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文學》是一本著名的歷史刊物，自1962年6月于臺灣地區創刊以來，發表了傳記文字與民國史料字數逾億，影響力深遠。最近，岳麓書社根據雜志六十多年的內容，分類匯編了“傳記文學書系”，首批包括了《從北大到臺大：元氣淋漓傅斯年》《激蕩百年的回響：蔡元培傳稿》《逝者如斯：羅家倫的世界》《王映霞自傳：一個知識女性的獨立史》《遙想大學當年：我的大學》《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六種。本文為《王映霞自傳》的代序，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

郁達夫與王映霞

郁達夫和我認識時，我年二十，尚在上海就學，他年約二十六七，已從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習經濟畢業回國。我們經共同友人四川陳翔鶴之介締交，一見如故，同居一室，睡在地板上書堆中。他陪我去訪問和他合辦《創造》雜志的郭沫若，郭雖因翻譯哥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和創作新詩《女神》，已很有名，而一貧如洗。我們到他家時，他正在廚房劈柴燒飯，經達夫略述來意，他便抱起尚在襁褓中名叫和兒的兒子和我們寒暄，并教他的日本妻子安娜和我們招呼，她含情帶笑向我們深深一鞠躬。其時，有一面色鐵青，傲不為禮的人默無一言地站在那里。達夫對我說，他叫成仿吾；翔鶴則附耳悄悄地說：“不要理他，我們都叫他Stone！”

事隔十余年，達夫因“左聯”的牽累，偕夫人王映霞避居杭州。因杭州市長周象賢與杭州慈善機關負責人沈爾喬的協助，在大學路圖書館附近，建一住宅，取名“風雨茅廬”，雖然名為“風雨茅廬”，而渠渠華屋，不啻一個溫柔鄉。這時我已在杭州主持杭州《民國日報》（《東南日報》的前身），是“風雨茅廬”的不速之客；我的家，也是他們夫婦聯袂常臨之地，我和達夫久別重逢，欣慰之余，做了一首小詞送他，內容仿佛是這樣的，我已記不清了。

十年離亂音塵斷，喜再相逢，往事如虹，猶在長宵夢寐中。湖邊茅舍神仙眷，枕帳春濃，豆蔻詞工，忘了南屏向晚鐘！

南屏晚鐘是西湖十景之一，敲起來幾乎全城都聽得到。他們伉儷在杭定居后，達夫和我常在一起小飲、游湖、逛舊書店；杭州煙波的畫船、湖堤的裙屐和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是我們在夕陽影里共同欣賞陶醉的景物。他的杰作《遲桂花》即在此時脫稿。杭州是蘇東坡出宰的名邦，達夫對東坡愛妾朝云不勝傾倒，特往朝云故鄉臨安尋訪遺跡，結果徒勞往返，一無所得，慨然賦詩云：“如何十卷臨安志，不記朝云一段情！”達夫舊詩造詣很深，他很愛黃仲則的《兩當軒》詩，風格也很相似。

達夫富陽世家子，博極群書，先后任安大、北大、武大、廣州中山教授及政治部設計委員，對中、日、英、德文學名著，涉獵甚廣，為人頹廢、自卑、浪漫、歇斯底里，且自暴成性，連宿娼、吸鴉片等行為亦不隱諱。所著《日記九種》，除將他與王映霞的戀愛經過曝露無遺外，乃至陪友人遺孀姊妹到旅館沐浴，都一一如數家珍，形諸筆墨。他的日記好像盧騷的《懺悔錄》，一切都招認不諱。發妻荃君，既遭遺棄，又藕斷絲連，憐念有加，暗中來往如故，這一切都是他們夫婦隙末兇終的因素。映霞和達夫初戀時，年方二十，入世未深，因愛好文藝，又震于達夫的文名，益以達夫的抵死追求，遂墜入情網，不能自拔，等到他們結合之后，現實的生活使映霞好夢驚醒，便逐漸演變成了一場悲劇。

映霞，杭州人，本姓金，外祖父王二南為杭州老名士、畫家。映霞父早卒，隨母居住外家，因改姓王，有一弟服務于杭州市政府，美好溫婉如處子，母極慈祥，婉轉隨兒女。映霞則豐容盛鬋，風情無限，一顰一笑，都散發著一種青春芬芳的氣息，使接近她的人，如飲醇醪，不覺沉醉！而蛾眉謠諑，亦由此而生。映霞杭州橫河橋女師畢業，橫河橋為杭州青年男女魂牽夢縈之地，杭州女師人才輩出，映霞外有楊之華、毛彥文等為中外所共知。

民國二十七年，中日戰爭方酣，我在武漢輪渡中碰到映霞，她對我縷述和達夫婚變經過。她說：“達夫因發現許紹棣給我的兩三封信，聽信旁人挑撥，遂指我為不貞，又擅登廣告，誣我卷逃。達夫雖隨即登報道歉，說一切出于誤會，但事已至此，破鏡已難重圓了！”映霞常在漢口王文伯寓所，我們除在輪渡匆匆一見外，也常在文伯那里會面。文伯曾任鐵道部次長，久居美國，一度因吸煙不慎，為火灼傷甚重，胡適之曾奔走為他籌措醫療之費。

我為了幾方面的友誼（包括一個當時炙手可熱，不幸慘死的政治神秘人物在內），輾轉與周象賢拉了達夫、映霞，同在漢口太平洋飯店為他們和解，簽了和解書，企虞（周象賢的字）和我也都簽了名。不久他們夫婦經友人易君左的安排，便到湖南漢壽去了。

達夫在漢壽住了幾時，即赴福州省政府復任參議，旋又辭職攜家到新加坡，任《星洲日報》副刊編輯，映霞也在報館工作。在此期間，他們貌合神離，感情日惡，加之達夫心有未甘，又發表半屬虛構和泄憤的《毀家詩紀》，使映霞難堪，以致終于不能免于離異；我們在漢口為他們伉儷所作的一番苦心的調解，至此也終于白費了！

映霞在杭州交游很廣，她和朱夫人若蘭、趙夫人靜英為閨中密友，杭州社交集會，總少不了她們，我和亡婦思玫和她們交游亦很頻繁，我還記得有一次，看見映霞和朱夫人同倚靠在沙發上朗誦元稹的《悼亡詩》，念到“針線猶存”，都盈盈欲涕，我告訴她們，元微之是一個薄幸的人，他既遺棄了他的表妹，又在所作《會真記》中，說她“不勝妖孽”，她們聽了我的話，又破涕為笑，說古今文人，一丘之貉，大半是這樣的人！

達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新加坡淪陷前，和共產黨人王任叔等逃到印尼蘇門答臘的棉蘭，日軍占領棉蘭前，又逃往武吉丁宜山區，改名趙廉，經營一酒廠為生，并與一印女何麗有結婚生子，他自己好像知道處境極危，預立遺囑，處分遺產，結果一如所料，為日本憲兵秘密殺害，他的死因至今難明。

達夫和映霞的不幸身世，固為友好和中日文藝界同聲嘆息，而達夫一代才人如此悲慘下場，尤使人不得不一掬同情之淚。達夫長兄郁華為名法官，亦為日人和漢奸在滬所殺，弟兄同運，尤堪浩嘆！

民國二十九年，我以探視父病由金華到重慶去。父病既愈，一日夜間和家人去看名伶趙榮琛的平劇，忽覺有人在背后輕輕地推我，回頭一看，原來是映霞，我們相約次日再見，在次日和以后的幾次深談中，她告訴我，方從新加坡回國，已和達夫正式離婚?，F和劉懷瑜女士住在一起，懷瑜為內人浙江安吉的小同鄉，曾任安徽省立女中校長，其家為安吉首富，為人愛朋友，肝膽照人，有丈夫氣。

映霞在民國二十五六年達夫離杭，到福州任職省府參議期間，始終和其母與諸兒同住。日軍占領杭州前，是浙江財政廳長程遠帆用汽車把她們母子接到金華避難，后來她們全家搬到麗水的碧湖。我曾被邀至碧湖演講，那里沒有旅館，即在映霞家寄宿，映霞的老母對我噓寒問暖，愛護有加，其慈祥的面貌，至今難忘。程遠帆曾任中央信托局局長與財政部司長，為當時美國名參議員范登堡之好友，民國三十二年他即住在重慶四德新村我的家中，我們談起郁、王悲劇，都為之浩嘆！

回憶紹棣與映霞的認識，約在西安事變發生前后，時紹棣任浙江教育廳廳長，不幸喪偶，其妻方志培遺有三女，均甚幼小，朋友們除照護他的弱女外，并為在杭州大方伯附近一個尼庵中營奠營齋，即習俗所謂“做七”，每次做七，內人和許多朋友夫婦都來參加，映霞自不例外，因此他們便有了感情。以紹棣為人之方正清廉，許、王兩家兒女親屬同居者之多，及他們每次相見都有別的朋友在場，在十目所視之下，我確信他們的關系僅止于愛慕和別后的通信，一般悠悠之口和達夫的猜疑，導因于其中尚夾雜著一個神秘第三者。

在重慶和映霞幾度深談，我懇切地忠告她，世間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滔滔斯世，那里還有恕道，只有簧口縱橫，惟恐旁人不跌倒！我又勸她，尚在盛年，應另謀歸宿。她雖不以我的話為然，但形格勢禁，最后使她不得不和三北航業公司的鐘賢道再結連理，鐘君為人厚重，經外交界耆宿王正廷為他們主婚。我和內人在浙聞訊，額手稱慶，虔誠地為他們祝福！

映霞與我和內人，始終交好無間，她在杭、在漢、在渝和最后在滬，都和我們不斷往來，甚至她由漢壽前往福州道經長沙，適值湖南省主席張治中盲目地實行所謂焦土抗戰，縱火焚城，使她的衣服、文件盡失，還狼狽地由浙贛路的江山到金華來看我們，對我們告訴坎坷，泣不成聲，還在我家一宿，始依依別去！

聽說映霞現尚在滬，還準備寫回憶錄，她文字流暢，亦能作詩，她的回憶錄，一定愛恨交織，有血有淚。她的密友朱夫人若蘭久病已由香港返回內地，趙夫人靜英仍在美國，活躍如故，前年今年都由美來臺，在我家小住，但一切非復當年，提起杭州往事，不堪回首，只有再付之一嘆了！

“傳記文學書系”，岳麓書社，2024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