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隆重舉行。在這歷史性時刻，《人民日報》第7版發表了郭沫若詩《新華頌》。《新華頌》在郭沫若心目中具有獨特地位。從郭沫若在新中國出版的第一本同名詩集《新華頌》，到為慶祝新中國成立10周年而出版的《駱駝集》，再到臨終前的《沫若詩詞選》，在這些重要時間節點出版的詩集中，《新華頌》都位列集首。

學界已經注意到，1979年經郭沫若重新校閱后出版的《沫若詩詞選》，在收入《新華頌》時進行了一定的修改。不過，《新華頌》一詩另有早期版本，迄今似尚未為人所注意，并且大部分論著對其寫作時間（1949年9月20日）和作者的認定也不是很準確。其實，它最早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為了應征新中國國歌所作的歌詞，具體面貌與后來在《人民日報》等處公開發表的版本有所不同。本文擬根據所搜集手稿檔案、回憶錄等材料，對《新華頌》早期版本進行解讀，分析不同版本的差異及其反映的歷史語境變遷，探討郭沫若的文學表達與意識形態的辯證關系。

史事考辨：《新華頌》初版的寫作時間與作者

《新華頌》首次公開發表于1949年10月1日《人民日報》第7版。《郭沫若年譜長編（1892-1978）》稱其寫于1949年9月20日。該詩有一手稿現藏于郭沫若紀念館，寫在3頁稿紙上，題目即為《新華頌》。全詩內容、格式與《人民日報》版一致，落款為“一九四九年九月廿日”。此外，1953年出版的《新華頌》詩集、1979年出版的《沫若詩詞選》等歷次公開出版版本，落款均為1949年9月20日。這應是年譜長篇確定該詩寫作時間的主要依據。不過，《新華頌》其實另有早期版本，寫作時間早于9月20日，是郭沫若為應征新中國國歌所作的歌詞。

在中國共產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奮斗終于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迎來新中國。為了籌建新中國，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會議于1949年6月15日召開。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下設第六小組，以擬定新中國的國旗、國徽和國歌等方案為重要任務。1949年7月4日，第六小組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決定設立國旗國徽圖案評選委員會和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郭沫若為后者的委員兼召集人。會議推舉郭沫若、沈雁冰、鄭振鐸起草國旗、國徽、國歌征求條例，并由郭沫若向常委會報告條例草案內容。7月13日，《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歌辭譜啟事》開始在《人民日報》等各大報紙刊登，截止時間為8月20日。到8月2日，第六小組已經收到125件應征國歌歌詞稿件，最終有國歌稿件632件，歌詞694件。

8月5日，第六小組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進行討論。郭沫若提出：“國歌稿件，請騰[謄]抄出來再看看。”8月24日，第三次全體會議召開，復選提出13件，“復印二百份，以備提供參考”。據此，會議編印了《應征國歌復選集（一）》。

郭沫若是著名詩人，又是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的委員兼召集人，在新中國成立這樣的歷史時刻，怎能不寫一首歌詞，參與國歌征集呢？中國國家博物館現藏有郭沫若應征國歌歌詞的手稿（圖一）。手稿共一頁，用鋼筆寫成，題名《新華頌》，署名郭沫若，未落時間。其中，“工業化”原作“土地改”，“天下公”一句原作為何，由于涂抹修改已難以辨別。手稿上又有毛筆字標注“更正稿”，將“工農解放氣如虹”修改為“艱難締造慶成功”，“聯盟長作主人翁”修改為“工農長作主人翁”。 

圖一 《新華頌》手稿，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新華頌》入選了《應征國歌復選集（一）》。為了“便利大家批評起見”，《應征國歌復選集（一）》一律不公布作者姓名，而以本組登記號碼代之”。郭沫若的《新華頌》被編為“初八十八號”，位列第12首。《應征國歌復選集（一）》上的版本與修改后的手稿相同。

故而，可以說《新華頌》寫于1949年9月20日的說法是不準確的。《新華頌》是郭沫若為應征國歌而作，鑒于《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歌辭譜啟事》規定征集時間截至8月20日，因此很可能寫于8月20日之前。由于《新華頌》在8月24日會議上入選下一輪評選，手稿又經過修改，最終印制在《應征國歌復選集（一）》上，最遲不晚于8月24日。

那么，為何郭沫若紀念館現存《新華頌》手稿落款9月20日？是否是郭沫若在9月20日對《新華頌》又進行了修改？其實，這也是不可能的。該稿中“五星紅旗遍地紅”一語（國博館藏版中作“勝利紅旗遍地紅”），粗看尋常無奇，其實暗露不尋常之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為“五星紅旗”，載諸憲法，眾所周知。但“五星紅旗”一名的由來，其實頗為復雜，筆者另有長文專門論述。簡要說來，1949年9月27日，經過毛澤東親筆修改的《四個決議案草案》將候選國旗稱之為“紅地五星旗”。而當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正式通過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念、國歌、國旗的決議》，其文字表述也是：“四、全體一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紅地五星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只不過，周恩來在宣布決議案通過時，以較為口語化的方式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9月28日，《人民日報》刊發的新華社電訊中寫道：“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從此，“五星紅旗”之名傳遍天下。換言之，9月27日之前，“五星紅旗”之名尚未出現，郭沫若何以“未卜先知”呢？

從郭沫若當時的言論來看，他本人屬意的也不是后來的五星紅旗方案。1949年8月24日上午，第六小組召開第三次全體會議，正當大家熱烈討論國旗與國徽問題時，“郭沫若畫出一個國旗來，紅旗上有二藍條和星”，錢三強提議藍條“改黃的好看，長江、黃河也是黃的”。會議主席提出“郭先生的（圖案）請梁先生（梁思成）設計一下”。最終，9月22日印出的《國旗圖案參考資料》中收錄了由此而來的兩幅設計稿。第一幅為《國旗圖案參考資料》所編復字第八號，郭沫若設計，周光遠制圖。旗面紅色，左上角一顆黃色五角星，中間兩道黃色橫杠貫通，將旗面均分為三。紅色“象征革命”，星“象征共產黨之領導與人民解放軍”，星之五角“代表中國五千年的經濟文化五億人口”，兩條黃線“代表長江黃河”。第二幅為《國旗圖案參考資料》所編復字第八號，同樣為紅色旗面，左上角黃色五角星，寓意均與復字第八號相同，惟長江、黃河改以正中兩條藍色橫杠代表（圖二）。可見，郭沫若認同的國旗圖案，在9月20日之時也非“五星紅旗”。 

圖二 郭沫若設計的國旗，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圖片采自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國歌檔案》上卷，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164、166頁）

綜上所述，郭沫若于1949年9月20日時，不可能寫下“五星紅旗遍地紅”之語。郭沫若館藏手稿，一定是在9月27日之后修改謄寫的，只是或出于筆誤，或在謄寫時“廿”字后脫落一字。而《人民日報》發表《新華頌》時未落時間，因而在收入詩集時，可能由于記憶模糊或編輯未及考證，故而將“9月20日”照錄不誤，造成長期誤會。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包括國博藏手稿在內的各種材料均將《新華頌》標為郭沫若的獨著。但1950年整理的《國旗國徽國歌檔案目錄》卻注明，郭沫若在征集階段提交了一首歌詞，“系與于立群合作”。可見，《新華頌》初版作者很可能是郭沫若、于立群夫婦。

文本解讀：《新華頌》應征國歌版的歷史語境

綜上所述，我們基本可知《新華頌》早期版本的來龍去脈。而該版本有何特點？它與后來的版本有何區別？我們又該如何理解這些區別？迄今為止，《新華頌》發現的版本有四種。第一種是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郭沫若手稿，本文稱之為國博手稿版。第二種是刊登于《應征國歌歌詞復選集（一）》的《國歌歌詞擬稿》（初八十八號），本文稱之為復選集版。第三種是郭沫若紀念館館藏落款9月20日的手稿，內容與1949年10月1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版本一致，1953年《新華頌》詩集、1957年《沫若文集》第2卷和1959年《駱駝集》收入的版本也與之相同，本文稱之為《人民日報》版。第四種是1977年《郭沫若詩詞選》版本，1983年《郭沫若全集》第三卷收入的也是這個版本，本文稱之為《詩詞選》版。為了便于討論，首先將四個版本制表列出。

表一 《新華頌》不同版本比較 

《新華頌》最早是為應征國歌而作的，而《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歌辭譜啟事》對此有明確的要求：“歌辭應注意：（１）中國特征；（２）政權特征；（３）新民主主義；（４）新中國之遠景；（５）限用語體，不宜過長。”這是我們理解《新華頌》的形式與內容的重要前提。

從形式上看，《新華頌》分為三段，每段的結構是一樣的。當中又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部分，后半部分均空兩格，從而使得兩個部分的分別一目了然。（只有復選集版每行都頂格書寫，這可能是排印者為了整齊所為。）如果以詩的格式來看，這既不屬舊體詩詞，也不符合郭沫若作新詩的習慣，在其詩作中顯得比較突兀。但如果從歌詞的角度來看，則很容易理解——這是為了譜曲時旋律的流暢。而且，《新華頌》中多采用四言和七言，不僅符合中國古典文學習慣，而且瑯瑯上口，便于傳唱。

從內容上看，由于它是應征國歌所作，首先必須達到征求啟事的要求。此外必須考慮到的是，為了創作國歌，勢必參考近代以來中國國歌的各種方案，這對郭沫若的國歌歌詞從形式到詞匯均產生了隱秘的影響。從這兩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加深對《新華頌》的理解，并以此思考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

首先是“中國特征”，啟事在國旗、國徽、國歌條目中均提出了這一要求，并在國旗條中加括號以做說明：“中國特征（如地理、民族、歷史、文化等）。”而《新華頌》國博館藏版中“人民中國，雄立亞東”和“昆侖長聳最高峰”等句，前者點明中國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后者則描寫了中國文化中具有神秘色彩和象征意義的昆侖山，也富有中國特征。

次之是“政權特征”和“新民主主義”。啟事對“政權特征”的說明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與“新民主主義”的要求是高度相符的。早在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明確指出，“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1949年6月30日，在新中國誕生前夕，毛澤東又進一步闡釋“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工農長作主人翁”，“堅強領導憑中共，無產階級急先鋒”，“人民專政，民主集中”等句，就是直接反映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特征。其中，國博館藏版“艱難締造慶成功”一句原作“工農解放氣如虹”，“工農長作主人翁”一句原作“聯盟長作主人翁”。大概因為原句意思基本一致，而“聯盟”一詞不僅不如“工農”清晰，還有被誤會為蘇聯的嫌疑，故而做了修改。

當然，新民主主義具有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層面的內涵。《新民主主義論》曾指出，“這個共和國將采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而“土地改，剝削終，耕者有田天下公”一句幾乎就是對毛澤東著作的精煉改寫。

至于“新中國的遠景”，毛澤東曾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第一步，將來要發展到第二部，發展到社會主義”。郭沫若則在歌詞用“使我光榮祖國，穩步走向大同”置于段落之末并三次重復加以強調，從形式和內容上都指向未來的“大同”社會。“大同”是儒家思想中的最高社會理想。而近代以來，康有為等人結合現代思想對“大同”概念做了新的闡釋，“對近現代中國人接受平等觀念和社會主義思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橋梁作用”。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郭沫若在此使用“大同”一語，顯然也是從正面意義上指代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前途。10月17日，他在《魯迅先生笑了》一詩的結尾又寫道，“笑到大同世界的出現”。這種措辭在這次國歌應征中也不罕見，如“初二號”中有“穩步走進世界大同，祖國萬歲”；“初四號”中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世界大同”；“初九十號”中“更有同化人的力量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初九十一號”中有“向大同盛世，齊步辟康莊”；“初九十二號”中有“還要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兄弟攜手，創造世界大同”。

最后，從《新華頌》復選集版中，顯然也能看到一些近代以來中國國歌（及國歌方案）的影子。例如“雄立亞東”一句，不由得讓人想起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征集的《亞東開化中華早》和1915年北洋政府通過的《中國雄立宇宙間》，似是二者的融合。近代以來，西方地理知識體系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中國人對于自己的地理方位認知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一詞最早見于西周青銅器何尊上的“宅茲中國”銘文，本來就是中央之國之意。而近代以來，中國人逐步認同亞洲概念，從“天下之中”的地理觀逐漸轉化為亞洲之東的自我認知。辛亥革命之后，許多人驕傲地自詡中華民國為“亞洲第一共和國”。而“亞洲主義”及其各種變種也成為影響近代中國的重要思潮。這種意識也體現在近代中國的國歌中。除了上舉兩例外，如曾與李大釗等人共同創立“少年中國學會”的王光祈，曾創作《少年中國歌》作為他心目中的國歌，歌詞寫到：“少年中國主人翁，昂然獨立亞洲東。”其實，在此次歌詞征集中，不獨郭沫若采用了“亞東”的概念。如“初四號”中“自由的花開遍亞東”，“初十九號”中“共和建國在亞東”，“初九十號”中“做亞洲共和國的新榜樣”和“初九十二號”中“領導亞東”等，不僅是對中國地理位置等“中國特征”的描寫，也透露出對新中國承擔起振興亞洲任務的殷切希望。

再比如，《中國雄立宇宙間》中有：“華胄從來昆侖巔，江河浩蕩山綿連。共和五族開堯天，億萬年。”章太炎擬制國歌歌詞有“高高上蒼，華岳挺中央，夏水千里南流下漢陽……休矣五族，無有此界爾疆”，而《新華頌》復選集版則作：“江河洋海流新頌，昆侖長聳最高峰。多種族，如弟兄，四方八面自由風。”核心要素之江河湖海、昆侖高山、兄弟民族等等，都是類似的。

總之，《新華頌》熱切歌頌了中國、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并對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寄予殷切希望。正如有論者評論《新華頌》時指出：“一系列派生于現代國家的政治概念在新詩之中登堂入室，形成一套語匯系統。”要理解《新華頌》復選集版所呈現出的具體面貌，必須回到當時為新中國制定國歌的歷史現場，并參考近代以來關于“亞東”“大同”等語言習慣及其所反映的歷史背景。

版本差異：政治時勢與文學表達

新中國國歌的誕生頗為曲折。1949年8月24日第六小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大家雖然復選出了郭沫若的《新華頌》等歌詞作為候選，但仍認為“似尚未臻完善”，提出同時“仍由文藝專家繼續擬制”。此后，在第六小組多次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分組討論中，均未集中討論國歌議題，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方案組提交的意見，也僅涉及國旗、國都和紀年，新中國的國歌趨于難產。

郭沫若似乎也放棄了將《新華頌》推為國歌的努力，轉而支持通過修改《義勇軍進行曲》以代國歌。1949年9月25日，毛澤東在豐澤園召開協商座談會，商討相關方案。馬敘倫提出：“我們政府就要成立，而國歌根據目前情況一下子還制不出來，是否我們可暫時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不過，當時有一種意見認為應該對歌詞加以修改，或干脆保留曲譜而另寫新詞。對此，郭沫若表示：“我贊成暫用它來當國歌，因為他不惟中國人民會唱而且外國人民也會唱。但歌詞修改一下好些。”

對此，田漢曾回憶到：“在第六小組最后幾次討論會上，先后由劉良模、梁思成、張奚若諸先生提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因原詞有‘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之句，預備只用《義勇軍進行曲》的譜而另制新詞的，郭沫若先生并已擬就三段。”目前史料未見郭沫若所擬三段歌詞。《新華頌》雖然也作三段，但顯然與《義勇軍進行曲》的曲譜不合。從會議記錄看，郭沫若確實考慮對《義勇軍進行曲》進行修改，以符合新時勢。

有一些文章稱，1949年4月郭沫若率領中國代表團赴布拉格參加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時，由于需要奏唱國歌，郭沫若急中生智，將《義勇軍進行曲》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一句改為“中華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時候，每一個鄉村城市發出了解放的吼聲”。此事細節于史無考，不過當時以團員身份參加大會的田漢回憶這是“我們曾改成”的，且最后一句改成“舉起勝利的旗幟前進”。換言之，田漢并未明確這一修改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指出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不過從郭沫若《新華頌》國博館藏版中“人民翻身”一句，亦隱約可見其影響。當然，“翻身”“解放”等，本來就是中國共產黨話語體系中所常用的詞匯，二者是否有關，尚難以確證。

無論如何，郭沫若的《新華頌》最終落選國歌。不過，《新華頌》在經過修改之后，隨著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的升起，于1949年10月1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完成了從國歌候選詞到新中國第一首頌歌的華麗轉身。

如上文所述，在交由有關部門印制《應征國歌歌詞復選集（一）》前，郭沫若對《新華頌》做了簡單修改。《人民日報》版修改較多，共有6處。其中，“勝利紅旗”改為“五星紅旗”，是根據現實情況的變化。“雄立亞東”改為“屹立亞東”，“輻射長空”改為“輻射寰空”，“堅強領導憑中共”改為“堅強領導由中共”，意思基本不變，但也有微妙差別。如“屹立”一詞便與“中國雄立宇宙間”區別開來，避免引起反動政權舊國歌的不良聯想。“寰空”比之“長空”，似更顯寬廣遼闊。“由”比之“憑”，似更凸顯中共領導性與人民主體性的辯證關系，而不是簡單的人民依賴中共。“人民翻身”改為“人民品質”，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新華頌》的時事性，而將頌歌引向更為寬廣的歷史時空。與之類似的是“土地改，剝削終”改為“工業化，氣如虹”。土改是當時舉世矚目的一件大事。不過，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就已經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1949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宣布：“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現在正是到了“革命勝利以后”的時刻。

1979年《詩詞選》版在《人民日報》版的基礎上，又做了一些改動。如將“工業化”改為“現代化”，顯然系響應“四個現代化”的號召。而將“耕者有田天下公”改為“國際歌聲入九重”，可能與土改過后，歷經人民公社化等運動的土地分配和使用狀況有關。當時，圍繞“包干到戶”“包產到戶”等承包制是否屬于走“分田單干”老路，從上到下激辯正酣。或許出于避免卷入這場爭論的考慮，郭沫若將其做了刪改。至于將“四方八面自由風”改為“千秋萬歲頌東風”，考慮到新中國成立后“自由主義”的命運，郭沫若避免使用“自由風”這樣的表述并不令人意外。最后，《詩詞選》版將三段中“使我光榮祖國，穩步走向大同”一并刪去，有論者認為，可能是因為“1967年批判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毛澤東在審定的批判文章中曾增寫過否定《禮運大同篇》和康有為的《大同書》的文字”。如果說“大同”話語在20世紀50年代尚有一定生存空間的話，則在70年代的中國仍談“大同”，或許在郭沫若看來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了。

總之，《詩詞選》版的修改，與歷經政治運動后的社會環境有關，是學界的共識。有論者認為，《沫若文集》版之所以未有修改，主要是由于它于1957年3月出版，假如在1958年、1959年往后，“《新華頌》文字的刪改，大概也會提前的”。不過，考慮到1959年《駱駝集》出版時已在1957年政治環境劇烈變動之后，而郭沫若并未對《新華頌》作出修改，也提示我們可以更深層次地體會郭沫若的隱微心態。

結語

《新華頌》是郭沫若為新中國所擬寫的國歌，表達了他對新中國的期許，又是郭沫若在新中國成立后公開發表的第一首詩歌，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這首詩，是郭沫若獻給新政權的最恰當、最符合廣泛社會認同心理的禮物。”《新華頌》的獨特地位，可見一斑。

對于《新華頌》的頌歌性質，詩名中的“頌”字本就開宗明義，郭沫若本人并不避諱。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觀點之后，這就成為黨的文藝方針。1945年4月，郭沫若發表《人民的文藝》指出：“人民的文藝是以人民為本位的文藝，是人民所喜聞樂見的文藝，因而它必須是大眾化的，現實主義的，民族的，同時又是國際主義的文藝。”1949年7月，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大會總主席郭沫若在其總報告中指出，“我們的文藝運動歷來就有一種和政治運動相結合的寶貴的傳統”，并強調“我們的專業是文學藝術工作，我們對于革命斗爭和建設固然應該用政治行動來參加，但主要還應該用我們的文學藝術工作去參加”。應該說，《新華頌》正反映了他的這種態度，即旗幟鮮明地用文藝作品歌頌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勞動人民。從這個意義上講，最初作為應征國歌稿的《新華頌》，本身就是一首頌歌。而《新華頌》的幾次修改，既有文學上錘煉字句的考慮，更與當時的歷史語境密切相關，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的藝術表達。

（本文摘自《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4年第11期，章舜粵[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原題為《郭沫若《新華頌》考》。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