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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一周書記:不應忘卻的……“以命相搏的青春”與“歷史證言”
《以命相搏的青春:東京大學安田講堂,1968-1969》,[日] 島泰三著,董炳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11月版,294頁,59.00元
日本學者島泰三的《以命相搏的青春:東京大學安田講堂:1968-1969》(董炳月譯,三聯書店,2024年10月)講述日本1968年學生運動的緣起、發展、高峰和退潮的整個過程,由于核心部分是1968-1969年初發生在東京大學安田講堂的斗爭高潮,因此原書名是《安田講堂 1968-1969》(中央公論新社,東京,2005 年11 月)。現在這部中譯本的書名改得真好,令人不禁眼熱;但這不是標題黨,而是來自在書中不斷出現的“以生命相搏”和“青春”這樣的文字——出現在當年的傳單、演講、遺書和作者的記憶之中。島泰三當年就讀于東京大學理工學部,積極參與了運動,是理工學部的學生領袖,在堅守安田講堂事件中被捕,后判決入獄兩年。對于作者和他那一代曾經參與運動的數以萬計青年學生來說,這一段經歷真的是不應忘卻的“以命相搏的青春”。島泰三以親歷者的視角,為歷史寫下了自己的證言。
島泰三在“前言”中講述了撰寫該書的起因和想法,不但令我感動,而且覺得其中有幾個問題值得思考。一是歷史研究的缺失。在日本1968年的學生抗爭運動和1969年(昭和四十四年)1月18、19日的東京大學安田講堂事件發生時,當時新聞媒體的報道鋪天蓋地,該事件在日本引起巨大震動。但是,作者認為那些身處安田講堂內的青年學生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感卻被忘卻了,前后一年多來自東大和日大的學生如何最后走到這一步的原因和歷程也幾乎沒有被作為歷史事件來論述。這是有點出乎意料的。
二是據作者所述,當年這些學生在三十六年來一直因各種原因而保持沉默,這在日本的言論出版語境中似乎也是難以理解的。甚至很多相關人士對作者出版本書也懷有疑慮,似乎對于當事人來說,重新論述該事件是被作為一種禁忌,存在著沉重的意含和巨大的壓抑,隱藏著人性的深層本質。作者最終意識到:“作為當年做好了最壞的思想準備留在安田講堂里的人,將事實公之于眾,難道不是一種義務嗎?然而,在1969年至今36年已經過去的現在,當年處于同一戰線的戰友沒有留下任何證言而自我了斷的事件屢次發生。因此我決定撰寫本書,記錄應當被講出來、傳下去的史實。”這的確是一段必須寫出來的歷史,既是因為“那次事件,對于我們來說,曾經是以命相搏的斗爭”(第4頁),也是為了追問“這在日本青年運動史上,是空前的事件。那么,這種事件為何會發生?”(第5頁)
三是作者在“前言”中提到佐佐淳行以“卑怯者”來描述安田事件中的全共斗形象是不真實的,但是沒有展開論述。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該書譯者在書后的附錄《1969:安田講堂的陷落》(寫于2008年5月)對此講得很清楚,這個佐佐淳行就是在1968年1月18日指揮警察機動隊進攻安田講堂的警視廳警備第一科科長,他在1993年出版了自己寫的《東大陷落——安田講堂攻防戰72小時》(文藝春秋)。可想而知的是,“盡管佐佐淳行自稱追求‘客觀’,但在明確地將自己定位于警察和體制一方的前提下,無論怎樣追求客觀,也只能是單方面的客觀。一本《東大陷落》,主要是在闡釋國家暴力的合理性。這種闡釋集中體現在對承擔鎮壓任務的警察機動隊的敘述”(284-285頁)。更嚴重的問題是,這本《東大陷落》應該是第一本將安田講堂事件作為“歷史”來敘述的書。“佐佐淳行提起筆來的時候實際是在搶奪話語權,從‘體制一方’對安田講堂事件進行歷史定位……于是敘述行為本身成為他第二次對青年學生施行暴力的形式,不同在于第一次是使用機動隊,而這一次是用筆。”(285頁)說得很精準、很深刻,歷史敘事的話語權經常就是一種暴力,而更令人唏噓的是島泰三所講的當年那些參與運動的學生沒有留下任何證言就自我了斷的事件屢有發生。
其實早在1969年就有一些學生編輯的實錄資料在日本出版,如北明書房出版的日本大學全學共斗會議編《青春寄托于街壘——日本大學斗爭實錄》(1969年,責任編輯:田村正敏)、三一書房出版的日本大學文理學部斗爭委員會書記局編《叛逆的堡壘——日大斗爭之記錄》(1969年)和亞紀書房出版的東大斗爭全學共斗會議編《記錄東大斗爭——在堡壘中開創我們的世界》(1969年)等。問題是歷史研究性質的著述卻不知為何遲遲未見,島泰三的這本《安田講堂 1968-1969》的出版比《東大陷落》也晚了十二年,他說“這本書,就是從安田講堂內部審視那次事件的人提供的歷史證言”(前言,第5頁)。他以大量第一手文獻資料、親歷的事件過程和記憶中的強烈感受以及日后來自各方的證詞重現了歷史現場與青年學生個體生命的真實形象。更應該強調的是,島泰三的這部安田講堂事件實錄徹底駁斥了警備科長佐佐淳行的“合理化”的“歷史”敘事。
從世界視角來看,日本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與越南戰爭、共運和歐美國家的學生運動均有緊密關系,是六十年代世界政治動蕩與民主運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日本國內來說,二戰后日本的崛起主要經歷了兩大階段,一是民主化改革的進程,通過修改憲法,在政治、經濟、教育和社會管理等方面實行“民主化”改革;二是在經濟領域中經歷了從恢復到高速增長的經濟崛起過程,1968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進入世界經濟強國之列。正當日本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之時,大學教育體制僵化、財務管理混亂、醫學生實習制度不公、美軍基地與越南戰爭的關系等諸多矛盾也隨之暴露出來。因此出現社會民主抗爭運動的高潮期,前后以1960年的“安保斗爭”和1968-1969年的東京大學學生運動為最激烈的斗爭高峰。日本的學生們為了反美反越戰、反安保條約以及要求校園民主化等,發起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1968年1月19日,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核動力航母“企業號”駛入佐世保港。兩天之前有許多大學生從各地趕來佐世保美軍基地進行抗議,遭到警察機動隊以催淚彈、高壓水龍和瓦斯液的暴力鎮壓。抗議斗爭雖然失敗了,但是學生得到了市民的擁戴,同時也體會到了“歷史也會這樣運轉”(第7-8頁)。這次斗爭標志著日本的學生運動開始進入高漲期。也是在1月19日,東京醫科齒科大學掀起了“反對醫師登記制度”的運動,全校開始無限期罷課。東京大學醫學部的學生也從29日開始無限期罷課。所謂醫師登記制度產生于實習醫生制度,即醫學生畢業后必須在醫院無薪實習一年,實際上就是無償榨取醫學畢業生的勞動。絕大多數的醫學部學生和研修生決心與“醫師登記制度”對抗,即使以自己的人生為賭注也在所不惜。3月11日,東大醫學部宣布嚴厲處罰17名學生和研修生;26日,支持醫學部學生罷課斗爭的學生成立了“支援醫學部斗爭全東大共斗聯絡會”,決定阻止3月28日的畢業典禮。5月10日,政府通過了將“醫師登記制度”實質化的“修正案”,因此對罷課學生來說,占據安田講堂便被提上議事日程(21頁)。
在距離東大本鄉校區兩三公里的日本大學的學生運動也迅猛爆發起來。運動背景是校方對學生的校園自主活動實行嚴密監控、徹底壓制言論的方針,具體起因是1968年1月至4月接連發生理工學部教授幫助考生走后門入學并收取錢財案、大學會計部門“用途不明資金”案等事件。向來被當局認為不會鬧事的日大學生終于站起來了,他們第一次制作了傳單。從5月到6月,學生開展了罷課、集會抗議、到校外大街上游行、成立“日大全共斗”等活動,校方當局則動員了體育會學生和右翼的“學生會議”學生對全共斗系統的學生大打出手,后者被迫設置路障、占領建筑物。
從戰后日本學生運動的團體發展來看,五十年代的學生運動基本上是在日共及其領導下的民青系的操作下進行;隨著六十年代國際共運形勢的變化,日共向議會斗爭的轉向和大學入學率的大幅度提升,學生運動力量日漸分化,學生派系復雜,斗爭目標與手段產生分歧。在島泰三的書中對學生運動進程中派系斗爭的復雜性有非常豐富和具體的論述,對一般讀者來說顯然難以進入那種語境,但是也不難感受到內部分歧甚至派系武斗給學生運動和參與者帶來的傷害。全共斗,全稱“全學共斗會議”(即全校學生共同斗爭之意)是由左翼學生自發組成的斗爭團體;日本大學的學生于5月27日下午在校園道路上成立“日本大學全校公布斗會議”(簡稱“日大全共斗”),7月5日東京大學學生在安田講堂成立“東大斗爭全校共斗會議”(簡稱“東大全共斗”)。以日大和東大兩校的斗爭為起點,“全共斗”在日本各大學相繼發展起來。從實際運作的情況來看,“全共斗”是代表學生與大學當局交涉和組織抗爭行動的自治團體,加入與退出都是自由的,因此其成員構成也錯綜復雜。全共斗在東京大學基本上主導了以廢除注冊醫師制度和撤銷學生不當處分為基本訴求的罷課斗爭,他們中的激進派還進一步提出了“大學解體”和“自我否定”的口號。
在安保斗爭紀念日即6月15日這一天,東大醫學部全校斗爭委員會斷然封鎖了安田講堂,17日凌晨警察機動隊進入東京大學本鄉校區。在那一刻,‘學術領域當為不可侵犯之空間’這種內心深處的基本信念徹底破滅了”。島泰三說他和很多學生一樣,就在那個早晨下定了決心……不能落荒而逃!(37頁)
關于使用暴力問題,譯者作了很好的闡釋:“正是這種國家的暴力(還有民間的右翼暴力團),賦予了青年學生們的非法暴力以某種程度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不僅在于它是與具體的政治訴求結合在一起,而且在于它是作為國家暴力的結果而出現。”(288-289頁)
安田講堂事件并沒有結束這一系列運動。在1969年,全日本有百分之四十三的大學出現罷課,斗爭的規模史無前例。日本政府為了使之徹底結束,在8月17日推行《臨時措置法》,警方全力配合實施,1969年在反戰和相關運動中被捕人數達九千八百六十二人。“在以日本大學為首的全國各大學,空前嚴密的鎮壓體制被建立起來,警察給予這種體制以全面的支持和保障。重新回到了黑暗之中。那種黑暗向日本全國蔓延。”這種歷史情景不難想見,島泰三說不能把運動的失敗歸因于學生缺乏勇氣(230頁)。在七十年代還出現了運動的極端轉化,個別人投身到立場極度激進、手段恐怖的“赤軍”運動。
日本歷史學家小熊英二的《1968》(上卷副標題:“年輕人們的叛亂及其背景”,下卷副標題:“叛亂的終焉及其遺產”,新曜社,2009年)是研究日本戰后學生運動的重要著作,可惜的是至今未見簡中譯本。小熊英二在一次訪談中談到參與運動的學生群體在1960年與1968年有很大區別,簡單來說就是1960年的大學升學率還很低,學生群體既沒有達到大眾化的地步,也受到社會各界的尊重。當學生參與安保斗爭的時候,人們也就被動員起來,一起參加抗議的大學老師也很保護學生,學生也會尋求老師的指導。1968年就完全不一樣了,全共斗的學生們喊著“大學解體”的口號,不再認為在大學里能夠邊學習邊做研究。因此他認為六十年代安保斗爭的學生運動類型是老派的,而1968年的全共斗是要與年長世代決裂,從思想角度和運動角度來看是沒有實際成果的(小熊英二:戰爭留下了什么?www.douban.com/group/topic/178506489)。
在另外一次關于日本1968年運動的訪談中,小熊英二談了好幾個問題,其中有幾個問題我認為很值得思考。一是他發現當時很多學生試圖在馬克思主義或托洛茨基主義的詞匯之外尋找新的詞匯和表達方式,但是他們自己沒有發明新術語的能力,因此很多人都在馬爾庫塞、列斐伏爾、薩特和吉本隆明中間尋找新的理論;二是一些學生提及戰前時代理想化的大學生活圖景來批評現實中大學的情況,這是在懷舊中產生的過度理想化的圖景,但也是學生們抗議的基石。當時的日本學生反對大學中的腐敗,他們運用的語言是過去的:“大學最重要的角色應該是揭示真理。”這樣理想的大學并沒有真正在歷史上存在過,因此懷舊是一種表達理想的形式,它抗議的是當下的問題;三是關于東京大學的學生運動中的道德主義,學生們宣稱應該“自我否定”,作為社會精英,在畢業后應該拒絕獲得優越的社會地位。另外道德主義導致學生在運動中不愿就大學改革與校方做任何交涉和妥協,而他認為本來這是可以避免的。還有一個問題是,今天的日本人關于1968年的學生運動有很多種曲解,比如“1968年的所有運動都是暴力的”“他們都是激進左派分子”等等。他認為其實這些都是當時受大眾傳媒影響的扭曲形象的影響,另外今天也有一些日本青年將1960年代理想化,以此來抗議當前的社會問題(《一九六八|專訪小熊英二:日本戰后一代遭遇“現代”的時刻》,訪談:黃睿、任其然,2018,6,24,來源:澎湃新聞)。理論指引、斗爭語言、道德情感以及歷史評價,這些都是全世界的1968年運動留給日后的思想遺產,直到今天仍然不應被忘卻和輕視。
島泰三在書中有很多實錄充滿感性的現場感,同樣是珍貴的“歷史證言”。第三章“在街壘中”首先闡釋了街壘的真實意義(54頁),接下來有許多具體描述,讓我們看到了一代日本學生的青春敘事。明治大學的街壘還設置了由女生負責的“傳達室”,街壘中有“救援對策本部”負責照顧負傷者,也是由女生擔任。但是東京大學女生很少,救援工作由醫學部的男學生負責組成的,當他們到其他大學看到那里的女同學把校園裝點得色彩斑斕,彌漫著青春氣息,感覺仿佛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在日本大學的街壘中有“炊事班”,還為女生準備了專用房間。經常有學生吹小號、彈吉他,或者是唱民歌。東大的安田講堂相對安靜,里面有一架大型三角鋼琴,偶爾有學生來彈奏,偶爾也開音樂會。在日本大學的街壘中還有女生養貓,寵物貓是學生們的吉祥物(57-58頁)。對當時的日本學生來說,“街壘乃真實的大學”,這是實質性的表述,也是切身感受。街壘是他們在體制的陰霾籠罩中“看到晴空的那個瞬間”,也是他們“以命相搏的青春”的歷史證言。
說到“歷史證言”,安田講堂這座東京大學最有名的歷史建筑就是沉默的證人。1968年11月22日,日本大學和東京大學的學生在安田講堂前會師,安田講堂正門前的街壘就是日本大學全共斗的青年建造的,警察機動隊發動數次猛攻也未能突破。沒想到的是在事件發生后該講堂一直被封閉,直到在八十年代后期日本政府投入巨資修復之后才于1991年3月28日東大的畢業典禮中重新啟用。說到這里,想起2014年3月底的一天,正是東京櫻花盛開時節,我和行遠及幾位朋友來到東京大學。我們先參加了文學部滕井省三教授的討論會,然后參加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座談。在東大校園參觀的時候來到了安田講堂,可惜當時該建筑正在維修。大樓外面以展覽板圍起來,展板展示的是安田講堂的歷史照片、各種圖表。當時對于1968-1969年發生在這里的具體斗爭情形還不了解,只是知道東大當時的學生運動很猛,印象比較深的是東大校門口兩邊掛著“造反有理”“帝大解體”標語的照片。
想到歷史照片的問題,遺憾的是該書中譯本因為版權所限,原著中的新聞圖片全部省略。在日本1968年期間,由于電視和報刊的視覺圖像給全社會帶來的信息沖擊起了很大作用,往往能迅速激起社會的強烈反響。另外我相信在七十年代到今天的日本藝術界也有許多藝術家以這些視覺圖像為藍本創作了大量的相關題材的圖像作品。想起多年前我在紐約惠特尼美術館(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看過一個非常精彩的展覽,展覽名稱是“An Incomplete History of Protest ”(一部未完成的抗議史),展出的是惠特尼美術館收藏的自1940年至今以“抗議”(Protest)為主題的藝術作品。從1940年到現在,有多少曾經沸騰的抗議被人遺忘,能夠進入歷史書寫與公共記憶中的抗議可能只是抗議大海中的一粟。在歷史上的抗議運動中出現的各種新聞圖像和抗議圖像藝術常常被看作一種即時的、轉瞬即逝的符號,未被書寫在藝術史敘事之中。在這個展覽中可以看到日本拘留室的秘密照片、民權抗議活動的海報和紀錄片、游擊隊女孩的海報、裹著皮革的面具、反對私刑、抗議政府在越南的行動和艾滋病危機中的不作為、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無聲紀錄片……在我看來都能激起今天觀眾的激情,激起人們對所有“以命相搏的青春”的記憶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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