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8日，由國家發展改革委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的第二十一屆中國改革論壇在北京舉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學術委員會主任宋曉梧、副會長樊綱、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原院長劉尚希等專家，圍繞當前中國經濟所面臨的體制機制問題建言獻策，同時就接下來的改革要務進行討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 彭森

必須深化改革才能解決當前問題

彭森指出，當前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任務仍然是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40多年的改革，從開始聚焦計劃與市場的矛盾，到現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一直沒有很好解決。這也是能否如期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和試金石。這個問題的關鍵難度在于，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實質上是要處理好誰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問題，這也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根本區別。堅持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就是計劃經濟，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就是市場經濟。

彭森進一步表示，當前中國發展面臨的內外部挑戰和困難很多，外部環境十分復雜嚴峻，各種風險和不確定性持續上升，對中國發展的不利影響加深。國內近年來經濟下行壓力大，主要是國內需求不足，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群眾就業增收面臨壓力，風險隱患仍然較多。“當前我們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有些是周期性的，但更多是結構性的，必須通過深化改革，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才能解決。”

彭森建議，一是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培育和發展更有活力、競爭力、創造力的市場主體。二是構建高標準全國統一大市場，否則就不能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加快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完善要素市場制度和規則，推動生產要素暢通流動，各種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活力充分釋放。四是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五是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六是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體制機制。 

保障農民工群體的基本權益促消費

宋曉梧分析，農民工及其家庭的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受到制約。農民工群體占城鎮就業的60%以上，約6-7億人受到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限制了消費能力的釋放。他進一步分析，改革開放以來，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逐漸下降，且收入差距較大。盡管近年來有一定回升，但總體來看，居民收入占比仍然較低，直接影響了消費能力。

宋曉梧認為，解決就業問題是提振消費的當務之急。就業問題直接影響居民收入和消費意愿。特別是民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在就業中起到主力作用，因此穩住民營企業的預期至關重要。

劉尚希則指出，當前中國城鄉關系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問題。中國目前有2.9億農民工，農民工群體的消費能力低于其他群體，尤其是收入水平相同的情況下，他們的消費能力低20%-30%。此外，農民依賴土地保障生計，但由于社會保障在農村的覆蓋率低，土地成為他們的唯一保障。農民進入城市面臨著戶籍制度和城市化進程滯后的障礙，導致他們在城市生活困難，不能享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務和福利。

劉尚希進一步分析，當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僅為48%，而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為66%，兩者差距約為17個百分點，并且這一差距在逐漸擴大。盡管中國已經不是農業國，但農村人口仍占總人口的52%。這使得農民群體對內需的影響巨大。劉尚希強調，農民工難以在城市扎根的原因之一就是城市的公共服務難以滿足其需求，而這些服務的提供成本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擔。因此，中央和地方在財政責任分配上的不明確，成為城市化進程和內需擴大的障礙。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劉尚希建議，要推動城鄉關系的變革，明確中央與地方財政的分配責任，推動農民工市民化，改善他們的生活和消費條件，從而促進內需增長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

宏觀政策需更加有效

樊綱指出，當前宏觀政策面臨三大挑戰：一是貨幣政策的局限性，雖然貨幣供應和利率增加，但缺乏合適的投資項目，企業和個人不愿貸款或消費，導致經濟低迷，形成“流動性陷阱”，即使供應的貨幣增加，也無法有效刺激經濟增長。二是財政政策的關鍵作用，政府通過國債融資，再用公共支出刺激需求，帶動消費和企業投資，推動經濟循環；三是財政政策的力度，財政支出需足夠強大，才能彌補需求不足，推動經濟復蘇和需求增長。

樊綱進一步分析稱，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加劇了經濟困境。許多地方政府無法按時支付欠款和工資，導致企業和雇員受到影響。這些債務具有較強的消費和投資彈性，償還這些債務有助于刺激消費和經濟需求。因此，財政政策應集中解決幾個問題：一是確定財政政策的力度，二是如何有效化解債務問題，三是創造實際需求。

改革重在調結構

王小魯建議，要恢復健康的經濟增長，需要進行需求結構調整，重點是轉變政府職能，從投資型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政策需要從過去的投資主導型向改善民生為主轉型。

具體措施為：一是擴大社會保障覆蓋，特別是要覆蓋失業人群和外來勞動者，改善農村居民的養老保障。二是減輕企業負擔，減少企業的社保繳費負擔，尤其是歷史遺留的社保問題應由政府補充。三是資金來源，通過壓縮政府投資和行政管理支出，劃撥部分國有資產或發行國債來補充社保基金。

宋曉梧強調，提振消費不僅僅依賴短期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調整，更應依靠深層次的體制改革，特別是在收入分配、就業和城鄉一體化等方面的改革。只有通過深化體制改革，才能為消費增長提供持續的動力。

劉世錦認為，提振消費的根本在于結構性改革，重點是提升基本公共服務，推動第二輪城市化，調整所有制結構，特別是要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創造更多高收入就業機會。只有通過這些體制性改革，才能從根本上激發消費潛力，并推動經濟可持續增長。

王一鳴提出四點建議：首先，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重點提高居民收入，特別是通過適當提高機關事業單位工資、養老金和醫保補助等，增強消費信心，確保財政支出增速超過GDP增速。其次，推動服務消費發展，放寬服務業準入、理順價格、吸引社會資本進入，滿足中高收入群體多樣化需求。第三，落實常住地提供公共服務制度，支持近3億人消費的增長，中央財政應激勵地方政府落實這一政策。最后，激發年輕群體消費潛力，通過落實生育支持政策、降低育兒成本，釋放90后和00后群體的消費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