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初版于 1991年，是當時西方初興的政治文化史學在中國引起的最早的反響之一。三十余年里它之所以多次再版，至今還有不少讀者，并不是因為它寫得有多好，而只能說明這波史學潮流的生命力實非一般。

政治文化史學是一種深受學界關注的史學方法論。由于它主要是通過解釋法國大革命的一些問題發展出來的，所以它與法國革命史有一種不解之緣，實際上“法國革命政治文化史”也一直是政治文化史學的典型代表。

關于政治文化史學的基本特點，我曾在本書的“緒論”中做過一些說明，但由于這一史學當時還處于草創階段，事情還沒有做完，很多情況不甚明朗，所以我的那些說明也不可能很到位。如今已過去三十多年，情況明朗了不少，當然也就有必要做一些補充說明了，主要談以下三點。

首先還是得回答一下這個問題：為什么政治文化史學的生命力那么強？

我們已經知道，政治文化史學的發生，緣于“政治史”和“文化史”這兩種史學范式的交融。所謂“政治史”，是19世紀歐洲實證史學的一個代稱，因為它堅稱寫歷史必須以檔案資料為依據，所以只能記述有據可查的精英人物們的政治活動。而“文化史”，則是作為這種政治史的否定物在20世紀初開始發展起來的，呈現為各種以普通民眾為關注對象的新史學流派（經過歲月的淘洗，最后只有年鑒學派碩果僅存），且由于普通民眾少有檔案資料，這種新史學一般只能通過考察“群體心態”（即各種與民族傳統和風俗習慣有關的精神現象）來書寫歷史，因而漸漸就有了“文化史”這么一個含糊不清的名號。所以“文化史”的興盛，其實是當時西方“民主化”進程的一個結果。這種民主化進程開始于19世紀70年代，它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法國大革命的積極影響，但換個角度看，那也是因為工業化完成后的西方各國意識到了人民大眾的“有用”（這是法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阿居隆的一個說法），實際上當時正蓬勃瘋長的資本也確實需要有盡可能多的人到工廠做工、上戰場打仗。于是人民大眾就成了歷史學的關注對象，為抬高民眾的地位還必須貶低帝王將相等政治精英，也就是必須拋棄傳統的“政治史”。但這種貌似“政治正確”的史學畢竟有違史學正道，不可能寫出像樣的既有邏輯主線又生動可讀的歷史，所以它漸漸就走入了死胡同，并最終引發了年鑒學派第三代的反叛，導致了“政治史”在“文化史”語境下的復歸，然后才有了這種旨在將精英和大眾有機結合在一起的政治文化史學。當然，也正是政治文化史學的這種特殊知識架構決定了它的長壽：因為只要“政治”還是歷史不可或缺的主線，同時人民大眾還能繼續“有用”，政治文化史學就不會被超越。

第二點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政治文化史學是法國革命史學的“傳統派”和“修正派”的共同創造物。

誰第一個把20世紀60年代阿爾蒙德政治學的“政治文化”概念沿用到歷史學領域，恐怕已無從查考，但籠統地把那看作法國革命傳統史學修正派的功勞，大抵是符合事實的，畢竟最喜歡使用這個概念的就是修正派。不過，如果就此把創立政治文化史學的功勞完全歸于修正派，就有問題了，因為顯然不符合事實。

沒錯，政治文化史學最顯著的特點就是重視“文化分析”，而做“文化分析”也正是弗朗索瓦·孚雷領軍的修正派的長項，一貫重視“經濟社會分析”的傳統派在這方面能力相對薄弱。所以在政治文化史學初萌時，修正派人氣滔天、風光無兩，傳統派只能低調運行。結果提起政治文化史學的主要創始人，人們能想起的往往只有孚雷、林·亨特、莫娜·奧祖夫這些人。然而，這里顯然發生了某種選擇性遺忘。首先，大革命傳統史學的早期領軍人之一喬治·勒費弗爾在1932年推出的《1789年大恐慌》，就被忘到了九霄云外。那可是一部實實在在的“文化分析”的經典，是勒費弗爾和年鑒學派創始人馬克·布洛赫、呂西安·費弗爾（他們當時都在斯特拉斯堡大學任教）一起切磋出來的心態史學作品，是另一位大革命傳統

史學領軍人米歇爾·伏維爾在20世紀80年代創立的“法國革命心態史”的超前預演。而且伏維爾毫無疑問也是政治文化史學的首要創始人之一，盡管他的心態史學方法和修正派并非一個路數，但那終究也是一種富有創造性的“文化分析”。無獨有偶，就在第三代年鑒學派剛剛開始向政治文化史學進軍的時候，法國革命傳統史學陣營的另一位主將莫里斯·阿居隆也推出了他的《戰斗的瑪麗安娜》（1979年）。這是一部把與大革命有關的圖像符號分析幾乎做到了極致的史學名著。所以，大革命史學的傳統派盡管總體上看有些僵化保守，但那里畢竟時不時也有一些新銳分子在活躍，而且這些人還為政治文化史學的正式創立做出了許多實質性貢獻。何況，在和自己關系并不很融洽的阿爾貝·索布爾的大力推薦下，伏維爾于 

1981年成功入主法國革命傳統史學的大本營，接替索布爾做了巴黎一大法國革命史研究所所長，從而完成了傳統派的某種“轉型”。

所以實際發生的是這樣一個有趣的情況：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法國革命史學以索布爾為代表的傳統派和以孚雷為代表的修正派一邊在激烈論戰，一邊又在通過種種“文化分析”來對大革命做出新的解釋或提出新的問題，并不知不覺地共同推動著政治文化史學的創生。

第三點，說說政治文化史學中修正派一脈的衰微和近期動向。由于政治文化史學是“傳統”與“修正”兩派共同創立的，所以這個史學的內部實際上一直存在著兩種學脈，而兩者的分歧主要是“文化觀”的不同。簡單說來，就是傳統派強調文化和社會的關聯，進而因社會中不同群體的客觀存在而注重文化中的多種亞文化構成；而修正派則一般不承認文化與社會之間的關聯，因而也無視亞文化的問題，一味強調文化的統一性，認為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是鐵板一塊。顯然，盡管充分認識到了“文化分析”的重要性因而發生了某種轉型，傳統派最終還是沒有放棄“經濟社會分析”（其實就是“階級分析”）的方法，結果他們的“文化分析”就采取了一條截然不同于修正派的思想路線。

修正派的“文化分析”在開始的時候顯得很成功。當時，孚雷關于啟蒙運動“政治話語”對大革命進程的影響的研究，莫娜·奧祖夫關于“革命節日”的文化人類學研究，以及林·亨特通過分析各種圖像符號來揭示大革命精神內涵的研究，都相當新穎而睿智，道出了法國大革命以往鮮為人知的一些邏輯機理，并由此產生了極大的轟動效應。然而好景不長，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學界的不滿就出現了，對修正派政治文化史學的批評意見越來越多，以至于修正派學者們最后都感到了絕望，紛紛改弦更張做其他課題去了，如孚雷的忠實搭檔奧祖夫（孚雷本人已于1997年離世）琢磨起了19世紀的法國小說，亨特也漸漸放棄了她的那一套“新文化史版”的大革命政治文化研究，把主要精力投到了全球史方向。

政治文化史學中的修正派一脈就這樣衰微了。反觀傳統派那邊，伏維爾及其團隊的學術研究雖略顯沉悶，卻能波瀾不驚、穩步推進，隊伍也在持續壯大，不僅最終完成了大革命傳統史學的升級迭代，而且事實上還在繼續引領整個政治文化史學的演進。那么修正派的政治文化史學何以如此命運不濟？想來只能怪他們看問題太片面。比如，孚雷篤信一切都可以在“政治話語”里找到答案，其他因素如社會、經濟等都可以棄之不顧；亨特則宣稱法國大革命的全部工作都只是在創造一種新的政治文化，從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這種角度去解釋它毫無意義。傳統派作為講歷史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者，自然不這么看問題。比如，伏維爾一直強調，不能為探索“頂樓”而放棄“地窖”，也就是不能為探索文化問題而遠離經濟社會問題，必須在研究中把所有的相關因素都聯系起來。修正派那種只做話語或圖像符號分析而不做經濟社會分析的研究，雖然常常能給人帶來某種“發現奧秘”的快感，有時還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但終究不能觸及歷史的深層邏輯，而一味地只在這個淺表的層面上打轉，慢慢就會讓人感到索然無味乃至感到無聊。略舉一例：林·亨特的研究確實能對大革命時代的一些文化現象和革命者對舊世界的“決裂信念”之間的關系做出生動形象的描述，但很多根本性的問題，如為什么法國革命會產生這些文化現象而英美革命就產生不了，以及這些文化現象與法國革命的實際進程和歷史意義究竟有什么關聯等等，它就完全解釋不了。而堅持將文化與社會聯系在一起的傳統派就不會陷入這種窘境，因為觀照更全面，他們的解釋似乎更有穿透力。

其實，政治文化史學的修正派一脈稍后也做了許多反思，而這種反思基本上也是圍繞“文化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展開的，其主要成果后來由林·亨特和維多利亞·邦內爾結集出版，書名就叫《超越文化轉向：社會與文化研究的新方向》（1999年）。仔細讀讀這些文章，我們會發現當年修正派陣營的這些人，多少也感悟到了一點文化分析離不開經濟社會分析的道理。另一方面，差不多就在此時興起的一股被稱作“法國革命情感史”的史學新潮，似乎也在為這一道理提供某種旁證。個人和群體的各種涉及社會政治事務的“情感”，是一種和理性因素有復雜交集的非理性因素，是一切文化分析都繞不過去的東西，對它投以較多的關注自然有助于提升文化分析的科學性，所以大革命情感史學的興起無疑是政治文化史學的一種進步。而且這股史學新潮的主要引領人恰恰是林·亨特的斯坦福老同學蒂莫西·塔克特，他也是我們一些中國同行的老熟人。盡管他并非馬克思主義者，也不采用亨特所習用的新文化史研究法，但由于他關注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情感差異，并認定革命法國有多種“情感共同體”的存在，所以他的研究路數終究還是比無視亞文化格局的修正派史學高出了一籌，是一股能推動政治文化史學深化的正能量。

（本文系《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2024年版跋”，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