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多余的話》是一本奇書。瞿秋白，這位曾經的黨的最高領導人，在遭囚禁生命即將結束之際，以超人的勇氣和自省，剖析了自己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心路歷程，反思了中國革命的諸多問題，成就了它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政治史上的經典地位。

今年1月29日是瞿秋白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紀念日。筆者在搜集整理史料，重溫《多余的話》時，頗為意外地發現還很少有人注意到該書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流傳情況。在那個特殊年代，它紛繁的版本在民間隱秘流傳，猶如一場奇幻漂流，似可成為今日我們重溫歷史現場的獨特體驗。

翻印《多余的話》

1935年，在瞿秋白就義后不久，《多余的話》就在國民黨中統主辦的《社會新聞》雜志首次刊出。隨后，民間就陸陸續續出現了該書的各種版本，是真是假，是悔是誠，爭訟不已。在新中國成立之后，這種爭論似乎就消失了，無人愿意主動提起。翻閱新中國成立初期出版的《瞿秋白文集》《瞿秋白選集》《瞿秋白論文藝》等各種瞿氏著作，都沒有發現《多余的話》的身影。其他與瞿秋白有關的文獻索引資料、研究回憶文章，也以各種方式規避該文，萬不得已提及時，也大多斥其為國民黨偽造。

追本溯源，個中原因固然是《多余的話》的真偽性一時還難以認定，暫時擱置、避而不談的較為穩妥，但根本上則恐怕還是因為它濃郁的消頹之氣，讓其時高揚的革命精神難以接受。在一種心照不宣的沉默中，《多余的話》進入了六十年代。六十年代初，由于這本書的原因，烈士宣傳工作更側重宣傳方志敏。由此，普通大眾知悉《多余的話》者更少，遑論廣泛的閱讀與研究。某種意義上，這也意味著《多余的話》的命運將更加前途難卜。

1966年后，瞿秋白被構陷為“叛徒”，《多余的話》被誣為“叛徒的自白書”。在當時的浪潮中，造反派搜集到了1935年首次刊發《多余的話》部分內容的《社會新聞》雜志和1937年連續三期發表《多余的話》全文的《逸經》雜志。在“反面教材”“專供批判”的名目之下，《多余的話》被迅速翻印，全國各地出現了大量形色各異、種類繁多的抄本。

從筆者目前搜集到的抄本看，十年間，《多余的話》傳播范圍之廣，遍及華夏。北京、上海、山東、江蘇、吉林、浙江、陜西、天津、重慶、湖北、山西等地都出現了抄本。如在上海，就有上海財經學院、上海東風造反兵團、上海革命京劇文工團等組織翻印；在北京，則有北京鋼鐵學院紅十團《千里雪》戰斗隊、清華熱工、新北大1663.1兵團等組織翻印。

這些由革命小將們翻印的《多余的話》形態各異，有油印本、手抄本、鉛印本，眾多“文革”小報上也大量摘錄，分期刊載。從時間上看，當時出現的《多余的話》的抄本集中在1967年初春至1968年夏秋，《多余的話》通過小報、傳單等形式大量傳播。至1968年夏秋，紅衛兵運動趨于降溫，大部分小報走向衰亡，對《多余的話》的大規模翻印也隨之出現斷崖式下跌，流傳的興盛期只有短短兩年。

此時，距離瞿秋白已經犧牲三十余年了。

《多余的話》的不同版本

從筆者搜集到的文本看，這些流傳的抄本有三個明顯共同特征：

首先，文本紙質較為粗糙。翻印本以蠟紙印刻為多，且內容時有缺失。這些抄本仿照正規出版物樣式，封面上方一般印有 “反面教材”“內部傳閱”等字樣。正中印書名“多余的話”。下方則有翻印單位、時間落款。部分抄本附有瞿秋白于福建長汀獄中所寫的詩歌，瞿秋白致郭沫若、楊之華等人的信函。

其次，底本都源于“《逸經》本”。將當時流傳的《多余的話》抄本與1937年《逸經》雜志刊行的《多余的話》比較，即可發現抄本雖然種類繁多，但訛誤之處與“《逸經》本”高度符合，來源一致。

最后，一般都講究與時代氣氛相符合的立場。部分抄本還會在封面、內頁等顯眼位置印上時人的發言。尤堪玩味的是，在匯編批判文章、《多余的話》的一些書刊合集中，《多余的話》的印刷字號往往較其他正文為小。個中原因，既與字數較多，需節約紙張有關，也是以此表現翻印者的態度和立場。

當時出現的諸多《多余的話》的翻印本中，有兩個頗為特殊的版本。一是由《討瞿戰報》編輯部翻印，另一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單行本，流傳最廣，影響最大。前者是小報的非正式出版物，風行于六十年代中后期；后者則是官方出版機構的正式出版物，問世于七十年代國際形勢緩和之際。

非正式出版物的翻印者，隸屬于北京政法學院。該組織所創小報，四版八開，自1967年5月6日創刊，至早于1968年1月15日壽終正寢，至少出版了二十二期。該報第五、六期合刊刊印了《多余的話》。同期，該報還利用宋希濂、司馬璐等人的資料，披露了一些瞿秋白當年撰寫《多余的話》的有關情況。這些文本后來都陸續收錄進了上海、北京其他類似組織出版的小報、書冊之中。

單行版的出版者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人民出版社以“內部發行”的方式出版了單行本《多余的話》。該單行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資料室”編印，內頁注明了批判的用途，正文一共三十六頁，小三十二開版本。人民出版社出版《多余的話》，顯然是態度審慎，經過了一番考訂的。在編印說明中，編者稱：這本材料根據1937年《逸經》雜志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期連載的《多余的話》全文排印，還曾參照1935年《社會新聞》雜志第十二卷第六、七、八期所載的部分內容，“改了若干錯字，并增補了幾處文字”，對明顯錯誤的標點符號，也酌情予以改正，“另有三處文字，疑有舛誤，因無為他依據，未作改動，加注以供參考”。

鮮為人知的是，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后，由官方出版的第一個《多余的話》的正式單行本，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本由國家級出版單位出版的《多余的話》單行本。其出版的背景是七十年代前期，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中美關系解凍等一系列大事影響下，中國的對外關系出現緩和。為適應局勢的變化，有關部門陸續組織出版了一批西方人文社科書籍，主要采取內部發行的方式出版。雖然名為“內部發行”，但實際上流傳甚廣，一些基層市縣、院校圖書館、資料室等機構都有收藏。

傳播的詭計

《多余的話》在六七十年代的傳播產生的影響非常復雜，經歷一個奇幻旅程。隨著局勢的發展，《多余的話》廣泛流傳，事情卻走向了與翻印者預期完全相反的效果，其起到的作用甚至成了欣賞與共鳴。

在《多余的話》流傳之初，多數人的觀感與翻印者所述大體一致。但也有人對批判文章完全不感興趣，而對文章引用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四川學者陳煥仁當年的日記中對此就曾有生動記載，他的一位同學在閱讀了《多余的話》之后即堅決否認瞿秋白這是背叛求生，“而是在告別人世之前，向人們昭示一個真實的自我”。

隨著形勢漸趨穩定，在1968年夏秋，一些青年人再次拿起《多余的話》，欣賞瞿秋白的文采風流之余，也對瞿秋白的遭遇和心境多了幾分共鳴。瞿秋白這個“真實的自我”直接影響了當時很多運動參與者的態度從狂熱變為逍遙，走上思想啟蒙之路。

事實上，六十年代的小報和翻印的《多余的話》成為許多人后來研究瞿秋白的直接啟蒙。改革開放之后很多瞿秋白的傳記作者即是因為讀了六十年代流傳開來的《多余的話》而大為感動，獲得了為瞿秋白做傳的原動力。1979年發表《重評〈多余的話〉》首先沖破禁區的陳鐵健就曾回憶說：“那時，買《討瞿戰報》成了我的‘愛好’。這是一束令人毛骨悚然的奇文，正是這些文章，使我去重新閱讀《多余的話》，重新閱讀瞿秋白的論著，重新閱讀瞿秋白身后的人們對他的評價。”一位已故的歷史學家當年在讀《多余的話》的同時，已能一字不拉的背誦瞿秋白的詩歌《赤潮曲》。

一度，紅衛兵赴北京、上海、南京、常州等地搜集瞿秋白資料，并將搜集到的資料公布在小報上。這些公布的資料雖有大量斷章取義之處，但透露出來的信息，仍有不少值得重視的地方。這其中，以郭沫若與茅盾的談話、信件最為可貴。1967年5月18日，《討瞿戰報》的記者就瞿秋白在獄中給郭沫若的信，走訪了郭沫若。隨后將談話經過、主要內容發表在了第四期小報上。在這次談話中，郭沫若對瞿秋白的致信的曲折面世過程、兩人的交往有較為詳細、生動的回憶。

尤堪重視的是，郭沫若談及了自己第一次看到《多余的話》的感受。郭沫若說：“我最初是在《逸經》上看到的。原稿沒有見。那毫無疑問是真的。我看，《多余的話》不會假，不會有大的篡改……”今時的研究者一般以丁玲的回憶為例來證明《多余的話》的真實性。丁玲在1980年發表的《我對〈多余的話〉的理解》中說：“我第一次讀到《多余的話》是在延安……我讀著文章仿佛看見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這篇文章是他自己寫的（自然，不能完全排除敵人有篡改的可能），那些語言，那種心情，我是多么熟悉呵！我一下就聯想到他寫給我的一束信。在那些信里他也傾吐過這種矛盾的心情。”

在此如將郭丁二人的回憶結合起來看，至少說明了一點：在《多余的話》發表之后，即有不少時人相信該文的真實性。與瞿秋白相交甚深的丁玲如此，與其只有數面之交的郭沫若也以一個天才詩人的敏感和直覺，做出了相同的判斷。

六七十年代編寫的教科書多把《多余的話》視其為“自首書”。整個七十年代，《華中師院學報》《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等多家學術期刊也都刊發文章，從多個方面駁斥《多余的話》。這種從政治到學術上全面圍剿的狀況一直持續至1979年，《歷史研究》發表了《重評〈多余的話〉》的破冰之文后，才漸消漸遠。

一份重溫歷史現場的特殊文本

八十年代，瞿秋白的研究重新走向正軌，經歷了頗為曲折的過程。在鄧小平、楊尚昆、陸定一等人的直接督促下，1980年瞿秋白冤案得以最終平反，《多余的話》也徹底澄清了“投敵叛變鐵證”之名。

在回顧這段歷史時，這篇兩萬余字的“最后的話”，給瞿秋白帶來了身后之譽，也讓長期蒙受身后之辱，近半個世紀的風波，耐人咀嚼。曾有論者謂“《多余的話》是探索瞿秋白及其同時代人心路歷程的重要文獻，也是據以考察中共歷史斷面的一份特殊文件”（陳鐵健）。以此而論，研究《多余的話》的傳播，從革命小將最初對其的批判，到后來視其為心心相惜的知音和思想啟蒙的源泉，這一過程亦可成為考察六七十年代歷史、瞿秋白研究史的一份特殊文本，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然而仍頗感遺憾的是，目前學界的相關研究仍有大量空白。隨著時間的流逝，史料的散佚，研究的展開會越來越難，本文拋磚引玉，以期來者從更為全面、細致的角度做出沉甸甸的成果，以告慰這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一腔赤誠 百折不撓——紀念瞿秋白同志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人民日報》，2019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