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4年，我們目睹了一連串的“拍案驚奇”——俄烏沖突的戰火延燒了兩年多之后，烏克蘭突然攻入了俄羅斯境內，至今俄軍仍未擊退攻入庫爾斯克境內的烏軍；特朗普與死神擦肩而過，陷入巨大壓力的民主黨臨陣換將，卻依然沒能擋住他橫掃七個搖擺州，以及共和黨將參眾兩院“翻紅”；以色列把古早的傳呼機變成了暗殺黎巴嫩真主黨領導層的武器，令全世界都震驚于這種手法背后潛藏的“供應鏈戰爭”的可能性；臨近年末，韓國經歷了一場“閃電式”戒嚴，而千里之外的敘利亞阿薩德政權也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崩塌……

這個列表還可以繼續寫下去。

回顧這充滿“驚奇”的一年，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國際新聞中心推出“叩問2024”年終系列報道，與國內外重要的思考者們對話， 叩問波詭云譎的世局變幻，尋繹時代車輪前行方向的線索。

2024年10月24日，美國亞利桑那州，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在亞利桑那州出席競選集會。特朗普在支持者歡呼聲中走下舞臺。本文圖片 視覺中國

距離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正式入主白宮還有不到一個月時間，全世界都正在為如何在他的第二任期與他，以及美國打交道而做準備。自他當選以來，他和他的團隊已發出過一系列信號，比如威脅美國將退出北約、再度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減少對烏克蘭的援助等等。但特朗普與他第一次當選時已不可同日而語，這八年來，他已經從一個政治素人成為一個有過四年執政經驗，并在美國有著千萬擁躉和巨大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因此，特朗普2.0的政策還會是特朗普1.0時期的簡單復刻嗎？從第一次當選到即將開啟第二任期，這八年的經歷將如何影響特朗普2.0的政策？在這一背景下，中美關系又將走向何處？

美國西頓大學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和平與沖突研究中心主任汪錚（Zheng Wang）近日接受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專訪時指出了觀察特朗普2.0時期政策的兩個重要視角：首先，特朗普奇跡般的成功是因為他領導了一場民族主義運動，而民族主義是需要塑造“敵人”的；同時，特朗普的另一個特點是熱衷于交易，他是從交易的角度出發來看很多問題的。

在談到中美關系時，汪錚表示，“中美兩國在有巨大共同利益的情況下，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是難以想象、違反常規的。”對于特朗普2.0時期的中美關系，汪錚認為中國需要從“民族主義”這個視角去看待特朗普以及特朗普2.0，特朗普2.0時期的中美關系肯定有挑戰，但是也的確有機遇。

汪錚博士是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委員，曾在威爾遜中心、美國和平研究所等多家美國智庫擔任高級研究員，也多年致力于中美之間的高層智庫對話。

美國西頓大學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和平與沖突研究中心主任汪錚 受訪者供圖

以下為專訪實錄

特朗普為什么會贏？

澎湃新聞：時隔八年，特朗普強勢回歸。您如何看待特朗普的成功當選？

汪錚：特朗普的成功當選，即便是在美國國內也出乎很多人意料。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客。我長期的觀點是，在美國的兩黨政治中，特朗普奇跡般的成功是因為他領導了一場民族主義運動，他不是一個傳統的政治人物。這種民粹民族主義賦予了他特殊的力量和非凡的動員力。這就是為什么特朗普的選舉動員力比一般政客要強的原因——他得到了民族主義的加持。

特朗普的民族主義運動對美國不同的群體來說有著不同的意味和理解。實際上在美國現在存在三種民族主義：“白人至上種族民族主義”，“反全球化反移民的美國優先經濟民族主義”和“讓美國重新偉大”（MAGA）的國家民族主義。這三種民族主義跨越種族、文化、政治、經濟和對外關系，成為美國新的社會思潮和群眾運動，具有強大的號召力。民族主義運動是特朗普當選的一個主要因素。

2024年10月5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重返賓夕法尼亞州的巴特勒市再次舉行競選集會，馬斯克跳上講臺。

澎湃新聞：同時，我們也看到像馬斯克這樣的頂級富豪大力支持特朗普，他們與美國“鐵銹帶”藍領是完全不同的階層，但都對特朗普有著堅定的支持。您如何理解以馬斯克為代表的頂級富豪們的“民族主義”？

汪錚：這是個很好的問題。通常來說，“馬斯克們”代表著全球主義，是全球主義的真正得益者、開創者。馬斯克在今年5月曾說，“考慮到非法移民大量涌入，2024年可能是最后一次由美國公民決定的選舉”。因為美國社會人口結構的變化，大量新移民加入，非拉丁裔白人在總人口中的比例逐年下降。而民主黨主要受益于無產者、知識分子、少數族群和女性這四種群體的支持，支持社會平權和福利保障的民主黨在這些群體特別是新移民當中的支持度非常大，而且隨著美國人口結構的變化，這種趨勢可能進一步發展。所以馬斯克才會說“這可能是最后一次由美國公民決定的選舉”。

實際上，馬斯克的這番言論也體現了這三種民族主義的綜合，把這次選舉視為界定誰是真正的美國人，如何保護美國人的利益以及如何保持美國在國際競爭中的霸權地位的背水一戰。他們認為按照民主黨，尤其是民主黨的進步主義的路徑走下去，美國是沒有前途的。他們也許并非純粹的民族主義者，但是從特朗普的民族主義運動中看到了美國“重新偉大”的另一條路徑。

特朗普2.0=單邊主義？尚未可知

澎湃新聞：特朗普即將在明年1月20日正式入主白宮。外界也一直對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有很多討論。與1.0相比，您認為特朗普2.0會有怎樣的變化？

汪錚：特朗普2.0一定會吸取1.0時期的經驗教訓。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必須要依靠傳統的官僚階層，就是他所謂的“深層政府”（Deep State）。因為這些人有政府經驗，而特朗普沒有自己的團隊，所以他很依賴這些共和黨背景的人來出任職位。在即將開啟的第二任期，我們可以看到，特朗普在走一條不同的道路，他把個人忠誠度放在評判的天平上。他挑選的人都是他所領導的民族主義運動的支持者，這一點很重要。包括馬斯克和特朗普的共鳴也在于“讓美國重新偉大”。因此，從內部來看，特朗普挑選的都是過去4年或是8年中他認定的支持者來組成新一屆政府。

很多觀點認為特朗普上臺后會不愿意結盟，更傾向于“單打獨斗”。理論上，特朗普上臺后不會走多邊路線，但人們并不能就此簡單地期待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就是第一任期的復制，就是單邊主義，或者說簡單地期待特朗普第二任期將立即給中歐關系、中日和中韓關系帶來轉變。這是不一定的。

我們需要看到，全世界都在為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做準備，所有的領導人都在重新學習如何與特朗普打交道。他們一定會有對應之策。實際上，特朗普前不久已經去歐洲出席巴黎圣母院重新開放儀式，與法國總統馬克龍會見；加拿大總理特魯多也去了海湖莊園與特朗普面談；12月15日，特朗普又與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遺孀安倍昭惠會面，共進晚宴。全世界都在為特朗普2.0做出調整。

2024年12月7日，法國巴黎，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出席巴黎圣母院重新開放儀式。

此外，還有一個事實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面對的是反對他的國會，如今，他的國內政治基礎比第一任期穩固很多。世界各方都了解這一點，因此都在調整各自的政策，也在盡力向他靠攏。所以，不能排除未來歐洲和亞太在外交調整中與特朗普靠近的可能性，而且特朗普是擅長做交易的。

其實拜登政府也延續了特朗普第一任期時對華的部分做法，比如關稅。拜登政府留下的外交遺產之一就是對華編織了非常廣泛的聯盟體系，給美國留下一個應對中國的大安全架構，并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有效地離間了中國和歐洲的關系。同樣，也不能排除特朗普再次上臺后，不會延續拜登政府的一些政策——比如“小院高墻”，比如和亞太、歐洲的盟友關系。

澎湃新聞：您認為特朗普上臺后不是簡單的單邊主義。但是，在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治理問題上，特朗普一直表現出相當的漠視，并且在第一任期退出《巴黎協定》。您如何看待特朗普的民族主義在這方面的影響？

汪錚：這是另一特別需要注意的問題。民主黨執政期間，氣候問題是中美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責任，因為民主黨政府對此高度重視。但到了特朗普時代，氣候問題很大可能不再會是中美政府的交集。甚至過去四年間中國政府與拜登政府建立對話的幾個渠道，比如氣候、軍控、核武器，重大公共衛生問題等，雙方的合作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若從民族主義來理解，特朗普本人并不認為存在氣變問題，而認為這是被國內進步主義推動的社會議程和全球化敘事。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多次談到氣變問題是民主黨危言聳聽，并且主張開采美國油氣，受到美國相關行業的大力支持。這既是國際問題也是國內問題，是美國國內政治和對外關系共同作用的影響。

特朗普新民族主義下的對華敘事

澎湃新聞：目前，美國社會的分裂現象日益加劇，尤其是在特朗普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的對立。您認為美國這一國內局勢會如何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決策？

汪錚：這確實是一個讓人擔憂的現象。我們可以觀察皮尤中心的民調，在2018年，還有超過一半的美國民眾對華抱有正面態度，今年這一數據又有所下降。民調本身就解釋了美國對華政策一個根本性問題——美國社會對中國的負面印象加深，并且是在短時間之內加劇。這一客觀現實是理解美國很多對華政策的基礎。這種社會對立的加劇，反映在美國社會當中就是有很多焦慮。

在社會分裂的情況下，美國外交政策的國內政治化，或者說國內政治對外交政策的影響是巨大的。由于美國社會對華態度負面，美國兩黨在對華政策上高度一致。因為美國的民意客觀存在，政客尤其是國會的政客，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迎合民意，而不是反對民意。“反華”已經在美國成為政治正確，這是非常關鍵的。

另外，民族主義是需要“敵人”的，是建立在對“敵人”的塑造之上的。最簡單的描述就是塑造“我們”和“他們”的對立關系并以此作為社會動員的工具。而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所有的講話都能概括出“我們”和“他們”這兩個關鍵詞。“他們”可以是美國國內特朗普認為的那些貪污、昏庸和墮落的華盛頓政客們；也可以是國外的敵人和對手。實際上，民族主義為中美兩國為什么在具有巨大共同利益的時候走向全面對抗提供了一個深層次的解讀，上升的民族主義讓人們心理失衡和認知錯位。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特朗普的中國觀和他的新政府的對華政策？

汪錚： 其實特朗普本人的對華政策并沒有很強烈的意識形態因素，甚至可以說特朗普的中國觀仍然相對開放。他可以接受新事物的影響。特朗普12月16日還表示“美中兩國聯手可以解決世界上所有問題”。這一點在他第一任期時就有所認識，也是目前美國政治環境下非常難得的見解，應當引起重視。

但是，美國國內政治是不能忽視的影響因素。在我看來，相比特朗普本人，其新一屆內閣班底的部分人員對中國持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看法。參考我們剛談論的特朗普選人規則——忠誠和對特朗普民族主義的認同，符合這兩項條件的人多半是需要“對手”的民族主義者。

澎湃新聞：作為特朗普2.0的一部分，民族主義的上升是否意味著美國在處理與中國的關系時，會更多地基于內政壓力而非外交考量？

汪錚：當“反華”成為美國的政治正確，對政客來講，在談論對華政策時，會不自覺地自我調整，或者說，朝政治正確靠攏，因為他不想被人認為是“親華”的。這一因素會自然疊加特朗普的對華團隊所帶來的影響。

我們常說美國很大程度上是“部長治國”，內閣成員的權力很大。如果我們回顧以往的若干屆美國總統，實際上總統的很大部分精力都在處理國內政治，應付國會。因此很多具體事務是交由各個部長。如果從這方面考慮，即便特朗普對華有積極的觀察，但問題在于他不是在任何時候都主導所有政策，更不可能監督所有的政策執行。

澎湃新聞：中美之間不僅是經濟科技間的競爭，還是文化與價值觀的碰撞。您認為美國的“文化戰爭”（“文化戰爭”是美國保守派和自由派圍繞信仰、價值等方面的文化沖突，它源于20世紀20年代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價值觀沖突。涉及主要議題包括墮胎、控槍、移民、LGBT群體等）與其對中國的認知之間是否存在著相互影響？

汪錚：我們剛才談及“進步主義”、氣變、移民、社會平權等問題，在美國能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不同群體對這些問題的界定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不同的文化認同。而特朗普是有著非常強烈的文化認同的政治人物。在美國重大的社會問題上，比如種族移民、性別多元、文化、墮胎權等問題，他持有相對保守的傳統觀念。美國也確實有很多人認同他這一觀點。這也是美國社會分裂的主要因素之一。特朗普的支持者們認為自己代表著更傳統更正宗的美國文化，而新的激進主義者，進步主義者，新移民代表的是另一種文化。

在此背景下，美國一些人對中國也有一種“文化焦慮”，最典型的就是TikTok和孔子學院。他們很難接受中國的文化產品成為美國年輕人當中非常流行的存在。

中美需要“大對話、大交易、大博弈”

澎湃新聞：您剛才提到美國精英階層對中國的“文化焦慮”。現在還有一種“美國正在衰落中國正在崛起”的觀點，這也被視作是美國對華競爭戰略的邏輯之一。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汪錚：存在焦慮是肯定的，甚至不僅是焦慮，也有恐懼。美國感受到了一個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全面競爭對手。不像蘇聯僅作為強勁的軍事對手，也不是當年的日本是強勁的經濟對手，而是一個全方位的對手出現，甚至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化。對于“美國正在衰落中國正在崛起”的判斷，的確有這樣的傾向性。因此對中國的焦慮也推動了美國一些對華態度的轉變和政策上的轉變。

但是如果認為“美國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甚至正在加劇”，我認為需要慎重對待類似觀點。美國和中國一樣也是一個有高度韌性的國家。

我常同美國人說，不要小看中國。這是有著儒家文化傳統的國家，民眾高度重視教育，一代一代以家庭為中心，勤奮工作任勞任怨，這樣的國家經歷了改革開放40年的物質和思想積累，即便有波折，也是會持續向前的。

同理，也不要小看美國。美國的確存在種種問題，但美國永遠都是在危機當中解決問題，在解決問題中發現新的危機，從來沒有風平浪靜的時期。

澎湃新聞：近日，哈佛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就美國外交政策專業人士對華態度進行了一項調查。調查表明，外交政策界的許多人感受到來自社會和專業領域的壓力，要求他們對中國采取更具對抗性的立場。接受采訪的亞裔或部分對華鴿派指出，他們被反復確認對美國的忠誠度。結合您講到的“對華政治正確”，這將如何影響到美國的對華政策？

汪錚：在美國，當反華成為政治正確，不一樣的聲音就會很難發出來，也很難進入到輿論的循環當中。這些都是中美關系的負面因素，并且短時間內可能不太容易發生變化。特朗普2.0時期的中美關系肯定有挑戰，但是也的確有機遇。雙方需要對話和談判，也存在交易的可能性。還必須指出，即便是現在，中美間依然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責任。

中美兩國過去幾十年的深度交流，經濟的高度互補，社會相互交融，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無法相提并論的。疫情前，中美間每天幾十個航班、一萬人互相來往。這個基礎并沒有真正失去。特朗普是商人出身，他了解兩國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實際上，中美兩國在有如此巨大的共同利益的情況下，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是難以想象、違反常規的。這是由很多因素造成。正如特朗普說的“美中聯合可以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但是這需要大對話、大交易、大博弈，需要在外交上有相當的應對和調整，難度非常大，特別是在雙方缺乏互信的情況下。

澎湃新聞：您認為像馬斯克、蘇世民等會為中美關系帶來積極影響嗎？

汪錚：我們可能不能過多期待具體某個人，盡管馬斯克和蘇世民都有可能為中美關系帶來一些積極影響。但是歸根到底還是中國可以如何做。最根本的一點是要繼續敞開大門，擴大開放。眼見為實，來過和沒來過中國的人對中國的認知經常有不小的差別。

拜登政府對華團隊中尚有不少知華派，是對中國有了解和來過中國的專家和政客。但是，特朗普新班底中很有可能會存在一批從未來過中國、對中國的認識建立在想象之上的人。由他們來制定并執行對華政策是充滿不確定因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