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改革開放后，一批“文化人”出走體制內，投入到市場經濟的大時代，開始重新設計人生下半場。

在大時代下，這些“文化人”的個人命運發生了怎樣的轉折？作者張英在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文化觀潮”系列口述。講述“文化人”所經歷的洶涌澎湃的改革大潮。

今天刊發的是作家王剛曾經歷的商海沉浮。

1980年代中后期出現了“文人下海”經商潮。

這批人當中，作家是領頭羊，年紀大一些的張賢亮，在銀川遠郊開發了影視拍攝基地，作家周梅森、矯健先是搞房地產后炒股票，詩人劉波創辦了誠成文化，拉著錢文忠等人搞了圖書出版，王剛也不例外，他赤手空拳到了北京后，選擇的是拍電視專題片和買賣地皮。

王剛現在的身份是中國傳媒大學教授，他著有長篇小說《英格力士》、《月亮背面》《福布斯咒語》等，同時是《英格力士》、《甲方乙方》《天下無賊》的編劇。

電影《英格力士》正在后期制作中，將于今年在國內上映。陳沖導演，王剛和陳沖擔任聯合編劇。陳沖給電影搭配的班底是主演王志文、袁泉、霍思燕、王傳君，一個陣容很強的團隊。

出生于新疆的王剛，畢業于西北大學中文系，后就讀于魯迅文學院和北京師范大學合辦的研究生班。1990年代，王剛像當時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從寫報告文學、寫電視專題片和影視劇本開始下海經商。

從拉廣告贊助到自己當老板，從地產買賣到金融證券交易，從亞視的總編輯到副總裁，王剛十年起伏的人生里，一直有個人在影響他——中國亞洲電視藝術中心老板靳樹增。

靳樹增是王剛以前的“老板”，原中國亞洲電視藝術中心主任，歌曲《一九九七，我的愛》、《相約九八》詞作者。2001年，亞視中心因資不抵債倒閉，靳樹增因涉嫌金融詐騙3000萬元被捕，2003年被判處無期徒刑。

在多年后，崇拜巴爾扎克的王剛把自己的那段商海浮沉寫成了75萬字的《福布斯咒語》。在接受筆者采訪時，王剛坦誠追憶自己那十年的商海浮沉。

外省來的文學青年

來北京之前，我在新疆《綠洲》雜志社當編輯，《綠洲》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辦的文學刊物。這個工作來之不易，我父親是老干部，他去找了文聯的熟人，我這個文學青年才有了合適自己的工作。

工作了兩年不到，我和遲子建等一批青年作家進入了西北大學作家班讀書。在西安呆了一年，我就先跑到北京了。遲子建她們都是好學生，還要繼續做些什么。走的時候，我把在土門花30塊錢買的自行車原價賣給了遲子建。

1988年，我和余華、遲子建等一批人又進入魯迅文學院進修班學習。在這個進修班里，每個人都努力展示了自己創作的才能。在我們班上，我不能說自己寫得好。但當時我的一些作品很富有爭議性，比如像《冰涼的陽光》這樣的小說，寫城市里的年輕人充滿野心，在向上爬的過程中，把自己給摧毀了，我寫了幾篇這樣的幻滅故事。這個進修班結束后，我和遲子建、余華、劉震云、莫言等一批年輕作家，被魯迅文學院和北京師范大學合辦的作家研究生班錄取。

當時離開學還有段時間，為了省錢，我就住到音樂學院的朋友宿舍里，和她們一起聽課，聽音樂會，一塊下館子喝啤酒。時間長了，別系的人都以為我是作曲系的學生。那時候和今天不太一樣，人們對精神的重視遠遠超過對金錢、名利的重視。那一陣，《綠洲》雜志還給我發工資——可是就憑這點錢在北京生活，不混在別人的宿舍、吃學校的食堂，想在北京生存下來很艱難。

天長日久，朋友也煩了，他女朋友來了，我得識趣走開。手里沒有錢，我一個人就在燈火輝煌的大街上漫無目的地走，看著從賓館、商店、夜總會走出的紅藍綠女，心里就想該怎么去掙點錢，讓自己過上尊嚴、體面的生活。

當時的文學雜志稿費低，大概千字10塊到20塊。我當時拿的最高一筆稿費，是洪峰給我發在《作家》雜志上的《秋天的男人》，三萬字左右，稿費一千塊錢，把我高興的。我在《收獲》雜志發表《紅手》，三萬字可能給了四百多塊錢稿費。

一個作家想賺錢，只能是發揮文字方面的特長。因為我原來寫過《新疆農墾》這樣的小說，當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準備搞系列專題片《中國農墾》的時候，有朋友推薦了我，每集大概是700塊稿費。就這樣，我寫了一系列的專題片。

寫電視專題片除了稿費外，還有一個好處，制片方可以給你包一個小賓館的房間，管你吃住，有時候還帶你去咖啡館、酒吧、歌廳、夜總會玩玩。我記得我在后海宋慶齡故居那兒的一個招待所住了很久。但寫劇本這樣的活也不經常有，稿費能夠讓你在北京混下去，發不了財。

1991年，我們研究生班快畢業了。作為委培研究生，我必須回新疆，可是我不想回去。因為我的那幫好朋友從音樂學院、電影學院都畢業了，有的分到樂團，分到電視臺或者電影廠，還有的人直接出國，或者留學校當老師。我心里想，憑什么要我回新疆呢？

在我費盡苦心想留北京卻無處可去的時候，通過朋友介紹，我認識了靳樹增。那時候，靳樹增剛從四川回到北京。他們在四川成立了公司和辦事處，以辦活動做項目的名義向企業要錢，后來因為折騰的動靜太大，當地有人把他們告到北京，他們在四川呆不住了，就帶著設備撤回了北京。

寫專題片拉贊助搞錢

當時，靳樹增在玉泉路的玉泉公寓辦公。“玉泉公寓”的名字很好聽，其實是一個半地下室的招待所。當時老靳正在寫一部大型電視專題片《民魂》，歌頌我們偉大民族的代表人物，在歌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同時，也歌頌企業界新一代儒商們。和老靳第一次見面，也認識了他手下那批人，他們衣著光鮮，穿的都是意大利皮鞋，抽的都是進口好煙。說實話，我有點瞧不起這幫人。他們在一起，談的就是怎么樣去找錢，怎么泡女人。他們和我格格不入。我是個知識分子，是個作家，我應該到中國作家協會或者它下屬的各大文學雜志，或者去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工作，所以我當時沒答應靳樹增一起干。

過了兩個月，我的學業結束了，學校的宿舍也沒有了。有天晚上，我喝酒到半夜，走到音樂學院，朋友的宿舍樓的大門已經關了。我坐車到了魯院，翻了大門進去，走到五樓小教室旁的房間，敲敲門里面沒人，拿著以前沒有交的宿舍鑰匙，開門在里頭睡了一晚上。一覺醒來，已經是上午十點了，旁邊教室正在上課，我一直熬到中午，小教室下課沒人，才開門溜出去……萬般無奈，我只能回頭找老靳去。

靳樹增正好在玉泉公寓，他見到我，笑著對我說：“兄弟想通了？好、好好。”馬上安排當他的總撰稿，讓手下人給我找了間房，讓我先去休息。就這樣，我住到了玉泉公寓的地下室里，開始和老靳在一起跑業務賺錢。我在那呆了一天，看著這幫小子穿金戴銀的，我就想如果讓我寫劇本，我得找他們一集要八百稿費。那時候，我的導師童慶炳教授一個月的工資也就一百多塊錢。

晚上，老靳從外面回來，跑到我房間來看我，問我抽什么煙，我當時和余華、莫言都抽一種河南的“中原”，綠顏色外殼。他說，哎呀，兄弟怎么抽這個煙呢，幾年研究生真是白上了。然后馬上讓人給我兩條紅塔山，往那“啪”一扔，一條掉在地下了，一條扔在床上。我就把掉在地下的撿起來放著，心里特別高興。于是我就開始給他寫劇本，我要800塊一集，老靳主動給我加到1000塊。用了兩天時間，他看了我的劇本，非常喜歡，馬上把錢給了我。我當時有點焉了，這人真大方，還守信用。

當時我就想，再賺些錢我再走。可接下來的一件事，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老靳帶我到附近的芙蓉餐廳吃飯。他跟那的老板說，“王剛可是中國最著名的大文豪，你們如果對他不尊重，就是對中國文化的不尊重。”他說完笑笑，讓老板記住，王剛以后可以在這里簽單吃飯，不管多少人，回頭他會來結賬。我當時真高興，馬上把那幫音樂學院、電影學院的人全招到這來吃，每天擺一桌酒席。

我的第一桶金是怎么賺的？其實就是通過電視專題片騙錢，比如說給一個企業拍《民魂》，要把這個企業和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聯系起來，為老板提成20%。

我寫了一段時間的劇本，就覺得自己賺的錢太少，想出去跑業務。論口才，我比他們不差；論知識結構，我比他們有的人還強。我就去了無錫找了家專門生產香煙過濾嘴的企業，拉了二十萬。第三天，錢一到賬，老靳高興地讓我到財務處領了四萬塊錢。我拿錢的時候，非常高興，從來沒拿過這么多錢，后來我就不想走了，干起了拉贊助的業務。

當老板，搞地產

大約在靳樹增的公司干了一年多，我就離開了他，自己當了老板。

道理很簡單，我自己能夠寫劇本，也能夠策劃概念，也能夠拉贊助，我憑什么拉來20萬只能提成4萬塊錢呢？經過一年多的時間，我對靳樹增的路數也很熟了，我就跟他談，希望能夠把一個部門給我，我單獨運作和他分成。

老靳不同意，他說：“哎呀，兄弟，你說到底就是一個文人，一個作家，多高尚啊！你干嘛去當制片人，當老板呢？地痞流氓你都得打交道，三教九流，你能受得了嗎？”我回答他“我能受得了”。靳樹增不愿意和我合作，我只好離開了他，跑到電影學院，掛靠它下面一個部門，一年交5000塊錢，成立了電影學院電視紀錄片制作部。

我搞的第一個電視大型專題片，是有關《鄧小平與中國改革》。因為我和一幫高校的博士關系挺好，當時聊天經常談中國的改革和未來。我起草了一些文件，沒有到任何地方去報批，找了一幫博士研究生，寫劇本，再組織人手，到全國各地拉贊助。

按照靳樹增的模式，我靠著搞電視專題片，掙了一大筆錢。這個專題片最后送審，一直捅到中宣部，找了很多關系，聽取了他們的意見，還進行了修改，最后獲得通過。但遺憾的是，這個專題片最后沒能夠在中央電視臺播，最后在全國一些省市的電視臺播出，那些贊助的企業老板也很高興。

我為什么后來去海南、廣西搞地產呢？有一天，我在北京的大街上碰見一個朋友。聊天的時候，他說在無錫太湖買了一個島，轉手賺了一千多萬。我當時很羨慕他：搞電視專題片，辛辛苦苦也就掙個幾十萬，人家一出手就賺千萬。我突然不想做電視專題片了，本來還想做劉少奇，找王光美當顧問的。

我在地產界不認識人，就打電話給老靳，希望和他一起干。老靳當時說在香山，讓我去看他。我當時買了套皮爾卡丹，這邊口袋放了一萬，那邊口袋放了一萬，上香山請老靳吃飯。后來老靳說給我介紹兩個朋友，我們一起去了海南。

海南當時地產熱，炒家比買家還多。幾個人共同盯著一塊地，還是別人的二手地，別人說要賣，就在我們準備買不買，猶猶豫豫的時候，中央政府調整經濟政策，朱镕基先對海南開刀，國家各部委和地方政府都把海南的資金往回抽。海南地產崩潰，十幾年沒緩過勁兒。

海南不行了，1993年，我們跟著地產大炒家又“呼”地殺向北海。我住的北海迎賓樓，里面的房客全是做地產的。

這次我終于用錢打通關系，從廣西的一個高官手里，搞到了四百畝地的批文。我那塊地位置很好，可是最終沒掙到錢。主要原因是我心太貪，舍不得把地全賣掉，總是一點、一點地賣，千方百計想把價格炒得更高。結果錯過了地產價位最好的時期。后來大盤炒家開始出貨，政府也開始治理地產，銀行開始回收資金，那些想炒地皮的人都沒錢了。結果這塊地壓在我手里了。

政府開始催我交土地出讓金，我看形勢不妙，也不想交這10%的土地出讓金，結果最后政府把地收回了。我前期的運作和打點費用全部白交了。我在北海又堅持了些天，一看沒戲了，就回北京了。前年的時候，我坐在家里看電視，北海房價大漲，我自個傻笑一會。

跟靳樹增搞大了

回北京以后，我就在家里準備寫小說，《月亮背面》的構思都出來了。可還沒開始寫，靳樹增又打電話來了。他說，“兄弟，大哥想你，你要不就回來吧，我們現在又有事做，交通銀行這幫人的關系需要你來維持。”

老靳找我是有原因的。1990年，我帶著采訪組到交行去采訪，跟我關系特別好的一個交通銀行的職員，現在已經成信貸一部的主任了。他當時幫我給老靳貸了第一筆款。我當時手上也沒錢了，就想回去也行。靳樹增又許諾給我10萬，讓我給他寫本傳記，于是我就回去了和龔應恬一起給他寫了本傳記。

書寫完了，我留在了靳樹增的公司。作為他的亞視公司的副總經理，天天和銀行打交道。那時候靳樹增還沒有開始買金朗酒店，我們辦公在新世紀飯店，在小說《福布斯咒語》里，我經常寫到新世紀酒店，為什么？就因為那段經歷刻骨銘心，還有我對新世紀飯店那帶環境很熟悉。

這時候，靳樹增已經開始做金融，攤子比較大。八大處的土地（后來的亞視影視城基地），我們當時都拿到手了，沒交過一分錢，僅僅是通過農工商的關系，把原來的農業土地變成了工業、商業用地，地產價值一下增加近百倍。然后再把地抵押給銀行貸款，弄到錢以后再搞地產開發，通過這樣的運作，靳樹增的亞視集團在北京名聲越來越響，那時候哪有任志強、潘石屹這些人啊，他們不知道在哪里呢。

我幫靳樹增從銀行貸了不少錢，所以手上又慢慢有了一些積累。第一次找交通銀行去貸款，老靳說貸100萬。銀行行長笑了，讓我找信貸一部馬經理。馬經理一聽就笑，說，王剛，貸100萬？最少還不給你們500萬呀！最后戰戰兢兢拿了350萬。

1995年，我們通過農行、建行發行了兩個全國企業債券，圈了近億資金，一個空手道公司，能做成這種事，今天看來，簡直是天方夜譚。可那時候，就能夠這樣做，靠人際關系，能夠空手套白狼。

1996年，我錢也賺夠了，在北京買了幾套房。對當時的工作，我也膩了，天天請銀行官員到歌廳、酒吧，到賓館開房，讓他們吃喝嫖賭。我按照貸款的數字比例拿提成獎勵。

當時房地產情況并不好，經濟形勢也不好，新項目做什么，什么賠。而且靳樹增不愿意做扎扎實實的產業，比如超市、餐廳、賓館，他覺得是辛苦錢。跟政府跟銀行打交道，錢來得那么容易，憑什么要做這些辛苦的行業呀？

我跟老靳說，我想請假回家寫小說。他問我為什么？其實由頭很簡單，有一天我坐著司機開的小車，路過朝陽門地鐵口，我突然想起自己若干年前坐在地鐵口的辛酸往事，我覺得一定要寫《月亮背面》這部小說。靳樹增沉默了一會，同意我辭職回家寫小說。

《月亮背面》寫得很有激情，不像寫《英格力士》拖了八年，半年多時間就寫完了。《月亮背面》在《當代》選發了一部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書，馮小剛看了《月亮背面》很激動，一天晚上帶著徐帆上我們家來，想把《月亮背面》改成電視劇，我也很高興，就把版權賣給了他。

我跟馮小剛、王朔到了青島，呆了一個多月，寫了《月亮背面》的劇本。馮小剛拉來了一家天津公司投資，然后他們就拍戲。馮小剛導演，馮遠征、徐帆、葉京主演，這個電視劇的創作團隊是國內最強的團隊，電視劇也拍得不錯，但最后在審查時說“調子太陰暗”，沒拿到批文，真是可惜了。

沒辦法，我就又回亞視。當時，亞視發展到了極限，我們說拿金朗酒店，真的就拿下來了。我們買金朗酒店為什么能買那么便宜？為什么連賽特集團想買的酒店都沒競爭過我們呢？因為當時金朗酒店歸北京軍區，他們剛剛把酒店從法國美麗殿管理集團收回。賣我們的原因主要是寫的《帶血的忠誠》（靳樹增傳），作為一張特別好的大名片給他們。部隊的官員一看，覺得老靳這個人太好了，再加上我的公關能力也比較強，就把金朗酒店給拿下來了。

然后我們再把酒店拿到不同的銀行做抵押，貸出錢來做新項目。一個金朗酒店我們到四大銀行分別抵押一次，重復做抵押貸款，那時候銀行還沒有聯網。你只要一年以后，把這錢還上了就行。就這樣來回折騰。

他被貸款和高利貸害了

靳樹增到最后東窗事發不是因為這些貸款。這些貸款基本沒有問題，而且老靳很重視物業。主要原因是他做的項目太多，攤子鋪得太大，貸的新款總比舊款多。光八大處那塊土地開發，我們搞那么大的一個電視城，蓋了那么多影視棚。

那時候人人都想搞大，最邪乎的時候，牟其中說是要買俄羅斯的衛星，我們沒有那么邪乎，要買澳亞衛視，都是正兒八經的談判。我們已經簽了合同，最終沒有買成。后來我們又要買香港華娛電視，簽約那天在釣魚臺16號樓，我們全都穿西裝，蔡和平跟他老婆高興壞了，覺得總算有一個大傻冒把他的華娛衛視給買了。當時我們簽的合同是五個億。然后靳樹增拿著合同到外面去扎錢。

除了金朗酒店，我們還有在西客站南廣場的亞視大廈，玉泉路的銀亞酒店，八大處的亞視影視城，我們的物業發展都很好。如果當時國家的信貸政策不發生重大變化，亞視能夠維持，過了2000年，亞視死不了。

有一次，我和靳樹增在新世紀飯店下面聊天，靳樹增說：“明天開會，重點談最近到期的幾筆貸款怎么還。”我當時對他說，“明天開會就談怎么樣不還銀行的錢。”他眼睛一亮，立即又暗淡下來說：“不行，兄弟。”我的意思不還銀行的錢，逼迫每個銀行把我們貸款全變成長期，不還本光還利息，在賬面上這筆貸款始終是優良貸款。

靳樹增說，不行，這件事不能聽你的。當時我們帳上好像還有1個多億，如果把這1個多億維持住，還點利息，有的利息都可以不還，這樣維持到2000年以后，整個房地產的情況開始轉好，樓抵押又可以貸點錢，給銀行還點錢，又可以干點別的事情，那就好了。

亞視拆東墻補西墻，拖過了兩年多的時間，銀行的錢該還的還了，但我們帳上基本上沒錢。運轉困難，不僅沒錢交水電煤，還拖欠職員工資，出現了許多問題。這時候，靳樹增又加強了家族制管理，許多親戚成為公司高管，造成許多人出走。

那個時候，銀行天天求著他還錢。有一天，在新世紀飯店，一個銀行的人帶著老婆一起來，進來就在靳樹增面前跪下了，求他還款。我記得特別清楚，特別難受，但我當時心里想：“不能還，就把利息還了就行了。”老靳說，唉，這都是朋友。怎么辦？借高利貸，把三千萬還掉了。按理說，我們的寫字樓、酒店，電視城當時還出租呢，還都有收益，但高利貸借多了，連借款利息都不夠還。

為了擺脫困境，1998年我們還希望在美國上市。結果沒有上市，被美國的律師給騙了80萬美金。

為什么老靳最后眾叛親離？因為他把賬上的錢全還光了。他再找銀行借，銀行不給他了，他就開始找朋友借，說兩個月、三個月就還，結果到時候沒還，把朋友都得罪了。

最后欠債的人守在電視城、銀亞酒店、金朗酒店，不斷從下面的企業抽資，企業的循環就受到了影響。企業連電費都不給人付，那別人就把你電給掐了。

最后，靳樹增被抓是因為他一個朋友的牽連。他一個朋友從一個國家特別重要部門借了些錢，說是借，其實是詐騙。這樁事我和靳樹增都不知道，老靳不知道這筆錢怎么來的，就把它拿回來用了。結果，具體干這事的人出事在監獄里說，這事是靳樹增策劃的，靳樹增就進去了。老靳是2001年被抓的，我們也都分別被傳喚過。

商海折騰了多年，我也累了，干脆回家，聽音樂寫作，又回到了文學的路上。幸虧當年在北京也買了幾套房，手里也有點積蓄，溫飽算是解決了。

我現在五十多了，這個年紀會想：剩下的人生和時光里，還有什么驚喜更大的好事在等著你呢？不管名、利，都不重要了，唯一重要的就是健康，還有快樂。

這個時候，文學真的成了安慰靈魂的依托了。事隔多年回到文學道路上，我現在變得安靜了，我在寫作上沒有名利，沒有向上爬的野心和欲望了，也沒有了對有權有錢人的仇恨心理了。

我把那段商海浮沉寫成了75萬字的《福布斯咒語》。這本小說可以算是《月亮背后》的續集，小說里寫到的許多事情和細節都是真的。姜清因為拆遷被釘子戶老太太咬斷了手指，我是從一個“半黑社會”的朋友那里聽來的；馮石為了醬油廠的開發項目上下奔走，為了項目過關到處送錢蓋章，小說里周雪冰這樣的銀行家，我十幾年前，為獲得貸款，沒少帶著小姑娘和銀行官員到北京展覽館賓館玩。

《福布斯咒語》上下兩卷各有35萬字和40萬字之厚，描繪了當代中國房地產行業中一個白手起家，混跡于骯臟的政商交易，但又不失理想情懷的民族企業家馮石的“原罪”形象，小說出版后被企業界和文學界認為，影射了當今房地產巨鱷潘石屹、王石、張欣等人的人生。

美國《福布斯》雜志先是派記者到北京，就中國企業家的“原罪”問題采訪我，我的觀點是中國是個特殊國情的國家，所有富有的資本家都有腐敗的可怕歷史，沒有這些行為，他們的企業不可能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