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和胡適成摯友是他1922年從英國留學回國后的事。他次年六月第一次在胡適日記上出現，胡適當時自北大休假獨身在南方，說朱經農帶了徐的信來。不久徐回浙江奔祖母的喪，約胡適等一行人到斜橋觀潮，胡適攜了和他在杭州同居不久的曹誠英同去。十月胡適到上海一趟，常和徐與郭沫若論詩。繼而徐和朱經農跟胡適回杭州玩了十天，與曹誠英一起泛舟，游西溪，看日出。率真的徐志摩帶出了胡適童稚的一面。胡適寫道他們有一晚到了平湖秋月，“人都睡了。我們抬出一張桌子，我和志摩躺在上面，我的頭枕在他身上，月亮正從兩棵大樹之間照下來，我們唱詩高談，到夜深始歸。”過了數天，徐請他父親到杭州和胡適相會。他們一起離杭州之前，曹誠英借了人家的廚房，以女主人姿態做徽州菜給徐與朱經農吃。

胡適日記上說他讀了徐新近寫的《天寧寺聞禮懺聲》非常高興：“志摩與我在山上時曾討論詩的原理，我主張‘明白’、‘有力’為主要條件；志摩不盡以為然。他主張massively 是一個要件，但他當時實不能自申其說，不能使我心服。十二日我在上海滄州旅館時，他帶了一首《灰色的人生》來，我讀了大贊嘆，說‘志摩尋著了自己了！’……志摩對于詩的見解甚高，學力也好，但他一年來的作品，與他的天才學力，殊不相稱……此次 《天寧寺》一詩，他說也是因為我贊嘆《灰色的人生》，他才決定采用這種自由奔放的體裁與音節……英美詩中，有了一個惠特曼，而詩體大解放。惠特曼的影響漸被于東方了。沫若是朝著這方向走的；但《女神》以后，他的詩漸呈‘江郎才盡’的現狀。余人的成績更不用說了。我很希望志摩在這一方面做一員先鋒大將?！?/p>

胡適認識徐志摩，離他開始倡導文學革命還不到十年，而這運動的爭論核心是能不能用白話文做詩。據他《逼上梁山》一文說，他和趙元任1915年討論中國文字為何難教，就認定了文言文是半死的文字。梅光迪路過康奈爾大學時力駁胡適此觀點，愈駁愈激烈，胡適便提出中國文學必須革命。次年任鴻雋與友人在康奈爾附近的湖上搖船，遇風浪船翻了大家濕了衣服，作了一首四言詩寄給到了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院的胡適，用了幾個“死”字，引發胡適去信批評；而在哈佛的梅光迪則替任鴻雋抱不平，給胡適寫信說：“……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比硒欕h寫道：“如凡白話皆可為詩，則吾國之京調高腔何一非詩？……今且假定足下之文學革命成功，將令吾國作詩者皆京調高腔，而陶謝李杜之流永不復見于神州，則足下之功又何若哉！”筆戰數月下來，胡適厘清了自己對白話文學的想法，1917年初在《新青年》發表了《文學改革芻議》。

胡適于1923年初寫了一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說近來白話短篇小說已很有成績，魯迅屢有佳作；散文很進步，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徹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戲劇和長篇小說成績最壞，因仍沒有人嘗試。對新詩是這樣評估的：“白話詩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詩體初解放時工具還不伏手，技術還不精熟，故還免不了過渡時代的缺點。但最近兩年的新詩，無論是有韻詩，是無韻詩，或是新興的‘短詩’，都很有許多成熟的作品。我可以預測十年之內的中國詩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個時期?！?

此前胡適對個別詩人的白話詩評論相當苛刻：“我所知道的‘新詩人’除了會稽周氏弟兄之外，大都是從舊式詩，詞，曲里脫胎出來的。沈尹默初作的新詩是從古樂府化出來的……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也是從詞曲里變化出來的，都帶著詞或曲的意味音節……能偶容納在新詩里，固然也是好事……新詩的聲調既在骨子里——在自然的輕重高下，在語氣的自然區分——故有無韻腳都不成問題……但是讀起來自然有很好的聲調?！保ā墩勑略姟罚?919）對于自己，胡適說：“現在回頭看我這五年來的詩，很像一個纏過腳后來放大了的婦人回頭在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腳鞋樣，雖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樣上總還帶著纏腳時代的血腥氣……天足的女孩子們跳上跳下，心里好不嫉羨?！保ā秶L試集》四版自序, 1922) 然而他覺得那些少年詩人的作品并不成熟：“（汪）靜之是少年詩人中最有希望的一個， 又是未免有些稚氣，又是未免太露……”（《蕙的風》序，1922）“康白情……受舊詩的影響不多，故中毒也不深……嘗試的時代工具不能運用自如，不免帶點矜持的意味……山哪， 嵐哪／云哪，霞哪……竟成了新詩的濫調了。有些詩陷入‘記賬式的例舉’……（俞平伯） 努力創造民眾化的詩。表現力薄弱，有些偏加上哲學調子的話，畫蛇添足。平伯最長于描寫，但偏喜歡說理……Robert Burns并不提倡民眾文學，然而他的詩句風行民間，念在口里，沁在心里，不是‘理智化’的詩人做得出的。”（《評新詩集》，1922）

從他具體的評語可看出，胡適理想中的白話詩必須擺脫舊詩的格律，不一定押韻，句子可以長短不一，但讀起來必須抑揚頓挫自然動聽；既不能矜持，又不能太露；最忌濫調，記賬式的列舉或太理智化；最好能風行民間，念在口里，沁在心里。這何談容易！然而徐志摩有幾首白話詩達到了胡適的理想！

有趣的是胡適稱贊徐志摩把白話詩解放了，次年卻請徐志摩替他編的詞選寫序。徐回信說：“你編一本詞選正合式，你有你的fine taste 與 critical insight……但你要我做序，我希望你不是開玩笑。我不懂得詞。我不會做詞。我背不得詞譜，連小令和短調子都辦不了。我疑心我的耳朵是粗魯的……但那玲瓏玉，玉玲瓏，后庭前庭的勁兒我可沒有得耐心……詞的魔力我也狠覺得，所以我不狠敢看。你說詞的好處是1）影像之清明，2）音節之調諧，3）字句之省儉；我以為詞的特點是他的obvious prettiness, which is at once a virtue and a vice……sort of acrobatic art in literature……你以為可當新詩的靈藥……做醫生的應該謹慎些才是。”

胡適是喜愛舊詩詞的，雖提倡白話詩，要證明用白話也能寫出好詩，對舊詩詞卻仍戀戀不舍。原來徐志摩之所以沒有受舊詩詞“中毒”，沒寫纏過足的白話詩，是因他根本不會做舊詩詞；對他來說詞往往是炫人耳目的把戲。他刻意遠離詞，害怕沉溺在奇巧纖麗的詞藻里自己作詩會矯揉造作起來。

此后徐志摩和胡適一同辦新月書局和《新月》月刊，這里就不必贅言了。

徐志摩1931年尾逝世。那一年，他到北大教英文，和陳夢家等創辦《詩刊》季刊，又在北平女子大學兼職。陸小曼不愿離開上海，他只好北平上海兩頭跑，在北平時借住在胡適家。胡適三月的日記有這么一則：“晚上與志摩談。他拿T. S. Eliot的一本詩集給我讀，我讀了幾首……絲毫不懂得，并且不覺得是詩。志摩又拿Joyce 等人的東西給我看，我更不懂。又看了E. E. Cummings的 is5，連志摩也承認不很懂得了……志摩說，這些新詩人有些經驗是我們沒有的，所以我們不能用平常標準來評判他們的作品。我想，他們也許有他們的特殊經驗，到底他們不曾把他們的經驗寫出來。志摩例舉現代名人之推許T. S. Eliot，終不能教我心服。我對他說：‘不要忘了，小腳可以受一千年的人們的贊美，八股可以籠罩五百年的士大夫的心思！’”

《詩刊》創刊號登載了徐志摩一首非常長的詩，長達四百行，題為“愛的靈感”，是獻給胡適的，前言道：“下面這些詩行好歹是他撩撥出來的，正如這十年來大多數的詩行好歹是他撥出來的！”胡適讀了，在日記上淡淡地稱這是徐志摩的一篇杰作，他用筆校改了數處。

此詩從頭到尾是一個人講話，第一句是“不妨事了，你先坐著吧”,自嘲的口氣令人想起Robert Browning 的“My Last Duchess”。那首詩里的公爵請客人坐下，聽他介紹墻上油畫中他已逝的前妻；此詩卻是一個女人臨終對離異的情人告白。她說：

你讓我說，/我只要你睜著眼，就這樣，/叫哀憐與同情，不說愛……//在你我這最后，怕是吧，/一次的會面，許我放嬌，/容許我完全占定了你……//我是個平常的人，/我不能盼望在人海里/值得你一轉眼的注意……//有時候/我自己也覺得真奇怪，/心窩里的牢結是誰/給打上的？為什么打不開？……//前緣，/孽債，不知到底是什么？……//我不是盲目，我只是癡……//我可以，我是準備，到死/不露一句……//沒有朋友，離背了家鄉，/我投到那寂寞的荒城，/在老農中間學做老農，/穿著大布，腳登著草鞋，/栽青的桑，栽白的木棉，/在天不曾放亮時起身，/手攪著泥，頭戴著炎陽，/我做工，滿身浸透了汗，/一顆熱心抵擋著勞倦……//你踞坐在榮名的頂巔，/有千萬人迎著你鼓掌，/我，陪伴我有冷，有黑夜……//你奇怪吧，我有那能耐？/不可思量是愛的靈感！……//但我/總得感謝你，因為從你/我獲得生命的意識和/在我內心光亮的點上……//你的“懂得”是我的快樂……//我方才/說過我怎樣學農，怎樣/到災荒的魔窟中去伸/一支柔弱的奮斗的手，/我也說過我靈的安樂/對滿天星斗不生內疚。/但我終究是人是軟弱，/不久我的身體得了病，/風雨的毒浸入了纖微，/釀成了猖狂的熱。我哥/將我從昏盲中帶回家，/我奇怪那一次還不死，/也許因為還有一種罪/我必得在人間受。他們/叫我嫁人，我不能推托……//我做了/新娘，我還做了娘，雖則/天不許我的骨血存留……//我早準備死，/懷抱一個美麗的秘密，/將永恒的光明交付給/無涯的幽冥……

這首怪異的長詩向來沒受多大關注，然而經胡適和他同父異母哥哥的妻妹曹誠英的戀情曝了光，我們若把它解釋為深知內情的徐志摩代她傾說心聲，或許不離譜。九十年代沈衛威替胡適作傳，和他的外侄孫程法德聯絡上，據程法德的父親說：曹誠英1923年和胡適發生關系后懷了孕，胡適想同江冬秀離婚而同她結婚，因江冬秀以母子同亡威脅而作罷。曹誠英有了孕這話是可信的，不然胡適1923年末頻頻和曹誠英的前夫胡冠英通信，次年初匆匆地到天津和在友人陪同下的胡冠英會面，又托徐志摩到杭州去找曹誠英，都難以理解。假定如此，胡適此時的情詩，包括1923年十二月的《秘魔崖月夜》(“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也都可對號入座。徐志摩寫《愛的靈感》時，曹誠英已從杭州女師大轉入國立東南大學讀農科，纏過足的她毅然和男同學一起到田間操作；當時女子學農的不多，而詩中人明知自己和情人地位懸殊不亢不卑，非常倔強，和我們在胡適日記以及其他文獻上認識的曹誠英相對應。據說胡冠英和曹誠英離婚，主因是她三年未孕，一向謹慎的胡適也許因此萬萬沒想到她會懷孕。詩中提到她哥哥，曹誠英確實有位很愛護她的哥哥；她是否有第二次短暫的婚姻？徐志摩理應不必無中生有；至于胎兒是打了或是流產，則無從稽考。曹誠英1934年經胡適推薦到了他的母校康奈爾大學研究遺傳育種，成為中國第一位女農業教授，對改進馬鈴薯有貢獻。讀者若不知道此詩背后的“特殊經驗”，讀了也許有點莫名其妙。

徐志摩此時的處境，七月有兩封信袒露無遺。他向張慰慈訴說:“我這一年也不知那來的晦氣，母親死還不算，老頭子和老家鬧得僵絕，烏煙瘴氣誰都受罪。又犯了驛馬命，南北奔波八次之多，錢花得九孔十穿，掩補都來不及。更難受的是小曼還跟我打架，我上海實在不能住，我請她北來她不肯……我想想她也有苦衷哪……我真有些回顧蒼茫，悲觀起來了……”他七月七日給林徽因的信說：“我回家累得直挺在床上，像死人——也不知哪來的累。適之在午飯時說笑話，我照例照規矩把笑放上嘴邊，但那笑仿佛離嘴有半尺來遠，臉上的皮肉像是經過風臘，再不能活動……忽然詩興發作……得了一首，哲學家上來看見，端詳了十多分鐘，然后正色的說：‘It is one of your very best。’但哲學家關于美術作品只往往挑錯的東西來夸，因此，我還不敢自信，現在抄了去請教女詩人，敬求指正！”附上的詩為《你去》：“你去，我也走，我們在此分手。你上那一條大道，你放心走……我站在此地望著你……我要認清你遠去的身影……你不必為我憂慮；你走大路，我進這條小巷……再過去是一片荒野的凌亂……但你不必擔心，我有的是膽……更何況照澈我的心底，有那顆不夜的明珠，我愛——你！”

如眾周知，徐志摩在英國留學時愛上了林徽因，決意和結發妻子離婚；怎知林徽因要接受父親替她安排的婚姻，嫁給徐志摩恩師梁啟超的兒子。徐志摩即把感情轉陸小曼，把她想象成完美的伴侶，求胡適說服父親讓自己和離了婚的陸小曼成婚。不料婚后嬌生慣養且多病的陸小曼不得公婆意，且染上鴉片癮，加以徐家財力驟然衰退，兩人便不斷發生摩擦。徐志摩不是個善于壓抑的人，對林徽因的愛意復萌；他和胡適同是情場失意人，此時卻更像曹誠英，是默默苦戀而急需“愛的靈感”的一方。

相信胡適為曾替徐志摩追求陸小曼推風助浪是很內疚的。徐志摩十一月飛機失事身亡，他震驚悲慟之余寫悼文，重點居然是替死者的第二次婚姻辯護，說：“他的失敗是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的失敗。他的追求，使我們慚愧，因為我們的信心太小了，從不敢夢想他的夢想。他的失敗，也應該使我們對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與同情……”繼而胡適寫了一首詩，描述他怎樣在書房含淚不忍推開徐志摩心愛的貓，連同一封寫給徐志摩卻未完成的信，交給《大公報》發表：“我讀了《詩刊》第一期，心里很高興……新詩前途樂觀，因為《詩刊》的各人抱試驗的態度，這正是我在十五年前幻想提倡的一點態度……梁實秋給你的信（創刊號），我讀了頗有點意見……實秋說：‘新詩實際就是中文寫的外國詩’……我當時希望——我至今還繼續希望的是用現代中國語言來表現現代中國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詩……”胡適在文后附了幾句：“收信的志摩已死去二十天了。我今天檢看原稿，不忍再續下去了……”他趕緊發表此信，無非要強調徐志摩的“失敗”并不能掩蓋他在文學上的成就。

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可引用Matthew Arnold一句詩概括：“在兩個世界間游晃，一個已死，另一個生不出來?！彼麄兪率马氉约好?，包括怎樣待人待己才合情合理，而文學是他們在這兩個世界間一起研討航線的工具之一。徐志摩之死，對胡適來說，不僅僅是失去了一位文壇愛將，更痛失一個同舟共濟的伙伴。

沒有白話文學，也許就沒有五四運動。年輕人能夠用現代的語言表達思想和感情，促使他們一下子擺脫了許多舊時文人慣有的思維與習氣，加強了對自己感知的信心，新思想才得以迅速地蔓延；即便是魯迅，也是改用白話寫小說才觸動到廣大讀者的。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年周年，回顧白話文學的發展，我私下認為，當下白話詩大放光明的領域恐怕不在白紙黑字上，而在流行歌曲中。我們若做個調查，問現在最出色的詩人有哪幾位，一般讀者恐怕連一個都指不出來；可是問最出色的歌手是哪一些，都會舉出兩三位，中外皆然。201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給了Bob Dylan，就是承認現在最有成就的詩人，不少在流行歌手的行列中；他們捕捉了自己——甚至于一整代人——的感觸，融入歌里。當然，有些流行歌曲的詞并不重要，靠旋律和節奏引人入勝，但一般來說，歌中的語言是很關鍵的。詩詞有優劣，流行歌曲也有優劣，傳世的宋詞不正是那時候流行歌曲的詞嗎？當下的流行歌曲雖然很少先有譜再填詞，但音樂的格式催使作詞的人（往往就是歌手）用精煉的文字，動人的意象，表達思想感情；而詞賦以音樂性后，便易于傳誦，這不就是傳統詞譜的功用嗎？替流行歌曲作詞最大的制約是必須大眾化，不能用晦澀的字或太難懂的比喻，更不能任意像《愛的靈感》那樣寫“特殊經驗”，然而曲高和寡自古以來就是文人作詩文的一個考慮。

胡適鼓勵徐志摩研讀宋詞，是因他領悟到新詩和宋詞有密切的親緣關系；他也許并沒意識到剛剛興起的留聲機所播放的“時代曲”，與新詩和宋詞也有密切的親緣關系。他另一位好友趙元任在這方面就比胡適更先進，興致勃勃地為胡適的白話詩譜曲，也為徐志摩的《海韻》譜曲。劉半農寫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經趙元任譜曲后風靡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