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牘是中國古代紙張普及前的主要書寫載體，也是我國信史的重要實物佐證。自20世紀初至今日，睡虎地秦簡、里耶秦簡、張家山漢簡、居延漢簡、懸泉漢簡、五一廣場東漢簡、走馬樓吳簡等大批簡牘發現層出不窮，達數十萬枚之多，蔚為大觀。簡牘集中處在秦漢時期，秦漢是古代中國開創和確立大一統國家制度的重要時期。文書行政制度是維系秦漢大一統國家的重要保障，從朝廷政策的頒布，到地方日常政務的完成，都通過文書實現，《論衡·別通》言：“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出土簡牘中大量的官府文書極大彌補了史料的不足，對于研究秦漢歷史研究具有無可估量的寶貴價值。

2024年12月6日，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的第三十三場“汲古論壇”在北京召開。本次論壇以“秦漢簡牘中的日常行政與基層治理”為主題，邀請了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陳侃理、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李迎春主談，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曾磊、重慶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董濤、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教授郭偉濤、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編輯高智敏參與對談。論壇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焦天然主持。

論壇現場

陳侃理教授的主談以“秦漢基層統治與鄉里社會的變遷”為題，首先提出三個問題：秦漢國家如何在基層實現“編戶齊民”式的統治？“編戶齊民”的鄉里社會如何產生地方豪族、世家大族？基層統治與社會秩序的關系如何，對社會的結構、規模有何影響？陳侃理教授談到，鄉里是基層行政組織，鄉和里在行政層級、管轄范圍、管理者性質與來源、與聚落關系、規模量級、與民眾關系等方面都存在差異，在這樣差異的背景下可以重新考慮鄉里社會的性質和鄉里社會與基層統治的關系。

“里”是秦漢國家在自然聚落的基礎上劃分的行政組織，里的管轄范圍限于居民及其聚落，具有非政區性質。“鄉”則具有政區性質，有屬地管轄權，但這種屬地管轄權并不是自古以來就有。商鞅變法以后，隨著郡縣統治的不斷發展，鄉逐漸從聚落變成管理聚落居民的機構，再從管理聚落居民的機構逐漸發展成為具有屬地管轄權的政區。鄉的管轄權派生自國家的統治權。劃分作為政區的鄉，目的在于自上而下地介入聚落居民的自治，實施官僚統治。

將鄉吏和里吏進行比較，鄉吏是自上而下設置的，里吏的形成則有一個自下而上的過程。鄉吏有鄉嗇夫、佐史、游徼，一般由外鄉人擔任，有薪俸，屬于最基層的官吏；里吏的名稱有里典、里正、里老（父老），一般選自本里，無薪俸，實際上并不是官吏。鄉吏和里吏在基層社會管理中有各自的職能，鄉吏負責傳令、執行、制作文書，里吏負責申報戶籍、協助征收賦稅和治安。從出土文書可見，他們參與管理的方式截然不同：鄉嗇夫與鄉民的關系建立在文書之上，父老、里正則更為親民，與里民的關系建立在人際互動之上。

關于里吏的選任，陳侃理提出，秦在滅六國的過程中，改變以社會自治領袖為里吏的傳統，規定里典、里老原則上由無爵年長者出任，以期消除民間秩序對官僚行政的阻礙。這一舉措引發國家與社會之間產生激烈沖突，加速了秦的滅亡。漢初做出政策調整，保留里典，按戶口設置三老官屬（三老、孝、悌、力田），有意扶植、利用社會領袖的聲望和影響幫助國家來推行統治。但里老一職被廢除，而三老官屬人數有限，影響力無法深入里中。西漢中期興起的循吏政治，推動在里中增設“父老”一職，并使之成為通制。作為鄉里社會頭面人物的“父老”，從一種社會身份變成了國家認定的里吏職務。里正與父老配合，構成基層統治中的“霸王道雜之”。

父老成為里吏后，卻迅速偏離原定的教化職能，轉而負擔里中賦稅、戶籍、治安事務等諸多日常雜務，趨于差役化和卑微化。這使得基層統治難以制度性獲得里共同體頭面人物的參與，里的基層統治因與自治秩序相疏離而受到削弱。

與此同時，鄉也發生了變化。鄉的日常行政等事務反復進行，發展出跨聚落的鄉域認同，由此形成包含聚落和政區雙重屬性的“鄉里社會”。跨聚落社區中產生的豪強、豪俠或被推舉出來的“三老”壯大為跨聚落的大土地所有者，他們與儒學結合，力求通過快速通道進入官僚體制，并繼續追求向上層發展。由此形成的世家大族，接替了世襲貴族消亡后留下的社會地位空缺。

陳侃理做出總結：官僚帝國通過設置“里吏”進行基層統治，但長期的結果是基層組織行政化，基層事務差役化。民間自治領袖或被排除在基層行政之外，或因位卑責重而主動逃避，結果削弱了基層統治。鄉的設置，本意是自上而下地介入聚落自治，結果卻催生了更大規模的跨聚落社區——鄉里社會。鄉里社會產生出更強有力的社會精英，融入官僚士大夫階層，形成世家大族。世家大族和受到削弱的基層統治兩個因素相疊加，在漢末魏晉破壞了官僚帝國的“編戶齊民”統治。

陳侃理教授

李迎春教授的主談題目為“秦漢簡牘與文書行政——以對西北漢簡的考察為例”，從秦漢的文書簡牘、“以文書御天下”的基礎、文書行政與邊政運作三方面展開論述。

李迎春談到，文書是出于實用目的，記錄、交流、發布信息的一種工具，官文書是公務活動中形成和使用的文書。在秦漢時期，這些文書的載體都是簡牘，今天我們可以見到的文書簡包括律令、書檄，還有各種憑證、標識、簿籍、記錄、考核材料、司法案卷等，這些文書簡牘出土于西北各種關塞、驛置、烽燧遺址、南方古井遺址以及墓葬之中。李迎春提出簡牘是“同時性立體史料”，其中“同時”指內容、書寫、載體的同時，“立體”則體現在載體的立體，呈現出原始的形狀和書寫狀態。所以我們進行簡牘文書的研究時要考察它的使用環境和使用者，使用者的活動代表了一系列相關的行政程序；我們觀察文書簡牘需要從形制、書寫（格式、筆跡、墨跡）、性質、稿本形態、遺留機構、棄置過程、時間、出土地等多個維度進行。

漢代能夠“以文書御天下”的基礎在于：1、以史記事系統的完備。中國的書寫和記事的傳統密切相關，為統治者記事的人被稱作史。商周時代已有文書行政的情況，戰國簡以書籍簡為主，也出現了一些文書簡，秦漢時期文書簡牘出土更多。史是秦漢官府中非常大的群體，他們的任務就是寫文書，通過文書來去處理機構中的一些事務。2、成熟的官僚體系。馬克斯·韋伯所認為的成熟官僚體系的標準，其中比較核心的是科層制。秦漢時期的科層制是非常典型的，在中央有丞相、御史大夫、九卿以及下屬機構，在地方有郡、縣、鄉，科層制的官僚體系運轉依靠文書。3、發達的交通網絡與郵驛系統。秦漢時交通道路的修建和管理都已經趨于成熟，從西北漢簡中可以看到，從長安到河西走道有兩條比較主要的道路，安定道和天水道。秦漢交通設施也比較完備，有著非常發達的驛站系統，這可以通過懸泉漢簡得到證明。4、高效的文書管理制度。簡牘材料顯示漢代文書的收發、啟封都有著嚴格的記錄，不同重要性的文書有著不同的傳遞方式，文書的傳遞效率在漢簡中也有很多明確的記載。

在文書規范制度的保障下，漢代的基層行政運作主要是通過文書實現的。通行公文是各級機構間上傳下達的各類文書，反映了各行政部門的聯系和日常行政活動。西北漢簡中上、下、平行文書一應俱全，全面展示了中央集權政體下的行政運行機制，生動描繪出帝國行政由中樞心臟延伸至神經末梢的完整過程。漢簡中簿籍名目眾多，簿是對行政行為的一種統計和會計，籍則主要是各種人員管理名單，這些簿籍的書寫、審核、校對、存檔，從各個角度展示了漢代地方行政日常管理和國家控制的細節。秦漢簡牘中還有不少作為信用憑證的用券，如民入谷券、司御錢券、茭錢券、送客券、日跡券、徭券、郵書券、受谷券、入粟券等。尤其是懸泉置，作為最基層的郵驛招待機構，需承擔供應傳馬谷物、郵書傳遞等具體事務，故保存有大量的公務用券。對懸泉漢簡公務用券的研究，可以充實學界關于秦漢簡牘官文書分類體系的認識。漢代的通行公文最后幾個字固定為“如律令”，這是文書行政的規范。在西北地區還可以見到購賞科別、烽火品約等有地方特色的法令，還有劾狀、爰書等正史未見過的材料，通過這些材料可知漢代的基層行政完全在律令的指導下規范性進行。

李迎春教授

在與談環節，中國社會科學院曾磊副研究員對于文書行政的終端進行了思考，文書行政本可以進一步深入到更基層，為什么秦漢時止步在鄉一級，里的半自治的動力又從何而來？曾磊提出，秦漢以來的“文書御天下”的行政狀態持續至今，在如此龐大的疆域與長時段中，文書形式、文書內容具有驚人的一致性，體現行政控制的強力與高效，其中深層次的原因值得挖掘。重慶大學董濤副教授則圍繞行政背后的權力進行對談，他提出里的權力是從下向上的，但與政府具有強制性的從上至下的權力相比，從下向上的權力很容易被消解，如財政、人事等關鍵權力被上層牢牢把控，基層的政務便難以進行，如此上下之間的矛盾與隔閡便不斷增大。清華大學郭偉濤副教授認為處理鄉里問題時應注意到國家的視野，里吏逃避為官的原因也值得深入思索。郭偉濤還談到新出楚簡對百姓籍貫、居住地點、交易關系等記載十分詳細，體現了當時楚國已有較強的基層控制。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高智敏編輯提出，討論鄉里統治時不僅要以政治統治的視角從上到下看，也需要結合人文地理學的視角考察里民的活動范圍及其人際關系，在此基礎上自上而下地觀察里民眼中的鄉吏，由此更恰當地去理解鄉吏與里民的關系。四位與談專家從不同角度回應了主談內容，并就個人關注問題展開多維度的深入討論，同時，大家對簡牘數據庫與簡牘3D建模的未來發展表達了期許。

論壇海報

論壇結尾，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谷卿做出總結，他引用睡虎地秦簡“有事請殹（也），必以書”，談道：秦漢距離我們的時空如此遙遠，何以今日我們對秦漢時期日常行政和基層治理能有如此細致而深刻的認識，這有賴于當時的制度為我們留下了大量實證性材料，而學者也受惠于晚近以來“地不愛寶”、出土文獻和文物大量進入當代視野。簡牘承載了豐富的歷史信息，我們可以從各個角度，甚至無字之處對之加以解讀，這對于各門學問事實上也都具備非常重要的方法論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