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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線上的職校生

澎湃新聞記者袁璐實習生劉家如農嵐淳編輯黃霽潔

2025-02-22 10:31

来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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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零件廠里，夢丹有一個假名字——喻微微。

這個名字只是在發工資時用到。夢丹是重慶一所中職學校的學生，去年8月和三十幾名同學被學校安排到安徽的工廠里實習。

假名字是隨機分配的。像抽簽一樣。管理老師走到誰跟前，誰就擁有一個新的名字。

室友思甜被分到的名字叫“李俊豪”，她覺得好笑，這不是男生的名字嗎？但她沒有問老師原因，也沒有要求換一個。在廠里，它只是一個“沒有意義的代號”。

實習為期六個月，實際是在工廠的流水線上做機械的工作，與夢丹和思甜所學專業并不相關。

2024年12月初的一天傍晚，夢丹和思甜一同到離工廠最近的商業街吃飯。飯后回宿舍的路上，汽車剛起步。司機望著后視鏡問，你們多大？

沒等她們回答，司機像在自問自答地說，十幾歲吧？職校學生來打工的吧？

我們一個月平均有三四千，夢丹用稚氣的聲音說。車內靜默了幾秒。

不過，他們正式工人有七八千，思甜補充了一句。

司機說，這里是國內兩大汽車品牌的發源地，有無數的配件工廠，這意味著它們需要大量勞動力。他載過不少學生工，他們多是職校學生。

這些年，職校生實習權益保護法規不斷完善，但一些亂象仍然存在。他們現在面臨哪些困境，未來又將如何？

“流水線”上的實習

夢丹帶著孩子氣，她的臉像白玉一般，很干凈。

2024年3月，夢丹剛過完16歲的生日。這是她到職校上學的第二年，專業是平面設計。

班主任告訴他們，下半年學校安排實習，如果不去，就無法拿到畢業證。夢丹問老師，為什么要去這么遠的地方實習？老師只說是學校安排的。

夢丹沒有更好的選擇。雖然她喜歡設計專業，但她從來沒有想過應該去什么樣的地方實習。

出發之前，老師在班里發了幾張傳單，介紹進廠具體要做什么，也講了寢室的住宿條件。班主任最后還說，你們要做好心理準備，那邊會很累。夢丹心想，只要有住的地方就好。

出發前，身份證和學生證都上交給一位管理老師。學生們簽了三份和學校、工廠的第三方協議，也都被管理老師收走。協議上的內容夢丹沒有細看。她只知道，如果不簽，就要押一個月的工資。

8月，一輛大巴載著夢丹和班里另外三十幾名同學前往安徽蕪湖的汽車配件廠。這是她第一次離家遠行。大巴車行駛了兩天一夜。車費花了400元，是她自己掏的錢。

到了目的地，班主任把他們交到管理老師手里，負責他們實習期間的生活。這位“老師”既不是學校的教師，也不是工廠的工作人員。夢丹也說不清這位管理老師到底來自哪里。

按照要求，學生們買了保險。每月80元的保險費用從他們工資里扣除。夢丹和室友被分配到不同的班組，由機動工為她們安排崗位。她們像開盲盒一樣。2024年12月初，宿舍里有六個人上白班，兩個人上夜班。有時候是兩周倒一班，有時是三周。

培訓兩天后，夢丹上崗了，任務是“插端子”。廠里分大線和小線，大線的活兒更重更累，分為插端子、纏膠帶、電測、打包等工作，一根線有幾百個端子，整個班組的人分著插，每人插幾個端子。如果前一個人沒有干完，她也干不了。

“插端子”，這是電子元器件行業中的一種工藝，將端子插入到基板的孔位里，以實現電路之間的連接。

看似簡單，夢丹說，但必須先準確記住每個孔的位置，不能插錯，否則要全部重來。若錯多了，要扣工錢。

固定工作量是一天要插432根。但每天的工作量、休息時間以及假期由產量決定。夢丹的工作時長通常一天8到11小時。遇到加產，且要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任務，她的休息時間便被壓縮。

按正常的工時算，她每月能拿到的保底工資是2200元，每小時工錢13塊。如果工作日超過8個小時，則是19塊一小時，周末加班時薪更高，27塊一小時。干的時間越長，工資越多。

如果在崗位上做錯事，一次扣50塊。有次，她上班沒有帶離崗證，被扣了錢。另外要被扣分。如果再犯錯，則要扣掉工資的2%到50%。剛過去的11月，夢丹收到了5000元工資。整個月，她休息了一天，加班是常態。

這份工作是站班，需長時間站立，其間有半小時的吃飯時間。進廠不到一周，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令夢丹想放棄。

夢丹曾在流水線上受傷，手指留下疤痕。

在人員混雜的工廠，很多事超出了夢丹的應對能力。新來的工人活兒干得慢，看上去也一點不心慌，產量就要趕到夢丹“臉上來了”。她慌到“火燒眉毛”，站也站不住，急眼了，哭了起來。

后來她換到了分廠的小線。搬到分廠后，夢丹算得上是老員工。整條流水線上只有她一個“老員工”，這意味著她每天要帶“新人”，多是工廠招的社會工。這加重了她的工作量。

夢丹實習所在的操作間。

事實上，安排職校生到專業不對口的工廠“流水線”實習并不被允許。2022年，八部門聯合印發新修訂的《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在介紹修訂背景時，教育部解讀稱，一些單位和個人受利益驅動，以實習為名組織學生到企業生產“流水線”務工等問題時有發生，需要進一步完善制度規定。而新規針對相關問題進一步劃出紅線、明確行為準則。

實習期間，夢丹每天往返于宿舍和工廠。

宿舍公寓是男女混寢。每次回去，隔壁寢室里會走出來身著廠服的男生，和她們擦肩而過。住在這里的四個多月里，曾有幾次深夜，三四個喝得爛醉的男人瘋狂敲她們的宿舍門。思甜和室友被吵醒，瑟瑟發抖地一起開了門，但門口卻沒人。天亮后，她們告訴了帶隊老師。

老師查看了監控，順著線索找到了那幾個男人，讓他們登門向女孩們道了歉。“就這樣結束了。”思甜說，她們的恐懼感并未消除。

離開的和又回去的

思甜說，她很擅長隱藏自己的負面情緒。她坐在床上，上身縮在棉服里，兩只手交疊在大腿上。父母不知道她具體的工作，只知道她在實習。偶爾，她會跟媽媽說很累。媽媽說，熬兩下就過去了。

夢丹唯一訴苦的對象是姐姐。小時候，媽媽在夢丹身邊。從小學五年級開始，媽媽去外地務工。從那時起，她成了留守兒童，跟隨八十多歲的奶奶生活。大她六歲的姐姐也畢業于職校，后來在一家混凝土公司做會計。姐姐算不上優秀，但有份不錯的工作，因此一直是她的榜樣。

遇到困難時，姐姐會鼓勵她，讓她堅持。還剩下兩個月，她就可以回家了。想念家鄉的味道時，姐姐也會安慰她說，沒關系，等你回來，我給你做好吃的。

不是所有人都能堅持到最后。進廠沒多久，班里有四五個學生悄悄離開了公寓。思甜是其中之一。

進廠一個月后，一個早晨，三個上夜班的室友還沒回來，另外四個室友還沒醒來。她買了張高鐵票，拖著笨重的行李箱離開了宿舍。

離開的路上，她心里既高興，又忐忑不安：要是下學期還要去實習怎么辦？拿不到畢業證怎么辦？會不會被學校處分？

回家待了一周，思甜被父母和班主任勸回了工廠。

關于實習，她們問過班主任，然而學校規定，不允許自主實習。思甜也想過，她不到18歲，其他地方也不會要她。

同樣的情況出現在海南的中職生齊玥身上。

2023年5月，學服裝設計專業的齊玥被學校安排到東莞的服裝廠實習。那時她17歲，中職第二年剛結束。根據學校招就科發布的通知要求，實習共計一年。如果不去，除了不發畢業證，她也無法參加3+2的升大專考試。

齊玥入職登記表。

進廠后，齊玥的工作是踩縫紉機，每天被機器噪音和灰塵包圍。組長是一名40多歲的男性。組員除了組長的老婆，還有他的老鄉。工人以年紀較大的夫妻為主。

廠里會強制加班，遇到要趕貨時，齊玥顧不上吃飯。

一條褲子有褲腳、腰頭、口袋、門襟等零部件。學生工領到的是工價較低的工序——接腰頭，即把兩個部件用一條長長的腰頭接起來，接一個三分錢。工資按計件算，齊玥努力“拼”產量，每個月工資不超過2500元。

回到宿舍，同寢室六個人排隊洗完澡，再洗完衣服，睡覺時已很晚，第二天再早起上班。

齊玥反抗過。班主任說，這都是必須要經歷的。不管以后進不進廠，無論去哪里工作，都是要克服一些困難的。

30人的班里，有人選擇“跑路”。他們從此也離開了學校。到第七個月，齊玥以參加轉段升學考試為由，堅決離開了工廠。

齊玥學校老師在群里稱，不完成實習可能拿不了畢業證。

而思甜又拖著同一個行李箱，回到了廠里。不過再次回來后，她覺得輕松了些，不需要重新適應。好像把第一次的經歷重演了一遍，只是這次她更熟練。

另外“跑路”的四五人里，其中一個是思甜在學校的室友。離開工廠后，室友在臺球廳上班。臺球廳的老板承諾會給她開自主實習證明，但是她不知道在學校能不能通過。“只是賭一把。”思甜一邊交叉著十指一邊說。

2024年12月剛開始的三天，產量減少，思甜下午4點便回到宿舍。她用拳頭揉著眼睛，踉踉蹌蹌地往浴室走去。

從浴室出來，思甜踩到體重秤上。體重秤是她“跑路”回家時帶來的。女孩們每天都會稱一稱。

距離實習結束還剩下58天。思甜在倒計時，等回家的那天。

學生工之困

許輝對夢丹和思甜的經歷很熟悉。他是德國耶拿大學產業、工作與經濟社會學博士，長期研究職業教育與產業。

職業教育的目的本在于為服務現代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等提供技術技能人才，通過校企共同研究制定人才培養方案，強化學生實習實訓。按照《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中等職業學校在校學生最后一年要到企業等用人單位頂崗實習，時間一般為6個月。

13年前，職校進廠的實習生進入許輝視野中。那時他在富士康調研，身邊很多學生工，而且多數是未成年工。他們的工作強度、加班時間等，與社會招聘的工人無異，但是工資卻比社會工低很多。此外，他們要從工資中拿出一筆或多或少的“實習管理費”給學校。

當時許輝發現，這一現象背后存在一套利益機制。勞務中介通過搞定學校老師，將學生送進廠實習。一個學生的人頭費少則五六百塊，多則兩三千塊。中介從克扣的學生工資中賺取工價差。

“在各方利益背后，學生的勞動權利被忽略，甚至受到嚴重侵犯。”許輝說，對企業來說，他們既不用簽合同，也無需上社保，工價又低，這是成本最優的選擇方案。

前不久，許輝和蘇州的一名勞務中介一起去了東北幾所職校，中介直接給老師送禮、送錢要學生。許輝說，這是由于企業的經營成本在增高，所以不得不削減勞動力成本。

其中，學生工是弱勢中的弱勢。以前許輝就發現，除了企業不合理的勞動制度，學校會用扣留畢業證等手段強制要求學生進廠實習。

但根據教育部、財政部發布的《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職業學校和實習單位不得向學生收取實習押金、管理費等其他任何形式的費用，不得扣押學生的學生證、身份證或其他證件。同時，應依法保障實習學生的基本權利，不得通過中介機構或有償代理組織、安排和管理學生實習工作；不得安排學生加班和上夜班。

“學生工”所做的工作，常常是在培訓幾小時后就可勝任的簡單勞動。而且，本地工廠通常會到外省招學生工。許輝說，這是由地區經濟和學校質量差異所導致的。企業和中介用外地的學生，避免出現問題在本地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中介利用信息差異以及地區差異，找相對偏遠地區的學生，人力成本也更便宜。

在做職業學校的研究課題中，許輝發現，中國的職業教育有很大的地域差異。以他的家鄉江蘇為例，無論是對職業教育的投入，還是規范性上都做得較好。蘇州本地企業較多，可以消化當地的職校學生，學生的選擇性也較多。

夢丹和思甜就讀的職校在重慶排名前十。據學校官網介紹，該校是“國家中等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示范學校、國家級高技能人才培訓基地”。學校廣泛開展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建有校外實訓基地31個，校外合作企業33個。

這次，她們赴東部實習的工廠位于當地的高新技術產業園區，聚集著無數家設計、開發、生產和銷售汽車線束系統、連接器系統、電纜系統和其他汽車相關零部件的工廠。

在經濟落后地區，本地缺乏產業吸納學生。許輝跟中介去過寧夏、廣西、貴州等地，對這些地區的學生來說，可以到東部見世面，或者找到潛在的工作機會，收入也比當地工資高。“他們被學校交給企業當普工用，不管學什么專業。”

夢丹的實習也與專業無關，和她一樣進廠實習的還有消防、烹飪等專業的學生，“八竿子打不著的”也來了這里。

當年，許輝身邊很多實習學生也專業各異，護理學、英語、廚師專業，最終都被送進去廠里打螺絲。許輝遇到過有些念書早的學生，被派出去時只有15歲，其實是童工。

去年11月，河南周口的中職教師萬玉從上一所職校辭職，并在社交平臺上吐槽職高學生被迫進廠打工。當時，她所任教的2022級學生才在學校學習一年。萬玉回憶，學校要求學生進廠實習。路費由學生自己出，工錢每小時十來塊。

在學生出發前的動員大會上，校長說，你們一個月可以掙四五千左右，進廠鍛煉，增長見識，掙多少錢不重要。

班主任告訴學生們，這是強制性的，必須聽從學校安排。無論你是什么專業，不去就不發畢業證。之后，有學生退學了。

萬玉在這所公立職校工作了四年。她知道，雖然職校六個月的實習是硬性要求，但《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中提出，學生及其法定監護人（或家長）明確不同意學校實習安排的，可自行選擇符合條件的崗位實習單位。

萬玉說，學校一般不允許自主實習，“學校如果找中介或者直接和工廠聯系，可以拿提成”。而且學生實習的工廠通常在外省市，“距離遙遠，小孩沒辦法跑回來，更好控制。他們都小，沒怎么出過遠門，也不會坐車”。

幾個月后，萬玉進入當地另一所職校，仍教電商專業。她帶教的學生也要進廠實習，他們將從河南去東莞的工廠。

有實習回來的學生告訴萬玉，如果可以選擇，他們再也不想進廠，不想當工具人。

廈門一所職校的語文老師吳萍說，她的學校里，90%的學生是由學校分配實習。不過，很多年輕人不愿干，但企業很缺工，學生是重要的勞動力。不同企業待遇有別。她聽汽修專業的班主任說，有學生在4S店當前臺，工作時間長，一個月只有2000多元。

據吳萍所知，為了規避勞動關系上的風險，企業會跟學生簽訂自愿加班的承諾書。面對實習不順的學生，吳萍會默許學生離職，然后找系部幫忙，再推薦其他崗位。

但是，她經常會陷入一種困境：她所知的，只是學生的一面之詞。企業又會有另一番說辭，比如為了學生，或者是學生的問題等。學生實習中遇到的真實情況，她無從得知。

吳萍教過烹飪和電子專業的學生。實習時，企業會讓學生做最基礎的工作，比如烹飪專業要切水果。發揮出色的學生，企業會給他們一些重要的崗位。

在許輝看來，職校教育并非只是學校為企業培養出廉價的勞動力。他調研發現，在校企合作的模式中，德國的教育型企業，會同時承擔教育職能，且有很多法律規范。而在國內，盈利性質決定很多企業無法承擔教育職能，與此同時，職校的師資又無法提供匹配的技能教學。

近幾年來，國家加大職業教育投入，重視職業教育的價值。2022年5月1日，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施行，以法律形式明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地位同等重要，并特別強調對職業學校學生實習期間的權益保護。“國家對中等職業教育投入加大，但學校提供給社會的，卻是沒有真正技能的工人”，許輝這樣形容職業教育現狀與愿景的錯位。

未來，隨著產業升級，低端工作被人工智能取代，工作機會變少。“對于那些接受中職教育的學生而言，他們需要更強的技術去打通社會流動的通道。”許輝說。

關注職校教育以來，許輝也在尋找一條可行的道路。最近，他在嘗試通過公益機構，為職校生提供免費的技能培訓。許輝說，對于技能投資，國家、企業、個人若單獨承擔，成本都很高。“如何讓成本攤薄，大家能夠承擔，同時又能夠從中獲益，我主張的一個解決方案是需要社會投資，在學校跟企業之間架起一座橋梁，讓成本降低，同時讓工人能夠負擔，企業跟政府都能從中獲益。”

因此許輝認為，產業和教育融合，第一應該回歸到社會性，或者說公益性，第二是強調適應性，“你教的東西要跟企業的真實需求相適應，不能夠脫離產業，只是在教育里面打轉”。

“差生”

夢丹不愿再提起中考分數。中考后，距離開學只剩十天左右，她才想起來沒有報考任何學校，能選的只有職校。

思甜中考時考了400多分，距離當地的聯招錄取線相差一百多分。中考后，她在家鄉看了很多職高，媽媽想讓她學護理或者幼師，她都不喜歡。于是哥哥幫她聯系了重慶的中職。哥哥比她大13歲，初中畢業后去了浙江的廠里打工，平時很少聯系。

從小到大，思甜是班里的“差生”。她回想起初中時，不知道什么原因，自己學不進去，感覺學起來很迷茫。進入中職的課堂后，她學起來反而更輕松了些。雖然班上大多數人都在打瞌睡，有時候她也會犯困，但不會像其他人那樣，直接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

有次班主任查監控，看到語文課上，只有幾個人在聽課。他把監控截圖發到班級群，嚴厲批評了睡覺的同學，但最后沒什么用。她感覺在這里，沒人愛好學習。

萬玉在課堂上遇到過打瞌睡的學生。不過，她沒有放棄想成為老師時的信念。大學時她學的電商專業，因為喜歡老師這個崗位，便應聘到中職學校。

教學過程中，萬玉有時會感到無力和挫敗。學校沒有升學率的要求，課堂上睡覺的學生不少。“即使不睡覺，也是睜著眼睛發呆。”

她講課的動力來自那些認真聽課的學生，總是嘗試用最易理解的方式講課。她也一直幻想著，那些不聽課的學生，或許某個瞬間吸引到他們后，就開始聽課了。

雖然萬玉讀的是普高，但她能夠理解職高孩子們的不易。一個30多人的班里，一半以上是單親家庭。“有的孩子也會好好聽課。只是語數外基礎太差，沒考上高中。”

萬玉能感覺到，很多學生會自卑，說話不自信。她讓他們背書，還沒背，就說自己腦子笨，記不住。她鼓勵他們，他們“一副自暴自棄的樣子”。

她和一些學生相處得像朋友，課下也一起聊八卦。她發現，學生學習差，主要是愛玩。“其實他們情商很高，學得也很快。”

職業教育培養的目標是和企業實際用工需求接軌。但現實是，職校生畢業，大部分最終流入較低端的工廠。也有學生和家長希望“逃離”職校生身份，通過專升本把學歷升上去。他們的上升路徑是參加職教高考，能考大專，也能考本科。“民辦大專花錢就能讀，但是學費貴。大部分孩子畢業后只能進廠打工”，萬玉說。

在萬玉的經驗里，能考上大專的中職學生并不多。她解釋，大多數職校沒有門檻，如果能考上普高，學生也不會選擇上中職。中職提供不了好的學習環境，他們也沒辦法在職教高考中獲得好成績。

從業十多年，吳萍接觸過很多學生。這些十五六歲的孩子如果沒有進職校，就是失學狀態。

在吳萍看來，中職在目前中國并非職業教育，而是“兜底教育”。中考之后，只考100多分的，甚至沒有分的，都可以進職校。比如烹飪班的學生，雖然在培訓機構也能學會西餐、面點。但是，學校還有人文教育和校園活動，這些都是學生成長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他們能夠在畢業后，平平安安走出校門。這是中職教育的最低要求。”吳萍說。

在這里，學生以學技能為主，他們沒有考試壓力。學生會對吳萍說，我們正因為文化課學不好，才會來這里。她的語文課上，很少有人會去讀文學作品。

吳萍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一群被長期打壓的學生。在她接觸的學生中，有一類學生表現非常叛逆，比如會當眾破口大罵老師，也有學生出現抑郁等心理問題。

在教學中，吳萍以拓展他們知識面為主，或者培養人文情懷。她會把課文分解成容易理解的故事，來讓學生覺得有趣。課業上，也不會給學生太大壓力。

思甜不想徹底放棄學業。她選擇天天畫畫，有時上上自習，也盡量認真聽課。她覺得只要努力，職校也可以讀出來。而且第一學期過去，她得到了三等獎學金。

思甜常常用一個故事安慰自己。她有一個親戚家的哥哥，高考分數700多，被清華大學錄取。升學宴時，她到哥哥家吃飯，看到他把自己鎖在屋里，不出門，不跟人講話。思甜覺得，哥哥學習很好，但他壓力大，學得并不快樂。她不想變成那樣。

更遠的未來

2024年1月，離開服裝廠之后，齊玥感到從未有過的輕松。

實習兩個月后，齊玥在朋友圈寫：真的好苦，好枯燥，這個月沒怎么休息，只想休息。以前錢掉在地上都不想撿，現在拼死工作才掙到了一杯奶茶錢。每天三點一線，像被生活拖著走。

齊玥的家鄉在海南的一個農村。她是早產兒，出生時因為缺氧，導致她肢體殘疾，走路時兩只腳輕微畸形。她有一個高中畢業的大哥和大專畢業的二哥，大哥是大貨車司機，二哥靠打零工為生，收入只夠自己開銷。父親身體不好，需要長期住院治療。家里只靠母親務農支撐著。

齊玥并不喜歡服裝設計專業，只是家人覺得這個專業適合她。她走路不方便，如果坐著踩縫紉機、裁衣服，會比較輕松，而且風吹不到，雨淋不著。

齊玥只能靠自己。為了掙夠來年的學費和生活費，離開服裝廠之后，她在網上找了勞務中介，去了深圳一家電子廠。工錢一個月有5000多。她打了四個半月的寒假工，存了2萬多。雖然也很辛苦，但是比學校安排的實習工資多了一倍，她很滿足。

在中職，齊玥讀的是3+2大專班，讀完中專3年，再通過轉段考試，上兩年大專。家里沒錢，父母想讓齊玥讀完中專就工作。但她想讀大專。

2024年，她順利升到了大專。工廠實習“跑路”后，經過老師與工廠溝通，同意她至少實習六個月，她最終拿到了畢業證。

每到需要生活費時，齊玥就有進廠打工的緊迫感。這個寒假，她打算再次回到之前的電子廠。大專畢業后，她并不想從事服裝設計，對未來的出路，她感到擔憂。不過，她覺得只要自己肯努力，一定也可以過得不錯。

夢丹也想考大專。但她承認，她并不愛看書。

工廠的沉悶生活被一聲輕微的爆炸聲打破。一天夜班，夢丹頭頂的電風扇冒出灰煙。她絲毫沒有察覺。旁邊工位上的男生提醒她，她抬頭看了一眼，繼續低頭插線。電風扇沒有掉下來。男生在那里笑。他18歲，也是一名學生工。

她第一次見這個男生笑，平時他們幾乎沒有說過話。他開始主動和她聊天。每次他干完活兒，再主動幫她分擔完不成的活兒。

后來男生向她表白，說喜歡她。她接受了。男生總買她喜歡吃的零食，無聊時陪她聊天，在寒冷的天氣里把外套披在她身上。見她在朋友圈發了一條“開心莫過于一個小蛋糕”，便買來蛋糕送給她。看過她的繪畫作品后，夸贊她厲害。

從那以后，她每天盼望著去廠里，想快點見到他。雖然她身體很疲憊，腦子不清醒，但見到男生的那一刻，心情瞬間好起來。

發工資也是夢丹最開心的時刻。每月扣除150元水電費后，她的工資一些給家里，一些留給自己。每月她的花銷不多，只有買衣服、吃飯。

12月中旬，新的一天到來。夢丹終于等到了白班。她早早醒來，整個人更精神了些。

工作持續到下午6點半。這天她很開心。3000元的工資下午打到她卡上。男朋友發給她200元的紅包，還請她喝了一杯加很多椰果的奶茶。

夢丹出生在重慶武隆的一個小鎮上，小學和初中都在鎮里完成。小學時，曾隱約把讀書當作唯一出路。直到中考結束后，她覺得路斷了。那時她學習成績差，沒有想過太遠的未來。

選擇設計專業，能夠將她的畫畫和攝影愛好結合起來。職校第一年里，她學了語數外，還有立體構成、平面構成、PS等專業課程。我問她最喜歡哪一科時，她想了想說，沒有喜歡的科目，好像自己都不擅長。

但她喜歡畫畫。她學會了素描和水粉畫，喜歡運用豐富多彩的顏色，可以盡情發揮創造性。

她翻出幾張她的畫放在我面前，興奮地說，你看，我的作品。一本速寫本上，她用四幅不同的畫表現春夏秋冬四季。冬天被黑暗包圍，天空烏云密布。但是密不透風的黑色中，有一塊純白色的區域，在不斷吞噬黑暗。過了會兒她說，其實都沒畫好。小學時她就喜歡畫畫，初中時沒時間畫，后來變成專業課，有時畫得很累了，但她還想繼續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