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古巴：革命、救贖與新生》，[美]艾達·費雷爾著，林劍鋒譯，浙江人民出版社·好望角，2024年7月出版，638頁，148.00元

古巴與美國的歷史交織是一段錯綜復雜的故事，充滿了錯失的機遇、帝國主義的野心、種族壓迫，以及多次被延宕或背叛的革命。更深層次的，是那些夾雜其中的普通民眾的掙扎與希望。在研究古巴的眾多書籍中，美國對古巴歷史的深刻影響早已成為探討的焦點。然而，艾達·費雷爾（Ida Ferrer）于2021年出版的《自由古巴：革命、救贖與新生》（原名直譯為“古巴：一部美國史”，以下簡稱“自由古巴”）以其獨特的視角脫穎而出——她將古巴與美國的交匯史視為一面鏡子，試圖超越長期的敵意，讓兩國通過彼此的目光，重新審視自身。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言，這部作品旨在“克服兩國半個多世紀的根深蒂固的敵意”（前言，第7頁），幫助古巴與美國更清晰地理解自我。

《自由古巴》出版后迅速贏得贊譽，不僅榮獲普利策獎，還被《公共圖書》評價為必讀的經典之作。2024年，該書被引進出版，呈現在中國讀者面前，下文擬對其提出二三解讀，期望幫助讀者更深入地理解這部重要作品及其所折射的古巴歷史進程。

《自由古巴》其書

《自由古巴》是一部跨越五個多世紀的宏大敘事。作者從古巴島原住民泰諾人的歷史講起，貫穿菲德爾·卡斯特羅去世、巴拉克·奧巴馬推動的美古關系解凍、唐納德·特朗普政策的逆轉，一直延續到2020年約瑟夫·拜登上臺。這部作品深受霍華德·津恩（Howard Zinn）與路易斯·A. 佩雷斯（Louis A. Pérez Jr.）等學者思想的啟發，以細致入微的視角聚焦歷史中關鍵人物的決策，以及這些決策對普通民眾生活的深遠影響。費雷爾在書中提出的核心論點是：理解古巴或美國的歷史必須關注兩國如何彼此塑造歷史軌跡。通過這一視角，作者不僅展現了國家間的政治互動，還揭示了這種互動如何嵌入到更廣闊的社會與文化脈絡中，形成了相互影響的歷史圖景。

全書共分十二部分，涵蓋三十三章，長達六百二十二頁，呈現了一幅古巴歷史的全景圖。前五部分聚焦古巴的殖民歷史。費雷爾細致描繪了反抗西班牙殖民的印第安酋長哈圖伊的事跡，講述了“童真圣女”這一將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和非洲人凝聚在一起的宗教信仰，及其作為古巴民族認同基礎的象征意義。同時，她還探討了北美十三個殖民地（后來的美國）與西班牙殖民地古巴之間復雜的貿易和政治關系。書的第六至第八部分聚焦于古巴共和國的誕生與發展。這一階段始于美國對古巴的軍事占領，以及1901年被強行寫入古巴憲法的《普拉特修正案》。該修正案賦予美國在認為必要時對古巴進行軍事干預的權力，這種干涉引發了古巴人對主權受損和獨立被剝奪的強烈不滿。第九至第十二部分則集中討論古巴社會主義國家的興起與發展。這一部分詳細描寫了古巴人民聯合推翻巴蒂斯塔獨裁政權的革命過程，以及隨后的社會變革。在其他革命領導人遭遇失敗或被暗殺后，菲德爾·卡斯特羅及其團隊逐步取得了革命領導權，并于1959年1月取得決定性勝利。隨后，菲德爾·卡斯特羅將這場以民主、人民參與和土地改革為核心的革命，進一步轉變為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明確對抗私有資本和美國帝國主義，推動古巴走向一個截然不同的政治與經濟體系。

費雷爾在宏大的歷史敘事與個體微觀視角之間游刃有余，通過全書的歷史主線，創造性地展現了古巴人民聲音的生成與演變過程，將個體與集體交織于一體，賦予敘述鮮明的層次感與深度。在1492年至1898年的殖民時期，費雷爾觀察到，古巴人民早已覺醒并意識到自己獨立于西班牙宗主國的身份認同。這種聲音植根于西班牙和非洲宗教信仰的融合，并在反殖民斗爭中逐漸得以鞏固和壯大。進入二十世紀后，人民通過創建政黨、工會、老兵團體、互助組織、教會、共濟會、大學生團體等平臺，努力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書的第五至第八部分詳述了古巴共和國的建立與發展，費雷爾揭示了古巴人民對美國態度的變化：從早期對共和政府的欽佩，到因《普拉特修正案》及隨后的政治干涉而發展出的反普拉特主義情緒和深深的不信任，最終在數十年的干涉與軍事控制后轉變為強烈的反帝國主義立場。美國的間接統治以及獨裁者赫拉多·馬查多和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對民眾訴求的漠視，最終引發了古巴人民以怨恨和革命作為回應。第九至第十二部分轉向古巴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與發展。在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領導下，眾多不同的聲音逐漸讓位于一種統一的領導召喚，許多古巴人以國家主權的名義接受了這一權威。然而，這一過程也伴隨著矛盾與裂痕——古巴移民潮迅速涌向美國，佛羅里達州古巴裔美國人的游說團體也應運而生。經過數十年的國際與雙邊對抗，2016年，美古兩國開啟了關系解凍的進程。然而，這一進展在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執政期間被逆轉，而2020年拜登政府上任后，這一關系更顯撲朔迷離。在內外多重壓力下，古巴人民的聲音再次陷入被壓抑的境地，發聲渠道愈發狹窄。

打破鏡像——從個體、社會到國家

關于古巴歷史的研究著作屢見不鮮，尤其在西方學界已形成較為豐富的討論，而在國內則仍屬稀缺。然而，盡管相關研究數量眾多，學界常將這一領域描述為“人滿為患卻不發達”（Gloria Steinem, Revolution from Within: A Book of Self-Esteem, Open Road Media, 2012, pp.4）的狀態——即研究與敘述雖多，卻大多重復革命的官方敘事，或陷入簡單的二元對立，缺乏深度與多樣性。這種矛盾的批評，一方面反映出歷史敘述在古巴革命進程中所占據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則揭示了歷史學科在部分領域的不足。具體而言，古巴革命勝利后的主導敘事將歷史壓縮為一種以革命勝利為導向的線性敘事，強調明確的未來目標。這種敘述方式不僅強化了官方視角，還在無形中為學術界的反對意見提供了空間。這導致長久以來研究者似乎只能在革命領袖的言辭框架下展開討論，非褒即貶，難以擺脫兩極化表達的局限。這種敘事結構既限制了學術的探索深度，也加劇了歷史研究的單一化趨勢。

從這個角度來看，費雷爾的《自由古巴》無疑在敘事風格、視角和材料的選擇上進行了創新，力圖彌合以往兩種研究潮流之間的深刻分歧。

首先是作者獨特的敘事方式。費雷爾是古巴裔美國歷史學家，現任紐約大學教授，專注于古巴研究、革命史、奴隸制與民族主義。她的身份與經歷本身便深刻嵌入古巴歷史之中。作為一名古巴裔美國人，費雷爾在襁褓之時便隨母親加入古巴革命勝利后第一波移民潮，離開故土，前往美國。這次遷徙并非孤立的個人選擇，而是革命激進變革引發的社會陣痛之一。在這一歷史節點，數以萬計的古巴人因不滿或恐懼而離開祖國，踏上一場對未知未來的冒險。在書中，費雷爾訴諸歷史以理解自身的遺產。她將自己置于某些歷史事件的親歷者位置，同時穿插提及家人在革命中遭遇的苦難，從中探索個人身份與國家歷史的交匯點。通過這種方式，她試圖在剖析自我的同時，也為讀者提供了一種療愈兩國關系的視角，以此糾正歷史上某種形式的不公正。正是這種將個人經歷融入宏大敘事的做法，為本書增添了情感深度和獨特意義，成為其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此外，作為一位美國歷史學家，費雷爾憑借自己在古巴多年的生活與學習經歷，試圖“讓美國讀者通過另一國的視角審視自己的國家”（前言，第3頁）。例如在文中，費雷爾首先就美國和古巴“起源”淵源提出了質疑和再解讀。學界普遍認為，美古關系的起點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紀末。然而，費雷爾大膽將這一淵源追溯至西班牙殖民時期。盡管這一觀點初看似乎略顯牽強，但通過其獨特的敘述方式，費雷爾成功地將這一理念清晰地傳遞給讀者。她巧妙地引導讀者重新思考美國常見的“起源故事”——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發現美洲。費雷爾提醒我們，美國人所稱的“美洲”實際上特指他們自己的國家，因為“亞美利加”（America）既可以代表美洲也可以代表美國。但實際情況是探險家哥倫布從未踏上如今的美國領土。在費雷爾的敘述中，哥倫布為歐洲人發現的美洲古巴島，隨著時間的推移被美國霸權的敘事所掩蓋，仿佛美國即是整個美洲。通過這種方式，費雷爾不僅突出了她的主要論點，還引出了一個重要的次要主題：“古巴和美國之間漫長而艱難的遭遇……是一場美國霸權與古巴主權的較量。”（517頁）這種較量體現在古巴與美國之間復雜的互動中兩國在主權與權力斗爭中的深層聯系。

第二個新穎之處體現在材料的豐富性。費雷爾借助廣泛的歷史文獻與檔案，以及長期深度的田野民族志研究，為糾正現有“偏向性”敘事提供了堅實基礎。在許多經典的古巴史著作和主流話題中，古巴往往被描繪為美國歷史的附屬，被塑造為北美利益的對象和受制者。作者拒絕沿襲這一將古巴置于美國歷史框架之內的敘事邏輯，明確反對華盛頓、哈瓦那和邁阿密精英階層長期強加的非此即彼的解讀模式。費雷爾試圖通過總結古巴的歷史，重新審視這個國家，從內部到外部全面解讀古巴。她希望以這種方式為古巴賦予主體性，同時也為讀者提供新的視角，讓美古關系的討論從單向度走向多維度。

一方面，費雷爾通過新的史料，試圖打破美國主流敘事中古巴成為被講述者的形象。例如，她圍繞1898年的美西戰爭揭示了美國干涉對古巴的深遠影響。1898年，美國以支持古巴獨立為名向西班牙宣戰，將持續三十年的古巴獨立斗爭轉化為后來更為知名的“美西戰爭”。1899年1月1日中午，西班牙在古巴長達四百年的殖民統治宣告結束，但古巴島上升起的并非古巴國旗，而是美國國旗。美國政客常將這一干涉美化為“善意的援助”，聲稱美國為了古巴的獨立事業而戰，將古巴的獨立描繪成美國的“饋贈”，進而塑造出一種古巴“欠下人情”的印象，為美國對古巴為期四年的軍事占領正當化。然而，費雷爾強調，對古巴人來說，1898年與其說是饋贈，不如說是勝利的竊取。美國的干涉不僅剝奪了古巴幾乎唾手可得的獨立勝利，更通過實際行動將自己置于古巴的宗主國地位。正如1950年哈瓦那出版的一本重要著作直接宣告的那樣：“古巴獨立不靠美國。”（前言，第5頁）

另一方面，費雷爾通過詳實的歷史材料進一步揭示了美古關系的共生性，強調這種關系并非單向，而是深刻的雙向互動。例如，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古巴不僅為華盛頓的軍隊提供資金和物資支持，古巴士兵還與北美同盟軍一道在加勒比地區并肩作戰。當時作為西班牙殖民地的古巴，憑借其豐富的銀幣儲備，不僅對美國的反殖民運動提供了重要支持，還通過開放哈瓦那港口接納美國商品，確保美國革命者能夠獲得世界上最有價值的貨幣（69-75頁）。這一經濟與戰略上的支持，使古巴在美國獨立初期成為其不可或缺的貿易伙伴，奠定了美古關系交互影響的早期基礎。在十九世紀中葉，隨著佛羅里達和得克薩斯并入美國，南方種植園主甚至部分北方精英開始將古巴視為潛在的新蓄奴州，以鞏固奴隸經濟的基礎。由此，兩國間的人員交流愈發密切，交織出許多具體而生動的歷史事實。例如，古巴的國旗由流亡美國的古巴人設計，并首次在美國土地上升起；第一份支持古巴獨立的報紙誕生于費城，而古巴的第一部國民小說則寫于紐約。古巴革命家何塞·馬蒂（José Martí）的大部分成年時光在美國度過，而古巴革命領袖安東尼奧·馬賽奧（Antonio Maceo）最隆重的追悼會也在紐約庫珀聯盟舉行。這一時期，兩國的文化與社會交往錯綜復雜——古巴人前往美國，在哈佛大學和塔斯基吉大學就讀，在邁阿密購物，在黑人棒球聯盟中比賽；與此同時，美國人也紛紛前往古巴，在禁酒令期間享受自由飲酒，購買土地和雪茄，聆聽爵士樂，甚至進行醫療手術。商品與文化的雙向流動更是密不可分——美國人購買古巴的食糖，古巴人進口美國的電器。不可否認的是，古巴為美國從“侏儒”邁向“巨人”的進程注入了重要活力（64頁）。

第三個新穎之處在于作者的敘事視角。傳統的歷史書寫往往以帝王將相為核心，側重地緣政治或“偉人”的作用，而艾達·費雷爾的敘述卻不同。她在系統回顧古巴五百年興衰歷史的過程中，聚焦于普通民眾的生活與命運，將“人民生活的歷史”置于中心位置。書中不僅融入了種族、性別、地理和社會等多重維度，還賦予“高層、中層與底層”同等的敘述空間，使得普通人民的故事與國王、總統、革命家和獨裁者共享歷史的舞臺（前言，第4頁）。費雷爾成功地將“下層歷史”或“無名者的歷史”與傳統的政治史材料結合在一起，構建了一個全面而多元的古巴敘事。

一個顯著特點是，《自由古巴》特別突出了有色人種在古巴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性，尤其是他們在獨立與解放行動中的貢獻。作者詳盡描述了如普拉西多（Plácido）、胡安·瓜爾貝托·戈麥斯（Juan Gualberto Gómez）、埃瓦里斯托·埃斯特諾斯（Evaristo Estenoz）、昆廷·班德拉斯（Quintín Banderas）以及何塞·安東尼奧·阿龐特（José Antonio Aponte）等歷史人物。這些人物的事跡在古巴歷史的不同階段往往被忽視，或僅被輕描淡寫地提及，而費雷爾則通過他們的故事，展現了有色人種在古巴社會與民族建設中的關鍵作用。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費雷爾對童貞圣女這一古巴主保圣人及守護神形象演變的分析。她通過圣女膚色的變化，描繪了古巴社會文化認同的變遷。在獨立戰爭中，數以萬計的黑人、混血人和白人共同為古巴的獨立事業而戰。隨著時間的推移，圣女顯靈故事中的三位見證人也發生了變化：最初的兩個印第安人和一個黑人奴隸，逐漸變為一個原住民、一個黑人和一個白人，象征了古巴國家基礎的三種文化（47頁）。這一文化基礎不僅將黑人納入古巴民族認同的核心，還為卡斯特羅政府后來消除種族歧視政策奠定了歷史基礎。

在這一議題的討論上，這段共同的歷史也為美國提供了一個對比性的視角。古巴與美國都曾建立過奴隸社會，但古巴的獨立斗爭促成了黑人與白人并肩作戰，反抗西班牙殖民主義，在種族團結中鑄造了國家。正如何塞·馬蒂和卡利斯托·加西亞等古巴政治家所言：“古巴國家幾乎是明確且肯定地由種族團結孕育。”（163頁）而美國則因《吉姆·克勞法》導致社會的種族分裂。這種對比在更近的歷史中仍有體現。例如，作者生動地記錄了在奧巴馬獲勝之際，一群住在哈瓦那的黑人帶著驚訝與欣喜的笑容走上街頭，一位非裔古巴知識分子寫道，“看看我的皮膚還有孩子的皮膚，我又哭又笑”。有人甚至不無感慨地說這是“我們”的總統（520頁）。這一情節不僅揭示了種族問題的歷史延續性，也反映了美古關系在文化與身份認同層面的復雜交織。

古巴歷史的敘事困境

總的來說，本書在整體結構上一定程度成功挑戰了美國古巴公共領域中規范化的官方敘事。費雷爾試圖避免對革命的單一化慶祝，也不美化其引發的沖突，而是在官方與反官方敘事的張力之間探索獨立的分析路徑，聚焦革命的生活意義、多樣主題和內部復雜性，呈現革命作為歷史現象的豐富面貌。然而，作為一位二十一世紀的修正主義者，費雷爾像其前輩修正主義者一樣，她似乎依然難以擺脫片段化敘述與溫和偏離的矛盾，最終仍部分陷入顛倒經典革命故事的局限。

這一張力既是修正主義歷史書寫的內在挑戰，也是作者試圖突破既有敘事框架的重要嘗試。主要有三。

一是對菲德爾·卡斯特羅主義神化的辯證分析。在許多關于古巴歷史的書寫中，完全擺脫由卡斯特羅政權廣泛傳播的歷史敘事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在試圖反駁這些敘事時，也難免受其框架影響。費雷爾的敘述在某種程度上也被傳統敘事所牽引。例如，她提到菲德爾·卡斯特羅在蒙卡達兵營襲擊失敗后，被囚禁于皮諾斯島期間閱讀了大量經典著作，包括康德、馬克思、列寧、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和弗洛伊德等。這一情節常見于正統史中，用以增加卡斯特羅作為“天生革命者”的神化特質，費雷爾在此也沿襲了這一敘事。然而，深入研究卡斯特羅的人可能會發現，他的演講和著作中并未表現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系統掌握。盡管在政策上他追隨蘇聯，帶領古巴走向社會主義道路，但這更像是基于現實政治的選擇，而非源自理論內化的結果。事實上，卡斯特羅更像是一位即興創作者，他不斷調整政權結構與意識形態，以鞏固對權力的控制。他對美國的敵意成為其主要的政治驅動力，這種敵對情緒甚至延續至他反對奧巴馬試圖緩和美古關系的時期。如果沒有“美國”這個象征性的敵人，政權賴以維系的敘事基礎將變得愈發脆弱。

費雷爾在這里的敘述雖沿襲了傳統英雄主義的筆調，但這一切并非不可置疑，這種妥協在文中有明顯體現。她謹慎地提醒讀者，過多地將古巴革命與卡斯特羅相關聯是一個情有可原的錯誤（289頁）。她強調，卡斯特羅的歷史地位必須放置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他的號召力與權威的來源，更多地依賴于其成功回應了古巴歷史性訴求的真實性。費雷爾指出，卡斯特羅既是歷史的塑造者，也是歷史的產物。他在塑造其時代的同時，也被時代的需求與局限所塑造。費雷爾總結道，“這場真正的革命……同樣是古巴人民的成就”（388頁）。通過這種視角，費雷爾不僅挑戰了對卡斯特羅的單一化神化敘事，還將古巴革命置于更為廣闊的社會背景中，呈現出革命作為集體行動的豐富復雜性。

二是在挑選歷史事件進行敘事時，難免受資料可用性的影響，從而出現某種程度的偏差。這種偏差與歷史概述作為歷史編纂學中的一個次類型的傳統密切相關。它通常具有一些固定特征：遵循類似的主題框架，采用統一的時間分期格式，最重要的是，其敘事內容往往反映并再現與現有歷史知識“權重”相匹配的內容分配。費雷爾顯然沒有很好地對這一敘事結構進行把握：她用將近九十頁概述了約十六世紀、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約三百年歷史，而將四百頁專門用于講述十八世紀至2020年近兩百二十年歷史。這顯然與資料可用性相關——殖民時期的歷史資料相對較少，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資料較為豐富。不過不可否認的是，費雷爾在這三百九十三頁中展現了精妙的歷史敘事，描繪了十九世紀史詩性的古巴民族解放戰爭。費雷爾在敘述十九世紀歷史時穿行于廣闊的背景之中，種植園擴張，黑奴此起彼伏為了正義而戰，獨立、自由、博愛、正義和平等的觀念在鮮血與戰斗中奠定了古巴民族的精神。費雷爾在敘事中不僅成功再現了那個時代的史詩感，還通過巧妙的筆觸賦予那些宏大歷史事件以鮮活的生命力，使讀者得以在歷史的宏偉場景中感受到個人的情感與斗爭。這種歷史寫作的精妙之處，正是費雷爾作品令人難以忘懷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這種基于史料可用性進行敘述的寫作方法也暴露出明顯的不足。例如，在書的最后部分，費雷爾對蘇聯解體后古巴歷史的描寫顯得過于草率。這個時期的獨特性與復雜性本應得到深入剖析，但在書中卻被弱化。費雷爾或許是試圖在史學與詩學的敘事風格之間尋找平衡，但這一選擇也削弱了對這一關鍵階段機制性闡釋的力度。這使得歷史敘述在傳遞事實與為后人提供理解線索的意義上略顯不足，尤其是在面對2021年古巴全國抗議浪潮時，讀者可能會因缺乏背景脈絡而難以全面理解其根源。

三是撰寫涵蓋數百年的宏大敘事固然令人欽佩，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如此廣泛的時間跨度，難免使得某些關鍵歷史細節被壓縮或簡化，可能忽略特定歷史時刻的細微差別及其復雜的社會背景。例如，費雷爾在歷史事件的選擇和敘述上，快速從美國組織的豬灣入侵跳到1962年的導彈危機，很容易給讀者一種印象，即卡斯特羅對美國再次入侵的“非理性”恐懼是古巴接受蘇聯核導彈的主要原因。然而，這種敘述忽略了“猛禽行動”（Operation Mongoose）的背景。這一行動是肯尼迪總統于1961年11月授權的，旨在通過多層次手段推翻古巴政府。猛禽行動不僅導致古巴的美洲國家組織成員資格被暫停，還開啟了對古巴的經濟封鎖——這一封鎖至今仍困擾古巴。此外，美國的行動還包括每周進行的恐怖襲擊，如焚燒電力線路和甘蔗田、刺殺掃盲運動的志愿者，甚至對古巴的出口產品投毒等等。

再如，費雷爾對美國支持的恐怖活動著墨甚少，僅簡要提及了1998年五名古巴情報人員被捕的事件，卻未說明這些情報人員的任務并非針對美國政府，而是監視在邁阿密策劃炸彈襲擊、意圖恐嚇游客的恐怖分子。同樣，費雷爾未提及路易斯·波薩達·卡里萊斯（Luis Posada Carriles）等關鍵角色——他策劃了1976年炸毀古巴民航客機的事件，導致機上七十三人全部遇難。盡管波薩達曾與美國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合作，甚至因試圖用炸彈暗殺卡斯特羅在巴拿馬被判刑，但他最終卻作為“邁阿密的英雄”在美國安然度過余生，這些情節的缺失削弱了對美古關系深層復雜性的展現。

另一個明顯的缺失是對伊利安·岡薩雷斯案件（Elián González）的忽略。這起事件發生于1999年11月，當時五歲的古巴男孩伊利安·岡薩雷斯隨母親試圖偷渡至美國，小船在佛羅里達海域沉沒，母親與其他人不幸溺亡，伊利安成為少數幸存者，被送往美國親屬家中。然而，伊利安的父親及古巴政府要求將其送回古巴，此事迅速成為美古兩國間的熱點爭議。圍繞他的未來，古巴人和古巴裔美國人展開了激烈的政治與文化辯論，將他視為古巴未來命運的象征。

諸多重要事件的缺失，使費雷爾的敘述在揭示古巴與美國關系的多重矛盾與張力時顯得略有不足。盡管費雷爾明確表示，這本書并非一部全面的歷史研究，而是對部分歷史事件的選擇性呈現，但這種選擇性不可避免地導致關鍵細節的缺漏。正因如此，敘述未能完整展現美古關系的復雜性與深層對立，略顯單薄，可能對普通讀者全面理解古巴及美古關系的歷史全貌產生誤導，尤其當本書成為他們唯一的信息來源時。

結語

總體而言，縱觀古巴歷史，可以幫助我們重新審視美古兩國之間漫長而激烈的交鋒，特別是美國霸權與古巴主權之間的持續斗爭。通過五個多世紀的敘事跨度，這種宏大的視角使讀者能夠理解古巴如何從西班牙殖民地逐步邁向獨立、經歷革命，再到融入現代國際關系的復雜圖景。正如費雷爾在書中所言，古巴歷史不僅是自身發展的記錄，更是美國歷史的一面鏡子。在這種映照之下，自稱追求自由的美帝國——無論是杰斐遜時代的理想主義，還是羅斯福、里根、特朗普，乃至拜登的現實政治——都展現出不同的面貌。然而，這一映照也揭示了一個本質真相：美國從未真正成為一個“追求自由的帝國”，它只是一個帝國。

費雷爾的《古巴：美國的歷史》試圖通過文化歷史的視角恢復革命的歷史性與異質性。在此過程中，她不僅突出了日常參與者的經歷，也對國家權力這一無處不在、既壓倒性又日常化的力量給予了關注。作者通過歷史化的方式剖析革命國家對古巴歷史的利用，揭示了官員如何賦予歷史敘述以政治意義。與此同時，作者延續了傳統范式的某些特征，聚焦于國家行為者如何將革命塑造為過去政治夢想的實現。費雷爾促使我們重新審視官方敘述對革命理解的可知性，以及這些敘述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構建了關于革命歷史的主導性學術框架。

然而，面對這樣的歷史敘述，我們仍需問一個核心問題：革命時期的國家形成過程是如何塑造普通民眾、官方以及學術界對革命歷史的理解的？費雷爾的作品揭示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革命和反革命歷史知識的建構，使得即使是所謂“中立”的學者也無法避免進入一個極化的雷區。國家為歷史知識賦予的政治功能，使得所有關于古巴革命的歷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帶有意識形態色彩。這不僅是一個關乎歷史學方法論的問題，更是一個關乎歷史本質的問題。如何超越這種局限，或許正是未來研究古巴革命歷史需要面對的關鍵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