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進程正面臨嚴峻挑戰。

距離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已不足一月：回顧他上一屆任期，貿易戰、關稅戰硝煙彌漫，“達摩克利斯之劍”風險高懸。

貿易摩擦只是全球化困境的一個縮影。二戰后，全球化蓬勃發展，在促進了國際貿易、投資和人員流動的同時也推動了經濟增長。然而，其負面影響帶來的收益分配不均導致了社會矛盾加劇，也為貿易保護主義提供了土壤。

中國應該怎樣應對這股逆全球化潮流？如何為進一步發展開辟新的道路，又如何引領新一輪全球化發展？

長江商學院李偉教授在最近發表于財新網的文章中指出，面對逆全球化趨勢，中國可借鑒歷史經驗，考慮單邊降低貿易壁壘，充分發揮區域合作機制，打造中國主導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同時，中國應進一步擴大內需，成為全球有效需求的重要貢獻者，為全球經濟復蘇注入活力。

作者 | 李偉

來源 | 財新網

李 偉

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亞洲（及大洋洲）市場副院長

長江商學院案例研究中心主任

長江商學院大數據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還有一個月的時間，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簡稱特朗普）就要出任新一屆美國總統了。對此，很多人懷有憂慮。假如說在特朗普的上一屆任期中，其貿易保護主義大棒主要揮向了中國，那么在本屆任期中，其打擊范圍可能會大幅擴大，美國的一些傳統盟友，例如加拿大，可能都會遭殃。

2018年特朗普對中國出口至美國的商品征收了關稅，多年以來懸在半空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落了下來。雖然日后的發展表明加征關稅對中國制造的影響并不如事前想象的那么大，但這仍然給了中國一個提醒。更為重要的是，接替特朗普的民主黨總統喬?拜登（Joe Biden，簡稱拜登）并沒有取消對中國商品加征的關稅，這說明民主黨和共和黨雖然在很多問題上的看法是大相徑庭，但在這個問題上卻有著顯著的共識?，F在特朗普回來了，局面恐怕只會更糟。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應該說，這樣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又不僅是這一層。面對波譎云詭的國際形勢，中國既往的發展模式正在面臨越來越多的瓶頸，不主動改革，就會被迫改革，后者的代價明顯會高于前者。

所以，要改變目前的困境，最重要的東西不是去詳盡地評估可能因此遭受的潛在損失，盡管這也很重要，而是要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采取措施變被動為主動以謀求進一步的發展。說到底，就是要從危險中去尋找機遇，真正開山劈石，走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怎么做？筆者認為中國應該擔負起大國的責任，扛起新一輪全球化的大旗。這篇小文就淺談一下這個主題。

全球化與經濟發展

中美貿易戰表面上看是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但由于中美兩國是全球體量排名前二的經濟體，而且中國是全球第一大貨物出口國，美國是全球第一大進口國，因此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全球的貿易環境。

更何況特朗普已經決定要在更大的范圍上去使用關稅作為手段來與他國進行博弈，這等于是將貿易戰由點及面。假如我們將視角拔高一點就會看到目前全球所面臨的困局并非一個簡單的貿易問題，而是全球化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那么，如何看待全球化就成了我們第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這里要先強調一下，全球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概念，其至少有三個組成部分，一是貿易或商品和服務的流動，二是投資或資本的流動，三是人員的流動。為了方便分析和敘述，本文的全球化聚焦于貿易領域。

開宗明義，我們首先要強調一點，全球化是一個好東西，是非常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為什么？這涉及到一些基本的經濟學理論，例如比較優勢。

比較優勢的含義就是說經濟活動的各個參與方都有自身相對擅長的業務，當所有參與方都聚焦于自身的優勢去進行生產，并通過自由貿易去交換彼此的勞動成果時，所有參與方的福利都會增大。簡單來說，自由貿易可以提高各參與方的經濟發展水平，給大家都帶來好處。

實際上，在一個理想的條件下，自由貿易會使得各參與方都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去加入國際生產鏈。國際生產鏈意味著經濟生產活動的分工更為細化和專業化，而更為細化和專業化的分工可以帶來效率的提升和財富的增加。

然而，全球化也有其負面影響。全球化最大的負面影響就是其帶來的總體收益并不能惠及每一個群體。

例如在中美貿易中，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給美國消費者帶來了很大的實惠，但對于那些與中國商品存在競爭的行業，損失市場份額又是無法避免的結局。這樣一來，相關工人的失業就會增多。從道理上來說，美國從中美貿易中獲得的收益是遠大于相關工人的損失的，因此美國應該動用國內的二次分配政策，通過“打富濟貧”的方式來補償這些受損工人的利益，但這在政治上存在一系列的困難，結果這導致政府往往束手無策，問題久拖不決。另外，將矛盾引向外部也是政客們解決國內棘手問題的慣常操作手法，現在美國流行的“China Shock”（中國沖擊論）就把美國的長期失業問題歸罪于中國。

總體上說，全球化是個好東西，但其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小覷。如何解決這其中的問題，不但關系到全球化的未來，也考驗著人類的智慧。

脆弱的全球化

全球化是個好東西，但它也是非常脆弱的。

追根溯源，全球化是一個近代才出現的現象。

考古證據表明最早的人類文明誕生于中東的兩河流域，此后全球各地先后出現了多個文明。但根據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簡稱麥迪森）的研究，從公元1年開始計算，在此后長達2000年的文明史中，人類各個文明雖然相距有遠有近，但在大部分時間內這些文明大體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差不大，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GDP）維持在500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購買力平價匯率計算）上下。

當時不同地區的人們也有貿易行為，有的貿易路線甚至遠達數千公里，例如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從大約15世紀開始，西歐經濟崛起了。此后一些歐洲國家以及一些非歐國家的經濟開始快速增長，并逐漸取得了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優勢，伴隨著這一過程的是全球化水平的明顯上升。

然而，全球化真正的第一次高潮出現在1870年至1913年。當時國際貿易快速發展，貿易占GDP的比值大幅上升，經濟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景象。但好景不長，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各參戰國以敵友劃分，全球分工中斷，全球化開始出現逆轉。一戰后各國曾嘗試恢復戰前的全球化發展趨勢，但1929年開始的經濟危機再次打斷了這一進程。

在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中，英美等國祭出了種種貿易保護政策，其中既有自貶本幣的貨幣戰，也有增加關稅的貿易戰等“以鄰為壑”的政策。在這些經濟糾紛的互毆中，國際生產鏈遭受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各國經濟受到了沉重打擊。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一些國家，例如德國和日本，為了擺脫危機甚至走上了軍國主義和對外侵略的邪路，這最終促使了二戰的爆發，并將人類拖入了史無前例的災難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化自然也是在劫難逃。

從宏觀的角度來說，只要人類不滅絕，經濟繼續發展，那么全球化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就是不可避免的大趨勢。但從一段歷史時期來看，全球化的逆轉則是完全可能會發生的事情，而且這種逆轉本身就有可能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

實際上，全球化是非常脆弱的，其可能受到國內政治、國際爭端，甚至戰爭，等許多因素的影響。全球化幾乎每時每刻都是在高風險下運行，那么如何管控這其中的風險就成為了一個大問題。過去這個問題曾經主要由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來思考，現在中國也需要思考這個問題了。

中國可考慮單邊降低貿易壁壘

全球化造福了人類，尤其是中國加入全球化之后。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主要是一個農業國，還談不上全球化；改革開放后，全國人民將經濟建設擺在了中心的地位，對內厲行改革，對外打開國門。

在經過了45年的經濟發展之后，中國雖然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如今的中國是全球最強大的制造業國家之一。中國制造盛行世界，中國企業不懼怕全球競爭，這一切都是在中國積極加入全球化的背景下取得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戰后這一輪的全球化中，凡是積極參與全球化的經濟體，例如亞洲四小龍和中國，都收獲了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成為了全球化的大贏家，而那些抵制全球化的經濟體，例如阿根廷，則被推下了世界經濟前進的馬車，摔得鼻青臉腫。

過去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很快，但體量有限，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也比較有限，但如今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其溢出效應非常明顯，因此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就變得不可避免。

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改革開放之初相比已有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曾經有利的外部環境也在發生變化，而且是向著更有挑戰的方向發展。很明顯，特朗普的再次上臺將會給全球化帶來嚴峻的考驗，那么中國應該如何應對呢？

筆者認為，中國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來解決問題：

第一，對遵守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規則的國家單邊降低關稅，而對那些不遵守規則的國家則維持原有的稅率，通過這樣的行動來維護WTO的公信力和現行國際經貿體系的正常運轉。

換句說法，中國可以考慮單邊降低貿易壁壘，這種想法實際上來自歷史經驗。早在第一次全球化高潮之前，英國作為主導者就推行了單邊降低貿易壁壘的政策。

以英法平均進口關稅為例，在1846年前，英國的進口關稅顯著高于法國，而1846年至1875年間，英國進口關稅從1841年至1845年的32.2%降至1871年至1875年間的6.7%。且從1870年之后，盡管法國開始轉向貿易保護，進口關稅逐漸提升，但英國關稅則保持在較低水平，持續低于法國。

英國主動降低關稅的政策引領了全球降低關稅的潮流，這有力助力了第一次全球化高潮的來臨。在各國紛紛仿效英國降低關稅之后，英國制造有了更廣闊的出口市場，其他國家的產品也可以更順暢的進入英國市場。全球化的深入使得英國進一步鞏固了世界工廠的地位，進而形成了以英國為核心的國際經濟體系。

對中國來說，全球化能否繼續維持并走向深化，不但是中國的國際責任，也事關中國的根本利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完全可以借鑒當年英國的經驗，單邊降低貿易壁壘，努力維護WTO等全球性多邊組織的效力，為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

第二，充分發揮區域合作機制，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國家和地區。

這方面中國已經加入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就是一個不錯的嘗試。

第三，中國企業全球化，把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搭建成中國主導的全球三鏈。

在產業規范和技術標準等諸多方面，中國企業要積極參與進去，乃至發揮引領的作用。

第四，進一步擴大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影響力，深度挖掘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消費國的潛力。

從根本上來說，中國要打破現有的困境，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擴大國內的消費需求。當中國轉型為一個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體并成為全球有效需求的最大貢獻者之一時，將極大有利于中國確立自身在全球經濟中的話語權和領導力。創造體面的就業崗位就是受人尊重的大國行為。

最后，美國曾是第二輪全球化進程的主導國，但它現在已經放棄了這種領導者的地位，并從建制派變成了反建制派。領導者的缺位和保護主義思潮的再起嚴重挑戰著現有的國際體系。中國從目前的國際體系中獲益良多，現在是用行動來支持全球化、領導全球化的關鍵時刻。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應該扛起新一輪全球化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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