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書《進擊的智人：匱乏如何塑造世界與文明》出版，讓“特別會講故事的博物學者”、“科學大V”、知識網紅河森堡又多了一個作家的身份。在眾多身份中，河森堡覺得“國家博物館講解員還是我最重要的身份”，他要堅守在講解員崗位上，鼓勵更多的文博工作者。與此同時，河森堡也更加明白作為一名“文化宣教人員”，他有義務“把艱深的學術用相對通俗、唯美、令人感到溫暖的方式傳遞給大家”，這本新作就是傳遞“硬核”歷史觀的一次嘗試。

近日，澎湃新聞記者對河森堡進行了專訪，談及他做國博講解員的經歷和如何理解歷史等問題。以下為訪談正文。

河森堡，本名袁碩，2011年進入國家博物館擔任講解員

一切文化背后都是以自然科學為底色的

澎湃新聞：你的本科學的是計算機專業，為何在大學畢業時選擇去國博做一名講解員？現在這種講解方式是什么時候開始形成的？

河森堡：我很早就對文史感興趣，我們家在文化上比較寬容，父母不要求我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學業上，所以我有很多精力去探索課本以外的東西，我什么都喜歡知道一些，就看了不少書。我本來想學戲劇影視文學專業，爭取寫出偉大的故事來，但卻進了計算機系。與文學相反，計算機恰恰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都是很邏輯化的東西，所以我就想畢業以后一定要做一個跟計算機沒有關系的工作。2011年7月，國家博物館到我們學校招聘講解員，我覺得不妨來試一試，就去應聘了，很順利通過了面試。

剛到國博的時候，我也是背標準解說詞。當講解員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把詞背熟，它給你一個知識框架，讓你知道自己大概在講些什么，同時也告訴你作為國家博物館的官方是如何看待這段歷史的，至少你在大方向上不會出錯。

隨著閱讀量的增加，我把重點放在科學上，我特別喜歡科學的、硬核的解釋人類歷史，像《裸猿》《槍炮、病菌與鋼鐵》等書，我發現他們真的是把理性注射到人文里面。與此同時，也慢慢摸索出來現在這種講解方式。開始很多人不認同我的講法，前幾年我還是挺默默無聞的，特別邊緣，年終考核甚至是被點名批評的那種。

2016年我開始在知乎發表文章；11月上了《一站到底》；2017年在“一席”上講了一段37分鐘的人類學。大概在我被更多人知道以后，我的領導開始寬容我的講法，本來我沒有話語權，有人說過去的講解員都不是這么講的，但隨著我不停地實踐，事實證明我講得效果好，能吸引到聽眾，可以把知識傳播出去。那是應該尊重傳統還是尊重事實呢？傳統和事實發生沖突的時候當然要尊重事實。只要你尊重事實，話語權一定會漸漸站在你這邊，你要做的一切就是尊重事實。

澎湃新聞：你剛才提到喜歡科學的、硬核的解釋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是怎么形成的？

河森堡：我是理科生，喜歡用科學去解釋歷史。理科是底層邏輯，文科是表現形式，我從小就是這種思維方式。這可能跟我從小練格斗有關，格斗是個特別實在的東西，一點虛的假的都不允許有，因為那些真動起手來根本沒用，你必須得找實實在在的東西才可以讓自己強大起來。

這種價值觀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對歷史的態度，我不喜歡那些玄而又虛的說法，什么“大清天命所在”“朱家氣數已盡”，如果你想把實質性的問題說清楚，那么從科學的角度出發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所以在介紹歷史知識的時候我也是從科學的角度出發，這個是我和其他文博工作者不太一樣的地方，考古學、氣象學、地理學以及科技方面的東西我都會提到，我相信一切文化背后都是以自然科學為底色的。

比如同樣是介紹南北朝北方少數民族的“收繼婚”習俗，如果僅僅從傳統歷史角度看，過去的文獻說他們父子聚麀、亂倫是因為不開化，沒有人倫道德、禮儀教化，沒有圣人之道作為指引，不像我們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么一套價值觀。這也算是一種解釋，但實際上什么都沒解釋明白，只是用一種觀點來解釋另一種觀點，用一種文化去解釋另一種文化。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學博士高凱曾經對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一些地區進行了詳細的調研。他發現，這些地區由于受到緯度、降雨、成土母質等因素的影響，人體常會缺乏一種微量元素——鋅。鋅元素的攝入水平直接決定了女性能否正常生育，如果缺乏鋅元素，胎兒幾乎無法正常生長，孕婦也很可能會出現各種分娩并發癥，死亡率也會隨之暴增。因此歷史上匈奴、鮮卑等北方游牧民族社會中孕齡婦女大量死亡，進而出現嚴重的男女比例失衡的情況。所以在當時北方游牧民族的觀念中，可以順利生育的婦女對于一個家庭來說是非常寶貴的財富，為了防止民族滅絕、延續家族血脈，“收繼婚”的習俗就出現了。

這樣用微量元素、地理條件、經濟學資源分配的方式去解釋，你會發現通透了很多，好像問題說到點子上了，這個答案一下子就擊穿了所謂的表層文化，深深扎入了這個世界的本質，給人完全不同的感受。因為微量元素給婦女妊娠帶來的影響是可以測量、可以證偽的，但那些文化的觀點不能予以證偽。

我覺得歷史本身就應該是“硬核”的，不應該有那么多虛無縹緲的東西。我最喜歡研究石器時代就是因為那時候沒有文獻記載，唯一可以依賴的就是自然科學，都是純硬核的東西。石器時代是一個特別龐雜的概念，如果從人屬開始算的話，從南方古猿阿爾法種到今天大概有320萬年歷史，光人的物理結構就發生了很多次變化，整個地球大環境也發生了很多次劇變，很難用一個簡單的定義概括這么復雜這么漫長的歷史。

河森堡在為觀眾講解

應該“硬核”地看待歷史

澎湃新聞：在你的新書《進擊的智人》中，你用“匱乏”一詞串起人類歷史。為何會注意到“匱乏”對人類的塑造？

河森堡：幾年前我看論文的時候就意識到“匱乏”這個詞的重要性，有一篇生物學論文，講的是“匱乏是如何讓黑猩猩變得暴力”。后來我意識到文明都是在匱乏之中開啟的。我真心覺得“匱乏”是這個世界上最邪惡的東西，當世界陷入動蕩或者人們開始覺得困難的時候，一定是有對于生活來說必不可少的東西處于匱乏之中，這個時候大家就不得不用暴力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在這本書里提到的僅次于“匱乏”的詞是“共振”，很多事的發生不能只用一個因素來概括，它是很多因的果，是“共振”造成的。

就像“收繼婚”習俗，因為缺少鋅元素，北方少數民族孕產婦的死亡率很高，他們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中原知識分子文化價值觀的影響，但是面臨人口崩潰的實際情況時，依然會向現實妥協，回歸到原來的狀態，“收繼婚”的習俗之所以出現是因為當時的環境要求他們只能以這種方式生活，人的意志很難與環境抗衡，這是他們能力范圍內的最優解。

這個世界上很多國家很多民族都有各種奇怪的習俗，我們難以理解，但當最底層的邏輯被揭開的時候，你會發現其實我們所有人都受世界基本規律的支配，他們在當時那種環境下不得已做出的選擇，你要是在同樣的環境下也會做出同樣的選擇。這么想，人會變得寬容很多、遼闊很多。

澎湃新聞：這樣會不會過于強調人的生物屬性，從而輕視了人的社會屬性？

河森堡：人當然是生物的。這個世界上人們能把握的最可靠的東西是物理的，一個粒子和另一個粒子的作用我們能把握得很好；但是當粒子的數量等級變得非常大，進入到化學領域的時候就會有各種各樣的意外，規律漸漸無法囊括所有的現象；比化學更復雜的就到了生物層面，甚至想提出一個規律都很難了；人在生物層面上更復雜了一步，因為人有非常復雜的思想活動，人的主觀非常難以琢磨；一個個這么復雜的人構成了社會，層級越來越復雜，我們越來越難以把握規律，一切變得越來越混沌；而一個個社會截面在時間上的“積分”構成了歷史，可想而知歷史混沌到了什么地步，它幾乎變得不可解釋。我覺得這種復雜程度完全不是文字可以承載的，想靠古人留下來的文獻、史書來為我們解釋清楚過去的歷史，這簡直可以稱得上一種天真。

有些歷史學家尋找歷史答案的方法，就好比在黑暗中丟了鑰匙，卻跑到路燈下去找，文獻記載的就是被路燈照亮的范圍，大家都去那找，但真正的答案根本不在文獻記載的范圍之內，還是必須回到問題本身，回到鑰匙落下的地方，去黑暗中摸索。如果只依賴文字，那我們連兵馬俑的存在都不知道，這么大規模的工程文獻都沒有記載，可想而知文字對歷史的解釋多么有限，當然還需要靠考古、靠自然科學。

舉個例子，人類到底是什么時候開始穿衣服這個問題，十幾萬年前的事哪有文字記載？而如果用分子生物學家的“中性理論”來解釋，即大部分的基因突變既算不上好也算不上壞，而是中性的，它們并不會受到環境篩選的強烈影響，這些中性突變會隨著時間的推移，以一個相對穩定的頻率積累在基因序列里，通過積累的突變數量和所知頻率，便可以推算出積累這些突變需要的時間，這就是分子生物學中的分子鐘效應。在此前提下，學者只要將兩個物種的基因放在一起對比，觀察其突變造成的不同結果，就可以大致推算出兩個物種之間出現分化的時間。長期的地理隔離會造成生殖隔離，一種寄生蟲如果長期被困在不同的環境中而無法彼此交流基因的話，就會漸漸分化成兩種寄生蟲，虱子就分化成了頭虱和陰虱，只要我們能搞清楚頭虱和陰虱是多久以前分化開的，就能搞清人類是多久以前褪去身上的體毛的。這一過程大概發生在120萬年前。在古人類褪去體毛后，虱子難以在身體上沒有體毛的部位生存，后來一些頭虱從頭發里掉出來后藏在了衣服里，這一部分頭虱漸漸分化成了體虱，也就是，說有了衣服就說明有了體虱，有了體虱就說明有了衣服。最后的測定結果是，17萬年前，體虱從頭虱中分化出來，這也意味著大約在17萬年前，智人開始穿上了衣服。

我非常不喜歡僅僅靠古人的記載來給出答案的這種方式。我在書里還提到了一個例子，考古學家發現了一個商朝的青銅甗里裝著人頭，如果用文獻解釋的話最多是說商朝崇尚鬼神，把人殺了，人頭放在青銅甗中。殷墟考古隊隊長唐際根老師說，想要深入了解這件文物，要先解答三個問題：第一，這個青銅甗里的人頭是偶然滾落進去的，還是被人故意放在里面蒸煮的？第二，如果這個人頭真的被蒸煮過，那么這顆人頭的主人是什么身份？第三，商朝人為什么要蒸煮這個人的頭顱？經過化驗頭骨發現，里面的鈣質流失了，這意味著它是被人故意放在里面蒸煮過的。接下來要判斷頭骨主人的身份，從體質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應該是一位女性，從牙齒磨損和發育程度判斷，這位女性在死亡的時候大約15歲，是一位少女，專家們還從少女的嘴里取了一塊牙齒，做了鍶同位素分析，結果顯示這個女孩不是河南本地人。之所以能得出這個結論是因為一個人在某環境中生活久了，其骨骼中的鍶同位素比例就會漸漸地與當地環境保持一致，只有人的牙齒是個例外，一般來說，人的恒牙會在12歲左右完全發育成熟，一旦牙釉質發育成熟，其內部的鍶同位素水平就會被永遠鎖死，無論之后這個人再遷徙到哪去，牙齒里鍶穩定同位素之間的比例都不會改變。為了進一步知道這個女孩是哪里人，專家又對少女的牙齒做了氧同位素測定，在中國這種大陸性季風氣候的降雨影響下，越是深入內陸，環境中氧-18的比例就越低，而這個少女牙齒中氧-18的豐度要高于殷墟其他同類樣本，所以相對于河南安陽，這個女孩的老家應該更靠近大海。裝有女孩頭顱的青銅甗出土地層是殷墟四期，已經是商朝快要滅亡的時間，從甲骨文的記載來看，這一時期殷商軍隊在河南安陽東南的安徽六安地區展開過一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最后殷商軍隊得勝還朝，極有可能帶回了一些俘虜，而那個被蒸煮頭顱的少女很有可能就是那次軍事行動中從六安帶回來的俘虜，那件青銅甗就成為商朝活人祭祀重要的文物證據。

澎湃新聞：哪些書對你的影響比較大？你希望傳遞給大眾怎樣的歷史觀？

河森堡：《進擊的智人》這本書就是在模仿我的偶像《槍炮、病菌與鋼鐵》的作者賈雷德·戴蒙德，他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授，他深深影響了我，我的這本書走的就是《槍炮、病菌與鋼鐵》的路子，基本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非常相似的，我從他那繼承了很多。

歷史學的書我看得少，覺得有些文獻記載相對于事實來說更像是故事，我看到過很多明顯不合常識的東西在嚴肅的史書里。比如《漢書》里記載在兩漢相交的時候，天下大亂，赤眉軍挖掘了很多漢朝貴族的陵墓，把里面的貴族尸體拉出來，甚至還“多行淫穢”，很多貴族身上穿著金縷玉衣，里面的尸體沒有腐爛，就像還活著一樣，把玉衣解下來以后尸體就腐朽了。我覺得這明顯屬于一種演繹，首先尸體不可能不腐爛，其次對著腐爛的尸體進行性侵，不可能有人干得出來，可史書里白紙黑字就是這么寫的。我覺得古代史書總是被“文以載道”的價值觀所綁架，一定得承載著什么道理。我相信這更多是一個故事，可能是透露了一種價值觀，覺得赤眉軍是造反的一幫混蛋，野蠻又粗魯，寫這種故事是為了批判他們。1968年滿城漢墓發掘的時候，金縷玉衣里面的尸骨爛得渣子都不剩了。當事實和文獻發生沖突的時候我當然相信事實，相信考古的證據，如果僅僅只看文獻中的歷史會離事實很遠。

很多人看完我的書之后都會覺得很硬核，這是我希望傳達給他們的一種觀點、一種思想，就是我們看待歷史的時候應該是理性的，應該用“硬核”的東西去科學地看待歷史，而不是概而括、大而化之、虛無縹緲的東西。

《進擊的智人：匱乏如何塑造世界與文明》，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12月

每個人都有資格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讀歷史

澎湃新聞：作為一名講解員，是否需要進行對某一領域進行深入研究？如何看待做研究和做科普關系？

河森堡：在綜合性博物館做講解員有一個必要的素質就是融通，各個領域的東西都應該知道一些，以便發現事實和事實之間的聯系。國家博物館的講解員在知識的融通和廣度上應該遠超社會平均水平，把學者的研究轉化成面向大眾通俗易懂的講解詞也是我們工作的一部分。我自己也做了一些研究，有時候會把別人的研究成果串連起來，形成自己的觀點，比如把斯金納關于鴿子是如何迷信的和商朝活人祭祀這種迷信行為聯合起來解釋。

美國心理學家斯金納曾經做過一個實驗，他找來8只鴿子，把它們分別關到不同的籠子里，在籠子里安裝了一些喂食器，每15秒就會撒出一些食物來，幾天后這8只鴿子中有6只在行為上已經有了顯而易見的變化，在食物出現之前，它們不停地跳，要不然就是撞墻，要不然就是逆時針的旋轉，它們希望通過這種行為可以讓食物像自己之前期待的那樣如常出現。在斯金納看來，時間上有先后順序的事件，強行建立因果關系，嚴格來說就是一種迷信。這種迷信一旦和匱乏共生出來，就會發生非常恐怖的行為，比如活人祭祀。殷商時期是一個存在普遍匱乏的時代，農業生產技術落后，品種稀少，經常食物匱乏，如果有一天，一個人被青銅器剁下了腦袋，然后發現下雨了，干旱已久的農田突然得到了滋養，人們可能會像鴿子一樣，把在時間上僅僅存在的先后順序強行建立起因果關系，殺人然后下雨，以后再想下雨怎么辦？殺更多的人，于是活人祭祀這種迷信行為開始出現。在我之前很少有人想到把這兩件事聯系在一起，心理學家不會看考古材料，歷史學家不會看心理學論文，他們在各自的領域鉆得太深，不會想到用別的學科去幫助自己，而講解員沒有那么深入，但至少廣度要夠，這樣一來就可以把兩個看起來沒什么關系的知識結合在一起，形成新的觀點。

澎湃新聞：未來有哪些計劃？

河森堡：我想找一個專業的學者追隨他，進行嚴肅的學術訓練，一個夢想就是去讀麻省理工學院的人類學博士，但這并不意味著我要放棄在國博的工作。我有一個宏愿，希望把北京幾個重量級博物館的基本陳列都串聯起來，像天文館、地質博物館、自然博物館、古脊椎古人類研究所還有國家博物館，形成一個專題課程叫“此間的世界”，從宇宙大爆炸開始到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今天，涉及天文、地質、古生物、考古、歷史、政治、經濟、藝術等各個領域，把所有的東西融通在一起，形成一個關于這個世界萬事萬物的巨大體系，不同專業的學者、科研工作者、科普學者可以把自己的內容貢獻到這個體系來，就像一個可以自己生長的有機物。

澎湃新聞：如何看待今天的知識付費？若能成為知識網紅，隨之而來的是巨大的經濟效益，這會不會吸引大量學者放棄科研而轉向科普，對學界產生負面影響？

河森堡：為什么把精力放在學術上就是正當的選擇，而做一個網紅就不對呢？把時間放在學術上取得學術成就，或者放在宣傳推廣上取得經濟收益，這都是個人選擇。

知識付費如果不好何以發展到今天？舉個例子來說，假如有個人認為人類是上帝創造的，他買了一個知識付費的課程，課程上說人不是上帝創造的，而是猴子變來的，從古生物角度來說這個說法當然是不嚴謹的，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那人的世界觀，讓他知道了“進化”這個概念。之后再跟他解釋，其實人也不是猴子變來的，而是南方古猿演變而來，這就比直接跟他說人不是上帝創造的、是南方古猿變來的要容易得多；再接著說也不僅僅是南方古猿，而是南方古猿阿爾法種，而且從南方古猿阿爾法種到智人之間還經歷了很多過程。

我們的知識都是從粗糙到精細，從模糊到準確，從入門到高級，知識付費給人提供的是臺階，是進步的過程。《史記》里商王世系表和甲骨文里的不完全一樣，你能說商朝人寫錯了嗎？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可能有不周全的地方，你能說《史記》沒有價值嗎？現在專業學者的史觀和司馬遷的史觀也未必一樣，能說誰對誰錯嗎？都是對這個世界進行解釋，只要基本事實不錯，我覺得就沒問題，每個人都有資格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讀歷史。

澎湃新聞：從2011年做講解員到現在，你從默默無聞到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這八年時間里有沒有什么心態上的變化？

河森堡：我覺得自己沒有特別大的變化，講解員還是我最重要的身份，我的這段經歷鼓舞了一些人，很多人之所以還留在講解員的崗位上是因為看到了我的情況，假如現在我離職了，他們會覺得我一旦能不做講解員立刻就不做了，這對行業士氣還是有打擊的，我和很多講解員交流過，如果我拍屁股走人了，會讓他們感到失望的。

現在我把自己定位為文化宣教人員，這本書出了之后又多了一個作家的身份，寫作其實是一門手藝，很多學者的學術水平非常高，但是他們沒有做過文化宣教工作，沒有在展廳里和觀眾“短兵相接”過，所以他們對傳播的技巧和方式沒有那么多體會，僅僅是做學術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為人所知。

我正好卡在一個中間的位置，既不會像娛樂營銷號一樣什么好玩寫什么來迎合讀者，也不會像非常艱深的學術那樣一打開好幾十頁表格，我要做的就是把艱深的學術用相對通俗、唯美、令人感到溫暖的方式傳遞給大家，這是文化宣教人員應該做的事情，我覺得在這個崗位上我還可以做得更多，沉淀得更多，學習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