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4年，我們目睹了一連串的“拍案驚奇”——俄烏沖突的戰火延燒了兩年多之后，烏克蘭突然攻入了俄羅斯境內，至今俄軍仍未擊退攻入庫爾斯克境內的烏軍；特朗普與死神擦肩而過，陷入巨大壓力的民主黨臨陣換將，卻依然沒能擋住他橫掃七個搖擺州，以及共和黨將參眾兩院“翻紅”；以色列把古早的傳呼機變成了暗殺黎巴嫩真主黨領導層的武器，令全世界都震驚于這種手法背后潛藏的“供應鏈戰爭”的可能性；臨近年末，韓國經歷了一場“閃電式”戒嚴，而千里之外的敘利亞阿薩德政權也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崩塌……

這個列表還可以繼續寫下去。

回顧這充滿“驚奇”的一年，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國際新聞中心推出“叩問2024”年終系列報道，與國內外重要的思考者們對話， 叩問波詭云譎的世局變幻，尋繹時代車輪前行方向的線索。

“歐盟（經濟增長）正在恢復，但結構性挑戰和地緣政治風險仍然存在，給增長前景帶來壓力。（歐盟）加強競爭力和安全，對提升潛在增長、應對全球不確定性非常重要。”

在今年11月的秋季經濟預測中，歐盟委員會總結了一整年經濟的趨勢和挑戰。

2024年，歐盟對內在外經歷了一系列轉變：從延宕的俄烏沖突、瞬息萬變的中東局勢，到6月歐洲議會選舉，建制派因應對經濟問題不力，讓極右翼勢力崛起。由此引發的，就是歐盟“發動機”德國、法國的預算案問題外溢，引發本國政治動蕩。

內外因素裹挾的最直接反應，體現在歐洲經濟。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副研究員，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數據部主任的包宏向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表示，歐洲的經濟體量，與其目前的經濟表現并不匹配，需要一場結構性改革才能解決頑疾。

包宏

根據歐盟預測，德國、法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或在2025至2026年間呈增長趨勢。但隨著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回歸、推崇保護主義，包宏認為，在此背景下歐洲經濟發展空間存疑。歐洲如何定位自身經濟、實現戰略自主非常重要。由于美歐之間面臨潛在的貿易戰，中歐經濟存在一定合作空間。

地緣政治沖擊歐洲經濟

澎湃新聞：先請您評價一下今年全球經濟趨勢，是否存在各國共有的問題或機遇？

包宏：總體上看，2024年全球經濟趨勢強于預期。經合組織在2023年底做了一個對今年整體的展望分析，當時預測，今年全球整體的平均GDP增長大概在2.7%。這是比較悲觀的態度，因為相較2023年3%的預測有所下滑。經合組織（2023年底）這么分析，是因為在俄烏沖突的基礎上，巴以又爆發了沖突，全球范圍內地緣政治摩擦擴大化的趨勢非常明顯。

這會對貨物貿易產生較大的潛在影響。同時，美聯儲、歐央行等主要央行的利率保持在較高水平。一方面是為了抑制通脹，另一方面會抑制經濟活動，還可能會產生一些金融風險。比如，當時美國國債的水平已經比較高，還在快速上升。

經過這一年的發展，經合組織（今年12月）的最新預測顯示，全球的平均GDP增速今年大概在3.2%，比2023年底的預測高出0.5%。一個重要原因是，貿易增長比預期要好。今年服務貿易增長的增速相較2023年增長了7%左右，整體服務貿易額創下歷史新高。相對來說，貨物貿易的增速沒有這么高，約2%，但好于2023年的負增長。

這僅僅是基于過去一年和預期之間的對比，如果放到一個更長的維度或者視角下看，從2000年到2019年，也就是疫情前的20年，全球的平均GDP增速大概在3.8%，今年3.2%的水平相對較低。不論是地緣政治，還是利率處于較高位置，都是（之前）一直增長的重要因素。

在所有影響經濟的問題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全球經濟受到地緣政治變化的沖擊越來越大。這可以理解為，每個國家幾乎都不能避免這些問題，這是未來幾年，不僅是明年的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從趨勢來看，（這種沖擊）還會進一步擴大。

具體到地緣政治變化如何影響經濟，我認為有三個方面：一是地緣政治變化是整體的、國家間的關系，陣營間的變化，會映射到經濟上。去年，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做了研究，地緣政治相近的國家貿易額在增長，地緣政治較遠的國家貿易減少，整體上對全球貿易是負的影響。

二是保護主義越來越強，即“我要做好我的事情”，這是特朗普兩次上臺非常具有代表性、風向標的事件。尤其是本次當選后，他提出的一系列舉措，會改變原有產業分工，希望資金、優質產業到（美國），這是一種排他性的舉措。

三是資源投入的方向，可能更多會向軍事、安全等領域傾斜，會改變原有的一心謀發展、謀經濟增長空間的軌跡，也會影響資源配置效率。這是比較大的問題。

機遇方面，比較突出的是新業態的產生，最典型的是前沿技術，尤其是顛覆性技術的應用越來越快。人工智能，不管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或者大模型，經過這一兩年發展，人們越來越多去討論和探索它怎么改變千行百業，提高每一個行業的效率。這都會創造新的經濟增長空間、提高效率。同時，還有低空經濟、綠色轉型中的儲能、新材料，從產業層面看這都是新的增長空間。

另外，之前發達經濟體的利率都在高位，這對經濟是比較大的抑制。現在通脹快速回落，今年通脹水平基本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貨幣政策開始轉向，對經濟的影響是正面的。對居民來說，通脹快速下落，實際收入就是工資增長，相較之下已遠高出通脹水平，理論上能刺激消費，整體上這是比較正面的。

當地時間2024年4月16日，英國倫敦，工人們向酒吧送飲料。由于就業崗位減少，英國失業率意外升至六個月來最高。視覺中國 資料圖

澎湃新聞：全球經濟的問題和機遇，如何影響了歐洲這一年的經濟發展趨勢？歐洲同時受到了特朗普回歸、人工智能發展等影響，您怎么看？

包宏：在面對這些問題和機遇時，歐洲是一個典型案例。首先，最重要的問題是地緣政治的沖擊，這實在地反映在歐洲經濟表現上。如果仔細對比發現，在歐債危機后，以歐洲和美國做對比，不管是歐元區還是歐盟，整體經濟增速有增長趨勢，和美國同步，即使美國增長略快，也沒有拉開太大差距。直到受疫情影響后再恢復，一直到俄烏沖突發生，美歐的經濟增長/下跌的幅度和趨勢都是一樣的。

但在北溪管道事件，也就是（歐洲）能源危機以后，歐洲和美國經濟增長完全拉開了差距，一個拐頭向下，一個受到國內經濟刺激政策影響，也就是拜登政府的一些產業政策、直接的（美國）政府支出刺激。

這造成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趨勢，說明地緣政治對兩大發達經濟體，或兩個區域的影響是完全不一樣的，兩者承受能力也不一樣。其中，德國受到的影響尤其劇烈，到今年年底，德國經濟仍會萎縮。去年底，對德國經濟的預測還是比較樂觀的，認為至少今年會是正增長，但目前來看會是歷史上罕見的連續兩年衰退，核心就是地緣政治影響。

當地時間2024年11月27日，德國杜伊斯堡，德國工業巨頭蒂森克虜伯宣布將裁員1.1萬人。視覺中國 資料圖

機遇方面，不論是新產業、技術還是整體通脹回落，歐盟或者歐洲，都沒有受益于整體趨勢。比如在這一輪人工智能浪潮里，歐盟相關行業或企業發展，都沒有中美快，因為新的前沿技術應用落地不是歐洲強項。

另一個是通脹快速回落。歐洲雖然貨幣政策轉向，居民實際收入轉正，但比較不同尋常的信號是，消費并沒有跟上、投資率比較低，這都是問題。哪怕是機遇，全球整體的一些變化讓歐洲經濟低于預期。

全球經濟比之前預測得好，但歐洲相反。去年，一些比較主流的口徑預測，整個歐盟或者歐元區的經濟增長大概在1%。到目前為止的最新預測估計，歐盟的增長大概在0.9%，歐元區在0.8%左右，實際上歐洲的經濟表現比較掙扎。

澎湃新聞：11月歐盟秋季經濟預測提到，歐盟經濟增長同時，還在面臨結構性挑戰，其經濟前景不確定性和下行風險有所增加。除了俄烏、巴以等外部沖突，歐洲內部有哪些因素會影響經濟？

包宏：有兩方面比較重要的內部因素。第一是歐洲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盡管通脹回落、貨幣政策轉向，但消費和投資還沒有效恢復，從數據上也可以看到這個趨勢。近幾個季度，也就是通脹回落的季度，不管是歐盟還是歐元區，疫情前實際居民收入增長和消費基本同步。近期，歐洲居民實際收入一季度環比（增長）1%左右，但消費僅有0.4%，差距比較大。消費不僅沒有跟上，居民儲蓄率還在增加、投資率下降。不管是信心，還是居民實際消費或投資意愿都在下降。

第二是政治問題對現在歐洲經濟政策的影響也在放大，尤其是不同政治勢力和黨派對經濟政策的分歧和影響正在加大。最近法國和德國都因預算案，領導層結構受到較大沖擊，目前看沒有好轉趨勢。德國明年要提前大選，不知道新政府會是什么樣的黨派結構、支持率如何，這都是很大的不確定性。

當地時間2024年7月3日，法國安省布雷斯地區布爾格，一名員工在E-Tech T純電動卡車的裝配線上工作。E-Tech T純電動卡車是雷諾全新的100%電動卡車。視覺中國 資料圖

歐洲難有合力應對經濟挑戰

澎湃新聞：今年6月歐洲議會選舉后，主流政黨受到沖擊，主要是民眾認為建制派應對經濟不力，極右翼支持度上升，主流政黨還要應付這股勢力。

這種情況下，歐洲經濟是呈碎片化，還是德、法等傳統大國能夠形成一股合力，應對經濟問題？

包宏：目前看，（形成合力）比較難。不管是歐盟委員會層面的選舉，還是各國內部新的政治勢力崛起，打碎了之前組成的政治聯盟。從各國的情況來看，還面臨不同約束。

歐洲尤其是歐盟，前幾大經濟體面臨的經濟束縛是不一樣的。西班牙在傳統歐盟強國里，屬于受歐債危機影響較大的國家。疫情后，因為經濟結構，西班牙的經濟增長是高于其他（歐盟）主要國家的。剛才提到的德國，經濟很可能連續兩年萎縮。各國在面對經濟問題時，面對的約束不同，政策由此不同，目前來看很難統一。

澎湃新聞：您提到德國面臨較大的經濟困境，俄烏沖突后的能源危機是否加劇了這種情況？

包宏：這次地緣政治沖突帶來的能源危機，對歐洲經濟影響深刻。拆解影響的鏈條，首先最直接的是天然氣成本上升。經過疫情，尤其是俄烏沖突、天然氣斷供后，其價格在2022年8月達到最高，每個國際計量單位的價格大概到了70美元（約合人民幣511元）左右，同期美國天然氣不到9美元（約合人民幣66元）。（歐洲天然氣價格的）增幅，對歐洲依賴天然氣的制造業沖擊非常大。今年11月歐洲天然氣的價格在13美元左右，美國已回到2美元上下。

這個過程中，不管是價格的絕對值還是波動，都會對企業運營產生巨大沖擊，很多制造業企業不得不停工、倒閉甚至外遷。同時這加大了歐洲的通脹，新一輪歐美的通脹一部分原因是貨幣政策，實施了較大力度的貨幣寬松，另一部分就是供應鏈紊亂造成的。

短期通脹會進一步影響投資、收入和消費，更會影響信心。這個經濟層面的傳導路徑，實際上外溢到了政治層面，實現共振。

以德國各個黨派支持率變化為例，上一屆德國大選，德國選擇黨是第五大黨。本屆政府紅綠燈聯盟中的政黨，當時的支持率排在第二到第四，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綠黨。俄烏沖突后，綠黨支持率還提高了，但在能源危機時，2022年下半年綠黨支持率快速下滑，現在基本淡出主流政黨。

反過來，德國選擇黨支持與俄羅斯改善關系，反對綠色能源、支持傳統能源，支持率快速上升，基本在2023年上半年就成為了德國第二大黨。這些政黨變化會影響經濟政策，這個螺旋加劇對歐洲的影響非常深刻。

澎湃新聞：近期對德法出現經濟困境的討論會提及其存在“長期性結構問題”，例如德國有官僚主義、依賴俄羅斯廉價能源等結構問題。俄烏沖突后不用俄天然氣、北溪管道爆炸，對德國天然氣供應造成很大影響。

您認為該怎么理解“結構性問題”的表述，俄烏等外部因素會否進一步凸顯這些問題？

包宏：首先看近期數據，歐洲、德國經濟不樂觀，重要原因是非常依賴制造業，制造業又依賴于能源危機前的能源供應。這個供應鏈發生變化后，對其競爭力沖擊很大。

從制造業景氣度水平來看，今年11月德國、法國的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編注：即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PMI，是國際上通行的總體經濟監測指標體系之一，對國家經濟活動的監測和預測具有重要作用）大概在43，整個歐元區在45。一般情況下，50是衡量制造業收縮或擴張的分界線。

歐元 視覺中國 資料圖

之前，歐元區尤其是德國的這一數據遠高于50，也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現在這一數據跌到45以下，是制造業非常低迷的表現。其產能利用率同時也在下降。今年11月，德國的產能利用率已經跌至78%以下。這說明即便經過這么長時間，德國去工業化還在持續。

然后是對經濟主體的信心。歐洲各類統計機構、調查機構對投資信心、消費信心進行調查，最后結果都是負數，還沒回到疫情前的水平。這非常奇怪，因為通脹快速下滑后，按理說會有提振，但這沒有發生，可能是能源危機的后遺癥。

疫情前的長期結構性問題，從宏觀指標的表現上看，就是低增長、低通脹和低利率，這是經濟缺乏活力的表現，因為沒有新的增量產業能頂上來。

不管在移動互聯網還是綠色轉型、人工智能等領域，歐洲跟中美相比，創新能力、產業競爭力相對不足。

歐洲整體問題是，規則和規制比較多。這會影響到，首先歐洲沒有一體化的資本市場，原本這對支持創新很重要。歐洲目前沒有很活躍的創投機構、創業投資基金。企業層面想讓技術快速落地、變大比較難，（歐洲）整體創新創業環境不佳，自然會出現這種情況。通俗來說，就是吃老本。

有兩個最新的例子也能反映這種情況。今年9月，美國芯片巨頭英特爾宣布推遲在德國和波蘭建芯片工廠，美國本土計劃不受影響。這個項目德國政府非常重視，后期直接給英特爾的補貼已經到了100億歐元，基本是二戰后最大補貼和承諾投資的水平。這個補貼額跟美國給英特爾的補貼比較接近，但沒能吸引到公司。一方面，英特爾重視美國本土利益，另一方面不能排除公司從商業層面的投資性價比，考慮了歐洲整體營商環境、制造環境、應用場景等。

另一個例子，是歐洲最大的電池生產商瑞典北伏公司，9月宣布推遲在歐洲建設三家超級工廠，瑞典本部要裁員，差不多接近整體雇員的五分之一。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北伏想打造自己的電池供應鏈，想擴產的時候出現了技術或成本失控的問題。

從這兩個例子來看，無論是本土培育，還是想直接引進有競爭力的產業，對歐洲來說都很難。如果基本問題沒有改善，長期來看，歐洲在戰略新興產業、科技產業上的競爭力很難快速恢復。

澎湃新聞：您提到的兩個例子，歐洲是否有能力去解決規制多的問題？還是需要比較長的過程才能消除這個問題帶來的影響？

包宏：最近意大利前總理，也是歐洲央行前行長德拉吉發聲比較多，他對這個問題看得比較準確。他覺得，歐洲需要一場系統性改革，不是遇到某個問題后才去解決。這可能需要整個歐盟所有27個國家在一起，制定統一、有力度的改革，才能系統性解決。

歐洲應實現多極化戰略

澎湃新聞：歐盟最新預測，2025年法、德GDP增長分別是0.8%、0.7%，2026年這一數字分別是1.4%、1.3%，呈增長趨勢。歐洲經濟未來發展的空間有多大？特朗普回歸后，美歐之間被認為有一場潛在的貿易戰，歐洲經濟發展的空間，取決于自身還是美國等外部因素？

包宏：按理來說，從歐洲是第二大儲備貨幣發行方，其經濟體量，人才和中產的規模等條件來看，歐洲經濟增長潛力非常大。但目前從其他方面，包括過往表現，這段時間受到地緣政治沖擊、特朗普當選后歐洲和他接觸的情況來看，未來歐洲經濟發展空間可能會被美國政策影響。

總體上看，特朗普這次當選，一個非常重要的執政原則是“讓美國再次偉大”，這在很多方面都表明他會采取排他性的政策，“以我為主”。比較重要的是，美國是歐洲最大的出口國，基本占了其出口的五分之一，同時美國又是歐洲最大的順差國。按照特朗普的說法，這相當于在賺美國的錢。未來關稅會不可避免地落在歐洲身上，無非是稅率的問題。

另一個層面，拜登時期，美國推出了《芯片法案》、《通脹削減法案》等產業政策，搶走了很多歐洲的資金企業和人才。歐洲也防御性地出臺了一些類似法案，不管是《凈零工業法案》、《歐盟芯片法案》，都是對標美國的產業政策。

實際上從外商直接投資的這些數據來看，在兩邊都設廠的企業，（歐洲）沒法跟美國競爭。

特朗普上臺，很難說他不會再強化這些法案，或強化產業政策的競爭。

現在，特朗普要求北約國家交更多軍費，其實就是買美國武器，多數歐洲國家又屬于北約，這會對歐洲經濟政策造成很大擾動。本來這些國家想為了解決本國經濟問題多花點預算，現在被迫被美國經濟政策所左右，自身的經濟政策著力點和效果都會發生偏差。

澎湃新聞：在這種情況下，歐洲該如何看待自身經濟，其在中美之間如何定位？

包宏：不光是歐洲，大部分國家都是這樣。在目前地緣政治變化劇烈的前提下，歐洲格外重要。先要重新構建統一的、如何應對整個地緣政治變化的發展戰略。對歐盟或者歐洲來說，最重要的是發揮優勢，如何鼓勵創新，實現真正自主。

除了是第二大儲備貨幣發行國、有大規模中產，歐洲還有很強的文化底蘊和科研實力。從現在地緣政治沖擊來看，歐洲的承受能力和地位不匹配。（世界上）一些小國，尤其是外向經濟體，很容易受到這種沖擊的影響。但歐洲跟這些小國一樣脆弱，說明其戰略和政策需要調整。德拉吉現在清晰看到了歐洲的問題，指向了改革。

歐洲可以在中美競爭之間起到緩沖作用。對內，歐盟需要協調好各成員國政策，增強內部凝聚力。另一方面，歐盟要真正發揮優勢，包括建立一體化資本市場或金融市場，然后推出更靈活的創新政策，而不是更多限制經濟活力。這樣才能發揮其體量的經濟主導效應。

對外，歐洲可以推動相關的多邊機構和機制的改革，比如WTO。歐洲在規則層面有引領性，完全可以以中立姿態引導全球規則制定，避免美國單邊主義影響。

中歐雙方在很多方面可以合作共贏，中國是歐洲第二大貿易伙伴，又是一個較大的市場，正在擴大內需，可以承接很多歐洲的產業。

中歐在戰略新興產業、前沿基礎產業上有很強互補性。歐洲在高端芯片、航空航天等領域有產業和科研基礎，中國制造能力強。歐洲還可以與南方國家，包括拉美、非洲等加強聯系，幫助這些國家進行經濟增長和市場需求提升，開拓更多元化的經濟合作伙伴。這種多極化戰略能降低對美國的依賴，提高自主性表現。

澎湃新聞：中歐未來在哪些領域有合作空間？

包宏：新能源領域合作空間非常大。另一個是高端芯片制造業的合作，歐洲不論是光刻機還是上游技術研發，實力非常強。我們現在受到了美國所謂的制裁，小院高墻那種技術管制，反而能讓我們把眼界放得開闊一些。歐洲也可以看到我們這些巨大的應用市場，一起合作維護這種多邊全球化的體系。

最后很重要的一點，很少有人提到，特朗普當選后的加密貨幣新政，主要落腳于私人部門，這是因為他們認為美元信用擴展到了加密貨幣領域。

不管是美國的創新能力，還是美元在全球的霸權地位都有很強影響。但近幾年加密貨幣在南方國家會沖擊當地的法定貨幣，會形成比較強的貨幣替代風險。有聲音認為加密貨幣去中心化，其實權力集中在新的私人公司里，而不是交易所或穩定貨幣發行機構，權力沒有集中在政府，有比較大風險。

現在歐洲比較堅定發行數字歐元，我們也在積極試點、爭取讓數字人民幣快速投入使用，若中歐能在這方面聯手，形成一股力量，將私營部門融入全球貨幣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