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與取徑——陳垣、顧頡剛學術散論》，劉卓異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6月，212頁，79.00元

談起中國學術的古今變革，學者往往首推以羅振玉、王國維等前輩利用出土文獻為傳統(tǒng)學術打開的新格局，即陳寅恪所謂“新時代”“新學術”的“新資料”“新方法”。新出史料對革新研究觀念與方法的推動作用誠然不假，但在我看來，學術發(fā)展的關鍵，在于突破過時的、不合理的思想束縛，引入具有啟發(fā)性的觀念和理論。只有以這個標準衡量學術史，才會看到，先秦諸子突破巫史桎梏奠定了中國思想文化的底色，魏晉隋唐理性高漲，最終“造極于趙宋之世”，晚近注重實證和典范，乾嘉學術和桐城選學作為傳統(tǒng)學術的雙子星座，以不同方式推動中國學術從“家學”向“分科之學”的轉(zhuǎn)變。學術思想永遠是觀念的冒險，在這個意義上，陳垣、顧頡剛作為二十世紀史學的兩座高峰，有著毋庸置疑的典型意義。

本書的核心人物，一位是陳垣先生，字援庵，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次長，后執(zhí)教于燕京大學、北京大學、輔仁大學等校，新中國成立后擔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是著名教育家、元史學家、文獻學家，與陳寅恪并稱“史學二陳”。另一位，顧先生諱誦坤，字銘堅，以號行。以古史層累學說和古史地域擴張學說名世，是思想家、教育家、古史專家，尤其為民俗學、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等領域的奠基人，雖較援庵先生稍晚一輩，卻在當時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兩位先生，前者是舊式學者，謙遜溫和、沉穩(wěn)內(nèi)斂的老派作風，后者是學生運動先鋒、新學風和新思想的傳播者，二人雖同為歷史學家，元史和上古史卻已然有隔山之嘆；雖同時供職燕大，但二人的交往罕被關注，甚至連一張合影都難見到，就像同為翰林供奉的王維與李白，如果不特意鉤稽，很難描述他們的交集。

陳垣

“坊間”傳聞，圍繞兩位先生，長期以來有不少誤解。人們印象中援庵先生是守舊的，哪怕北平中央研究院同仁都用鉛字小字排印著作，援庵先生卻堅持用雕版刻印自己的著作，然而援庵先生用蒙語研治元代史學卻是舶來的語文學（philology）方法，并為當時西方學者廣泛關注。人們認為顧先生是“疑古派”領袖，常詬病他把太多文獻指為“偽書”，但究其實，顧先生只揭示了這些東周秦漢史籍的生成層次，未做價值貶黜。如今，劉卓異的《治史與取徑——陳垣、顧頡剛學術散論》，以要而不繁的嚴謹考證展現(xiàn)了兩位先生自青年時代起半個世紀的學術交往，及后學的交互影響。

劉卓異師從晁福林教授，2019年以《兩周列國族姓存滅考》獲得博士學位。晁老師是援庵先生得意門生趙光賢教授的碩士，也就是說，作者是援庵先生的直系后學。而作為先秦史學者，誰也不可能脫離疑古思潮的影響。正如作者自云，本書所關懷的是不以經(jīng)學名世的援庵先生，何以教出像趙光賢先生這樣的先秦史家；兩支風格迥異學派在北師大歷史系如何相互影響。作者在為自己尋根的同時，也展開了一幅久違的學術史畫卷。

全書共五章，第一章鉤稽史實，梳理了援庵先生與顧先生的交往與矛盾，并粗略描述了二人學術旨趣和風格的異同；第二、三章分別討論了援庵先生和顧先生的古史觀，尤其強調(diào)援庵先生的經(jīng)學素養(yǎng)及對疑古派的看法，還原了顧先生疑古學說的真義和旨趣；第四章分析援庵先生弟子趙光賢先生對顧先生疑古思想和古史考證方法的接受，評述了趙先生曾用作授課講義卻并未正式出版的油印本《中國考古學大綱》；第五章綜述顧門弟子趙貞信先生與顧先生的交往始末，及其在援庵先生身邊工作的際遇與貢獻。全書可謂結(jié)構均衡、富于巧思，體現(xiàn)了兩系傳承相互纏繞和影響的學術關系。

顧頡剛

由于流傳至今的上古史料數(shù)量不多，先秦史研究者往往練就了精讀文本和爬疏史料的專長，作者將這種專長移植到學術史研究中，不僅細讀了前輩學者的相關著作，更系統(tǒng)研讀了大量相關檔案，哪怕腳注中也時出精見。例如，有學者依據(jù)商周時期并不大量使用金屬生產(chǎn)工具，認為當時的君主并不是王，而是部落酋長。趙光賢先生對這種觀點提出批評，卻并未點名。為確定趙先生批評的對象，作者翻閱了大量著作，最終確定出自尚鉞先生的《中國歷史綱要》。這樣的爬疏在第五章為趙貞信先生作傳時得到了充分發(fā)揚，甚至為搜尋這位“終身”講師的生平，作者竟查閱了今人撰寫并于1993年出版的《富陽縣志》，從中發(fā)現(xiàn)了四百字重要文獻，并根據(jù)與此看似毫無關聯(lián)的《富春茶話——詩書畫文頌安頂云霧茶專輯》，進一步確定這則文獻出自趙貞信同村族人夏家鼐之筆。這一考索信而有征，但我們無法計數(shù)為找這則文獻作者下了多少苦功。只有這樣的精雕細琢，才能保證學術史研究的切實可靠。

正如張政烺先生經(jīng)常利用清人著作研治先秦史，據(jù)此做出了深入肯綮的清代學術史研究，本書也是作者對疑古思潮長期思考的結(jié)果。對具體問題做過深入探討的專家撰寫學術史，其優(yōu)長恰在于有鮮明的問題意識，并能對具體問題做深入的討論，這是學界所深切期望的。

然而，畢竟也不能回避作者在知識面上的局限，例如全書的重點完全側(cè)向了先秦文獻，而似乎從未深論援庵先生研治元史的具體方法，以至于在比較顧先生《尚書》學與援庵先生元史研究方法時，只發(fā)現(xiàn)二人研究計劃都由“編工具書”“整理典籍”和“問題研究”組成及兩者都從中年開始學習語言（古文字和蒙文）卻都不夠深入。這兩點結(jié)論著實讓讀者感到意猶未盡。當然，對先秦史學者而言，在評定《封氏聞見錄校注》的價值時作者非常內(nèi)行地征引了黃永年先生的《唐史史料學》，可見作者文獻視野已經(jīng)很寬闊了，要求一位學者同時掌握先秦和元代文獻，并有具體研究體驗，確實有些強人所難。

如果一定要以“文人的刻薄”提出書中我不甚同意的觀點，大概也有。作者據(jù)援庵先生1919年發(fā)表的《開封一賜樂業(yè)教考》中有“猶太族何時始至中國，據(jù)弘治碑則言來自宋，據(jù)正德碑則言來自漢，據(jù)康熙碑則來自周”，認為“這是典型的對于層累現(xiàn)象的表述”，這種挖掘未免失之過深。援庵先生只是對三個碑所記史事做了類比，而恰好暗合了“記載早事的材料晚出”這一情況，如此說來，顧炎武《日知錄》談“九州”稱“禹畫九州在前，舜肇十二州在后”豈不搶奪了顧先生關于層累學說的“創(chuàng)造權”？衡量學術貢獻，關鍵要看是否以清醒的意識和嚴謹?shù)倪壿嬐瓿闪藢σ粋€問題的深入論證，除此之外，“猜想”“涉及”“言外之意”都不算數(shù)。

十年前我認識晁福林教授，卻一直不知晁老師有收藏舊書的愛好，晁老師寫文章引用的文獻也未見雕印精美的珍稀善本。作者在后記提到晁老師購得趙光賢先生手批《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論資本主義以前諸社會形態(tài)》，原來晁老師也有收藏舊書的喜好，這對我個人來說，這是個頗感意外消息。

2020年是援庵先生誕辰一百四十周年，晁老師作為援庵先生的隔輩傳人，今年八十歲了，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目前研討和傳承援庵先生學術思想的學者在減少；同樣，隨著顧先生的學生輩的相繼謝世和隔輩學生的逐漸老去，“古史辨”也不再如上世紀末般堪稱文史研究的顯要方法。學術史研究不是“論資排輩”，彰顯“自家高貴的學術統(tǒng)序”，而是回首來時路，通過重復常識與探索新知檢視以往研究中忽視的面向，促進學術觀念的交融與更新并校正未來的學術方向。劉卓異此書立足扎實的先秦史研究經(jīng)驗，考述援庵先生與顧先生及二人后學的學術交誼與分歧，考索和解決了一系列重要的學術史問題，雖篇幅不大，卻卓有實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