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歲末之際，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由陳曉霜、葉憲允兩位譯者翻譯的美國學者格雷格·格蘭丁（以下簡稱“作者”）的大作《必然帝國：新世界的奴役、自由與騙局》（以下簡稱“本書”）。

本書的主書名“必然帝國”，或許來自書中所引用的十九世紀美國作家梅爾維爾在《鐘樓》里記錄的一段話：“人類高歌猛進，要實現更大的自由，卻擴展了必然帝國。”這段話看上去很容易令人進而聯想到哲學中的兩個概念，亦即“自由王國”與“必然王國”。好在，如同副標題（“新世界的奴役、自由與騙局”）所揭示的那樣，本書并不是一本讀來艱深晦澀的哲學著作。實際上，就像《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稱贊的那樣，本書是“一部關于公海歷史扣人心弦、嚴謹客觀的戲劇性作品”。作者通過1805年2月，兩艘風帆船只——“考驗”號與“堅毅”號——在距離智利海岸線不遠的南大西洋戲劇性的相遇，向讀者展示了一個完整的世界——“跨大洲交流、奴隸貿易以及對自由的幻想”。

本書的引人入勝之處，首先體現在對十八、十九世紀之交航海活動栩栩如生的刻畫之上。眾所周知，自從“大航海時代”以來，為追逐財富，西方商船的航跡從地中海駛向大西洋、再到印度洋與太平洋，最后遍布整個海洋。對此類海上探險生涯的描述，上世紀八十年代海洋出版社引進出版的“航海的人們”叢書，至今仍舊不失為經典之作。再就本書而言，書中對馬斯阿富埃拉島（Mas Afuera，位于智利圣地亞哥正西方五百英里的太平洋）上捕獵海象（與海豹）的記述，精彩程度恐怕并不遜色于“航海的人們”叢書中《捕鯨人》的海上捕鯨相關章節。在作者筆下，讀者仿佛可以看到，捕獵者蜂擁而來，向著長達二十英尺、腰圍十二英尺的海象——地球上最大的鰭足目動物——投去長矛。這些“又尖又長”的長矛會在獵物身上刺穿“十幾個洞”。海象的鮮血“如噴泉般涌出，噴射相當遠的距離”，甚至“能把人淹沒”。讀來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獵殺，其狀之慘烈堪與前幾年的電影《海豚灣》相垺，今日觀之固不足取。但與當代已成眾矢之的的捕鯨業類似，在兩百年前捕獵海象與海豹，并不需要承擔任何來自動物保護主義者的壓力。本書中的捕獵者獲取海象的油脂與海豹的毛皮，后者將被遠涉重洋運到廣州，通過這個當時大清帝國唯一的外貿口岸，經由“十三行”的交易進入中國，一變而成達官貴人所用的昂貴皮貨……

今天的人們回顧這段歷史，海豹貿易的代價無疑顯得沉重。利之所往，人之所趨，短短幾年間，“一個島嶼接著一個島嶼，一個海岸接著一個海岸”，海豹在阿根廷和智利許多島嶼上永遠的消失了，“這種動物幾乎被消滅”。因此，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當年輕的英國博物學家查·達爾文在“小獵犬號”（又譯“貝格爾號”）雙桅縱帆船上進行日后聞名于世的環球航行時，在1833年3月24日的航海日記上毫不客氣地做出了評論：“捕獵海豹者、販奴商和海盜都是一種行當。”

某種程度上，這句話就是本書所涉及的那個時代的實際情況。許多海盜會加入捕獵海豹者的行列，而販奴商則是海盜們更為常見的又一身份——本書提及的弗朗索瓦-德-保羅·希波呂忒·莫德耶就是其中一位。這位被手下人稱為“曼科船長”的法國獨臂海盜指揮自己的“希望”號私掠船在西非的比夫拉灣（ Biafra bay）捕獲了來自英國利物浦的商船——三百四十三噸重的 “海神號”三層甲板帆船。當他發現戰利品（“海神”號上的貨物）竟是“近四百名非洲人，大部分是年齡在十二至十五歲的男孩和男人，而且還有一些女人和兒童”時，“曼科船長”便毫不猶豫地搖身一變為販奴商。這是因為，“海神”號上的奴隸被整批賣出的話，將給主人帶來至少八萬銀比索（相當于當時西屬美洲墨西哥或者秘魯總督的年俸）的巨額收入。當然，這比起“海神”號的原主人、利物浦商人約翰·博爾頓通過至少一百二十次販奴航行所積累起的龐大財富，無疑只是小巫見大巫。

歐洲人將黑人當作奴隸從非洲賣往美洲，無疑是人類近代歷史上的丑惡一頁。本書認為，從1514年至1866年間，被運往美洲的非洲奴隸 “歷史學家估計總共至少有一千兩百五十萬人”。

在大眾印象里，歐洲的奴隸販子帶著工業制品從非洲獵取（或者購買）黑奴，然后橫渡大西洋將其運往北美大陸與加勒比海島國，他們將在這里的種植園里被迫奉獻出自己的全部精力（每天工作長達十八九個小時），生產出蔗糖、棉花或者煙草，作為工業原料銷往歐洲，從而構成經濟學家所說的“三角（歐洲-非洲-美洲）貿易”。而本書并未停留在此老生常談之上，而是將視角投向了另一個地理方位——往往被人忽略的南美洲：1804年1月，“曼科船長”帶著“海神”號駛入了僻處南美洲大陸東南一隅的蒙得維的亞（今天的烏拉圭首都）港口，并在這里將自己的貨物（黑奴）在市場上交易出手。

在近代世界歷史上向來以“人畜無害”形象出現的南美大陸竟是奴隸販子的樂土？歷史事實就是如此。實際上，正是由于廢除奴隸制度后造成的勞工稀缺現象，才使得獨立后的南美國家產生了對華人契約勞工的需求，從而引發了人類歷史上的又一幕悲劇——“豬仔貿易”。

另一方面，不像北美與加勒比的黑奴的工作局限在種植園之中，南美洲的黑奴在（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宰牛剪羊毛，在（哥倫比亞）波哥大城外的山間種咖啡，在（厄瓜多爾）瓜亞基爾造船。在西屬美洲大陸所有繁榮的城市里，黑人奴隸們不停地勞作，他們的身份是面包工人、磚瓦匠、馬車夫、木匠、鐵匠、廚師或者仆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南美洲經濟的正常運轉對黑奴的依賴與壓榨或許更甚于北美。更不要說，整個西半球廢除奴隸制最晚的國家既不是南北戰爭后的美國，也不是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種植園經濟獨大的眾多“香蕉共和國”；而是南美洲的第一大國：巴西。1822年巴西從葡萄牙獨立時，全國三百五十萬左右的人口中，黑奴就有兩百多萬人。該國甘蔗、咖啡種植園中的勞動力幾乎全部是黑奴，甚至在大多數拉美國家廢除奴隸制之后，仍有大批黑奴不斷運到巴西。遲至1888年，奴隸制度才在巴西遭到了廢除。鄰近的烏拉圭也是如此，今天的烏拉圭人自詡“較為純正的歐洲血統”：在人口統計上超過九成的居民是歐洲人后裔。但過去的烏拉圭人恐怕并沒有如今這么“白”。本書提到，1804年的蒙得維的亞，非洲人和非裔美洲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居然超過百分之三十，以至于“每個人都在抱怨城市的黑人人口過多”。這是今天的烏拉圭不愿面對的一段歷史——其國內的歷史教科書刻意貶低黑人的作用，把在獨立戰爭時同“國父”何塞·阿蒂加斯并肩戰斗的黑人中尉何阿金·蘭西納描寫成“一位高貴的仆人”。甚至1988年8月25日在蒙得維的亞舉行的一次盛大游行中，葡、西、意、德及猶太人移民后裔都可以打著各自國家的旗幟參加游行，唯獨黑人被排除在外。

本書另外一個不落窠臼之處可說是對黑奴本身的書寫。關于奴隸制度下黑奴的境遇，向來不乏爭議之處。著名的美國小說《飄》就將南北戰爭前的美國南方奴隸制種植園描繪成了沒有剝削與皮鞭，有的只是恬淡、富足的世外桃源，以至于《蘇聯大百科全書》直言不諱，“（《飄》）把種植園生活方式理想化了”。反過來，奴隸制度的反對者則強調奴隸制度從一開始就與血腥、暴力、歧視聯系在一起，在這種制度下黑人奴隸遭到了各種不人道的待遇。這種遭遇幾乎從黑人被運上奴隸船的那一刻就開始了。本書同樣提到，運奴船里的非洲人被幽閉于一個狹小的空間，“幽閉空間的空氣，被排泄物散發出的有毒氣體污染，再被反復呼吸，很快就會讓人發燒和腹瀉”。十八世紀八十年代的一位運奴船外科醫生干脆說，“人類無法想象出比這種情形更可怕或更令人厭惡的處境了”。

無論黑奴的處境是好是壞，過往論述普遍將其視為“客體”，任由白人奴隸主予取予求。不言自明，這種話語背后隱藏著某種種族優越論調。麥爾維爾在《白鯨》里就說，“在人類種群中同樣也是白色為尊。讓白人在信念上擁有了對其他種族的掌控權（Ideal mastership）”。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雖然表達了對黑人悲慘遭遇的同情，但同時又聲稱，“暴力把黑人變成了奴隸，但黑人身上的奴性使他們愿意并且樂意做奴隸。他們對主子的崇敬要多于仇恨，即使受了主子的壓迫，也不妨礙他們在一旁樂滋滋地模仿主人的一舉一動，他們的認識能力和他們的靈魂一樣，都處在一個低下的水平”。

但本書告訴我們，這些居高臨下的論斷絕不是真實歷史。黑人在被強迫離開自己的非洲故鄉時，并不總是逆來順受。許多人情愿葬身魚腹也不愿淪為奴隸。本書提到了日后在美洲的黑奴后裔中流傳的一個傳說，那就是被囚禁的伊博人（生活在尼日利亞東南部）不甘心做奴隸，情愿投海——但他們不是自殺，而是在水上“飛翔”或“行走”回家：“他們飛著逃走了，他們飛過天空，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更有反抗精神的黑奴甚至在運奴船上發動了起義。按照本書的一個說法，“在1509年至1869年之間，發生了四百九十三次奴隸起義”，“可能有多達六千名非洲人死亡，他們要么在起義中被殺，要么在起義被鎮壓后處決”。1785年時，一群非洲人劫持了一艘荷蘭販奴船，當起義行將失敗的時候，他們自愿選擇了死亡——起義者點燃了船上的火藥庫，兩百到五百名奴隸與販奴船同歸于盡。可能只有少數起義最后取得了勝利，就像十九世紀伊始的“圣胡安·內波穆塞諾”號那樣，幸運兒們成功回到了塞內加爾河口附近的西非海岸，并宣布自己贏得自由。

本書中同樣不惜大量篇幅描述了一次黑奴暴動的經過。一些被“曼科船長”賣走的奴隸從蒙得維的亞出發，翻越綿長的安第斯山脈并橫穿南美大陸來到智利海岸。這是一段艱難的旅程，一名法國人后來說，“穿過如此偏僻荒涼、陡峭險峻、冰雪覆蓋的地方，這樣他們就能理解什么是苦難了”。在智利海港，黑奴登上了西班牙人班尼托·西蘭諾的商船“考驗”號。后者并不是一個奴隸販子，他做的是運輸生意，“考驗”號此行的目的地是北方的秘魯利馬。對于班尼托·西蘭諾而言，這些奴隸只是順路捎上的尋常貨物而已，與小麥和葡萄酒沒有什么區別。

由于“考驗”號并不是一艘專業販奴船，船上可能缺少那些用于監禁奴隸所用的“專業”設施，這就使得黑奴們看到了希望。1804年12月22日凌晨三點，三十名黑奴男子在首領巴波與其子——會說西班牙語的莫瑞帶領下起而暴動，殺死自己的奴隸主與十八名水手，成功奪取了船只。起義者只留下了班尼托·西蘭諾等少數白人船員駕駛船只，期望能夠繞過南美洲南端返回塞內加爾的故鄉。“考驗”在海上遇到了真正的考驗，很快缺糧少水瀕臨絕境。就在此時，他們遇上了“堅毅”號，這是一艘美國商船。它的主人名叫亞瑪撒·德拉諾——一位前海盜與海豹捕獵者，其家族淵源據說可以與三位美國總統（格蘭特、柯立芝以及富蘭克林·羅斯福）攀上親戚。他雖然不販奴，但他的家鄉馬塞諸塞州同樣受益于黑奴貿易，這里“大約有一萬名水手參與了西印度貿易，更不要說還有建造、裝備和供應（販奴）船只的大批工人”。于是，“即使在當時最彬彬有禮，最仁義道德的上層社會圈子里，也沒有人覺得靠奴隸發財是件可恥的事情”。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完全可以令讀者瞠目結舌。為了不被伸出援手的德拉諾船長察覺，向來被貼上“忠誠與愚昧”標簽的黑奴，竟然可以運用各種才能（狡猾、理性、紀律）將自己偽裝成恭順、忠誠的仆人，并脅迫西蘭諾假裝自己仍然是“考驗”號的主人。這個精彩的騙局持續了將近一天時間，就在眾黑奴準備伺機奪取“堅毅”號時，西蘭諾掙脫了黑人的控制，從“考驗”號的甲板上跳入“堅毅”號，得知內情后大為驚訝的德拉諾立即下令發動攻擊。眾黑奴做了困獸之斗，用斧頭與長矛殊死抵抗，最終仍告敗北，黑奴與白人之間的斗爭以黑人功虧一簣告終。在格斗以及隨之而來的白人野蠻報復中幸存的黑奴領袖被押上了西班牙人設在智利利馬的法庭，并被判處死刑，盡管他們的律師做出了無懈可擊的辯護——“西非人犯罪，目的是重獲自由，回到自己的家國，他們利用了西班牙人的疏忽大意，試圖擺脫奴役”。就在即將登上絞刑架的一刻，那位會說西班牙語的黑奴領袖莫瑞開口譴責那些“捕捉他的人殘忍無人道，這些人在完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將他們從自己的家園中掠走”。

的確，無法無天的獵奴者強行從非洲掠去了奴隸，卻一本正經地用自己制定的法律來審判那些不愿意做奴隸的受害者——這不啻一個自由與奴隸制之間的悖論。不僅本書的主旨正在于此，類似的悖論同樣貫穿在作者行文的始終。譬如，那位“曼科船長”其實是個激進的雅各賓派分子，篤信人權和世界自由的信念，卻通過掠取英國人的奴隸并將其販賣給美洲的西班牙商人謀生。他的祖國——經歷了大革命的法國——更是打著“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企圖在前殖民地（海地）復辟奴隸制度。以此觀之，“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并沒有包括黑人。又譬如，宣判“考驗”號上起義黑奴死刑的法官，胡安·馬丁內斯·羅薩斯實際上是位激進的廢奴主義者，日后他在1811年主持自治委員會，禁止未來將新奴隸引入智利……本書作者就此揶揄，“羅薩斯對奴隸叛亂分子做出如此嚴厲的判決，就是因為他們做了他自己本人密謀要做的事情”。

同樣是這位羅薩斯，曾經斷言，“自由之火將會點燃西班牙統治下的南美洲”。恰如其所言，不過十余年后，獨立戰爭的烽火席卷整個西屬美洲大陸，最終創建了不下十個獨立的民族國家。這恰恰是本書作者期待告訴讀者的又一個悖論：奴隸勞動產生了財富，使當地人民有可能獲得獨立，只不過，所謂“自由”與“一個幾內亞奴隸”毫不相干。這一奇怪現象的源頭可以追溯到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帝國建立之初。在“重商主義”的政策驅動下，西班牙禁止其殖民地相互通商，禁止外國船只進入西屬美洲港口，禁止商人擁有私人商船隊，并且限制殖民地的生產。這一政策的目的，就是將美洲殖民地變成了西班牙的貴金屬來源地（玻利維亞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銀礦），以及西班牙商品的傾銷市場（這一點從未完全實現，因為西班牙手工業制品的價格在中國商品面前毫無競爭力，盡管后者需要跨越整個太平洋從馬尼拉運來）。

顯而易見，“重商主義”政策損害了美洲殖民地居民的利益，因此或明或暗的反抗（走私貿易）從未禁絕。到了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之后，在激烈的帝國競爭與美國“獨立宣言”帶來的雙重壓力下，已然勢衰的西班牙為了保住自己的美洲祖產，不得不改弦更張，實行“帝國內部的貿易自由化”，以保持殖民地臣民的忠心。西屬美洲的殖民地臣民要的是什么自由呢？實際上，“很多人心目中的自由就是將黑人當作財產買賣的自由”，“他們想要更多自由，更加自由的買賣奴隸”。其結果就是，整個南美洲出現了“販奴熱”。

這就形成了一個反復的循環。每逢殖民地叛亂熱情高漲，馬德里當局就頒發一個法令，允許更為自由的貿易，包括更為自由的奴隸貿易。反過來，奴隸貿易又成為西屬美洲“市場革命”的動力源。隨著越來越多的奴隸被驅趕到南美腹地開展勞動，新的販奴路線不斷開辟，并在隨后成為商路，將南美各地的貿易連接成網。大部分南美洲的黑人奴隸被用來制造美洲殖民地之間相互貿易的商品，刺激了社會的商業化，也造就了南美本土的精英階級。他們的財富愈多，面對宗主國的自信愈強，愈加要尋求更多的“自由”……

最后，西蒙·玻利瓦爾由被解放的奴隸和黑白混血兒組成的軍隊結束了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統治。獨立后的西屬美洲各國陸續廢除了奴隸制度。或許是由于統治精英本身很多都是過去的奴隸主，相較美國，南美洲各國的廢奴進程顯得溫和而理性。但在閱讀《必然帝國：新世界的奴役、自由與騙局》時，人們或許仍舊會產生這樣的思考，奴隸制度之于南美洲的解放運動，真的是一種“必要之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