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2023年，多次受伙伴機構之邀，我跟隨不同團隊前往麗江老君山黎明鄉開展實地調查與學習。

老君山可讀、可學習，它詮釋了自然、地方、景觀與人類生命、社會生活的復合關系。它被當地人視為神山，卻并沒有被過度神圣化，其自然性未被全部抹去，它首先是眾生與萬物共同存在、相互塑造的場所。

老君山地處喜馬拉雅東南緣橫斷山脈三江并流區域，屬云嶺一系，頭尾緊連著白馬雪山、玉龍雪山。它是冰與火的遺跡。從淺海到高山，它慢慢隆起。大地斷裂之處，正好被江河切割開來。

老君山黎明河流域，當地傈僳族人所稱的“巨谷始祖”——諾瑪底，人居沿深谷散布

在金沙江流域納西、白族等多個族群流傳的神話故事里，如今位于老君山兩側的金沙、瀾滄兩姊妹曾一路南行，為追尋愛情，逃離了天神爹媽的束縛。她倆在石鼓古湖分手，一個繼續往南，一個向東。東去的金沙姑娘切開玉龍、哈巴兩兄弟的封鎖，揮灑而別，留下了被斬去頭顱的哈巴。

河谷地帶，人煙聚匯，氣候由濕熱變得干熱。冰川和雪峰隱去，大象與犀牛南奔，普米族神話中化天地、造江河的神獸——古湖旁麇集的馬鹿已遁于山林。

金沙江流域由昭通、曲靖、昆明至麗江一帶曾多處發現有更新世晚期（距今約3萬年前）犀牛化石。樊綽《蠻書》等文獻稱南詔產犀甲，如今云南多地還保留有犀牛洞、犀牛塘等名稱。

化名“華春”的老一輩生物學者曾在《云南林業》1984年第六期報道，“根據群眾的反映和實物的證實，思茅地區菜陽河保護區的熱帶森林里，1933年還有一對犀牛在活動，但不幸在當年就被獵人所捕殺，當地群眾至今還保存著犀角。而在西雙版納自然保護區的密林里，當地群眾在1939年前還見到過犀牛，遺憾的是，自此以后，犀牛便無影無蹤了。”

近兩千年來，云南生活著蘇門犀、印度犀及爪哇犀3種，約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消失（何曉瑞：云南歷史上梅花鹿、犀牛和赤頸鶴的分布及其絕跡原因的研究[J]. 云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1994,16[3]: 295-298）。這兩千年，由于人口劇增，毀林開荒種地，圍湖圍澤造田，不少動物失去了生存環境，許多大型獸類、鳥類被人類獵殺絕盡。

多重身份：老君山的時空壓縮

這一天，我們穿越金沙江河谷，在壓縮的時空里，多種異質觀念和實踐相遇在黎明——傈僳族人的家園。

老君山，長期處于多種強大文明的邊疆，是文化交織的現場，也是各自的緩沖帶和結合部。循山河而來，各類型人類文明共生其中。有劍川古人稱它為“滇省眾山之祖”，以太上老君的變化之名施加其上；但存在更廣泛，且遲遲未變的，是眾神眾生同在的傳統生態文化。

遠方的太上老君，似乎并不知曉這偏遠的山水，哪怕今人附會以老君煉丹、千龜靈聚等意念。當地世居者也沒把這外來的神仙特別當回事。他們敬重性靈，習慣了在洪水朝天和獨腳妖怪肆虐時多次拯救人類的青蛙舅舅相伴的生活。

從海拔1828米黎明河匯入金沙江的岸邊，到海拔4515米的老君山最高峰——金絲玉峰，有石器時代以來悠久的農作歷史，有高山、峽谷游牧的巖畫遺跡，有諸葛亮渡瀘水、南詔吐蕃鐵橋之爭、元跨革囊、紅軍長征過金江等多種符號的深刻印記，有傈僳、普米、納西、白、彝、藏、漢、回、傣、苗等多民族的現實生活場景。落差巨大的垂直海拔地貌里，由低到高，從春到冬，從草本到灌喬，數不清的花朵次第開放，為眾多昆蟲的口糧所需提供了多種多樣的蜜源。

麗江老君山黎明景區，以面積約250平方公里的丹霞地貌為主體，大致為黎光、黎明兩行政村的地界。而更大范疇的老君山還有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國家級地質公園、國家級風景名勝區、世界級自然遺產等多重身份。

除了國家到地方的管理系統，當地還有社會組織長期協同社區推動的“老君山社區可持續發展與生態保護”，黎明、黎光有社區保護地（涉及集體林、黎明河流域），以及村寨銀行等為基礎的社區行動。

這樣的實踐，往往行走在各自的軌跡上，彼此缺少交集。多年來，科研院所、民間研究者、企業等對老君山的探索和開發從未停止，但社區參與度不高，對其成果并不了解，也很難感知由此帶來的影響。面對當地人古老的記憶和諸多社會行動的積累，我們該怎樣獲得對地方整體的認知？ 

傳說：民間的意義構建

黎明一帶，曾經原始森林遮天蔽日，野獸肆虐，虎和熊是其中的王者，豹狼、野豬與猿猴幾十年前仍不時光顧村寨。

當地傈僳族人遷徙至此居住的時間并不久，自稱僅二三百年。他們零星散布于山間，在森林中標志性的“刀耕火種”——游耕、游牧、漁獵、采集的生活方式直到近現代才發生巨變，人口也從這一時期開始增多，進而形成了市集——紅石街。由此可以翻越老君山，去往蘭坪、維西，經過湍急的瀾滄江和累累白骨堆成的碧羅雪山埡口，是怒江、獨龍江……

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的陽光照到這里，因此也有了黎明、黎光的村落命名。兩村境內，有道道深嵌的裂谷和高聳的紅色砂巖，傈僳族人稱它為——“大地之神用自己的身體補地之所”。它的風景早已聞名于世：中國最大規模丹霞地貌、世界級攀巖圣地、三江并流區域生物文化多樣性代表性地區、亞洲物種起源和分化中心之一。

它被稱作“太陽的故鄉”，有人認為不過是為迎合旅游業發展而新造的傳說，但不幸已經在當地傈僳族人之間流傳，幾乎成了信史。所講述的是，現居黎明的傈僳族先輩在遷徙過程中說道：“太陽落下去的地方，是太陽的故鄉。我們要到那里去。”當他們來到黎明，發現這里一日里太陽三升三落，就認定此地即太陽的故鄉，于是便定居下來。

懷疑者指出，根本沒有一日里太陽三升三落的現象，這地方山高谷深，陽光每日直射的時間較短，冬至時短得只有三四個小時。“太陽故鄉的傳說，是假的，編造出來的。”可是，哪一個故事沒有在流傳中被改寫、移植、借用或轉化呢？大地之神如此眷顧這里，剖開五臟六腑，留下滿目的紅色巨石，這故事又該從哪里說起？太上老君何時駕臨？山下的金沙江水，可曾載著孔明先生南來？

“疑古”，謹慎對待原始資料，是學習者、研究者應持有的態度。但對于文學、文化而言，傳說、故事與神話，是民間自主的意義構建、表達與認同。對歷史的重新整合與訴說，讓記憶從虛構中釋放出來，從沉睡里醒來，成為我們認識老君山，認識黎明的渠道和載體。就像尋找一把文化的鑰匙，一條文明的線索。我們期待聽到更多神話、傳說、故事。它們中的每一個，都值得認真對待。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的匱乏，幫助我們接近當地人的靈魂，觸摸其血脈，理解其最初的、歷史的和當下的生活形態，以及他們的智慧。

被觀看的黎明傈僳族人

攀巖：文化激蕩或擦肩而過

老君山黎明富有被國際國內攀巖運動者追捧的Indian Creek式巖壁。從2010年首批線路開始，Mike Dobie、Cedar Wright等先后在這里開創了超過200條難度級別在5.13-5.5的線路。有一處為中國最大的運動攀巖墻，Mike Dobie將其命名為El Dorado（西班牙傳說里的黃金之城），有人猜測它也可能是亞洲最大的攀巖墻。

攀巖者上方可見巖蜂巢穴，黑色痕跡或許就是傈僳族人煙熏火燎采巖蜂所致。網絡資料圖

盛名卓著的攀登基地，卻與當地人的生活沒有多少聯系。在時尚的運動中，地方不見了。對多數村民而言，就是一群外國人，住在這里很長時間，經常攀爬，然后有公司經營，大量游客來體驗，如此而已。

當地傈僳族采巖蜂的古老技藝，被嚴重忽視了。

這種展現在懸崖峭壁、高大樹木上的絕活，以“蜂氏族”（Beit Pat）最厲害。

傈僳族各氏族多以動植物、自然現象作為稱謂，有虎、熊、蜂、魚、猴、羊、雀、豬、雞、耗、木、蕎、麻、犁、霜、火等。黎明傈僳族人認為，蜂、魚是附近各氏族中的老大，敬稱為“阿底布”（A Di Bu）。由此，我們可粗略判斷出傈僳族在森林中的原初生活方式。而蜂氏家族里，又有蜜、糖、叮（因蜂蜇而名）等姓。糖、叮后轉化為唐、丁。

蜂氏族祖祖輩輩養蜂。他們的眼中，蜂類有土蜂、巖蜂、馬蜂、黃蜂、葫蘆蜂、土甲蜂、赤眼蜂等多個品種，彼此之間也有相親相殺的故事。

傈僳族人尋找野蜂，方法奇妙。

捉上一兩只蚱蜢、蜻蜓等昆蟲，或割一小塊肉，固定在細棍上當作誘餌。

預備一根長頭發，一端打上活結，另一端拴上白色的火草絨毛或雞毛等分量很輕的白色標志物，用來引導追蹤。

拿著綁有誘餌的細棍在林間舞動，引來野蜂啃食。

瞅準時機，將頭發絲套在蜂腰上。

野蜂將誘餌啃成接近花生米大小的肉團后，將其抱起往蜂巢飛。

捕蜂人跟著一路撒腿就奔，或攀上巖石、大樹張望。

由于吃飽了一餐，帶上了食物，野蜂的靈敏度和飛行速度都慢了很多。

捕蜂人跟著標志物追啊追，看落在什么地方，就能找到蜂窩的準確位置。

火煙熏燒，驅趕保衛者，迅速用一塊布包裹住蜂窩，然后用刀割下。

蜂窩取回，系在房前屋后。從此，野蜂變家蜂。

采巖蜂是這樣的流程：

仔細觀察，看中了高高崖壁上的蜂巢。用那寶貴的鐵釬和鐵錘，在崖壁上一點點鑿出一個個洞眼。

“我們傈僳人可能是最早發明膨脹螺絲的人”，黎明鄉文化站站長李文林說，“就當是個玩笑。但傈僳族人想到的辦法確實有這樣的效果。洞眼外小里大，先釘進短木塞，再用楔子加固，最后是木樁。任你使多大勁都拔不出來。”

就這樣，極耐心地花上半個月，一個月，甚至兩三個月。期間再準備好麻繩，甚至好幾天住在山洞里的伙食。慢慢地，采蜂人一點點接近蜂巢，終于能夠收獲蜂蜜、蜂蛹和蜂蠟。

巖上、樹上墜落的采蜂人不少，被野蜂蜇死蜇傷的也不少，也有傈僳族人神奇的藥物治療獲救的地方傳奇。

這技藝真了不起，但更了不起的是傈僳族人對大自然充滿敬意而盡可能少量地索取，乃至以身體以心靈回報。可惜，我們拜服于現代文明，常常忘了這飽含生命意義的傳統存在—— “自然人”，及其自然方式。如果我們嘗試去進一步分析，找野蜂、采巖蜂，將會呈現出傈僳族人所建立的一套地方文化符號、功能和意義體系，它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多種元素：景觀、山水、動植物，森林與家屋、社區、族群，男與女的身份、分工與協作，勞作與休閑，交換與分享、饋贈……

河道清理行動引出的三個問題系列

山有山神，地有地靈，樹有樹魂，水有水仙……

黎明傈僳族傳統遵循十月歷法——被稱作“花鳥歷”，一年劃分為花開月（3月）、鳥叫月（4月）、燒山月（5月）、饑荒月（6月）、采集月（7、8月）、收獲月（9、10月）、煮酒月（11月）、狩獵月（12月）、過年月（1月）、蓋房月（2月）。

“花開了，三月春回大地；趕牛來啊，把地犁了；花開月喲，花開月；

鳥兒叫，蜂子飛，人間四月已來到；春雨里啊，把田耙了；鳥叫月喲，鳥叫月……”

他們有不少關于水的禁忌，如不能往水里大小便，不能往水里扔石頭，不能用木棍攪動水底，以這些看起來細碎、嚴苛而執拗的信念長期保育著生境。

直到今天，他們仍然依靠觀察物候來指引生活。黎明河的青蛙、知了叫了，意味著雨季就要到來，是時候開始播種，“知了叫，要翻地；櫻桃熟，種苞谷”，“青蛙一叫要下雨，魚兒躍水要漲水”。

近年來，黎明鄉境內多發洪水。圖為2021年“819洪災”情況。8月18日起，持續的強降雨導致黎明河、美樂河暴漲，農田、道路、房屋等不同程度受災。 （麗江先鋒網）

2021年8月，老君山迎來頻繁的雨。

黎明景區L公司為保護企業財產，花了數萬元清理河道，并將一些巨石移走。8月19日，黎明河暴漲，水位最高時，距該公司建筑物地面僅10余厘米。洪水泄過，下游有大橋被沖毀。公司員工直呼“好險”。

企業財產保住了，但與此相關的代價是什么？上游清理河道，是否加劇了洪水的流速、沖擊力，導致下游受災？

L公司應對洪水的措施，地方政府、國家公園及社區各有不同看法。

地方政府認為，L公司擅自行動，破壞了黎明河流域管理的規定；國家公園管理局認為，L公司的行為超越了其經營范疇、地理界限，有損河流生態。在我們的調查中，有數位村民說出了自己的意見：巨石能夠調節水流，減緩沖擊，而河道去彎就直，并不利于防洪，魚蛙蛇等動物會失去它們的家，人們干農活也會失去伙伴；此外，巨石成就了黎明河的美，是地方生活與景觀的一部分，應受到尊重和保護。

回過頭去梳理，一場洪水危機的應對，有不少問題值得探討。

問題系列一：

L公司事先如何征求各方意見，以求達成共識？L公司建筑物所處地理位置對河道及行洪有什么影響？L公司是否有權清理河道？該如何清理，怎樣避免破壞河流生態及地方文化？除了清理，可以采取別的什么辦法？黎明河流域管理有哪些方面的事務需要加強？

黎明河

黎明、黎光村民十分注重保護和恢復黎明河流域的整體生態環境。黎光村11個村民小組，除去一個戶數較少且零散分布于國有林場范圍內，其余10個均建立了各自的社區保護地，就森林及林下資源、水、魚類及其他野生動物的整體保護達成了共識，且各自制定有具體的獎懲、管理措施。

黎光村村民介紹說，黎明河中有不少特有的珍稀魚種，其中一種叫竹根魚（硬刺松潘裸鯉），因形貌似竹根而得名。過去一個時期，自然河流受到越來越強烈的人類活動干擾，且常有偷釣甚至電魚、炸魚、毒魚等濫捕現象，導致黎明河魚類數量逐年減少，竹根魚基本消失了。旅游業的發展和村民生活的改變，使得河道里各種垃圾越積越多，塑料袋、酒瓶子、易拉罐等，嚴重影響了河道的水質健康和環境景觀。

硬刺松潘裸鯉 圖片來源：長江文明館

于是，黎光村沿河各村民小組決定聯合起來，達成共識，推進流域保護。村民認為，沿河社區，只要有任一河段的村民小組未啟動保護措施，就算其他小組開展行動，垃圾污染、捕魚問題仍將難以管制。經過長時間的反復商議、協調，2016年起，10個沿河村組全部加入流域行動，涉及河道衛生改善、垃圾處理、全面禁漁，以及青蛙、水蛇等其他動物的保護等，全線聯動，共同實施監督和管理。

近年來，竹根魚又重現黎明河。社區行動引發了我們對河道清理問題的進一步思考，它需要遵循什么樣的地方文化邏輯？如同關于青蛙、知了的諺語，它凝結為當地人的共同認知，不僅告訴人們不該做什么，指導人們該做什么、怎么做，還預示和解釋了其他人要做什么、說什么。 

問題系列二：

在社會、經濟行動之前，文化調查如何先行？誰是地方的主體，是誰的調查，誰參與調查？文化調查需要獲取什么信息，怎樣獲取，提出什么主張，以幫助人們采取更恰當的行動？如何改變發展者獲取、認知及利用地方知識及信息的方式？行動過程中，如何避免當地人失語？當地人處于怎樣的社會關系中，存在不平等、邊緣化和權利被剝奪的狀況嗎？

洪水危機，河道清理，是一個在地的真問題，其最優解決辦法也只能是在地的。

只有對話，形成互動，才能激起社區的內生力量去真正解決問題。這不是權力的讓渡或給予，而是相互賦權的過程。整體性視角讓我們明白，任何觀念與實踐都與文化中的其他方面有所關聯，任何文化所承載的社會生活都與所在地域的其他方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洪水危機應對的策略產生、行動實施和信息反饋，回到了它的起點：怎樣看待地方、當地人，如何認識地方、當地人？

問題系列3：

什么人，什么東西，什么地方構成了社區？社區有什么樣的不同需求，不同權力類型，以及可見的不同利益場景？什么是社區福祉？居民的幸福感從何而來？個人或某一人群的社會責任、社會效用是什么？怎么實現？如何看待公共性？如何增強利益相關方共同參與和處理公共事務的能力？怎樣建立公共事務共商共議的對話機制？如何促成共同的行動？社區在這一過程中擁有什么身份，哪些權益，能夠發揮什么作用，可以有什么貢獻？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們如何實現創造性參與社會行動的愿望？ 

行動：一種文化比較

一系列并未終止的問題，正是學習的開啟之處。而我們更關注：當地人怎樣看待生態環境，如何認識其價值和意義？當地的生物多樣性與地方知識彰顯了怎樣的人地關系？

傈僳族人擁有萬物有靈信仰下人與自然的互動行為和生存哲學，這是他們在漫漫歲月中與天地朝夕相處得出的智慧。我們正可以借鑒，以此豐富內心，驗證自己的生活方式、觀念，指導自己的行為。

“我們住在山上，從來沒有讓山林受到損壞

不撬大石頭堆，粗壯的大樹我們不興砍

去到白云環繞的雪山，攀滿青藤的古樹枝不興折

去到樹林，大杉樹不興砍來蓋房子豎柱子

大箐溝里的青竹不興砍，撿些枯竹子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的村子就在山林邊上，所以不會去破壞它

不光注重山，還注重水啊，草啊

我們住在水邊，從來不捅水底

不去破壞水神居住的大河與水源

平時我們在山坡上干農活、放羊子

不會讓山神受到驚嚇

山里的山貨，蕨菜啊，菌子啊，野菜啊，不興過多摘回來”

……

老君山的風景，離不開千百年神性的守護。從不過度驚擾自然，而是保育生態，維系可持續的生活。具體而微的觀念，一個個生命、性靈，讓我們認識到當地文化的大同和與眾不同。這正是我們需要學習的：不同文化之間有什么相似，有什么不同？為何相似或不同？可以從中獲得什么經驗？

尊重差異，并樂在其中。通過建立與當地人溝通的渠道，發現不同人群潛在的利益沖突，使行動有公平的決策。基于此，針對地方的問題和需求做出回應，并將自我和需要幫助的人群、個體作為同一目標。

我們因為他者，因為所能觸及的事與物、思想與觀念，確定并衡量自己的存在。而周遭一切，在某種程度上都有我們參與創造的痕跡。當離開時，我們可以說，有些東西已經附著在自己的身體與觀念之上。風景能夠穿過記憶，無論我們走到哪里，或多或少，它都能支配我們的生命，為我們的日常行為提供動力。風景是流變的，從一個時空到另一個時空。 

（本文是調研報告《山河影：金沙江中下游流域環境記憶》的第四篇，有刪節。報告由自然之友玲瓏計劃資助。社區調查得到了鄉村之眼鄉土文化研究中心[From Our Eyes]、夢南舍可持續發展服務中心[MNSC]、麗江健康與環境發展研究中心[H&E]，黎明、黎光、喇嘛寺村民的協作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