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任何一家主流投資機構都需要將精力投入到如何實現源頭創新的轉化上。不擅長與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的投資機構在未來的中國投資市場中很難建立競爭優勢。”復旦科創母基金董事長、復旦大學寧波研究院執行院長、上海復容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孫彭軍日前對澎湃科技表示，過去，中國的創新是摘別人采摘剩下的果子，今天的中國更強調種自己的創新之樹、長自己的創新之果。而高校是中國源頭創新的主要來源，必須在培養人才、從事科研之外承擔起科研成果轉化的重任。而眼下，也是推動科研成果轉化最好的時代。

科研成果轉化是高校的新時代新使命

孫彭軍形容自己是“復合型”人才，留校當老師，做過投資人，創過業。2013年，孫彭軍牽頭組建了復旦大學寧波研究院，擔任執行院長期間深入研究科研成果產業化問題。2023年，在復旦大學緊扣國家培育新興和未來產業戰略需求的新階段，孫彭軍正式出任復旦科創母基金董事長，依托10年來積累的成果轉化實戰經驗，助力構建復旦大學科技成果產業化“生態圈”和“朋友圈”。

“眼下是科技成果轉化的最好時代。”孫彭軍說。十年前他剛開始從事科研成果轉化工作時，TMT（科技、媒體和通信）行業仍是互聯網時代的主導者，但2018年以后硬科技投資越發火熱。國家為真正具備創新能力的人提供了良好環境和機會，推出科創板，設立大量基金，培育耐心資本。

對于復旦大學這樣的頂尖大學而言，第一使命仍然是培養世界一流的人才，第二使命是產生對國家和人類有益的原創性科研成果。但在孫彭軍看來，高校作為原始創新的源頭，眼下除了要完成上述兩大任務之外，“做好科研成果轉化，利用科技和人才優勢支撐國家科技產業發展”也是當代中國頂尖大學的一道必答題，且必須答好。

如果說過去中國的創新是摘別人采摘剩下的果子，孫彭軍認為，到了今天，中國更強調種自己的創新之樹、長自己的創新之果，而高校是基礎前沿科學研究的主力軍，理所當然成為源頭創新的基石力量。

事實上，伴隨著時代的變化，高校科研成果轉化的氛圍也在發生變化。

十年前，學校里的研究成果就像是“青番茄”，離產業界很遠，科學家缺乏向產業化探索的動力， “外面的企業吃了一口，發現吃下去嘴不舒服。”這導致研究成果難以產業落地，如今理順了科技成果產業化的體系和制度規則，高校加速承擔起科研成果轉化的重任，倡導學科交叉融合，科學家向產業化邁進一步。而產業界對于科研、技術的需求也越來越重視，越來越迫切，“總的來說，高校和產業現在是雙向奔赴。”

孫彭軍一個明顯的感受是，以前復旦的教授們幾乎不愿意和他探討產業化，教授們的工作止步于學術研究。但這兩年來，孫彭軍每天都要接待大量科學家，和他們探討如何計劃將研究成果產業化，“我從事了10多年復旦科技成果產業化工作，原來是我推別人，雖然也推出了一些成功案例，但總體上很難推動，直到今天，我突然發現自己有了外部推動力。”

幫助高校科研成果盡快“熟化”

盡管科學家與企業雙向奔赴，但仍然存在錯配問題，成果轉化效率低、成功率低。

“復旦大學已經篩選出一批具備產業化條件的人才，這批人才的科研成果就像‘紅番茄’，可以滿足或局部達到產業化需求。但‘紅番茄’的比例仍然較少，因此要把目光投向‘黃番茄’，通過復旦科創母基金和校內外各種資源的培育，讓‘黃番茄’加快向‘紅番茄’轉變。”孫彭軍將這一過程稱之為“熟化”。但現實是，即便是 “黃番茄”也不多，更多的是“青番茄”。孫彭軍表示，復旦大學成立科創母基金的重要作為便是按照科研成果的成熟度，從產業需求出發，篩選一批標桿性和重點性項目，加大產業孵化力度，讓“青番茄”加速發展成“黃番茄”和“紅番茄”。

“我們要做的不是一個個案，而是帶動一批人才和企業的參與，實現從點狀到片狀的擴展。”孫彭軍指出，復旦科創母基金由復旦大學聯合地方政府、國企及市場化機構等共同發起設立，首期規模總計達10億元，目前首關5億元目標已經超額完成，預計2025年將完成二關募資。

關于資金的投向，孫彭軍也非常明確，“一是重大前沿創新，二是有明確應用需求場景的創新”，“復旦大學及附屬醫院、地方研究院等總計有接近6000位科研人員，我無法解決所有產業化問題，我需要解決的永遠是有重大創新性發現的5%，找到在各領域里做得最好的人。”孫彭軍說。

“科學家的項目周期普遍較長，以前投資機構更愿意投資產業界。但未來任何一家主流投資機構都需要將精力投入到如何實現源頭創新的轉化上，不擅長與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的投資機構在未來的中國投資市場中很難建立競爭優勢。”孫彭軍認為。復旦科創母基金聚焦生命健康、集成電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以及其他戰略性前沿創新領域，引導子基金成為耐心資本和長期資本，發掘和投資具有良好前景的高成長性項目，“我們希望能夠超越市場上的一般資本，可以看得更長遠，耐得住寂寞。”

合伙人比投資人更重要、更稀缺

要想實現科研成果轉化，找到資金還遠遠不夠，有過10年科研成果轉化經驗的孫彭軍認為，比投資人更重要的還有創業合伙人。

“科技成果產業化，并不意味著鼓勵科學家去辦一家公司。”孫彭軍說，早年，人們往往認為科學家創業無所不能，“科學家可以擔任CEO、CSO、CTO，但今天我們越來越認識到，科學家最精通的是做自己所擅長的技術研發。”在過去這些年里，孫彭軍最重要的認知便是，“‘教授開公司’只是科研成果轉化的一個選項，并不是所有的科學家都要去當企業家。”他曾看到許多擁有頂尖科研成果的科學家在產業化過程中由于自身認識不足，加上外部機構無力提供幫助，導致最終轉化失敗。 “我們需要找到科學家的合伙人，而非簡單找到科學家的投資人，目前市場上有很多投資人，但有能力成為科學家的合伙人，還是非常稀缺的。”

好的科研項目要找到好的合伙人，這比找到天使融資更加重要，也更加困難。孫彭軍表示，復旦大學倡導的是一種全新的開放合作模式， “破解復旦大學科技成果產業化問題的根本之道在于，建設一流的科創朋友圈、生態圈，讓各種資源和要素加入到復旦的科創生態圈中，加速‘番茄熟化’。”他解釋道，以大學的名義構建科創生態圈，擴大資本、資源、人才、制度、政策供給。依托復旦大學科技成果轉化的完善制度和流程，復旦科創母基金將面向全球挖掘行業中的專業投資管理團隊，對重大產業化潛力項目提供資本支持，同時引入具備場景落地能力的產業方，輸入工程師、經營管理者和市場營銷人員等人才，將政府政策資源融入大學科技成果產業化體系，讓地方與高校雙向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