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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守望者
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邊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應有之義。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是全國對口支援西藏30周年,幾十年來,在一批又一批西藏法院干警的接續奮斗下,在全國援藏干部的共同努力下,西藏法院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個主題,全面深化改革,續寫時代新篇。
今年9月,全國法院援藏援疆工作推進會進一步指出,對口援藏援疆重在“對口”,要扭住對口援藏援疆的關鍵點精準發力,錨定受援地區戰略定位和改革發展所需,通過審判業務援助促進提質增效,提升法院服務大局的能力水平。為充分展現近年來援藏干部和西藏法院攜手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變化、新發展、新成就,本報推出“高原守望者”融媒體特別報道,以點帶面、以小見大記錄西藏法院以審判工作現代化支撐和服務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實踐,敬請關注。
11月8日,桑日縣人民法院“‘楓橋式’車載科技流動法庭”車輛載著辦案法官和開庭所需設備,行進在前往增期鄉米東村的公路上。本報見習記者 韋應龍 攝
一、當藏族阿佳看見流動法庭
海拔4600多米,沃德貢杰雪山腳下,冬牧場遼闊深遠。一輛標著“流動法庭”字樣的警車沿著增久曲緩緩駛來。
這里是西藏桑日。
立冬剛過,桑日縣人民法院干警驅車80多公里、1個多小時,來增期鄉調處一起離婚糾紛。
搭帳篷、掛國徽、調試設備,連串動作一氣呵成,一個臨時法庭很快在寒風中支棱起來了。
“那個山窩就是米東村。”順著法官索朗巴珠手指的方向,不到3公里處,能看到一處村莊,那是站在他旁邊那位阿佳的家。
“阿佳”是藏語,意為姐姐,是對年長女性的敬稱。50多歲的藏族阿佳坐著兒子的小轎車,5分鐘就到了開庭地點。這一趟,阿佳為兒子兒媳鬧離婚的事兒而來。
還沒開庭,不知結果咋樣,阿佳心里有些忐忑。瞅著眼前忙活的法官,看到國徽慢慢高懸起來,她一開口,先用藏語說了句:“感謝黨,感謝政府。”
從“馬背法庭”向“車載法庭”跨越
索朗巴珠已經記不得這是他第幾次帶著流動法庭下鄉。作為流動法庭巡回辦案團隊的重要組成人員,桑日縣轄區面積2600多平方公里,3鄉1鎮43個行政村,他去了個遍。
桑日法院車庫里,共停了6輛流動法庭車。索朗巴珠對每一輛都愛不釋手。
“最早一輛是2009年配的,‘霸道’越野,加上基礎辦案設備。缺點嘛,就是不夠高科技,比如沒有電子簽章,院里就一個實體章,帶出去其他人就用不了啦。”
“2016年配了第二臺車,2019年又配了4臺。這兩次配的車就很高科技了,八個字概括,裝備精良,輕巧便攜。電子簽章有了,我們當場就能出具有效文書,網絡信號也強了,開到更偏遠的牧區都有信號。”
仔細打量著這幾輛車,索朗巴珠像一個將軍在向別人介紹自己心愛的戰馬一樣興奮。“這輛車我們現在都還在用,底盤高,走山地牧場好使!”他拍了拍最年長的“霸道”,憨厚一笑。
西藏,人口少、密度小,每平方公里約3個人。從村民家到最近的人民法庭,走100多公里是常事。
群眾居住分散、偏遠鄉村老百姓訴訟難,自然環境導致了這個客觀難題。為了方便群眾,法官要會騎馬,背著干糧,跋山涉水,到草原牧區、青稞田間,就地解紛。
這是曾經閃耀在青藏高原之上的“馬背法庭”。
2009年年初,西藏法院正式啟動“車載流動法庭”。
所謂“車載流動法庭”,顧名思義,就是法院工作人員用車輛載著帳篷和簡單的法庭設備等物品,到基層農牧區開庭審理案件、化解糾紛。
據了解,隨著西藏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基層特別是農牧區廣大群眾的法律意識逐步提高,司法需求日益增長,傳統的“馬背法庭”巡回審判已難以適應新形勢、新要求。這是西藏法院決定推出“車載流動法庭”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時消息一出,就有媒體評價:“隨著這種被稱為‘車載流動法庭’車輛的啟用,標志著西藏農牧區基層法庭正從‘馬背法庭’向‘車載法庭’跨越。”
從2009年到2024年,15年間,“車載流動法庭”不斷迭代升級。后來,它有了一個新名字——“車載科技流動法庭”。
多了“科技”二字,讓巡回審判多了幾分現代化的味道。新一批的流動法庭車輛利用5G、人工智能技術,把全套現代化訴訟服務“裝上車”,實現了全域立案、全域送達、智能庭審、訴調對接、當場裁判。
西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長丹增羅布披露了一組新數據:“我們先后投入1億余元專項資金,為全區基層法院配備了100套‘車載科技流動法庭’,實現了全區74個基層法院全覆蓋。”
“除此之外,各對口支援法院也援助了相當一部分資金,極大地改善了受援法院的裝備條件。”聊到這里,西藏高院行裝處副處長趙玲動情地說,“這么多年來,‘車載科技流動法庭’作為全區重點項目,能夠落實落地,并得到長足發展,離不開援藏政策的大力幫助。”
跨越山海,傳承接力,從馬背到車載再到科技迭代,高原上的公平正義跑出了新時代的加速度。
如今,只要是5G信號覆蓋的地方,都可以通過“車載科技流動法庭”與基層法院實現互聯互通、案件信息即時交換、網上簽章遠程操作、法律文書當場送達。
以鄉鎮人民法庭為點、“車載科技流動法庭”為線、基層人民法院為面,點線面相結合全覆蓋的司法服務網絡體系建設逐漸成型。
“楓橋經驗”帶來了新靈感
歷久彌新的“楓橋經驗”遇上與時俱進的“車載科技流動法庭”,會產生怎樣的化學反應?
圖杰貢扎,桑日法院白堆人民法庭庭長,想用一個故事回答這個問題。
冬蟲夏草是青藏高原上的“軟黃金”。每年初夏時節,冰雪消融,牧民們就迎來了蟲草采挖季。
“從4月底到7月底,牧民們會放下其他工作,紛紛涌向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專注采挖蟲草。”圖杰貢扎說,這個時候也是法院最忙的時候。
這兩年,桑日法院把“車載科技流動法庭”開到了蟲草采挖地。在農牧民臨時居住區,法院聯合公安局、市場監督管理局、生態環境局等有關部門,向農牧民宣講法律法規,普及環保知識。
“一共7個蟲草采挖點,每個點都要去,幾撥人輪著去,一去就駐守好幾天。”圖杰貢扎在這方面的經驗很豐富。
令人欣喜的是,辛勞沒有白費。
以前,蟲草采挖季滋生的大小糾紛有很多,進入法院的案件也比較多。現在,法院和各部門聯動,把法律服務貫穿至糾紛排查化解全過程,火苗剛起就被滅了,成訟案件量自然而然降了下來。
桑日法院黨組書記、院長旦增宗巴說,這是新時代“楓橋經驗”帶給他們的新靈感。
問題的答案已經不言而喻。
2023年是毛澤東同志批示學習推廣“楓橋經驗”60周年,是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20周年。
桑日法院結合農牧區辦案實際情況,積極探索參與基層社會治理新模式,進一步挖潛“車載科技流動法庭”的司法服務功能,提出創建“‘楓橋式’車載科技流動法庭”。
變的不只是名字,是更多元的探索。“楓橋式”三個字帶來了一系列的化學反應。
“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這就是我們的‘楓橋式’工作團隊。‘車載科技流動法庭’﹢村(社區)﹢司法所﹢行業部門等,這就是我們的1﹢N工作新模式。”旦增宗巴拿起桌子上幾大本厚厚的臺賬,展示工作團隊走過的路。
巡回辦案、排查糾紛、案件回訪、案款發放、普法宣傳……每到一處,工作團隊會先跟當地村委聯系,了解最近的矛盾苗頭,做好指導調解,必要時參與調解。
臺賬里,排查日期、化解過程、處理結果,都作了認真記錄,每起糾紛化解的工作場景還有拍照留存。
“定分,重在止爭”,這句話在一本本臺賬里有了具象化的表達。
根據工作團隊發現的矛盾風險點,桑日法院還逐步擴大了解紛“朋友圈”:與縣人社局建立勞動爭議糾紛的協調解決機制,與縣工商聯建立民營經濟領域糾紛的協調解決機制,與縣婦聯建立家事糾紛的協調解決機制……
好的經驗總是會被學習。新時代“楓橋經驗”在青藏高原大放異彩,越來越多的法院找到了工作新思路,“車載科技流動法庭”的潛能被進一步釋放。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指出,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不斷夯實基層基礎,提升邊疆地區社會治理效能。
如何把這句話落到實處?西藏法院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如今,“車載科技流動法庭”已經成為西藏法院積極融入黨委領導下的基層社會治理大格局的一個小切口,成為西藏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各地法院“車載科技流動法庭”依托基層矛盾糾紛調處中心,與基層綜治、維穩、民政、人民調解等多部門形成合力,推動矛盾糾紛及時排查、就地化解,并與訴訟服務大廳、訴訟服務網、12368訴訟服務熱線,共同組成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立體化司法服務大格局。
更多“楓”景在高原
高原之上,法官總會遇上不一樣的體驗。
“要找到可供執行財產,爬雪山、蹚草地找牦牛是常事。靠牦牛留下的腳印和糞便找到它們,再靠牦牛的年齡、雄雌、品種、肉質,判斷市場價值。”
“分家析產的時候,得學著根據蟲草的長短、品種、干濕程度,估算蟲草的市場價值。”
“還要尊重農牧民的風俗習慣。比如他們說哪天不適合分家析產,那就是不適合,改天再來。這都得聽他們的意見。”
談起這些年奔赴現場的體驗,桑日法院“‘楓橋式’車載科技流動法庭”工作團隊有分享不完的心得。
在西藏,法官不好當。除了要跟惡劣的自然環境作斗爭,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
所以,在這里的解紛現場,不僅會看到常見的村干部、駐村干部和相關部門聯合調解,還會看到有經驗的老牧民、蟲草商人,甚至牦牛屠夫等各種角色,他們負責為法官評估財產提供參考意見。
調解這朵“東方之花”,在高原凝結出了別樣的東方智慧。
西藏高院立案庭副庭長熊紅利對基層法院的多元解紛做法很了解。他說:“這些年,援藏干部給我們帶來了不少寶貴的先進經驗,全區74個基層法院打造出很多有酥油茶特色、有蟲草味兒的好‘楓’景。”
在那曲,“羌”和安多“嘎阿緹”解紛工作室內,法官指導人民調解員成功調解一起買賣合同糾紛,雙方當事人當場簽訂調解協議書,法院線上司法確認;
在日喀則,法院指導村(居)完善糾紛預防、排查、調處機制,推動創建25個無訟村(居)示范點相繼掛牌;
在昌都,依托中心人民法庭,基層人民調解“865”工作機制與多元解紛機制有效銜接,鄉鎮司法助理員、婦女維權員、公安民警、駐村工作隊等解紛主體的積極性被充分調動,打造出共同參與、共同協作、共同治理的昌都解紛模式;
還有“鄰家法庭”“庭所共建”“夏曲經驗”“古露模式”……越來越多的多元解紛品牌在高原叫響。
從數據上看,成效是顯著的。
以2023年為例,西藏法院近八分之一的基層法院案件量呈下降態勢,降幅最大的為37.1%;全區人民法庭共組織訴前調解1893次,參與多元解紛1004次,指導調解糾紛585次,開展法治宣講1600場次,解答法律咨詢2555次,人民法庭服務基層社會治理工作穩步推進。
站得久了,高原上的風越發凌厲。
索朗巴珠“背對背”調解了兩個多小時,口干舌燥。這場離婚糾紛處理起來并不那么順利,辦案團隊決定擇日去小兩口家里看看,了解更多情況。
“開飯啦!‘阿佳’來簡單吃點。”庭審結束,書記員叫來當事人和村委會的工作人員一同就餐。
土豆、饅頭、糌粑、藏雞蛋、酥油茶在草地上一一攤開。
“這是我們每次出遠門的標配,快嘗嘗!”以天為幕,以地為席,一群人在雪山腳下就地“露營”。
吃完飯,“車載科技流動法庭”還要開去下一個牧場,對一起贍養費糾紛做案件回訪。
二、幾本老書翻開西藏新的一頁
拉薩,初雪剛過,陽光和煦。
羅堆西路1號,西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援藏干部王飛的辦公室書柜里,最顯眼、易拿取的位置,放著一本泛黃的老書——《法院刑事訴訟文書樣式(樣本)》。
這是他兩年前從北京背過來的“教材”。
東郊西藏會展中心,全國對口援藏30周年成就展,有限的政法單元空間里,幾本老書《民事訴訟文書樣式》《法律術語》《裁判文書》占據一席之地。
這也是“教材”,是西藏法官培訓系列用書。
從幾本舊教材開始,這幾年,西藏的審判工作翻開了一頁又一頁新的故事。
從審判業務抓起
“就差那曲沒有去過,走之前爭取去一次。”
王飛,最高人民法院派來的三年期援藏干部,援藏期間任西藏高院副院長,分管刑事審判工作。
西藏全區6市1地區,從2022年7月抵達拉薩報到那天起,王飛的腳步就沒有停過。他指著辦公室墻上張貼的西藏行政區劃圖,介紹著前往各地開展工作的經歷。
“通過調研,我發現,總體而言,全區的刑事案件總量不大,但基礎薄弱,干部的整體能力素質與內地法院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不能夠滿足工作需要。”
要抓的工作有很多,從哪里開始抓起?王飛拿出書柜里一本泛黃的書說:“就從這里抓起。”
這是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2003年編寫的《法院刑事訴訟文書樣式(樣本)》。書已經被翻散架了,王飛又找人把它重新訂了起來。
“撰寫審理報告、裁判文書,這是法官辦案的基礎功。之前,法官交上來的文書樣式五花八門,后來我就提出要求,必須嚴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文書樣式規范來寫。”
兩年多來,經王飛手的審理報告、裁判文書很多,每一份他都會認真看、仔細改,現在大家提交的文書質量好多了。
西藏高院刑二庭副庭長次登羅布明顯感覺自己這兩年成長得很快,不僅因為從王副院長身上學習到了很多實務經驗,兩次參與講師團培訓的經歷也讓他受益匪淺。
用他自己的話說,如果把王副院長為期三年的援藏指導比作春風化雨,那最高人民法院講師團的授課就是精準滴灌,二者缺一不可。
次登羅布提到的講師團,是最高人民法院貫徹中央關于對口支援決策部署、支援西部地區法院建設的一項重要舉措。從2006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定期組建講師團巡回授課,講師團成員均為相關業務領域的專家型法官、教官。
“這兩年,西藏電信網絡詐騙多發,在這類新型案件中,該如何正確區分幫信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沒有參加講師團的培訓之前,次登羅布因為這個問題困擾了很久。
2023年,他把這個問題反饋給了講師團。“通過專家的講解,思路一下子就清晰了。”次登羅布說,講師團每次來授課之前,會向西藏高院征集培訓需求,高院則會搜集整理三級法院遇到的共性問題反饋給講師團。
“老師帶著問題授課,我們帶著問題聽課。這就是精準滴灌。”翻著密密麻麻的聽課筆記,次登羅布已經開始期待講師團下一次的到來。
西藏高院行政審判庭庭長白瑪旺姆這兩年也積極參加了最高人民法院講師團的授課培訓。
雖然是從業26年的法院“老兵”,她仍覺得這樣寶貴的學習機會實在需要。
“去年,講師們把樹立現代化的審判理念作為授課主線,把‘抓前端、治未病’、雙贏多贏共贏、案結事了政通人和等新時代司法理念融入到授課中,對我的啟發太大了。”
白瑪旺姆說,那一次培訓讓她突然意識到,民事審判中的“穿透式”審判思維,在行政審判中同樣適用,可以有效實現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
除了集中授課,講師團還會利用業余時間,克服高原反應,赴中、基層法院調研,現場答疑、手把手教學,很多干警都專門帶著案子來,聽完課帶著答案走。
扎實的審判業務功底是人民法院工作的刀刃,強化業務指導,久久為功。
從跟著“教材”苦練基本功,到學習如何審理新型案件,再到與時俱進更新現代化審判理念,這些年,西藏法院干警如饑似渴地習知識、練本領。他們說,有幸遇上最好的時代。
向見怪不怪的現象“開刀”
沿著拉薩河一路向西,距離西藏高院13公里的熱噶曲果路12號,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選派的首位三年期援藏干部、現任拉薩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馬洪濤選擇了向審判工作中一些見怪不怪的現象“開刀”。
“拉薩法院案件量占全區法院案件總量35%以上。人案矛盾突出。”
憑著在江蘇高院多年積累下來的豐富經驗,馬洪濤發現,拉薩法院在司法改革領域存在一些薄弱環節。他決定“向改革要效率,向改革要正義”。
“2022年7月,我來拉薩中院報到,這一年7月之前,全市法院適用小額訴訟案件只有8件。這就是問題啊,繁簡分流不到位,基層法院對小額訴訟不敢用、不會用,總體辦案周期自然就長,一些案件也會程序空轉。”
馬洪濤說,小額訴訟程序是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的合法程序,但因為拉薩沒什么人用,就一直沒有用起來。
這一年年底,拉薩各縣(區)法院收到了一份通知——《關于印發〈拉薩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基層法院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審理案件規則指引(試行)的通知〉》。
就這樣,通過制定規則指引,明確進度要求,加強通報督促,強力推進小額訴訟程序適用,截至今年6月,拉薩全市法院小額訴訟適用率從不到1%上升至20%以上,在全區遙遙領先。
將依法簡化程序作為提升效率的抓手,充分釋放民事訴訟法制度紅利,馬洪濤同步在做的,還有一件事——推進民事二審獨任審理。
“我剛來的時候,拉薩中院所有民事二審案件都是采取合議庭審理方式。但合議庭成員常常因為各種情況湊不齊,這就導致一些案子遲遲開不了庭,嚴重影響辦案效率。”
馬洪濤說,在司法實踐中,對于符合民事訴訟法規定情形的,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的二審案件,經雙方當事人同意,是可以采用獨任制審理的。這也是他在江蘇高院積累下來的經驗。
很快,他組織動員簡案團隊,制定民事二審案件適用獨任制審理的工作規則,統一程序性文書格式,帶領大家理順簡案快審思路。
今年上半年,拉薩中院簡案團隊二審獨任審理案件占比超過40%。在全區法院“分調裁審”試點工作總結推廣視頻會議上,拉薩中院作為唯一一家中級法院作了經驗交流。
從全區層面看,2022年,全區法院適用小額訴訟和速裁程序案件955件,2023年5184件,2024年至今5183件,呈逐年遞增趨勢。
這幾年,西藏高院著力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完成了民事訴訟繁簡分流等一系列改革,辦案質效得到明顯提升。
把審判管理的功課補上
2023年以來,“審判管理”這個詞在西藏法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法官們逐漸達成一個共識:審判管理不能削弱、只能加強。
“審判管理是司法審判業務工作的中樞,實現審判工作現代化,審判管理是保障。”
提及審判管理,西藏高院審判委員會辦公室四級高級法官助理吳慷提到這樣一句話。這是他去年從全國大法官研討班會議精神中學到的知識點。
“客觀地講,西藏法院審判管理工作起步晚、底子薄,整體發展水平不高。”吳慷坦言,從西藏法院整體上來看,審判管理工作發展滯后是共性問題。
這兩年,最高法新一屆黨組高度重視審判管理工作,西藏高院黨組認真貫徹落實,加上援藏兄弟法院的加持,有力推動了全區法院審判管理的中樞職能不斷凸顯。
針對審判管理工作存在虛化、弱化的問題,2023年,拉薩中院指導全市8個基層法院強化審判管理辦公室職責,或確定專人專崗負責審判管理工作,并定期組織開展審判管理工作調研、司法數據分析研判、審判團隊運行情況分析等,有針對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強化承上啟下、連接各方的樞紐作用。
“此前,我們存在以鑒定為由,人為扣除或延長審限,不當拖延案件辦理的情況。審管辦發現問題后,每月牽頭下發全市法院司法輔助工作動態,全面客觀通報工作開展情況,總結對外委托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工作要求,有效倒逼業務部門規范司法鑒定行為,類似情況大大減少。”拉薩中院司法輔助辦公室主任趙慧卿深切體悟到了審判管理的正向作用。
西藏高院的審判管理工作則從全面分析全區法院審判執行工作運行情況抓起,向著清理長期未結案件“開炮”。
2023年,西藏高院分別組織開展全區法院“清積案、提質效”和“強作風、清積案”兩個百日專項行動,清理長期未結、未執案件590件。
為有效鞏固行動成果,西藏高院先后制定《全區法院案件審限管理規定(試行)》《西藏法院長期未結訴訟案件監督管理辦法(試行)》等,進一步強化審限變更管理,扎緊延、扣審審批口袋。
數據分析是審判管理的傳統職能,也是為黨組做決策的重要參考,僅靠文來文往是不夠的。
西藏高院每季度組織召開全區法院數據會商會議,定期對全區法院的審判執行工作進行總結分析,加強條線指導。
“各地法院已經把數據會商作為發現問題短板、交流會商對策、共同整改提高的重要工作舉措,確保問題發現得更準,措施部署得更實,這已經成為各級法院的普遍共識。”
從文來文往,到面對面會商,吳慷覺得,手頭上負責的這攤工作慢慢找對了路數。
一年四季,周而復始,拉薩河又到了旱季。
中國絕大部分河流自西向東流,拉薩河偏偏與眾不同,她以自己獨有的方式滋養著這片大地。
王飛依舊在拿著那本“教材”,核校修改裁判文書,落實好院庭長監督管理職責,文書格式不能出錯是基礎。
馬洪濤還要繼續趕往全市18個人民法庭調研。他說,基層就是一本書,他要好好看,找準下一個改革著力點。
吳慷的辦公桌上,關于審判管理的文件和書籍摞了一沓又一沓,“審判管理”是篇大文章,要補的課還有很多。
援藏政策不斷推進,西藏法院干警接續奮斗,越來越多的現代化審判理念、機制、方法,正在從書本走向現實,渲染出西藏審判工作現代化新的篇章。
三、執行遇“道”
連綿險峻的喜馬拉雅山脈,洶涌奔騰的雅魯藏布江,將西藏墨脫攬在高山峽谷間。
如何修通一條路,從褶皺的大山中走出來,成為一代又一代墨脫人心中持續的希冀。
2013年10月31日,波密至墨脫的公路建成通車。“全國唯一不通公路的縣”變成了“全國最后通公路的縣”,墨脫縣門巴族、珞巴族、藏族人民終于圓了走出大山的夢。
對墨脫縣人民法院來說,“通路”還意味著更多含義。
打通內部“通道”
今年8月28日,在林芝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統一安排下,墨脫法院派出2名執行干警,參與為期1個月的兩級法院“執行亮劍”集中執行專項行動。
執行干警不畏山高路遠,頂著酷暑高溫,分別前往四川省遂寧市、巴中市等8市17縣19鄉(鎮)、22村(居)戶,開展財產調查工作,行程9000余公里。
此次集中執行行動中,墨脫法院共辦理執行案件45件,其中包括協助波密縣人民法院辦理22件、協助察隅縣人民法院辦理2件,共執行到位案款7萬余元,查封房產1套、調查走訪50人次,約談被執行人5人次,結案8件,形成財產調查回執材料110余份。
墨脫法院的執行干警說,這是墨脫法院歷史首次參與區外異地執行行動。
墨脫位于雅魯藏布大峽谷圈圍,地處喜馬拉雅地震帶,雪崩、地震、塌方、泥石流高發,路修了又塌,塌了又修,與外界的聯系艱難而稀少。
通路之前,墨脫法院從來沒有參與過這種集中執行行動,一是沒有路,出來一趟費勁;二是案子相對較少,基本無需通過集中執行的方式解決。
通路之后,干警可以更快更安全地從墨脫走出來,這讓集中執行有了可能性。而跨地區性商貿往來的增多,也使得執行案件多了起來,集中執行有了一定的必要性。
站在執行指揮中心大屏幕前,林芝中院執行局副局長張文斌講起了這幾年的變化。
“不只是墨脫,這幾年,6縣1區法院聯動執行,基本無障礙。集中執行、協同執行開展得很順暢,交叉執行逐漸被重視起來。我們也打開了新思路,比如前段時間,林芝市巴宜區人民法院就有一起案件被交叉到了日喀則的一家法院。”
據介紹,林芝法院探索形成“指揮中心﹢執行團隊”工作模式,全力打造一體化聯動執行機制,樹立全市“一盤棋”思想,一體推進兩級法院執行工作整體高質量發展。
西藏高院執行局副局長王友剛對林芝和墨脫的執行工作很是關注。
“聯動越來越順暢,這是不爭的事實。除了法院與法院之間的聯動外,法院內部部門的協調配合也越來越順暢。”
王友剛拿出一份文件,這是2023年10月西藏高院下發的《西藏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強立案、審判與執行工作協調運行的實施意見》。
“這個文件下發不久,各級法院隨即組織召開‘立審執’業務協商會,對標工作指引,將‘可執行性’理念貫穿于調解、立案、保全、審判各環節,各部門對標對表梳理改進,形成相互配合、緊密銜接的良性互助。”
一系列組合拳下來,內部“通道”就這樣一點點被打通。“立審執”銜接脫節、執行部門“單打獨斗”的問題逐漸得到緩解。
找準工作“門道”
“歷史司法第一拍!”
今年4月1日,墨脫法院微信公眾號發了一篇推文,拍賣一個位于廣東省惠州市惠陽區的商鋪。
正如這篇推文標題所言,這是墨脫法院歷史上首次網絡司法拍賣。
“一些在經濟發達地區很常見的案件類型,對我們而言,可能就是沒見過的新類型。”墨脫法院綜合審判庭法官助理馬映賢說。
之前的墨脫法院,執行案件較少,案件類型和執行模式也比較單一。通路之后,執行案件類型多樣、數量增加,很多情形從來沒有遇到過,干警們亟需業務指導,開拓思路。
今年3月,墨脫盼來了第一位援藏法官。來自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法院的李海龍,有著6年執行工作經驗,來墨脫法院報到后,執行是他主抓的工作之一。
“如果把墨脫法院比作一個年輕人,那順德區法院就是一個中年人,我要做的,就是帶領這個年輕人,把中年人在年輕時走過的坑都一一避開。”面對墨脫法院當時的執行局面,李海龍知道,很多工作要做在前頭。
今年8月15日,受西藏高院執行局邀請,李海龍和西藏三級法院執行干警交流了運用心理戰術辦理執行案件的經驗,并分享了網絡司法拍賣“避坑”的實戰方法。
林芝中院執行局書記員萬芳位對這堂課記憶深刻:“通過這次授課,我們掌握了很多先進方法和寶貴經驗,有些情況我們目前還沒遇到,但以后碰到就知道該怎么辦了。”
加強援藏干部指導和區內外專家培訓,豐富執行經驗,完善執行機制,是西藏法院這幾年一直在做的工作。
林芝中院執行局法官助理余煉煉的辦公桌上擺放著一份正在修改中的文件——《林芝市中級人民法院執行案款發放監督管理規定》。
“這個規定我們之前沒有,執行案款管理也不規范,去年來了一位深圳中院的援藏法官王智鋒,在他的指導下,我們起草了這份文件。”余煉煉說。
“除了這份文件,援藏短短一年間,他還帶頭制定了強制騰房工作指引、恢復執行案件立案的規定、涉黨政機關執行案件辦理規范等8份文件,推進執行工作越來越規范。”
張文斌說,他今年才調到執行局工作,這些文件是他快速進入新角色的抓手。
今年9月26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講師團赴林芝授課。
“要做好執行案款‘一案一賬號’模式的閉環管理。”
“強化執行案款流程節點的監督。”
授課中,廣東高院執行局法官黃海錠幾句話,再次打開了林芝中院執行干警的思路。
“通過這堂課,我們發現,此前制定的執行案款發放監督管理規定,還可以進一步細化完善。”余煉煉目前在做的,就是草擬這份文件的改進方案。
在西藏,像這樣的例子,這幾年舉不勝舉。
上海、江蘇、山東、廣東等地法院選派了一批又一批執行業務骨干、專家,采取半年、一年短期援藏的方式,對相關中基層法院開展點對點的專項援藏工作,“傳經送寶”,開拓思路,有效提升了西藏法院執行隊伍整體素質。
聯動外部“開道”
人難找、財難尋,一直以來都是制約執行工作的瓶頸。墨脫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說是難上加難。
墨脫法院執行局干警大多記得2022年4月的一起執行案件。那是他們第一次聯動公安機關成功布控被執行人。
“當時,案件進入執行程序后,我們多次電話聯系被執行人,但對方一直拒不履行支付義務,所以就啟動了與公安機關的聯動機制,對被執行人采取強制布控措施。”
“沒過兩天,就接到公安機關電話,說在山南乃東區高速路檢查站布控到了被執行人。首次聯動布控,我們沒有經驗,路程又遠,無法及時接控,還是林芝中院執行局協助我們到山南市乃東區人民法院對接的布控人員,往返得有800多公里。”
“一名被執行人當天履行完畢,剩余一名由中院執行局接控后帶回。”
事情已經過去兩年了,大家回憶起來還是很激動。
早在2020年,墨脫法院就召開過執行聯動聯席會議,縣人大常委會、縣政協、縣委政法委等單位出席會議,縣16家單位負責人及墨脫法院各庭室負責人參加會議。
會議提出,構建黨委領導、政法委協調、人大監督、政府支持、法院主辦、部門聯動、社會參與的綜合治理執行難工作格局,共同助力切實解決執行難。
幾年來,隨著相關工作不斷推進,“執行聯動”逐漸從文來文往變成了“硬核”行動,在一起起執行案件中見真章。
擴大查人找物的“朋友圈”,是破解執行難的有效舉措。這幾年,包括墨脫在內的林芝兩級法院都做了不少探索。
2023年,林芝中院分別與市網絡安全和信息化辦公室、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市自然資源局建立執行聯動協助機制,目前,林芝中院拓展的外部執行聯動成員單位已達44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與市自然資源局建立了‘點對點’機制。這意味著法院可以自主完成對不動產的在線查詢、查封等操作,以前是向對方提出定向需求,然后被動等待反饋。”張文斌說,這項工作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能有目前的局面是下了很大力氣的。
在西藏高院執行指揮中心,王友剛拿出了一組數據:
“今年以來,截至11月底,公安機關布控失信被執行人3000余人次,查詢、查扣車輛千余輛次;辦理涉公積金執行案件300余件,凍結劃扣金額900余萬元;依法辦理涉農民工權益保障案件1900余件,到位金額3100余萬元。”
這是西藏高院聯動其他部門開展執行的部分成績單。
在王友剛看來,“執行難”是社會各類矛盾的綜合反映,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依靠黨委領導,調動社會力量齊抓共管。
“自治區黨委政法委成立了全區綜合治理執行難工作協調小組,定期召開聯席會議,全區有38家成員單位為破解綜合治理執行難支招。”王友剛說,這幾年執行工作開展得比較順利,底氣就來源于這里。
依托聯席會議,西藏高院不斷深化執行聯動機制建設,結合區綜合治理執行難工作實際,與人社廳聯合下發了《關于建立執行聯動協作機制的意見》,與住建廳聯合下發了《關于建立住房公積金執行聯動機制的意見》,與公安廳建立了“執行聯動辦公室”……
從“單獨執”到“聯合執”,法院“單打獨斗”的局面已成過去式,“聯而不動、動而乏力”的問題迎來了改觀。
湍急的雅魯藏布江日夜奔流不息,林間的霧聚了又散。
在墨脫,可以看到很多帶有K和數字的地名。24K、52K、80K……這些原本是修建公路時標注里程的樁號,正常情況下并沒有什么太大的意義,但于墨脫而言,每一個增加的數字都是一座難以磨滅的豐碑。
從2013年到2024年,通路11年間,墨脫法院的執行工作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脈”,既“走出去”又“請進來”,多方聯動,全面發力,堅決掃清“攔路虎”,走出了自己的節奏,留下了光榮的足跡。
墨脫就像是看西藏的一個窗口。通過這個窗口,我們看到,漫漫高原執行路,雖難且行。錨定“切實解決執行難”的目標,西藏法院正在蹚出一條現代化的執行之路。
來源:人民法院報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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