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的柔佛，一群遠渡重洋的華人移民，在異鄉開辟生計，面對動蕩與艱辛，他們團結一心，創建了義興公司。這個曾風靡一時的組織，既維護了華人社區的生存與秩序，又推動了柔佛經濟的繁榮。義興公司的興盛與解散，是華人移民社會奮斗、適應與發展的縮影，它見證了歷史的變遷，也留下了深遠的文化遺產。

義興公司的起源與發展：從反清復明到東南亞社會支柱

義興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國的天地會，天地會是清初興起的一個秘密會黨組織，帶有濃厚的反清復明色彩。天地會的傳說中，以“反清復明”為核心口號，

義興公司的反清復明章

強調忠義精神與兄弟情義。其發展與明清易代后漢族反抗滿清統治的情緒密切相關。天地會組織化程度較高，成員通過結拜盟誓，形成團結緊密的關系網絡，傳承儒家文化中“忠”“義”的價值觀。

在清朝政府的高壓政策下，天地會的許多成員南渡到東南亞，開始在新加坡、馬六甲、檳榔嶼等地扎根，并逐漸形成了更具本地特色的組織，義興公司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誕生的。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東南亞地區的經濟迅速發展，大量華人涌入馬來半島從事礦業、農業與商業貿易。然而，這一時期華人移民所面臨的生存壓力與社會排斥較大，缺乏有效的自我管理與保護機制。在這樣的背景下，義興公司在東南亞逐漸發展壯大，成為華人社會的支柱。

義興公司繼承了天地會的“血盟兄弟會”形式，強調通過結拜儀式和秘密誓詞，確保成員之間的忠誠與團結。

義興公司在與當地土著王權的互動中逐步確立合法地位，特別是在柔佛州，義興公司與柔佛蘇丹王室合作，成為唯一被認可的華人組織。

在這一背景下，義興公司獲得了準軍事化管理的權力，參與社會治安、糾紛調解等事務。在華人社會中，義興公司承擔了重要的社會福利角色。義興公司的發展與經濟活動密不可分。早期，華人主要在錫礦、胡椒、甘蜜等經濟領域勞作，義興公司充當了勞工調配和權益維護的角色。接下來的章節，我們將詳細談論義興公司的港主制度與社會貢獻。

隨著清朝國力衰弱，以及華人移民扎根東南亞，義興公司的主要目標逐漸轉變為維護華人社群的生存與發展，反映了移民社會的適應與變遷。

義興公司在柔佛的合法化地位與港主制度

柔佛州的港主制度與義興公司的興起密不可分。19世紀初，柔佛的統治者天猛公依布拉欣（Temenggong Ibrahim）面臨著政治和經濟上的雙重挑戰：一方面，柔佛王室需要有效的勞動力來開發土地、擴大經濟產出，特別是胡椒和甘蜜的種植業。另一方面，柔佛內部需要穩定的秩序，以應對日益增多的華人移民以及可能帶來的社會紛爭。

天猛公依布拉欣

在這種情況下，天猛公王朝采取了務實的政策，尋求與華人會黨力量合作，而其中尤以義興公司為核心。這種合作并非出于對私會黨的認同，而是基于其在華人社區中的影響力及組織能力。

1833年，天猛公開始逐步授權華人領袖管理港口與勞工事務，這一制度后來被稱為港主制度（Kangchu System）。港主，即“港口之主”，負責開辟土地、招募勞工，并按協議向柔佛蘇丹王室上繳稅收。這一制度讓天猛公從中獲利，也使得華人領袖通過勞工管理與經濟活動獲得權力和財富。

1873年，柔佛蘇丹阿布巴卡（Abu Bakar）頒布的《港主條例》第十三條明確指出：

“港主應遵守先王所頒布之命令，不得于義興之外另立會黨。”

這一規定標志著義興公司成為柔佛唯一被認可的華人組織，同時排斥了其他會黨的勢力。它鞏固了蘇丹王室對柔佛地區的經濟與政治控制。賦予了義興公司合法化的地位，使其可以名正言順地在柔佛活動，管理勞工、調解糾紛并維護華人社區的穩定。

在柔佛的港主制度下，義興公司的領導者多為潮州籍華人，具有豐富的管理經驗與社會號召力。其中陳開順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陳開順作為首批港主之一，在地理位置優越的丹絨布蒂里（Tebrau）開辟了港口，后稱為陳厝港。

今日的陳厝港

他不僅發展了種植業，還通過管理勞工，確保了經濟活動的順利進行。陳開順以義興公司的名義，與柔佛蘇丹密切合作，為王室提供穩定的稅收，同時也扮演著華人社區的代表角色。作為柔佛州首位獲封的華人甲必丹，陳開順的地位象征著華人社會在柔佛政治與經濟格局中的重要性。

陳開順

義興公司在柔佛合法化后，所帶來的影響體現在多個層面。在義興公司的管理下，柔佛州的胡椒和甘蜜種植業迅速發展，成為王室財政的重要來源。港主們通過稅收體系，保障了蘇丹與華人社區的利益共享。義興公司作為唯一被承認的華人組織，發揮了準司法與執法的功能，負責調解社區內的糾紛，解決勞工沖突，維護地方治安。通過與蘇丹的合作，義興公司為華人社區提供了穩定的生存空間，幫助華人移民在柔佛立足并逐步融入當地社會。這種合法化地位也強化了華人社區的集體身份認同與凝聚力。

柔佛蘇丹王室對義興公司的偏袒并非偶然。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維持單一會黨的合法地位有助于減少內部的紛爭，避免多頭管理帶來的混亂。與此同時，其他會黨如海山公司和源順公司在柔佛地區被排斥，失去了生存空間，進一步鞏固了義興公司的壟斷地位。

陳開順等華人領袖的貢獻，不僅體現在經濟開發上，更在于他們成功地在華人移民與柔佛王室之間搭建了橋梁，贏得了政治地位與社會認同。義興公司通過合法化的地位，成為華人社區的“保護傘”，在政治上為華人爭取權益，在經濟上創造了華人參與主流社會的機會。

義興公司的組織結構與社會功能

義興公司的組織結構深受天地會傳統體系的影響，形成了一個等級森嚴、分工明確的體系。這種結構不僅確保了公司內部的紀律性與秩序，也在移民社會中有效地管理了龐大的成員群體。

義興公司組織結構

主要職位與分工：

(1) 大哥：幫會最高領袖，掌握向其他會黨宣戰與談和大權。根據畢麒麟于1879年6月發表的《華人秘密會黨》，義興“已經多年沒有推舉大哥，因為沒有人敢出來承擔這艱巨的職責；然而各支派還是繼續由以下的領導負責運作。"

(2) 二哥：也稱香主或總理，地位僅次于大哥。

(3) 先生：為大哥或二哥的軍師，掌管義興印章及文書，亦負責入會儀式、幫會慶典和解釋幫規。

(4) 白扇：幫會內的顧問或財政。

(5) 紅棍：負責執行針對底下黨員的獎懲事宜。

(6) 先鋒：幫會的主力打手。負責領導保護底下黨員的利益和防御敵人。

(7) 簪花：幫會的理事。

(8) 鐵板草鞋：各地區的小頭目，負責執行上頭指派的信差和跑腿任務。

(9) 馬仔：一般黨員。

這些職位不僅是職能的分配，也蘊含了儒家文化中的倫理觀念，強調上下有序、忠誠守義的精神。這種制度使義興公司在柔佛社會中保持了高度的凝聚力和執行力，能夠有效應對外部壓力與內部挑戰。

在柔佛，義興公司不僅是一個準政治組織，還發揮了多個社會功能，成為華人社區的重要支撐力量。

柔佛初期的華人移民大多來自中國南方，方言、籍貫的差異使社區內部容易發生摩擦與沖突。義興公司通過其等級結構與內部規則，充當了調解糾紛的仲裁者，維持社區內部的和諧穩定。

此外，義興公司負責治安管理，特別是在柔佛王室授權下，它擁有準軍事化的權力，組織“紅棍”成員負責華人聚居區的安全。對于早期沒有正式執法系統的柔佛來說，義興公司扮演了“警察”的角色，保障了社區的基本秩序。

義山，即華人公共墓地，是義興公司在社會福利方面的重要貢獻之一。早期移民生活條件艱苦，大多數人去世后無法安葬，義興公司通過集資建立了公共墓地，解決了這一困境。例如，綿裕亭義山的建立，就是義興公司在柔佛推動的首批社會公益項目之一，至今仍是柔佛華人歷史的重要見證。

義興公司對教育事業的投入同樣值得關注。1913年，義興公司捐款支持柔佛地區的華文教育，參與創辦了寬柔學校。

如今的寬柔中學新山校區

義學是早期華人社區自發設立的簡易學校，用于教授華人子弟識字和基礎文化。義興公司通過資助義學，為華人子弟提供了學習機會，打破了移民社會教育資源匱乏的局限。

廟宇是早期華人移民精神信仰的核心，義興公司在柔佛地區興建了多座廟宇，為華人提供了重要的宗教與文化活動空間。例如，柔佛古廟便是由義興公司支持建設的，供奉了包括關帝、媽祖等重要神祇。廟宇不僅是宗教場所，也成為華人社會團結的象征和文化傳承的中心。在這里，社區成員可以通過集體儀式、節慶活動等，維系對故鄉文化的認同感，增強團體凝聚力。

如今的柔佛古廟

義興公司的組織結構與社會功能之間形成了一種互相支撐的關系。等級制度確保了組織內部的高效管理，支持了義興公司在社區治理、社會福利等方面的多重角色。社會功能反過來增強了組織的合法性與影響力，使其成為華人社區不可或缺的“保護傘”和領袖機構。

通過這種有機結合，義興公司不僅維持了社區的內部秩序，還通過實際行動為華人群體提供了切實的幫助與支持，形成了一個穩定、互助的社會網絡。

義興公司的消亡與歷史遺產

19世紀末，隨著英殖民勢力逐漸擴大，英屬海峽殖民地政府開始將私會黨定義為威脅社會穩定的“非法組織”。殖民政府的立場源于以下幾點：

治安考量：私會黨在早期雖然為華人移民提供保護，但其組織性質帶有秘密性，內部沖突（如義興公司與海山公司的爭斗）引發社會動蕩，使殖民政府對其持高度警惕。

稅收與經濟控制：義興公司通過港主制度管理勞工和稅務，這與英殖民政府的直接經濟利益存在沖突。

政治掌控：私會黨強調內部忠誠與團結，成為華人社區的“自治”力量，與殖民政府的中央集權管理相悖。

從1869年開始，英殖民地政府就展開了抑制會黨的活動，訂立“危險社團法令” ，并于1870年實 行社團登記措施。可是仍有若干會黨拒絕與殖民地政府合作，1882年英殖民地政府釆取強硬手段，授權社團注冊官拒絕給予“不友善”或“危險”的組織為合法團體，并封閉了 “樹大招風” 的海山公司。1890年，海峽殖民地政府更是采取高壓手段，禁絕一切合法的私會黨組織。

在柔佛州，由于義興公司與柔佛王室的長期合作關系，其解散過程較為緩慢。直到1914年，柔佛州政府才正式執行這一法令，宣告義興公司的解散。至此，義興公司作為組織結構的形式在法律層面消失，但其文化與社會影響力并未就此終結。

義興公司解散后，其存款和部分資產并未被直接沒收，而是逐步轉用于慈善與教育事業，為華人社區留下了深遠的社會遺產：1919年，義興公司解散后的存款被捐贈給柔佛華社，用于資助教育事業。例如，寬柔學校、化南女校（今中化學校前身）等華文教育機構在早期發展中獲得了義興公司的捐款支持。推動“南洋柔佛華僑公所”的成立，以填補“義興公司”被令解散后所留下的真空，借以爭取與維護華社的應有權益。

義興公司雖然在法律上被解散，但其對華人社區的貢獻和影響力卻深植于社會記憶中。為紀念義興公司及其成員在柔佛州的歷史功績，華人社區設立了“明墓”，作為歷史的象征與精神紀念地。

“明墓”安放了108位義興先烈的神主牌，這一數字在傳統華人文化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暗合天地會與義興公司內部的組織文化，尤其是《水滸傳》中“108將”的義氣精神。

108位先烈象征義興公司在維護華人權益過程中犧牲的成員，強調了“忠義”與“舍生取義”的核心價值。明墓不僅是對歷史的紀念，也是柔佛華人社區文化與團結的象征。每逢清明節等重要節日，后人都會前往祭拜，傳承華人文化中“慎終追遠”的傳統。

結語

義興公司的歷史，是東南亞華人移民在艱難環境下自我管理、團結互助的生動縮影。在柔佛州的發展中，義興公司不僅扮演了華人社會的“保護傘”，通過組織化的力量保障了經濟生產與社區穩定，更通過興建義山、資助教育、修建廟宇等實際行動，為華人社區奠定了文化與精神基礎。

義興公司雖在殖民政府的鎮壓下走向解散，但其留下的遺產——包括明墓所象征的忠義精神、教育與慈善事業的延續，以及社區文化認同的深層影響——仍然在柔佛華社中傳承至今。它所代表的“忠義”“團結”和“社會擔當”，不僅成為華人社區寶貴的歷史記憶，也見證了華人移民在異鄉開拓與扎根的智慧與韌性。

柔佛義興館

義興公司的歷史意義，在于它超越了一個組織的命運，成為柔佛華社奮斗史與文化傳承的重要篇章。這段歷史至今激勵后人，不忘先輩的貢獻與精神，繼續在新的時代中凝聚力量，開創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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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柔佛義興史料集 1844-1916 出版社 : 新山華族歷史文物舘 作者 : 吳華、 安煥然、 舒慶祥 編選

2.走近義興公司 作者 : 陳劍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