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始嚴肅認真地研究、寫作之前，我的腦海里已經有了對報紙的相當固定的看法：專欄里墨跡斑斑的文字，一張張大幅的脆紙，一大批隱形的撰稿人、印刷工和送報人，多虧了他們，每個早晨，信箱里和書報亭的貨架上才會有報紙。這整個過程對于20世紀的人來說是很熟悉的。當然，我也知道這個行業發生了一些變化，暗示事情可能不像看上去那么穩定。我的青少年時代是在英格蘭西南部的鄉下度過的。跟許多人一樣，我也當過兼職報童。20世紀80年代涌現出大量新的免費報紙，我送的就是其中一種。它向人們提供關于當地汽修廠最近達成的新輪胎交易的新聞，或者一字10便士的分類廣告欄里的出售一窩小貓的廣告。后來，我開始送一種正式的日報，并極力避免加入人數較少的星期日報童的隊伍，因為那天的報紙會變成又大又重的增刊匯編，足以引發青少年的坐骨神經痛。1986年3月，埃迪·沙（Eddy Shah）創辦了《今日報》，這給送報路線帶來了一些改變（路線上訂閱《每日郵報》或《每日快報》的家庭最有可能嘗試這種新的面向中端市場的通俗小報）。新報紙在經過大張旗鼓的宣傳后，給我沉甸甸的原本只有黑色、白色和紅色的報紙袋里增添了一些新的顏色，這要歸功于最新的電腦排字和彩色膠印技術。它在內倫敦（大倫敦[Greater London]在行政上劃分為倫敦金融城和32個區，倫敦金融城是核心，倫敦金融城外圍的12個區組成內倫敦，內倫敦以外的20個區則為外倫敦。）之外印刷，而不是在艦隊街（Fleet Street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都是許多英國報社總部的所在地，因此成為英國報業和新聞界的代名詞。Fleet 在方言中是“小河”的意思，Fleet Street 因附近的弗利特河[the Fleet]而得名，漢譯“艦隊街”系誤譯沿用。）。彩色和數字技術的創新也進入了其他報紙，卻沒能發生在十年來最大的媒體劇變之前。在這場劇變中，老舊的印刷廠因遭到工會的激烈反抗而關門大吉，新聞國際公司（News International）則搬去了沃平。依靠這些技術和制造上的變革，報紙及其老板們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賺得盆滿缽滿。人們遺棄了艦隊街上老舊的印刷廠，轉而追求在倫敦船塢區之類的地方打造更高效、現代化、高科技（《金融時報》）甚至后現代的辦公室和印刷廠（1991年，第一加拿大廣場，《每日電訊報》）。它們矗立于倫敦東部，腳下有著前港口的遺跡。這里曾是英國政治和商業帝國的心臟。廣告收入意味著報紙幾乎可以免費贈送，盡管上一代人擔心廣播、電影和電視帶來的影響，但報紙的發行量依然穩中有升。人們仍舊保持著閱讀報紙的習慣，于是主編們試著擴大報紙的尺寸。生活時尚類文章和觀點文章越來越成為報紙的主要內容，而在紅頭通俗小報上，則是丑聞和名人新聞占據著主要版面。

Fleet Street

然而，真正的變化一旦發生，就會來得十分迅疾。斯堪的納維亞推出了免費日報。倫敦緊隨其后，在20世紀末也開始分發免費日報。這挑戰了歷史悠久的《倫敦晚旗報》（即Evening Standard，又譯為《倫敦標準晚報》，創刊于1827年。）在首都的支配地位。美國于2003年開始發行免費的《紐約晨報》，2004年又有了《紐約地鐵報》。在法國，從2002年起，巴黎人就可以免費拿到《20分鐘報》和《法蘭西地鐵報》。隨著思想左傾的不列顛人開始將“柏林版式”的報紙夾在腋下，且公共交通工具上變得越來越擁擠，大報便縮小了它的尺寸（2018年，連這種開本也被剛變成小報大小的《衛報》所取代）。地方報紙逐漸被并入了更大的集團中。當然，家庭連上了互聯網，報紙跟著也上了網。1994年年末，《每日電訊報》發行了它的第一個網絡版。到1995年年中，全世界這樣做的報紙已有150家。1996年，《泰晤士報》和《紐約時報》開始在互聯網上出版。到了1997年，全球互聯網上一共有1600種報紙。有人預言將出現范式轉移：由于廣告收入模式，網絡新聞可以免費獲取，報紙在新世界里也能獲得蓬勃發展，人們肯定會保持閱讀報紙這個習慣，也一定更喜歡清晰、便攜的印刷頁面。

這一切并沒有按照新世界的支持者所預言的那樣發展。技術摧毀了這些安全網，同時讓新聞變得無所不在且似乎免費。它使人們隨時隨地都可以通過筆記本電腦、手機和平板電腦獲取新聞。跟在書報亭排隊相比，這要容易得多，而且書報亭更熱衷于賣巧克力條，而無意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傳遞信息的樞紐。2009年大衰退開始之初，美國每周都有兩家報紙停刊，廣告收入十年間下降了65%。英國《衛報》透露，它在2011年到2012年損失了大約4400萬英鎊（2019年該報稱，多虧改用依賴讀者慷慨打賞的模式，這才有了微薄的營業利潤）。現在，一個沒有報紙的世界并不是無法想象的。對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來說，這是一個已知的世界。對于新聞產業來說，除了要面對經濟壓力，現在還是一個轉折點：美國第45任總統給本國最重要的兩家報紙——《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貼上了“假新聞”提供者的標簽，并將記者稱為“人民公敵”。

但是，在切入正題之前，我們不妨再看看我們是如何擁有報紙的，以及為什么我們最好還是要重視它們并了解它們的局限性。

新聞是如何產生的？

本書講述了印刷形式的新聞是如何以及為何產生的。本書從17世紀中期開始講起，當時正是一片混亂的英國內戰時期，接下來沿著我們現在認為是報紙的東西的發展脈絡，一直講到克里米亞戰爭和美國內戰時期，此時現代報業顯然已經建立起來了，制作一份現代報紙所需的一切（電報、記者、編輯、分發渠道乃至報業巨頭）顯然也已就位。我們將重點關注英美兩國的英語新聞界。這不可避免地導致本書傾向于聚焦大都會，尤其是紐約和倫敦，但與此同時也要考慮其他更具地方性的新聞界的重要性。的確，新聞界所在的地理位置為了解其重要性以及報紙和所在地之間的緊密聯系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工具。社區、城鎮、郡縣或地區都可以通過報紙發出自己的聲音。報紙是連接讀者和其他地方的紐帶，是他們觀察更廣闊世界的窗口，從而使他們能夠更好地理解并應對地方、國家和國際事務。報紙的成長與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發展有部分重疊。正如我們在下文將看到的，報紙在國族建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某種程度上，本書刻意避免明確地劃定一個范圍來闡釋報紙這種印刷品究竟是什么，因為它一直都是一種可變、易變、多變的載體。本書認為不能將報紙從其背景中強拉出來，無論這個背景是八卦、雜志、劇院，還是報紙參與過的或正在參與的其他日常生活儀式。話雖如此，但本書也關心一種公認的特定載體是如何形成的。當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對不同的人來說，報紙的含義也會有所不同。報紙的最新定義指出，它是“定期由機械復制出來的，任何人只要付錢就能得到它，而且其內容一定要有多樣性、普遍性、及時性和條理性”。許多可能已經被歸入報紙類的文本只符合其中一些要求，甚至完全對不上。早期報紙的出版是不定時的，或是持續時間很短。也許更為重要的是，即使它們的印刷有規律，也只能靠變幻無常的分發系統才能送到遠方讀者的手中，而該系統又是以一種相對無序的方式發展起來的。因此，常常發生的是，新聞是如此陳舊，以至于幾乎不能算是新聞。在現代人看來，這些報紙的內容可能顯得不那么井然有序，而是雜亂無章的，里面的文章段落竟是按照印刷商接收到的順序直接排列而成的。

這些印刷頁面主要給我們講述了一個朝著一種有明確定義的可識別的最終產品發展的故事，但字里行間給人一種感覺：事情不一定會那樣發生。報紙這種形式并非必然，也不是必然會不同于其他的新聞和寫作形式。報紙經常并不那么關心新聞，除了新聞，它從廣告到詩歌，到小冊子或文章的選段，無所不包。與要求中心思想明確的書籍和主題統一的雜志不同，報紙是一種喜鵲式（像喜鵲一樣喜歡胡亂收集零碎、無用或無價值的東西。）載體。幾乎任何能逗笑、娛樂讀者或使讀者獲悉一些信息的材料都能被報紙吸收并放在一起。隨著時間的推移，漫畫、廣告、食譜、信件、觀點文章、評論文章、詩歌、短篇小說、統計數字、幽默文章，甚至“猜猜球在哪兒”的比賽，都進入了報紙的視野。給“報紙是什么”和“它想干什么”下定義的任何嘗試都需要涵蓋它千變萬化、包羅萬象的性質。

報紙在這個世界上還是一種特別的物理存在，盡管它的存在很短暫。我們把它們疊起來，卷著夾在腋下，仔細剪下一些想留下來或寄出去的部分，或將它們釘在墻上。除了幾個明顯的特例，很少有報紙史著作，甚至更少有新聞史著作會認為報紙這一物理客體在社會中作為物質客體所發揮的作用跟作為信息源或文本所發揮的一樣大。書籍也許能裝點房間，但在吃炸魚和薯條時卻派不上什么用場，它不能吸干濕鞋里的水分，不能鋪在衣柜抽屜里，也不能用來給兔子墊窩。報紙則能用來接滴落的油漆，用來在運送途中保護玻璃器皿和瓷器，溶解后作為混凝紙漿還可用來重新塑形。不大有用的是，街上永遠都能看見報紙隨風飛舞，咖啡館的角落里、地鐵或火車座位的后方永遠堆滿了報紙，鐵絲網圍欄上也老是郁悶地掛著報紙，但它們是（至少直到相對近期還是）我們現代生活中一個無所不在的組成部分。書籍在專賣店里販售，在超市貨架間的賣書區則顯得有些格格不入。而報紙可以在街角叫賣，在火車站分發，在美國的街角則是由自動售貨機販售。與被集中擱置在書架上且常被限制在私人或室內空間里的書籍不同，報紙是我們日常世界的一部分。從許多方面來說，它們既是日常的紙質物體，又是文本信息的印刷載體。這種物理性、普遍性和短暫性的差異把它們和形式更高級的印刷書籍區分開來。當我出門送報前把報紙裝進袋子里的時候，年少的我已清晰地意識到報紙是一種物理實體。考察它們的歷史，需要考慮到它們通常厚重的物質性以及它們跟世界的物理聯系。在17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倫敦的街頭賣報業都被印刷店、小販、報童和賣報的女人們控制著。他們跟報紙的寫手、老板和讀者一樣，都是報業歷史的一部分。第四等級（指報刊、新聞界。18世紀，英國議會在貴族、神職人員、平民的議席遠處設置了記者旁聽席，因而得名。）的歷史既是關于這個混亂復雜的現實的歷史，又是一部追求發展客觀新聞報道的歷史。那么，報紙的故事既是關于人的，又是關于人所生活的社會以及報紙是如何改變這些社會的，也是關于各種不同的報紙的。

權力與權力的不平等

第四等級，即輿論領域，像其他三個等級——貴族、神職人員、平民一樣，在社會上擁有發言權。第四等級這個概念最早興起于18世紀：1752年，由作家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提出，被他稱為一個“極其龐大且強有力的團體”。隨著讀新聞的公眾的產生和新聞工作作為一種職業形式不斷地發展，一個討論公共事務的空間得以創建起來，這在宮廷和議會之外創造出了另一種選擇。于是，新聞界幫助創造了一個據說很理性的公共辯論空間，跟它一起出現的還有其他討論場所，比如期刊、閱覽室、沙龍和演講廳。報紙不僅塑造出了閱讀公眾，而且幫助創造了可能挑戰現狀的批評公眾。不出所料，政府密切關注著新聞界，并對它嚴加控制，僅逐步允許印刷報紙。在許多國家，最像我們現在所稱報紙的是相當于《年鑒》（Annual Register）的出版物，其他報紙則被禁。即使在新聞界被允許存在的時候，審查制度也繼續限制著內容的發表，用罰款或監禁威脅反抗的作家和印刷商。官方和日益強大的新聞界之間始終緊張的斗爭將貫穿本書。

報紙幫助創建的公共領域是一個可供選擇的、可能更加包容的民主討論空間，此外它還讓人覺得它是社會的一個重要方面。它曾經是，或者說可以成為一個理性的空間，給那些愿意加入的人提供啟蒙和進步的思想。正如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主張的那樣：“必須永遠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帶來人類的啟蒙。”那么，傳播、討論新聞背后就有著一種道德上的使命感。而且，由于這個公共領域具有革命性的政治潛力，那些參與其中的人開始聲稱：因為它是一個公共的全國性的理性領域，所以政治權威的基礎就在于它，而不在傳統的或既定的政府形式里。報道當代事件的報紙也暗示要變革，建議人們可以創造屬于他們自己的環境，而不是簡單地繼承它們。雖然新聞界做了許多事，但其決定性的特性過去是，現在仍是公開性，即公開行事。在通過信件發送信息的人的頭腦中，其受眾往往是有限的。與之不同的是，發行報紙就是為了使信息能夠廣泛地傳播，它會假設存在著一群閱讀公眾。人們對公眾的看法改變了人們對新聞界的看法。新聞界也可能從事著影響公眾的工作。

1989年，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的英文版出版發行。此后，歷史學家和傳播學者重新檢視了新聞界在創建如此公共的領域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哈貝馬斯是在“二戰”后開始研究“公共領域”這一概念的，這反映出他對民主國家的失敗或腐敗的擔憂。他在18世紀英國蓬勃發展的咖啡館和報紙文化中看到了某種理想的公共領域，人們在此可以展開理性的公共辯論，并創造出合法社會的替代形式。然而，在19世紀和20世紀，商業和國家的控制扼殺了這個理性、民主空間的生命力，導致真正的民主政治走向衰敗。哈貝馬斯是一個不太合格的歷史學家，他在歷史學上犯了很多錯誤，使得他在歷史學界飽受批評（例如，他的咖啡館例子最多只能算粗略，他的年表很簡略，實際變化的細節又難以確定）。至于他的政治主張，批評者認為他的“公共領域”是屬于中產階級且壓倒性地屬于男性的。他的著作所主張的理性社會因將一部分人排除在外而遭到批評。但是，他的影響力依然相當大，尤其是在那些試圖解釋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文化、政治變革以及新聞界所具有的更普遍的影響力的人當中。歷史學家們還聲稱哈貝馬斯低估了咖啡館和報紙在17世紀末及18世紀英國的重要性，認為公開辯論甚至比他說的更重要。

當然，哈貝馬斯并不是指明新聞界在公開辯論形成過程中所扮演角色的第一人。報社從業人員非常熱衷于宣傳對他們的這個看法，正如我們在后面的章節里會看到的那樣。例如，在美洲1765年印花稅法案危機期間，報紙印刷商將自己描繪成面對專制暴政而不斷發聲的通情達理的人民。1923年，比哈貝馬斯早了幾十年，前記者、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家羅伯特·E. 帕克（Robert E. Park）就已將報紙視為社區辯論的公共空間。在《報紙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Newspaper）一文中，他考察了現代報紙——這種被他視為劣質媒體的產品——的角色，認為：“參與其中的作者和新聞界的動機，無論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都是在城市里盡可能地復制農村的生活條件。”對帕克來說，報紙就是20世紀城市居民互相交換八卦和最新本地消息的村中廣場。報業從人們對社區的需求中獲利，它在一個通常原子化、日益城市化的社會中為人們提供了一種連接。通過創造閱讀社區這一概念，報紙主編、記者和政治家們結成了一類潛在的政治行動者（political actor），在塑造輿論方面發揮強大的作用。

新聞界創造或想象出的公眾可以是多種多樣的。早期的單頁新聞紙（news-sheet）讀的人極少。它們中有許多針對的是一類明確的受眾，特別是由宗教派系定義的。在倫敦，報紙常常與政黨或參與政治的捐助人有著密切的關系，它們的讀者可能同樣是有黨派立場的。到了19世紀，報紙和期刊是為各種各樣的團體制作的，反映了教堂或宗教，行業和協會，鄉村、城鎮、郡縣和地區，軍方，以及科學、醫學和工程學的喜好。性別也能成為某些報紙的基礎，不僅有向女性推銷商品的期刊，還有女性制作的期刊（通常是周刊或月刊）。

這種做法在商業上是明智的，因為它可以依靠一類已知的渴望獲得關于某個特定主題或帶有某種傾向性信息的受眾，但是，這些出版物也可能別有用心。它們能夠塑造或宣傳觀點，能在社區內構建紐帶，而且無論有意與否，都具有創建社區的潛力。在國家層面上，全國性報紙代表全體國民發聲。早晨定時看報的讀者可能會覺得存在一個更廣泛的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大家幾乎同時儀式般地在做同一件事。政治學家、歷史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把消費這些印著日期且表明存在一個他者社區（community of others）的“每日暢銷品”的行為看作國族建構和民族主義興起過程中的一個關鍵性組成部分。新聞界可能還強化或塑造了其他身份認同，尤其是可能反對國族意識或使國族意識復雜化的地方身份認同。而且，那些在殖民地讀報的人可能發現自己通過讀倫敦或巴黎發生的事情的定期報告而與宗主城市聯系在一起。考慮到傳播的性質和新聞采集實踐的緩慢性、零碎性，報紙在世間留下的印跡可能是支離破碎的。與其說報紙使人聯想到一個國家的人同時在邊吃早餐邊看新聞，不如說它提醒人們注意到了距離和分離、省和地區，或者使人想到社區，同樣也想到沖突。仔細閱讀報紙就會發現權力是不平等的，信息則擁有控制或爭奪權力的潛力。

（本文選摘自《墨色事業：從英國內戰到美國內戰的報紙史》，[英]馬修·J.肖著，陳盛譯，上海教育出版社2025年1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