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

本文是作者2024年12月7日在中山大學博雅學院、中山大學古典學研究中心主辦的“文明對話視野中的古典學暨學科建設研討會”上的發言，由澎湃新聞記者丁雄飛整理，經作者改定。

有一個問題，我想向今天所有參會的各位請教。實際上，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很多年，我想，它也不會僅僅是我個人的困惑。今年“世界古典學大會”期間，我走到會場外，順便看了下中國古典學研究成果展。首先看到的是《四庫全書》，旁邊擺著《儒藏》。至于是否還展示了《道藏》和《佛藏》，我沒有特別留意。但我想，今天沒有人有權利或資格說，只有《儒藏》屬于中國古典學，《道藏》不屬于。同樣，也沒有人可以說，只有《儒藏》和《道藏》屬于中國古典學，所有佛經都不算。同樣，誰敢說出土文獻不是古典學？誰敢說敦煌學不是古典學？誰敢說三星堆刻符不屬于古典學？還有中國美術、中國書法，哪個不是中國古典學的范疇呢？這引出了我的問題：什么不是古典學？這正是我們目前面臨的尷尬：古典學成了一個至大無外、囊括天地的概念。嚴格來說，“中國古典學”現在只是一個代名詞，代表了中國傳統學問的總和。沒有人敢斷言，什么不屬于中國古典學，因為只要這么說，就會爭論不休。簡言之，古典學在中國今天正面臨最好的機遇，但同時也面臨最大的難題，這個最大難題就是中國所有古典學問都是中國古典學，但問題在于，如果什么都是古典學，也就等于什么都不是古典學。

我認為，這實際上體現了過去二十年左右古典學在中國的狀態。我把這一階段稱為“以無限開放的態度討論無限開放的古典學”時代，或者說“跨學科的古典學”時代。如今，這個“好日子”似乎到頭了。為什么說是“好日子”？因為從前古典學比較好玩，幾乎不涉利益，可以無限開放，一應俱收。正因為古典學在中國大學歷來不是一個學科或專業，以往十多年的“古典學年會”實際上成為了非常生動活潑的跨學科交流合作平臺。但以“世界古典學大會”的舉辦為標志，現在大家紛紛開始談論古典學的學科建設問題，古典學在中國也似乎走向了“學科化的古典學”的第二階段。什么是學科建設？學科、專業、院系，都是現代大學制度的產物。一個學科想要成立，首先必須明確界定“自己不是什么”。比如，數學不是物理學不是化學，哲學不是文學不是史學。盡管一個研究中國哲學的人，一定會閱讀大量的中國史學、中國文學，甚至可能會寫一些涉及中國文學或史學的文章，但是沒有人會說自己的研究領域是“中國哲學加中國文學加中國史學”。各個不同人文學科的邊界是相對清晰的。但現在情況變得模糊起來。我已經注意到，有不少人的簡歷發生了變化。某某教授、博導，主要研究領域變成了“中國哲學和中國古典學”或“中國古典文學和中國古典學”。這個后綴其實是含義不清的。假如開學術會議碰到某個以前從不認識的人，如果他上來對我自我介紹說“我是研究中國哲學的”，我大體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如果他上來就說“我是研究中國古典學的”，我其實壓根不知道他具體做什么，我的第一個反應很可能是：這是個民科。

以往十多年間，由于古典學在中國的特殊性，我們以無限開放的態度來討論無限開放的古典學。這種態度帶來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古典學，特別是中國古典學，沒有明確的外延，也沒有清晰的邊際。現在雖然大家都開始在討論所謂學科，但實際上，基本的態度仍然和以前一樣都是無限開放的。五年前，在第七屆全國古典學年會上，我曾說過：無限開放可能會是一個問題，但我當時仍說目前無需在意，大家可以再討論十年、二十年再說。現在，五年過去了，我想正式提出一個問題：在座的各位，誰能清楚地界定，什么是中國古典學，什么又不是中國古典學？哲學系的學者在討論“什么是哲學”這個問題時，盡管爭論激烈，我說你那個不是哲學，你說我那個不是哲學，但無論如何，彼此仍然清楚對方是在說哲學，因為哲學的邊界是相對明確的。如果一個中文系的學者聲稱自己按中文系規范所寫的論文是哲學研究，哲學系的學者多半會理直氣壯地告訴他：“這不是哲學。”如果任何研究中國古代學問的學者都能宣稱自己在研究中國古典學，這會導致古典學變成一個沒有尊嚴也不受尊重的領域。所謂現在古典學的“好日子”到頭了，我想說的是，從前沒有利益之爭，大家可以無限開放地討論；現在，盡管實際上仍然沒有太多利益可言，最多是得到了國家的一點支持，但已經出現了蜂擁而起的局面，彼此開始相互否定：“你不是古典學，我才是古典學。”如果我們不能厘清學科邊界的關系，那么我恐怕古典學邁向學科化的過程，可能會淪為人文學科內部無盡內耗和徒增紛爭的過程。

我覺得古典學在中國的問題，放在古今中西的視野下看，涉及的是中國傳統學問與現代大學建制之間關系的問題。過去一百多年來，中國的傳統學問大致上被轉化為現代大學的人文學科系統，以文、史、哲三系為主要架構。現代大學系統使得傳統學問可以在現代大學以現代學術的方式被傳授、研究，但與此同時，大學的體制對這些學問也有嚴格的規約。傳統的書院教育，或者現在民間的一些讀書會，可以花十年時間專注于閱讀某部經典，深研不輟，無限推演。但大學教育卻不允許這樣做，一門課程必須在一個學期內講完，至多延到兩個學期，比如“中國古代史”，通常被劃分為上下兩門課，這是大學的體制性要求。

現在當我們想要界定古典學，追問什么不是古典學時，爭議自然不可避免。如果今天有人說“中國哲學不是中國古典學”，一定會有人站出來反對，認為這是對哲學的排斥。因此我們必須找到一種具有公心的方式去探討這個問題。當然，我并不天真，認為可以完全排除利益之爭，但我們仍然要講出一個道理來。我認為，首先應該確立的第一條是尊重現有學科的邊界。如果古典學在中國想要真正成立，就不能隨意侵犯其他已經建立起來的學科的領地。古典學不能宣稱自己包打天下，這是行不通的，其他學科也不會允許。反過來說，已經站穩腳跟（well-established）的學科和專業，也沒有必要額外再給自己套上一個“古典學”的帽子。例如，中國考古學不是古典學嗎？誰敢說不是？中國古文字學不是古典學嗎？誰敢說不是？但問題在于，有沒有必要把這些成熟的專業加上一頂“古典學”的帽子？沒有必要，完全沒有必要！因為把它們叫做古典學并不會增加它們的學術內涵，反而徒然模糊了它們的學科邊界。假定明天有一個重大考古發現，或者新破解了一個甲骨文，報道說“中國考古學取得重大突破”或“中國古文字學取得重大突破”，我們可以立刻明白大致所指為何，但如果報道說“中國古典學重大發現”，沒有人知道說的是什么。中國哲學的情況同樣如此。中國哲學的學術共同體已經非常清楚地界定了中國哲學的范圍，如果將中國古代哲學納入“中國古典學”，只會引發混亂甚至爭斗。加一個“中國古典學”的標簽，無非是披上一件看似華麗的外衣，并無實質意義。概言之，過去百余年間已在中國大學中充分體制化的學科，沒必要再額外冠以“古典學”的名義，否則不過暴露對本學科的不自信。我們需要用排除法，把這些已有明確邊界的領域排除出去。如果今后真的能夠形成一個獨立的“中國古典學”學科或院系，它一定不是中國哲學，不是中國文學，不是中國歷史學，不是中國考古學，不是中國古文字學，盡管中國古典學可能和所有這些專業都有深刻關系。

當我們試圖討論中國傳統學問與現代大學制度的關系，不能忘記后者是以西方大學傳統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本世紀以來古典學在中國的興起，如所周知最早主要源于中國學界對西方古典學的興趣。西方古典學是一個邊界相對明確的學科，一般以古希臘和古羅馬為核心。近十多年國內關于古典學的所有的討論和爭論，幾乎都圍繞著西方古典學在中國的定位和學術進路展開，很少有人爭論“中國古典學”的問題。比如我個人歷來主張，西方古典學在中國，是中國學術共同體的一部分，不是西方古典學共同體的一部分。這一主張一直充滿爭議。相比之下，過去中國古典學的討論和會議往往非常開放。我覺得今天我們可能要顛倒過來：首先要明確中國古典學的外延，為其劃定邊界。如果能清楚界定什么是中國古典學，就可以重新思考西方古典學在中國的定位。以往，我們認為西方古典學是一個相對清晰的概念，對照之下，再來考慮中國古典學的面貌，我覺得現在要反其道而行之。我想，我們有必要咬文嚼字，區分兩個概念：一是“中國的古典學研究”（Classical Studies in China），包括中國學者對“非中國古典學”的研究，一是“中國古典學”（Chinese Classics），即關于中國自身傳統的古典學。原先我個人也傾向于在研究國外古典學時保持開放，可以不限于古希臘、古羅馬，而是其他例如古埃及、古印度、兩河文明的研究都可以納入進來。這一態度在今天是否仍然適用？需要重新討論。我越來越覺得，一個無限開放的領域永遠無法成為一個學科。如果我們真的希望建立一個學科，就必須明確它的核心部分是什么。邊界可以相對開放，但核心必須清晰，否則學科無法成立，也無法做好。

中國古典學的困境，其實體現了中國傳統學問向現代大學體制轉化過程的未完成狀態。換言之，這一轉化還存在重大缺陷。中國傳統學問的分類體系——經、史、子、集——向現代大學的院系、學科、專業的轉化過程，現在需要重新檢討。過去百年來，顯然，史部的材料基本上對應于大學歷史系的研究領域，子部主要轉化為哲學系的領域，而集部則大體對應于大學的中文系。缺了什么？經部。如果中國古典學要真正成為一個受尊敬并且有邊界的學科，我主張，它應該明確對應中國傳統經學。我個人并不研究經學，因此并不存在專業本位主義的嫌疑，也不是從個人或小團體利益角度來發論。我認為，如果從“中國傳統學問轉化為現代大學人文學體制”的視角來考慮問題，我們今天有理由設想，今后中國大學的人文學部可以有四個核心院系，分別對應中國傳統學問的經、史、子、集四部，即古典學系、歷史學系、哲學系、語言文學系。這樣劃分在道理上比較講得通，至少能夠提供一個相對明確的標準，說明中國古典學的核心和邊界在哪里。此外，它也與我們的初心比較一致。我們從來不是為了爭搶什么利益蛋糕而做古典學，也不是為了古典學而古典學。回顧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學術界對古典學的興趣逐漸興起，其背后隱含的內在沖動，實際上是為了糾正和完善五四以來幾代學人對中國傳統學問與現代關系的認識。傅斯年、顧頡剛這一代人對古典的態度是，非常重視古史研究，但卻把歷史視為材料。我們知道，傅斯年等人研究歷史，不是為了著史，而是為了搜集材料。這種態度把中國古代文明當做沉睡的史料，認為它只有材料價值。經學的缺失反映了中國思想文化在過去百余年間的一種需要扭轉的傾向。

重復一遍，關鍵問題在于：中國傳統學問如何轉化為能夠在現代大學中傳授和研究的現代學問。如果經、史、子、集對應為四個院系，核心部分很明確，邊界則可以開放。我歷來主張打通學科，但前提是尊重學科，而不是抹消學科。如果不這樣做，如果古典學不能認清自己的外延、內涵、邊界，它就會面臨兩個可能的前途：最好的前途是無疾而終。大家發現古典學既沒有利益，也沒有明確的學科定位，最終不了了之。更糟糕的可能是，古典學變成一場不受尊敬的鬧劇。每個人都試圖爭奪它的范疇，問題混亂不清。

另外我想談一個現實問題：一旦古典學被轉化為一個學科或專業，就必然會面臨現代大學的教學要求。假設古典學在理想情況下成立一個系，該如何設置課程？招多少學生？配備多少教授？即便增設一個古典學專業，實際問題也會立馬出現：這個專業的學生畢業后做什么？就業如何解決？如果你做了系主任，這些實際問題遠比學術問題更具挑戰性。我認為所有想發展古典學學科的人，至少有兩個方面必須認真考慮：現有的學科邊界和招生規模。我同時想要糾正我以前的一些想法和說法。過去我可能提過，一個古典學系可以包含“中國古典學”“西方古典學”和“比較古典學”三部分。但我現在明確表示，“比較古典學”沒有必要設。因為所謂“比較古典學”是無法直接培植的，它是自然生成的，只有先在中國古典學或西方古典學有了深厚的訓練基礎，并且對另一領域有濃厚興趣時，才可能開展比較研究。一開始就奔著“比較古典學”去培養，只會淪為一個可笑的嘗試。同時我現在也比較傾向，在古典學系的建設中，尊重“西方古典學”原有的學科邊界，亦即相對集中于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研究領域。這并不是說古埃及、古印度不重要，而是因為這些領域在中國大學中已經有了相對成熟的學科建制，比如考古學、宗教學、南亞學、東方語言文化學，最好不要觸碰和改動已有的學科邊界。這樣，以古希臘和古羅馬為中心的研究，包括今天西方古典學的顯學即所謂“接受研究”，可以作為古典學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接受研究”，西方古典學實際上已將其學科邊界在時間上無限延展到歐洲歷史的任一階段，這是這一學科擴展的方式。曾經西方的古典學系也想過要在空間上擴展研究范圍，但是它發現，一擴展就會侵犯其他院系利益。

對于中國古典學，我也主張需要收縮范圍，即以傳統經學為核心來建設。傳統經學本就是中國最受尊敬的學科，無論是五經還是十三經的建制，都為中國古典學的學科建設劃定了相對明確的界限。如果延續這個學術傳統，“中國古典學”可以成為一個非常受尊敬的學科，在“中國古典學”學科下，可以再分別設立例如“詩經學”“春秋學”“經學史”等具體專業。一旦核心明確了，邊界自然可以相對開放，某些經典文本完全可以根據學科需求適當調整。比如，《論語》《孟子》雖然屬于十三經，但從經學的傳統來研究它們與從現代哲學的理路來研究它們是相當不同的，亦即這些經典本身仍然是可以為所有院系學科從不同的學術進路來研究的。就如《史記》雖然屬于史部，但也可以作為古典學的研究對象。

古典學系的建設還要考慮到學生培養的現狀和未來發展方向。我是一個非常務實的人，古典學系不可能吸引，因而也不可能招收大量學生。我想，最好的建制方式可能還是類似于中山大學博雅學院曾經的小規模書院方式。中山大學博雅學院的核心課程歷來包括古典學的核心訓練，例如古希臘文、拉丁文和古文字等基礎課程，以及古代經典閱讀等課程，但學生的未來發展并不局限于古典學本身。多數學生最終會進入其他領域，而不是直接從事古典學研究。因此，古典學的課程設計和培養目標必須服務于更廣泛的人文學科，使其成為其他學科能夠受益的基礎，而不是一個孤立的學科。

我原本非常贊成古典學無限開放，但這樣的“好日子”恐怕已經到頭了。如果我們現在對這個問題缺乏自覺，古典學將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辯難紛紜，并且始終無法真正形成一個學科。若如此，我們又何必耗費心力呢？我一生從不做無意義的事情。我期待中國古典學成為一門高度受尊敬的學科，期待走向“學科化的古典學”的過程減少不必要的內耗，期待“文、史、哲、古”四系相互尊重并相互合作。我想，未來“跨學科的古典學”和“學科化的古典學”應并行共存，以避免學科的僵化，“文、史、哲、古”四系應以開放的跨學科心態交流合作，共同促進中國人文學科的最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