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4年，我們目睹了一連串的“拍案驚奇”——俄烏沖突的戰火延燒了兩年多之后，烏克蘭突然攻入了俄羅斯境內，至今俄軍仍未擊退攻入庫爾斯克境內的烏軍；特朗普與死神擦肩而過，陷入巨大壓力的民主黨臨陣換將，卻依然沒能擋住他橫掃七個搖擺州，以及共和黨將參眾兩院“翻紅”；以色列把古早的傳呼機變成了暗殺黎巴嫩真主黨領導層的武器，令全世界都震驚于這種手法背后潛藏的“供應鏈戰爭”的可能性；臨近年末，韓國經歷了一場“閃電式”戒嚴，而千里之外的敘利亞阿薩德政權也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崩塌……

這個列表還可以繼續寫下去。

回顧這充滿“驚奇”的一年，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國際新聞中心推出“叩問2024”年終系列報道，與國內外重要的思考者們對話， 叩問波詭云譎的世局變幻，尋繹時代車輪前行方向的線索。

地球正在向人類發出一個重要信號：出問題了，有些事需要修正。這樣的信號不是只出現在某幾個地方，而是無處不在，體現在各種維度上，比如洪水、干旱、火災、海平面上升等。

“世界正走向一種我們尚未準備好的局面。這很像正朝著冰山駛去的泰坦尼克號。”聯合國前氣候變化助理秘書長亞諾什·帕斯托（Janos Pasztor）說。

聯合國前氣候變化助理秘書長亞諾什·帕斯托（Janos Pasztor）

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的最新報告，2024年全球年平均氣溫相較前工業化時代已上升了1.3℃。這聽起來微不足道，但帕斯托等環境與氣候專家明白，溫室氣體濃度每上升百萬分之一、溫度每升高0.1℃，都會對人類、地球生態系統和經濟產生深遠影響。

據世界氣象組織（WMO）分析，即將過去的2024年有望成為有記錄以來最暖的一年。而這也是極端天氣事件頻發的一年。2月，美國和加拿大各城市出現創紀錄高溫，得克薩斯州遭遇史上最大野火；6月，印度遭遇史上最長時間的極端高溫，局地氣溫突破50℃；10月，西班牙“世紀洪災”導致200余人遇難。

當地時間2024年2月26日，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氣溫攀升至71華氏度（約27攝氏度），民眾在密歇根湖中游泳。視覺中國 圖

然而，人類社會并沒有對此作出足夠積極的應對。由于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勢，2024年11月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9次締約方大會（COP29）沒有達成預期結果，發展中國家對商定的氣候融資目標產生巨大不滿。緊接著，在聯合國國際法院12月初舉辦的氣候變化聽證會上，同樣充滿狹隘的論調。“我們做得不好。”談及2024年全球總體的氣候行動時，帕斯托遺憾地評價道。

當地時間2024年3月3日，美國得克薩斯州，安吉·霍奇斯在被大火燒毀后的廢墟中尋找物品。視覺中國 圖

UNEP預測，如果繼續保持現狀，全球氣溫到本世紀末可能最終會上升2.6℃到3.1℃，熱浪、暴雨、旱災等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率將大增。

當地時間2024年3月19日，越南檳椥，一名男子頂著塑料桶穿過一個干涸開裂的池塘。視覺中國 圖

如果依靠各國的減排行動，最終也無法遏制全球變暖的趨勢，我們還能怎么辦？

帕斯托提到了“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的概念。地球工程旨在抵消部分全球變暖的影響，主要采用的技術有兩種：一種是碳移除（Carbon Dioxide Removal, CDR），指移除大氣中過量的溫室氣體；另外一種是太陽輻射修正（Solar Radiation Modification, SRM），即通過降低地球對太陽能量的吸收來抵消溫室氣體的增溫效應。

當地時間2024年6月22日，印度阿姆利則郊區，一名男子和他的孩子在炎熱的夏日里洗澡。視覺中國 圖

早在2017年，帕斯托已經在紐約啟動了卡內基氣候治理倡議（C2G），探討和推動關于地球工程的全球對話和治理框架。他認為，如果《巴黎協定》的減排目標無法實現，全球可能需要考慮利用“太陽輻射修正（SRM）”技術，將部分入射的太陽輻射反射回太空，從而降低地球溫度。SRM包括多種技術，如平流層氣溶膠注入、海洋云增亮，以及地面和海洋的反照率修改等。

不過，SRM之類的技術手段仍充滿爭議，帕斯托也承認這只能夠作為補充措施，要想減緩乃至解決全球變暖問題，必須減少至零碳排放。即將邁入2025年，世界又將面臨莫測的變數。即將走馬上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鑒于其從前的所作所為，可能會對全球氣候進程產生不利影響。COP30預計在巴西亞馬孫雨林中部的一個小鎮召開，這樣全新的地點或許預示著新的變化和機遇。而中國，不只是新能源行業，2025年也將迎來全新的挑戰。

以下為帕斯托接受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專訪內容

整個地球系統都在報警

澎湃新聞：對于2024年全球氣候變化以及應對行動的進展，你總體的評價是？

帕斯托：目前，全球年平均溫度已經比工業化前水平高出1.3℃，這不是個好現象。這個數字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今年10月發布的年度《排放差距報告》相吻合，這是很糟糕的，因為氣溫上升1.3℃產生的影響已經非常顯著、非常嚴重，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災難性的。報告還提到，根據各國現有的計劃，全球氣溫可能會比19世紀中葉上升2.6℃到3.1℃。你可以想象這將帶來多么大的影響。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其他地緣政治變化。比如新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他說他計劃采取一些行動，而這些行動會對氣候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對于2024年的總體氣候變化和行動情況，我認為我們做得不是很好。

澎湃新聞：你覺得過去一年最令你鼓舞的事情是什么？最令你失望的事情是什么？

帕斯托：當我們回望2024年時，肯定會看到一些好的變化。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車在全世界范圍內的持續良好發展。我們必須看到這些明顯的進步，雖然還不夠，我們還需要繼續努力。

至于令人失望的事情，其中之一是COP29，它沒有取得它需要或應該取得的成果。但令我更加沮喪的其實是聯合國國際法院（The Hagu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發生的事。國際法院正在荷蘭海牙舉行氣候變化聽證會，但與會各方沒有用更開闊的視角來看待氣候問題。所以我感到非常失望，我本來希望這場聽證會能做得更好。

澎湃新聞：越來越多的極端天氣事件正在成為一種常態，你認為這對于人類社會來說意味著什么？

帕斯托：宏觀來看，不可否認的是地球正在向人類發出一個重要信號：出問題了。這樣的信號不是只出現在某幾個地方，而是無處不在、體現在各種維度上，比如洪水、干旱、火災、海平面上升等。整個地球系統都在告訴人類有些事不對勁，你必須去修正。

但全世界政府、非政府組織、學術界和私營企業的領導人，對這個問題的討論還不夠。他們在談論減少排放，卻沒有認真討論全球變暖的情況和它將產生的影響。這意味著世界正走向一種我們尚未準備好的局面。我不想過度擔憂，但我覺得這很像正朝著冰山駛去的泰坦尼克號，我們需要做點什么，但我們醒悟得太晚了。這就是現在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

要應對氣候變暖的影響，我們能做的并不多。一是我們必須更加適應氣候變化。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正如 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所明確指出的，氣候適應有其局限性，并受到技術、經濟、文化和財政等方面的制約。

其二，人們可以做的另一件事，是開始考慮“太陽輻射管理”，或稱“太陽能地球工程”，即通過平流層氣溶膠注入等新興技術來直接冷卻地球。它的原理是改變地球的反照率，將更多的陽光反射回太空，從而使地球溫度降低。

最大障礙是政府不愿合作共進

澎湃新聞：剛剛結束的COP29上的融資結果讓許多發展中國家并不滿意。你是如何看待的？

帕斯托：你說“很多”發展中國家不高興，我覺得應該是“大多數”。COP29也被稱作“氣候融資大會”，發展中國家要求富裕國家每年向他們提供1.3萬億美元（約合9.42萬億元人民幣），以支持氣候行動，但大會最終商定的結果是到2035年以前，發達國家每年提供3000億美元。甚至如果仔細研究細節，會發現還不到3000億美元。這個數目顯然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做更多事情。

但我們應當認識到，COP不只是一個進程，也是一場集會，各國政府在這場集會上決定他們愿意一起走多遠。人們經常說我們必須修正COP、改進COP，我完全支持這一點，但COP中最重要的問題不是政府間進程的建立方式，而是各國政府根本不愿意走得足夠遠。無論建立什么樣的進程，如果他們不愿意攜手前行，他們就不會履行。最大的障礙是政府不愿意合作共進。

因此，盡管我們絕對要改進COP進程，我們也要認識到，主要問題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締約方的意愿。COP的投票制度規定，一切行動都必須通過協商一致才能實現，但這很困難。需要給各個國家施加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橫向的壓力，促使他們完成必須做的事情。

我想談一個有爭議的話題。我認為不能將石油出口國排除在氣候變化協議之外，因為他們的整個經濟都依賴于石油出口。我們必須找到與它們合作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擺脫化石燃料、實現轉型，也許還能讓他們也實現發展目標。我們應該讓它們也參與進來，一起找到前進的不同方式。

澎湃新聞：今年許多歐美國家都對中國的新能源產品進行了制裁，關于“產能過剩”的話題非常熱門，作為在中歐之間的觀察者，你認為我們應該如何來理性看待這一事件？中歐如何進一步發展合作？

帕斯托：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需要不同國家進行更多思考、反思和行動才能解決。我認為有一些事實是清楚的。

第一個事實是，世界需要更多價格低廉的新能源汽車，因為我們希望人們拋棄油車，改用新能源汽車。而中國在這一領域遙遙領先。前幾天，我看了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車生產商名單，前十名中有八家是中國公司。這就是現實。

第二個事實是，每個國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投資”或“補貼”。看看十多年前，德國為引進光伏技術提供了大量補貼，使德國的光伏行業在當時取得了巨大的增長。美國著名的IRA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通脹削減法案》），實際上是對美國新能源行業的補貼。

第三個事實是，在美國和許多歐洲國家，汽車制造是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這些行業因為低價進口產品而崩潰，該國的經濟就會隨之崩潰。這是一個真正關鍵的問題，是一種合理的擔憂。

這些觀點都是合理的，所以必須找到一種方法，建立一個溝通機制，有一個為此而設立的機構，那就是世界貿易組織（WTO）。這個多邊機制設立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很高興聽到中歐沖突正在世貿組織解決，我希望中國和歐盟都能充分利用這一進程，提出某種解決方案，滿足上述所有事實。

特朗普上臺不會改變世界前進方向

澎湃新聞：特朗普即將上任，對于全球氣候變化來說，您認為會帶來怎樣的影響？許多人都對此表示擔憂，您是怎么看的？

帕斯托：我不想討論特朗普的全部政治議程，但我想重點談談氣候問題。從他在第一個任期內的所作所為、他在競選期間說的話以及做出的種種任命來看，我認為可以公平地說，特朗普上任對氣候的總體影響將是負面的；同樣需要明確的是，特朗普當選總統這件事固然可能會放慢世界行動的腳步，但不太可能改變世界向低碳與零碳世界前進的這個大方向。

然而，在我們需要加快速度的時候放慢速度就成了問題。

就像美國環境學家和記者比爾·麥克基本 (Bill McKibben) 所說的：“在氣候變化的背景下，慢慢地贏其實就是輸。”

首先，我認為特朗普的上臺將對全球氣候變化產生直接影響，因為美國極有可能再次退出《巴黎協定》。這不僅對美國，也對《巴黎協定》的進程產生了直接且負面的影響。此外，還有關于美國將退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整個協議的傳聞。據我所知，從法律上講，這種情況將更為復雜。讓我們拭目以待。

另一個方面是，減緩《通脹削減法案》的行動會對美國產生直接影響。我不認為有任何觀察家相信特朗普能夠徹底廢除《通脹削減法案》，但他可以放慢法案的實施進程，這意味著排放量不會像計劃的那樣減少，它們甚至可能會增加一點。

間接影響也非常重要。所有國家都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的締約方。一些國家，尤其是那些持觀望態度的國家，并沒有非常堅實的氣候戰略，當這些國家看到美國正在做的事情時，他們可能也會 “嘀咕”，并認為 “哦，好吧，我們不會走那么遠，我們必須后退一點。”即使不是每個國家都會這樣做，這也足以對一些國家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

此外，有跡象表明，特朗普政府實際上還打算退出一些其他的國際協議，如衛生組織和人權組織等。如果這種情況真的發生，那么就代表美國向世界發送了一個非常消極的信號：他們并不關心國際協議。而這可能會對相關一系列事情產生極其消極的影響。

該考慮采用新技術為地球降溫了

澎湃新聞：對于中國在氣候變化應對當中發揮的作用，您有怎樣的評價？

帕斯托：中國已經做了很多，我認為我們應該祝賀中國所做的一切，因為它已經實現了自己設定的所有目標。中國在太陽能、風能、電動汽車、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發展。但和其他所有國家一樣，中國還需要做得更多。

現在的情況是，美國正在后退，正在放慢腳步。這或許正是中國向前邁進、成為氣候變化領域無可爭議的全球領導者的時刻。我認為中國現在至少可以通過考慮四件事來做到這一點。

首先，中國必須提高自己的雄心，要發揮領導作用，讓其他國家也可以效仿中國，促成更多的行動。

第二，中國可以通過例如“一帶一路”等倡議，為其他國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提供資金和低碳零碳技術方面的支持。在“一帶一路”倡議中，許多國家的環保標準沒有中國高，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與其他國家合作的好機會，可以幫助它們在環保方面向前邁進。

第三，中國現在已經擁有了十分卓越的科學技術。因此，中國可以在許多領域鼓勵更多的技術創新和發展。不僅僅是光伏和電動汽車等相對簡單的內容，人類需要在其他更困難的領域有所突破。食品議題就是一個大問題，如果中國能夠在國內外鼓勵不同類型的農業和食品系統的發展，將食品生產從以肉類為基礎轉向以植物和微生物為基礎，那么這將對人類的未來產生巨大影響。

此外，由于人類無論做什么，地球都會變得更熱。因此慎重地說，我認為現在已經到可以考慮采用新技術為地球降溫的時候了。中國可以在這方面發揮領導作用，匯聚頂尖科學家，集中力量進行研發，以確定某種技術是否可行，以及這樣做的風險和益處。

中國有一定的能力，只是需要讓力量匯聚起來，“勁往一處使”。我認為中國能夠在上述的四個方面提供世界所需的全球領導力。

澎湃新聞：您提到可以考慮“采用新技術為地球降溫”，這個技術具體將如何發揮作用？會遇到什么樣的風險？

帕斯托：洪水、火災……現階段已有數千人因此意外喪生。我們不難想象，如果平均氣溫不是上升1.3℃，而是上升2℃、2.5℃或3℃，情況會是怎樣？氣溫會升高已成共識，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減排和除碳，但這需要很長的時間。在此期間，生態系統、世界經濟、人類生活等都將直接受到許多可怕的、重大的甚至是災難性的影響。我們有一種可以用來降低溫度的技術，這樣世界在減少排放的同時就不會受到這些影響了。

事實上，使用SRM技術并不是解決氣候危機的辦法，唯一的解決方案是將排放量減少到零，然后變為負值。但這并不是短短幾十年就可以完成的，可能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如果我們在減排的過程中能夠成功將全球溫度控制在一定水平，那么至少可以規避掉氣候危機對人類社會造成的災難性影響。

改變太陽輻射同樣伴隨著風險和潛在的負面后果。天空的顏色可能會有所變化，雖然變化不大，但將導致光線更加散射。這種變化可能會對光合作用產生影響，影響不一定是負面的，具體取決于注入氣溶膠的材料類型。此外，這種做法可能會對臭氧層造成損害，并可能導致酸雨問題。

當注入平流層氣溶膠時，其影響將是全球性的。不過不同地方受到的影響程度可能不同，一些地區可能會變得更冷，而另一些地區則可能變得更暖。隨之產生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安置那些因此而處境惡化的人們？換句話說，我們需要采取哪些治理措施來確保這些問題得到妥善解決？

此外，還有兩個重要的風險需要我們關注。假設你有致力于改變太陽輻射的意圖（哪怕還沒有實際行動），這是否就能減輕社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面臨的壓力呢？這涉及到所謂的道德風險問題，是一個需要通過適當的治理結構來解決的真正問題。

關鍵點在于，不改變和改變太陽輻射同樣有風險，我們必須比較這兩種選擇的風險，評估哪種選擇對未來更有利或更不利。這就是我們在SRM技術方面面臨的挑戰。我認為這是一個有很多潛力、也應該被充分利用的領域。為此，我們需要進行更多研究，更深入地了解所需技術。因為只有這樣，社會才能做出是否采用這類技術的明智決定。

當下我們最迫切要做的是什么？

澎湃新聞：明年的巴西氣候大會。被認為是一個關鍵的節點，您對于這次大會有怎樣的期待？

帕斯托：我認為巴西對第30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30）抱有很高的期望。長期以來，巴西一直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進程中的積極支持者。盧拉總統在之前和當前的任期內都著重強調了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性。在生物能源、低碳和零碳生物能源系統等領域，巴西在某些方面一直處于領先地位。因此，從多個角度來看，巴西這個國家自身都為氣候變化議題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但同時，巴西也是一個石油出口日益增長的國家，這也是背景的一部分。因此，巴西將如何具體處理氣候問題，我無法預測。

現在，如果你回顧一下COP29，會發現它是一個金融向的大會，它處理了一些金融問題，但它并沒有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因此，由于沒有得到妥善解決，問題還會卷土重來，在巴西貝倫舉辦的COP30也將成為一個金融大會，因為它必須回到相關的問題上來，同時，許多國家也希望在這方面能有更明確、更具雄心的內容。

第二點與核心挑戰有關。我們不能忽視，締約方大會的核心目標之一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請記住，《巴黎協定》要求各國制定各自的“國家自主貢獻”（NDCs），也就是他們的“氣候行動計劃”。按照協定，每次各國提出新的國家發展計劃時，都應當體現出更高的信心，即計劃應該比前一次更加積極。然而，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這樣的趨勢。

因此，明年年初，各國發布新一輪國家發展計劃的時刻將非常關鍵。屆時，各方將有機會在第30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30）上進行審查。這對氣候行動意味著什么？國際社會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來進一步提升目標？在我看來，這是巴西將面臨的最大挑戰，我們將密切關注巴西總統及其領導層將如何應對這一挑戰。

我想討論的第三個問題有關COP30的舉辦地。巴西選擇在亞馬孫河中游的城市貝倫舉辦COP30，但據我所知，貝倫是一個只有三家酒店的小地方，要在這樣一個城市舉辦預計有八萬人參加的大型會議，在物理上就是不現實的。巴西對于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提出了多種方案，我們還需等待最終的決策，但有一點顯而易見——貝倫無法容納八萬人。而這將對整個大會的籌備和推進產生影響。

許多人都曾指出COP大會規模過于龐大、需要以新的方式進行縮減，現在看來，COP30將成為一個必須考慮縮減規模的會議。我認為這是一個令人激動的時刻：大會地點這一簡單的自然條件限制可能會促使一些決策的產生，進而改變整個大會的組織方式。我預計COP30將會與以往的COP會議有非常顯著的不同，讓我們拭目以待。

澎湃新聞：目前為止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仍在上升。您認為如何才能盡快扭轉這一趨勢？您認為當下我們最迫切要去做的是什么？

帕斯托：短期內，我們可以迅速在這兩個方面采取行動。一個是甲烷。甲烷是一種重要的溫室氣體，我們可以通過一些努力來迅速減少甲烷的排放，這將有助于緩解當前緊迫的形勢。

另一個是至關重要的二氧化碳。雖然目前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建立了自己的新能源系統來滿足能源需求，但這些系統并沒有大幅減少生產生活中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因此，關鍵在于直接解決化石燃料的主要使用者所面臨的問題，并觀察他們如何進行改變。這一挑戰非常巨大，因為它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是一個涉及社會經濟的問題。我們需要與煤礦工人和地方政府進行溝通，并確保能源和電力供應的穩定。

我認為，這個問題的復雜性要求我們采取更加綜合的解決方案。特別對于煤礦工人，我們不能簡單地要求他們停止采煤，而必須投入資金和時間來為他們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和再培訓。如何將減少化石燃料的使用視為一個社會問題而非單純的技術問題，并切實地采取措施，是我們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