也不愿意讓孩子到學校住寬敞的宿舍。原因在于，家長們對于子女的教育寄予厚望，希望家長的深度投入和時刻監督，幫助子女在教育競爭中占據優勝位置。

由于農民家庭缺乏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家庭收入來源主要依賴工農業生產，工農業生產的風險性高，穩定性差，因此農村家長普遍不希望子代進入辛勤且不穩定的工農業領域，而是希望他們能夠接受教育考上大學，尋找更加穩定的工作崗位，獲得穩定收入和福利保障。

會寧縣白村黨某47歲，兒子與女兒都是三中的學生，她在三中附近租房陪讀。她家有10多畝地，種小麥、胡麻、玉米、大豆、土豆等，辛辛苦苦一年只能掙1萬元。丈夫在鄰縣做水池，130元/天，但是工上的不全，一年在外只能掙2萬元。她說，“我們沒念過書，讓娃娃多念些書，可以少下些苦，我只念到小學二年級，他們爸只念五年級。希望他們能找個好工作······有手藝的掙錢多，沒手藝的下的苦多，比如我掌柜的（老公），沒手藝，早上6點起床，要做到晚上12點、1點，苦心得很，吃的不好。找個好工作，穩定，不辛苦。”

舒爾茨曾指出，教育是一種投資，人的能力的提高，即人的知識與技能的發展主要來自于人們對教育的投資，這就決定了教育是經濟增長的最終源泉。黨某的想法清晰地指出了人力資本投資的意義，“希望他們能夠找個好工作”、“有手藝的掙錢多，沒手藝的下的苦多”他們有著強烈的階層上升的愿望，如果能夠獲得更多的知識，就意味著增大了改變命運的機會，他們寄希望于子女能夠擺脫農民和農民工身份，不再像他們一樣吃苦，能夠獲得穩定而不辛苦的工作，實現這一愿望的唯一途徑即是教育。

農村父母將孩子送到城鎮就讀，就是為了獲得更加優質的教育資源，提高子代階層流動成功的概率。當他們獲得優質教育資源后會倍加珍惜，希望子代將所有時間和精力都用在學習上，并要擁有健康的身體承受學習強度和學習壓力。因此，家長們愿意犧牲自己的勞動權利，全力支持子代接受更好的教育，通過到學校附近租房陪讀將自己深度卷入到教育中來。即使學校建有宿舍，家長也不愿意孩子吃住在學校，認為學校條件差，比如河鎮中心小學花費300多萬建設的新宿舍僅有15個孩子住，縣一中住校生也不多，每個班僅10多人住校。實際上，大量陪讀民房的條件還不如學校宿舍，飲食也非常簡單。

三

實際上，陪讀是家庭被深度卷入教育領域的一個過程，將會加重了家庭尤其是陪讀家長的教育壓力。教育壓力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經濟壓力，即家庭經濟要完全服務于孩子的城市教育生活，滿足孩子進城接受教育的各種物質條件，包括進入城市學校的擇校費、城市的生活成本以及其他的消費成本。

1985年出生的邵某是馮村人，有兩個娃娃，大女兒8歲，上小學三年級，小兒子4歲半，上幼兒園中班。她從2013年女兒開始上幼兒園起，就將女兒送到河鎮陪讀。邵某初中畢業后一直在外打工，結婚后的一兩年時間里，她與老公一起去新疆，她在酒店上班，老公則跟隨老板在廠子里送貨，兩人工資加起來只有3000多元，省吃儉用可以存下20000元/年。但是，女兒兩歲時，兩夫妻都不再外出，邵某留在家中種地帶小孩，老公在當地找一些小工做?，F在邵某在河鎮陪讀，老公在鄰近鄉鎮做水暖，一天150元工錢，一年收入僅20000多元，主要花銷就在子女的陪讀開支上。

中村的郭姐在河鎮照顧兩個孩子讀書，老公在縣城廢品回收站做事，一年收入30000元左右。他們三母子租住在河鎮一間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內，日?；ㄙM包括房租1600元/年，水電費300元/年，生活費10000元/年，補習費2800元/年。此外還要買書、學習用品、衣服、化妝品、看病等。郭姐在沒事的時候會去逛街買點花衣服，孩子嘴饞了會帶去吃牛肉面、麻辣燙或者燒雞，經常會帶著孩子逛超市買點水果和餅干。郭姐說，“老公掙了錢打在卡上，放在我手上，我也不敢胡花，能剩一點錢，但是一到過年就沒了，基本上沒有存的。我們為了讓娃娃少下些苦，對娃娃好，必須吃好喝好，穿的爛了，怕別人笑話”。

母親陪讀使得家中的掙錢主體減少，消費主體增加，家庭收入能力下降，家庭內部可積累的經濟資本十分有限。雖然有一些母親會在縣城找活干，但是縣城的工作機會少，工資低，月工資不足2000元，要找到一份能夠兼顧陪讀的滿意工作比較難。在會寧縣陪讀的家長們，幾乎都表示自己家中幾無存款，很多家庭還是借債度日。要想在城里買房留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些陪讀的母親們，想象著等到孩子高考之后再去打工，但那時他們已經人過中年。

二是精神壓力。家庭陪讀過程中形成陪讀責任話語，即學生的學習表現好壞與否，并不是學生自己的責任，而是家長是否陪讀以及在陪讀過程中表現好壞與否的責任。那些家庭條件有限不能陪讀的家長，感覺到對不起自己的孩子，認為孩子發展不好就是自己的責任。成功進城陪讀的家長，在孩子教育問題上壓力更大。如果孩子學習不好，就會反思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對，盡可能為孩子創造更好的學習環境讓他們安心學習。

劉大姐在城里陪讀，大兒子已經順利考上了南京信息工程學院，小兒子還在上高一。她每天遵循嚴格的時間表，中午12點必須保證手機靜音，以免打擾兒子午休，晚上9點40以后不能大聲說話，要給他們騰出安靜的時間寫作業。對于孩子的考試，“操心得很，娃娃考的不好，人家就會說閑話，說‘你把娃娃轉到城里，成績還不好’，娃娃考不好，我們臉上就無光”。

有的家長在子女臨近考試時，比孩子還緊張，日夜睡不好覺。有的家長在高考前一個月，如臨大敵，茶飯不思，身體暴瘦。

還有一些家長在子女高考落榜后精神奔潰的情形。百草園鄉的一位婦女，2015年高考因為女兒補習只考了200多分，沒有考上大學，女兒精神郁悶，不吃不喝，母親也受了刺激，母女倆在家大喊大叫，變得焦躁胡鬧，莊里人擔心她們母女出問題，照顧了他們一個多星期。

一些陪讀的家長擔心自己的水平有限，若陪讀時不能管好孩子，得不到一個好結果，會有村民笑話他們無能，因此他們會為子女施壓，時刻叮囑孩子們好好學習。若叮囑無效，就為他們報輔導班學習，一學期至少700元/人。當地一般家庭有2-3個孩子，若都報輔導班，陪讀的成本會高一倍，陪讀成本進一步高漲，使得家庭的陪讀壓力大大增加。

對于家長而言，在當前的教育競爭態勢下，為了增加教育競爭獲勝的可能性，家長們通過進城陪讀的方式增強家庭對于教育的影響力。陪讀原本是農村中上層的教育選擇和家庭策略，但當陪讀成為一種風氣之后，就會倒逼下層遵循中上層的選擇，想方設法進入陪讀的行列。而對于陪讀家長而言，他們要經歷物質和精神方面的雙重痛苦，一方面不斷擠壓家庭內部資源滿足孩子上學的需求，另一方面要改變自身行為習慣、壓抑自身情緒以配合孩子的學習狀態。

四

進城陪讀使得農村家庭將優質勞動力和經濟資本悉數投入到教育中，整個家庭將全家的資源押注在教育上，希望他們能夠適時“回本”。因此，家庭對于子代的讀書期待特別高。在家長眼中，如果孩子能夠考上好大學，在大學畢業后再找一份體面的工作，就能夠改變家庭的命運，以此擺脫依靠土地“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艱苦生活。

然而，家庭傾其所有的投入具有不確定性，教育競爭存在失敗的可能，高考是檢驗家庭教育投入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一旦高考失敗，整個家庭都會陷入絕望，這種絕望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精神上的絕望，即對于希望破滅的絕望，二是經濟上的破產，由于家庭將所有資源全部圍繞孩子的教育投入，缺乏家庭積累，若沒有考上好大學，整個家庭的生計和再生產都會受到嚴重影響。每當高考前夕，陪讀的家長們都會徹夜難眠，到了放榜的日子，陪讀村都是哭聲一片，幾家歡喜幾家愁。

陪讀家長理想地認為，不斷增加對子代的教育投入，就能夠增加子代在教育競爭上的優勢地位。陪讀是農民家庭基于自身認知做出的選擇，由于階層之間的競爭始終存在，陪讀更加加劇了階層之間競爭的烈度，即在農民還未實現階層流動之前，不同主體已經意識到教育競爭的重要性，將教育競爭貫穿至教育的各個環節與各個方面。在階層競爭的底色下，農村家庭陪讀引發了家庭之間的非理性競爭，使得家庭教育投入內卷化。

家庭教育投入內卷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農村家庭進城陪讀，從表面上看獲得了城市優質的教育資源，但實際上卻構成了城市教育結構中的底層，家庭資源被吸納至教育領域而未獲得應有的教育回報。在城市教育模式中，學校教育極度強調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強調父母的文化層次對于子女教育的影響力，以及家庭經濟水平所能形成的市場教育購買力。因此，在城市就讀的教育競爭，不只是個體在學校中的競爭，而是學校、家庭和市場三位一體的競爭。盡管農村家庭可以將孩子送到城里陪讀，但是由于家庭缺乏文化影響力和市場教育購買力，只能依靠學校教育來發展，因此城鄉學生雖然在同一競爭平臺，鄉村學生依然處于明顯的劣勢地位。

另一方面，農村家長越是向教育中投入，子代反而越不努力，他們錯認為教育是父母的責任，將教育競爭轉向生活競爭而非學習競爭，以至于出現“窮人家的富二代”現象。由于農村父母將希望都寄托在子女通過教育改變人生命運上，他們在生活上嬌慣子女，生怕吃苦會影響了學習。一些家長擔心孩子在城市里跟人攀比，就會盡量滿足他們生活上的要求，比如買名牌衣物，結果反而助長了孩子們在學校的攀比心理，認為父母掙錢非常容易。學校老師反映，現在的農村學生家庭條件一般但要求很高，他們衣著品牌服裝，嫌棄老師穿著土氣，卻不知父母掙錢的不易。有農村學生進城后發現身邊同學家境大多較好，看到別人的父母有車，回家后父母噓寒問暖，還有各種自己沒有的新鮮玩意兒，內心感到深受傷害，一蹶不振，放棄學習。

陪讀家庭由于缺乏與城市生活的匹配能力，他們的孩子進入城市學校后存在適應性問題，家長們為了促進他們適應城市生活，會通過滿足他們彌補心理缺憾，在不知不覺中就將家庭教育目標轉化為孩子生活攀比目標，孩子們不懂得父母的良苦用心，而是將之當做理所當然，最終使得家庭教育投資成為無效投資，家庭陪讀的理想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