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甲午戰爭爆發130周年，澎湃新聞特設系列專題，追蹤最新的文物線索，采訪一線專家學者，探討戰爭背后的歷史脈絡。從晚清政治的軌跡探尋，北洋海軍的海外奇緣，到參戰士兵的個人歷史，再到戰后的賠款與借款，戰爭的紀念與記憶，內容涵蓋戰史研究、政治變遷與歷史記憶等多維視角。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距今已有130周年，作為近代歷史上的重要事件，自發生之日起關于這場戰爭的民族記憶即被建構和塑造，因其戰敗議和結局而成為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國恥的重要記憶。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中華民族仍處于災難之中，尤其是九一八事變后，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甲午國恥記憶在中華民族中更加深刻，時人將其與時局相關聯，提供政治動員、時勢教育的素材，號召民眾參與到挽救民族危機的抗日運動中去，并最終使之成為一種雪恥記憶。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學界對甲午戰爭進行了充分研究，并取得豐碩成果，相關成果多以還原事件本身為旨趣。綜觀學界對于歷史事件的民族記憶研究，多集中在義和團、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南京大屠殺等，較少涉及甲午戰爭記憶。本文擬從甲午國恥的表述、時勢教育與動員、雪恥記憶等方面，以時事報刊為中心，梳理1928年至1948年間關于中日甲午戰爭的民族記憶概況，分析甲午民族記憶與時局關系。

甲午國恥的多方面表述

甲午戰爭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即對此問題有相關表述。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參事處研究中日條約，參事陳揚鑣認為清政府甲午戰敗后，“我國自經此次失敗之后，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列強于我國土任意劃分勢力范圍，強占租借等事接踵而生”“國民經濟受外人之摧殘殆盡，關于主權領土經濟各項之損失，可謂以馬關條約為最”，此為南京國民政府對于甲午戰爭的較早表述。濟南慘案發生后，北平學界創辦《濟案特刊》，以“喚起民眾，一致反日，作政府有力后援”，有文章對甲午以來日本侵略中國歷程進行梳理，稱甲午戰敗后“世界各國就沒有一個瞧得起中國了，所有以后的‘利益均沾’呀，‘勢力范圍’呀，弄得中國民窮國弱，也間接地受了這次的影響”，這一描述與南京國民政府的表述基本一致。類似表述還有：“慨自甲午以還，國威掃地！列強輕蔑中國達于極點，不曰‘中國為無抵抗能力之民族’，既曰‘只須一師之眾即足以掃蕩中國而有余。’”“中國之衰，極于甲午，至庚子而瀕于亡?！薄埃孜鐟饠『笾袊┮货瓴荒軓驼瘢瑢嵨颐褡褰倌陙碇笕琛＝袢諓u痕稠疊，皆兆于此矣?！薄爸腥諔鸷?，我國國際地位一落千尺?！薄凹孜缫粦穑┞读艘磺校锰弥腥A有立被瓜分之勢?！薄鞍倌陙韲鴦萘枰?，實肇端于甲午海軍之失敗?！?/p>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對于甲午戰敗的原因，有不同層面和角度的表述。1927年，蔣廷黻稱甲午戰敗是“精神的失敗”，認為日本士兵“多具有國家主義思想，他們都想去為國犧牲，中國的軍隊則不然，他們都無知無識，那［哪］里知道為國犧牲的榮譽”。1936年，蔣廷黻在四川大學的演講中提到甲午戰敗的原因有兩個：一為“不統一”，清政府官員各自為政，甲午戰爭可以說是“李鴻章和日本的戰爭”；二為“官吏腐敗”。全面抗戰爆發后，王蕓生亦曾言甲午戰爭“名義上雖是中日戰爭，實際卻是日本和李鴻章一個人打仗，從地域上說，也只是日本對北洋開戰”，揭示了清王朝內部不能齊心協力抗敵的窘境?！盾娛码s志》曾有文稱“甲午之辱國喪師，一誤于清廷諸臣，不明大勢，輕啟戰端；再誤于將士貪鄙，怯于公戰，故宜望風逃潰，為日軍之俘虜也。至于軍制不良、器械不精、戰術過舊，猶其次焉者也”，認為甲午戰敗主要緣于清政府的腐朽。吳景賢指出甲午戰敗是由于“人才缺乏”“內部意見不統一”和“士氣不振”，襲剛則認為“外交的失策”“軍事無準備”“無海軍人才”致使甲午戰敗。一·二八事變之際，《申報》發表時評，指出甲午戰敗的原因有五：一為日本“早已有一戰的決心”，而清政府“倉皇應戰，一敗再敗，士氣既墮”；二為清政府內部“互相傾軋，互相牽制”；三是對于戰事“各省者觀望不前”，未能實現全國動員；四為戰前日本在軍事、外交上準備充分，而清政府在外交上陷入孤立；五為清政府“還未到無法應戰的地步，即屈服乞和”?？箲鹌陂g于炳然發文總結甲午戰爭的教訓，指出甲午戰爭李鴻章等人優柔寡斷是失敗的主因，“不能集中力量”“不求政治進步”，不能“把戰爭延長下去，堅持下去”都是戰爭失敗的原因。

綜上，以當時報刊刊載文章或言論為視角，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對于甲午戰敗原因的表述多從清政府內部進行分析，主要涉及政府腐敗，軍事設備、人才、戰術落后，民眾精神匱乏等方面，此種分析多與時局相關照，希望政府當局能夠以此為鑒，不至重蹈覆轍。

甲午戰爭還被表述為日本侵華的開端，成為與日本有關民族恥辱的記憶起點。1928年5月濟南慘案發生，社會各界組織對日經濟絕交檢察委員會，發表宣言稱“吾人稔知日帝國主義者之蠻橫，自有其傳統政策，甲午一戰，即肇其端”。1931年7月南京各界反日護僑救國大會發表抗日宣言，稱“甲午以還，我國生于斯長于斯聚族于斯之中國，竟為日本侵略政策之唯一對象……三十年來，彼其所以侮辱我壓迫我者，靡所不用其極”?？箲鸨l后，各界抗戰演講中將甲午戰爭稱為日本侵略中國、企圖滅亡中國的肇始。1931年10月，暨南大學訓育主任湯德民進行廣播演講，稱“日本侵略中國自甲午始，在此卅六年中，予中國民族之恥辱，實占中華國恥史之大部分”。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8月，時任南京市市長馬超俊發表自衛演講，亦有言稱“日本自甲午之戰以后即有滅亡中國之用心，小學校內隨時灌輸如何滅亡中國之知識”。

1937年七七事變后，強占盧溝橋的日軍

甲午戰敗亦被描述為近代中國海軍衰敗的轉折點。1929年1月，《大公報》刊登社評認為“中國海軍自經甲午一敗，根基摧毀”。1932年一·二八事變暴露了中國軍隊無海防能力，時人由此指出“自甲午對日一戰敗績，海軍一蹶不振，朝野上下亦迄無人注意”。1946年《大公報》發文稱，“甲午一戰，把中國所有的海船或沉或毀，盡付東流……直到現在，我們仍是一個沒有海軍的國家”。

甲午戰敗對中華民族而言是一種沉重的傷痛記憶。1928年有人對甲午戰爭發表感想稱，對于日本蓄謀已久的侵略“我國朝野上下，竟毫無知覺，全不設備，坐致全軍覆沒，割地賠款。追維往事，寧不寒心”。1931年時人游玩朝鮮平壤，來到甲午戰爭左寶貴犧牲地，感傷“現在故物雖然坍塌尚在，英魂含恨長眠地下，夕陽影里，蔓草荒煙，斷址殘垣，令人不勝感慨人事之滄海桑田”。日本曾發行甲午戰勝紀念郵票，中國集郵愛好者收集到此類郵票，多稱為“國恥郵票”。曾有一位集郵愛好者言：“若集得‘國恥郵票’，則愛國心油然而生焉。如日本發行之甲午戰勝紀念郵票，在日本方面固以志喜，而我國人得之，則無不以為奇恥大辱也?！?938年時人撰文《痛話馬關條約》，稱《馬關條約》是“值得用非常悲愴的內心，去作惋惜的追念！”“尤其為我們可痛的，便是政府的昏庸，軍紀的廢弛，清談反日誤國和人民的無邦國觀念等?！?942年《馬關條約》47周年相關紀念活動中，有文章稱“短短的四十幾年，并沒有沖淡了臺灣同胞悲痛的記憶”。1944年《大公報》為《馬關條約》50周年紀念活動發表社評，稱該條約“影響我國運太大，臨此國恥紀念日，我們仍悲愴無已，憤恨無窮”，此種全民族的傷痛記憶歷經數十載而不減分毫。

甲午戰敗，民族危機加重，社會各界掀起救亡圖存運動，甲午戰敗議和的恥辱亦成為各界仁人志士奮起救亡的原因：“蓋甲午以還，忠義之士恫神州之將亡，不惜犧牲頭顱，以謀救國，屢仆屢起，此志不懈。”1929年，梁啟超去世，各界發文悼念，《大公報》發表社評稱“憶當清末甲午以后，梁氏以粵東少年，奮雄健之筆鼓維新”，將甲午戰敗恥辱作為梁啟超等人發動維新運動的重要原因。

思想界述及甲午影響的，有1934年《申報》言稱：“自甲午以來，思想界感受強烈的刺激，社會問題、人生問題幾度成為討論的中心，這一類著作也如波浪似的有時銷行得很多?！苯逃鐒t有范壽康1938年發文，稱“甲午一役在我國新教育史上同時卻不失為一服有力的強心劑。因為國人自此以后漸知要和外國爭強，不僅在于槍炮與戰艦的設備，更不僅在于外國語言文字的粗通，而在于學貫中西的人才的培養”；1939年兒童節當天，《大公報》發表社評稱：“甲午中日之戰的敗績，給中國一個很大的刺激，中國從此正式辦新教育，民族革命從此萌芽?！蔽膶W方面，1938年曾有文章稱文學界人士對甲午失敗“都感到了異常的憤慨。他們不滿意于在失敗后不繼續作戰，不滿意于接受馬關條約，反對日本對中國侵略，反對只會貪污打敗仗的官僚，情緒的高揚較之鴉片戰爭時代更加顯著，作品的產生也很不少”。科學方面，“中國自甲午之役以來，朝野上下漸知科學之重要，幾莫不異口同聲提倡科學，‘提倡科學’已成為近數十年來極時髦的標語口號”。各界有識之士紛紛以甲午戰敗為契機，發揮各自專長，為救亡圖存貢獻力量，將這一慘痛記憶演化成為全民族的時代記憶。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社會輿論普遍認為1895年孫中山領導的廣州起義是“中國革命史之第一頁”，甲午戰敗則被描述為發起起義的重要原因，如“甲午中日之戰清兵既敗，人心憤激，中山先生思乘機襲廣州為根據地”等表述。南京國民政府還設置了“總理首次起義”紀念日，紀念活動中時常提及甲午戰爭對廣州首義的影響，如“甲午后人民覺悟滿清昏庸，于是主張推翻滿清，總理就在于那時，奔赴檀島、美洲等等地方，創立興中會，樹立了一個革命的基礎”。1936年9月，蔣介石參加總理首次革命紀念會，稱孫中山在甲午戰敗之后，“目睹國家危急存亡的情形和一般國民所受剝削摧殘的痛苦，格外感覺到非盡早實行武裝革命，以推翻滿清，恢復中華不可”。1937年為紀念中山先生誕辰，《大公報》發表《總理誕辰紀念特刊》，其中有文稱“甲午戰起，清廷之腐敗盡露，總理乃決心由宣傳而實行，于是有乙未（光緒二十一年）第一次之敗績”。甲午戰敗已被政府當局和主流報章描述為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走向革命道路的重要原因。

關于甲午國恥的相關表述，1928-1948年間主要涉及甲午戰敗原因與影響、日本侵略中國開端、傷痛記憶、中華民族各界仁人志士奮起救亡等方面。甲午戰爭的民族記憶與時局緊密關聯，帶有以史為鑒的強烈意味。

1894年10月24日，日本第二軍在中國遼東花園口換小艇準備登陸

鑒往察今甲午為鏡

1928-1948年間關于甲午戰爭的相關表述與民族記憶，往往是以其為比照對象，緊密聯系時局，目的在于廣泛動員民眾，適時開展時勢教育，充分發揮以史為鑒、觀照現實之功效。具體來說，主要體現在官方機構及其喉舌多以甲午戰爭為借鑒，總結經驗教訓，動員鼓舞民眾參與抗日救亡活動，并以此作為加強海軍建設事業的契機，社會各界亦趁此時機針砭時勢、批判政府等以下若干方面。

1.總結經驗教訓。1931年11月留美學生代表致書《大公報》，表達對九一八事變的感想，將其與甲午戰爭失敗導致朝鮮被日本侵吞的慘痛后果相比，稱“甲午戰后，中國承認朝鮮自主，日本保障朝鮮獨立，訂在條約上的，然而過不幾年，朝鮮地圖的顏色變了。我們應當時時刻刻記住，東三省的地圖隨時有變顏色的危險，條約是可以左右解釋的，日本硬要說他在東三省有條約上很多很多的權利，中國又其如之何”，以此警示政府和社會各界時刻留意日本對中國東三省的侵略，呼吁國家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以保證國土完整。

九一八事變后，《良友》雜志一度重新刊登1894年《點石齋畫報》所載反映甲午戰爭的時事畫，以作“今昔比較，見暴日野心數十年如一日。國難日及，甲午慘劇重現目前。夫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國人當如何造成光榮之歷史，供后世讀史者之回憶乎”，寄望國人警惕日本侵略野心。

全面抗戰爆發后，時人分析抗戰形勢時常與甲午戰爭時期相比較，用以總結經驗教訓。1937年陳訓慈發文稱，甲午戰敗的關鍵是“中國精神力量的薄弱”，并從備戰、海戰、陸戰、議和等方面分析各相關人物“勇氣、團結力、自信心的喪失”。文章指出甲午戰爭相比全面抗戰時期，“給予我們一種自信：就是我們已著實恢復了那時所欠缺的精神力量”，同時“甲午戰爭也給予我們一種警策：就是我們現在的精神力量還不夠堅強普及，只有大家加強這團結自信等精神力量才能實現了卻敵取勝，洗雪了馬關、青島、濟南、沈陽、熱河、塘沽、淞滬、平津、察綏重重無量的恥辱”，認為政府應當從甲午戰爭中切實總結教訓，加強建設抗戰所需要的精神力量。1939年有文章在總結甲午戰爭失敗原因的同時，注意分析全面抗戰爭勝利的對應條件：“（1）堅持抗戰決心，不求屈服和平；（2）自力更生，不專妄想外援；（3）集中意志，消滅內部摩擦；（4）嚴肅戰時生活，實行精神動員。其他條件當然還多，不過甲午之戰所給予我們的教訓已有這四點。”總結甲午戰敗的經驗教訓，為抗戰提供借鑒與參考。

2.鼓舞抗戰士氣。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時人常將當前局勢與甲午戰爭時期的國情、民情兩相比較，用以鼓舞抗戰士氣。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奮起反抗，數次擊退日軍，打擊了日軍侵略氣焰。《申報》就此轉引日文報紙某記者所言，贊譽第十九路軍之英勇與愛國民眾之覺醒：“謂今日之中國已非甲午時代之中國，而十九路軍亦非龍旗辮發之隊可比，蓋中國人民已經覺醒，非復昔日之不解愛國。觀于滬人充分予十九路軍以物質的精神的援助，即屬覺醒之明證。”1933年《大公報》亦發表短評，稱“近年國家思想、民族意識漸漸深入人心，民眾的勢力，實在是不可輕侮……至少可說是比甲午年中日戰爭時代，民氣相隔天淵”，認為中國民眾的國家民族意識已大大增強，為抗擊日本侵略提供了重要保障。

1938年10月，國民政府在重慶舉行全面抗戰爆發后第二個國慶紀念活動，當時有文章專門將甲午戰爭與全面抗戰作對比，歸納其不同之處在于：第一，“甲午戰爭是短期戰，而此次抗戰則系持久戰”；第二，“甲午戰爭是局部戰，而此次抗戰則系全面戰”；第三，“甲午戰爭中不少對日屈服的將士，而此次抗戰中則只有死職的，絕沒有降敵的”，認為上述不同體現了全面抗戰相比甲午戰爭的進步之處，因此堅信“勝利是歸中國的”。不過文中有關全面抗戰時期沒有降敵將士的論斷，明顯與事實不符。

1940年初，蔣介石發表通電嘉獎全國小學教師，言稱自全面抗戰以來，“我全國同胞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之蓬勃發揚，不唯遠勝于滿清甲午戰役之時，即與九一八當時情形相較，亦復不可同日而語”。此后他著力抨擊日敵“至今仍舊拿我們現在中國的國民，當作四十余年前甲午時代一樣的昏庸幼稚，當作我們現在的國民，仍是毫無志氣、毫無血性、毫無國家觀念、毫無民族意識”，認為當今民眾的民族意識早已今非昔比，借此勖勉民眾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心。

3.動員民眾。近代以來，日本侵略中國步步緊逼，中華民族危機加深，有識之士奮起反抗，并積極動員各界民眾參與反日救亡活動。甲午戰敗民族恥辱記憶在救亡活動中被反復提及，目的在于動員民眾踴躍參與其中，如1928年濟南五三慘案發生后，全國反日會向民眾大聲疾呼，稱“甲午之奇恥未雪，濟南之碧血猶腥，負有五千年文明大國，竟俛首低眉于倭奴之前……全國民眾希各奮勉，扶桑東指，滅此朝食”，希望民眾奮起反抗，并向南京國民政府請愿對日作戰。1929年3月1日至7日，全國反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號召全國及東南亞各國團結一致反抗日本侵略，旅越華僑代表在會上發表宣言，稱“甲午一役后的侵略事實，老早加上我們國恥史好幾頁了”，歷數日本侵略行徑，呼吁海內外同胞共同抗日。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社會各界開展的抗日動員活動日益廣泛，甲午戰爭被用以宣傳鼓動的作用更加顯著，例如“我們全國四萬萬人，該人人記一筆賬，從甲午之戰記起，一直記到五九事件、濟南事件、萬寶山事件，以及最近的東省事件……把我們的心底作賬簿，蘸了我們的熱血寫上去，且看他們橫行到幾時，我們終于要投袂而起，用血與肉來和他們算清這筆賬”。1931年10月，暨南大學訓育主任湯德民在廣播演講中揭批“此次暴日侵略動機、手段與時機，與甲午之役，如出一轍”，吁請全國民眾“在此國家存亡系于一發之際，亦應懺悔已往之過失，統一意旨，起而奮斗。政府人民，上下一心，只知國家民族之利害，不知個人之得失，必如是方能抗暴日，方能救中國云”，用民族恥辱記憶喚起民眾的民族情感。

1932年2月，《大公報》“讀者論壇”欄目刊載讀者文章，呼吁全國動員起來一致抗日：“從前甲午之役，中國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領兵者互相猜忌，這個打，那個瞧；那個打時，這個又瞧，不肯團結一致與敵人對抗，以致敗得不可收拾?，F在是我們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凡是中國人就應趕快起來，全國總動員，來消滅這個殘暴的惡魔！”1934年5月，《大公報》發表社評：“亡國警告，在甲午以后，早成了志士們口頭禪。但現在情形卻與三十年前大不相同了。因為當年不過是空號，現在卻眼看要實受了……我們奮發有為，還可以做這神州大陸的主人，若再蹉跎，就真個的要淪落到亡國之路”，號召全體國人奮起救亡，為抗日貢獻力量?！恶R關條約》簽訂40周年之際，施誼作詞、沙梅作曲的《四十年的忿怒》擂起反帝抗日的戰鼓。全面抗戰爆發后，張治中發表通電稱：“今日之事，為甲午以來四五十年之最后清算，彼曲我直，彼怯我壯，彼為發揮野心之侵略，我為決死求生之自衛，無論暴敵如何披猖，最終勝利必屬于我。愿我舉國同胞，武裝袍澤……以悲壯熱烈之精神，共負洗雪國恥收復失地之重任?！眹裾畠S務委員會發表吿全體僑胞書，亦稱“我國已至最后清算自甲午以來中日關系的總賬之時”，動員全體國民打倒日本，清算舊賬。

4.建設海軍。從南京國民政府層面而言，總結甲午戰敗經驗教訓的重要一點還在于加強海軍建設。1929年6月，楊樹莊就任國民政府海軍部部長，他在就職演說中分析甲午戰爭對晚清政府海軍的影響以及日本取勝的原因：“甲午以前，我們中國海軍已經整頓，當時日本海軍正在萌芽。何以甲午之役，中日戰爭，我們海陸軍竟為日本所敗，很大軍艦也被日本牽去，就是他們愛國心比我們來得強，并且肯努力研究，肯訓練人才，因此我國為日本所敗”，所以希望“大家不但僅求物質建設，制造巨大軍艦，還須向心理建設途上進行，就是希望大家還要革心，這樣一來，然后我們海軍才不愧為革命民眾的先鋒?！笨偨Y經驗教訓，整頓建設海軍。同年9月，“民權”號軍艦舉行下水典禮，國民政府海軍部政務次長兼第二艦隊司令長官陳紹寬致辭，強調政府“對于中國海軍建設的需要都認為刻不容緩，就是一般民眾，自從受了甲午失敗的教訓后也都感覺不擴充海軍，中國是不能生存世界”，舉行典禮就是希望“十五年內趕速建設六十萬噸的海軍，實行鞏固我們的國防，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貫徹總理生平的主張”，一雪甲午之恥。

鎮遠號被日本海軍虜獲后照片，白色記號標示戰損

抗戰勝利后，甲午戰爭期間被擄到日本的鎮遠艦兩座鐵錨于1946年回歸中國，時有文稱“如果我們未能忘去他悲慘的往事，希望政府趕快把海軍建立起來吧”。1947年2月初，國民政府海軍代總司令桂永清接見記者時發表談話稱，“目前乃我國發展海軍之最佳時機，憶甲午之役，數小時之海戰，即決定國家命運，實說明海軍之萬要及建立新海軍乃不可稍緩之事”，指出積極鞏固海防，避免再蹈甲午敗戰覆轍，海軍建設刻不容緩。

5.批判時局。社會各界亦不乏借甲午戰爭批判時局和當政者的論述。如九一八事變后，陳思所著《甲午戰爭詩史》有言：“甲午中日戰爭是怎樣一個滑稽的局面：中國朝野那么散漫，武人那么畏葸，執政那么昏聵，結果落得一個賠款割地的臭下場。這件事，正可用作現在局面的寫照?？墒悄菚r還有死難的左寶貴、決戰的丁汝昌、奮勇的聶士成、赴敵的吳大徵，現在環顧海內，連這種人物都不可得，奈何！奈何！”以甲午之恥作對比，批判南京國民政府九一八事變后的不抵抗政策和將領腐敗現象。

1932年，有時人著文批判蔣介石“現在日本還以甲午之眼光視我，是陷于重大的錯誤”言論，認為20世紀30年代初期中國“仍在保持甲午的原狀”。首先在精神方面，甲午戰爭時期百姓和政府“還敢收拾起火槍土炮和日本殺幾合”，九一八事變后“人們卻不肯修理好破槍舊炮，馬上和日本一拼，決心六月，鎮靜半年，只落得個不抵抗，這點‘忍辱負重’的精神，不見得比甲午時期可以自豪”，其次是物質方面，“目前經濟的落后，比甲午時期更顯明，而建設實無償于漸喪”。再者政治方面，“甲午是一君專制，現在是一黨專政，甲午是君權高于一切，現在是黨權高于一切，甲午統治者少，現在統治者多”。而軍事方面，“水里的潛艇，還是與甲午時期一樣的等于零，海上的軍艦，大部分還是甲午時代的老船”。至于國內治安方面，各地方實力派之間以及中央與地方仍在“勾心斗角，搗亂火并……此又未見比甲午時期高明之處”，因此“‘現在日本還以甲午之眼光視我’，未必‘是陷于重大的錯誤’，卻有幾分謙虛恭維呢，國人速醒”。文章最后指出“此文不是頌揚日本，不是謳歌甲午，不是貶斥中國的現在，只以目下對日宣戰的聲浪日漸增高，甚而我就是主戰的一個，不過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強有強的辦法，弱有弱的方針，戰和雖殊，異路同歸，于是作了這么一篇令人讀之不免灰氣的文章”，意在批判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與不抵抗政策，希望喚起民眾的抗日情緒。

1936年，針對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的步步侵略和南京國民政府應對之策，有文稱“九一八事變后的種種失策，仍然和四十二年前甲午之前一樣，根本原因是覺于沒有抵抗的最后決心。因為我們的不徹底抵抗，日本覺得取之太容易了，所以由東三省而熱河，由熱河而冀察，由冀察而華北五省，甚至想侵入到揚子江流域了”，最后言稱“四十二年前的一幕悲劇，我們又重演了一大半，希望及早回頭，不要直演到底”，希望政府盡早準備，以抵御日本侵略。

1938年底，汪精衛發表艷電響應日本近衛內閣第三次對華聲明，公開叛國投敵。社會各界紛紛聲討，揭露近衛聲明“‘使中國脫離半殖民地，成為完全獨立國’，此乃日本一貫沿用之欺騙手段，直使我國亡種滅國而不自知也。此種欺騙手段，迭見于日本對外歷史。其亡琉球也，使各國承認其獨立。其亡朝鮮也，先于馬關條約中明白承認朝鮮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國’。然盟書未干，即俱為日本之屬土”“此種亡國滅種之條件，汪兆銘竟欲接受，用作媾和之根據，茍非甘心賣國，何至昏聵若此”，以近衛聲明之于中國亡國滅種類比于《馬關條約》之于朝鮮滅國，有力抨擊了汪精衛之流的賣國投敵行徑。

抗戰勝利后在日本賠償問題上，南京國民政府迫于美方壓力表現軟弱。對此，《大公報》發表社評稱：“甲午之戰，中國給日本的賠款關銀二億余兩。中國人，記住呵！那筆賠款是日本資本主義的酵母。日本銀行因此有了股本，官營事業因此有了資金，一切企業因此而蓬蓬勃勃。反觀今天中國對日本賠償所表現的窘態，真是傷心透了?！毕Ｍ軌蛞詮娪矐B度對日，洗雪民族恥辱。

1928-1948年間，甲午戰爭作為今昔對比的一個重要參照物，在經驗總結、鼓舞士氣、政府建設、批判時局等方面發揮其以史為鑒、觀照現實的作用，使政府當局和社會各界團結一致，共同抵御日本侵略，同時對政府當局的不作為時刻保持警惕，不要讓甲午國恥重演再現。

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陳列館內展出的中日甲午戰爭全景畫

抗戰勝利后的雪恥記憶

中華民族全民抗戰的最終勝利，不僅一舉粉碎了日本侵略奴役中國的圖謀，也一雪近代以來飽受日本侵略的恥辱。作為甲午戰爭恥辱重要標識的割占臺灣，以及被日本掠奪的具象化甲午戰役遺物，在抗戰勝利后回歸中國，本身就是一種雪恥記憶，然而這種記憶因為南京國民政府對日索賠不足、對美妥協以及受自身諸多問題的影響，又成為一種有限的雪恥記憶。

1943年初，孫科即對外公開表明中國政府收復臺灣的堅決態度：“中國抗戰勝利，應當清算甲午以來日寇對我侵略歷時半世紀之所有血債，臺灣為中國重要失地之一，應由中國收復，世人當無異辭?！?944年4月17日為《馬關條約》國恥紀念日，《大公報》刊文談及“中美英三國領袖開羅會議決定‘戰后臺灣歸還中國’，算已把半世紀前的失地臺灣再度列入中華民國的版圖了。這是兩年前對日正式宣戰，撕毀臺胞賣身契《馬關條約》的高一層的發展，也就是我國當局對于收復臺灣的積極措施，國際正式承認臺灣為我領土的具體表示和條約保障”。

抗戰勝利后臺灣回歸中國版圖，成為甲午戰爭之后中華民族的雪恥記憶。1945年9月，南京國民政府派員前往臺北接收空軍基地，中央社隨從記者報道稱“馬關條約之恥前雪，臺灣同胞重回祖國懷抱，其歡喜之情，自非身臨其境者所能形容于萬一”。在同月的九一八事變紀念日，中央社報道稱：“自從甲午以來，五十年間日本對于我們國家無數的欺凌侮辱和不斷的壓迫侵略的舊賬，尤其是從‘九一八’以來十四年間的深仇大恥，到今天都已經根本的清算了。”1947年5月，《申報》發表社論：“此次抗戰勝利，臺灣光復，雪甲午之恥，返臺胞于祖國懷抱，人心興奮，舉國騰歡?！?949年4月21日，臺灣人民團體發出通電如下：“臺灣本為中國領土，史乘所載，斑斑可考。迨甲午戰后，臺灣淪于異族，備受蹂躪，摧殘歷五十一年。幸賴祖國抗戰勝利，重歸版圖，全臺六百余萬同胞獲得解放，莫不鼓舞騰欣。”臺灣回到祖國懷抱意義重大，極大地鼓舞和提振了人心。

抗戰勝利不久，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調查戰爭期間中國公私文物損失，并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漢等地成立辦事處，另派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李濟、教育部京滬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委員張鳳舉兩人前往日本調查“日本自甲午戰爭以來，劫奪我國文物之情形”。據報載，“凡我國為日本劫奪或非法購買之文物，均可發還，惟必須提出具體之證明。現該會擬面向華盛頓遠東委員會建議，將追償文物之時限提早至甲午戰爭，一面則趕編戰時損失重要之文物目錄，以便交麥帥總部”。1947年4月，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工作結束，其中一項工作便是對甲午戰爭以來流入日本的文物進行統計，用時9個月，編纂目錄9冊。

盟國最高統帥部起初僅同意將全面抗戰以來日本劫掠的中國文物歸還，甲午戰爭時期中國被劫掠文物等不在歸還之列。1946年7月《大公報》報道“日本曾將甲午戰役中所獲得中國軍艦之鐵錨兩具暨炮彈若干枚，作為戰利品陳列于東京某公園。中國政府請求盟國最高統帥部返上項各物，未能獲準，并謂日本于一九三七年以前所獲得之財物，無權處理”，后經過一系列交涉，部分甲午戰爭遺物陸續返回國內，成為甲午雪恥的具象性標識。1946年10月，“我國于甲午戰役中，被日本擄掠之加農炮六尊，已在澎湖島上發現，此炮系德國克虜伯廠制造，口徑十五生的，我海軍當局擬將此深含歷史意義之舊式巨炮，運交北平博物館陳列”。同年，日本擬將甲午戰爭時期擄作“勝利紀念品”的鎮遠艦兩座巨錨退還中國，因此“脫離五十年的故物，又將重入祖國的懷抱了”。1947年7月，抗戰中被日本擄去的大東興輪船公司“隆順”號輪船返回上海，船上“并載來甲午戰爭時被日方俘去之我‘鎮遠’號兵艦上之大鐵錨兩只，此兩鐵錨被日方陳列于東京上野公園，作為戰利品，迄今已歷五十二寒暑。茲經我駐日代表團交涉收回，將交海軍總部保管”。這兩只鐵錨的收回成為甲午雪恥的一個重要象征，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鐵錨’得以‘凱旋’回返祖國，身為華夏子孫，那得不衷心慶幸！”

1947年5月，抗戰期間被日本掠奪的“飛星”號輪艦回歸中國，同時回歸的還有“在甲午戰役時‘鎮遠’‘定遠’兩戰艦被日本掠奪視為戰利品之錨鏈、炮彈等件”。截至同年11月，收回甲午戰爭遺物共計有“鎮遠、定遠艦鐵錨兩只，錨鏈十箱，炮彈十箱”。1948年4月1日海軍軍官學校舉行一周年校慶之際，鎮遠艦、定遠艦兩只鐵錨被正式陳列于校內海軍紀念碑前，用以警醒海軍軍官學校學員。甲午戰爭后，日本東京建有多座“殉國英雄”銅像。中國駐日本代表團“認為此乃日本軍國主義之象征，亦要求加以拆除，并運至我國。但因種種關系，銅像雖拆，不有如鐵錨之運至我國，作為勝利品而展覽”。這些銅像最終并未作為戰利品運到中國進行展覽，由此可見甲午戰爭民族之恥雖雪，但又是極其有限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沖淡了這種民族雪恥記憶。

清軍從德國購買的定遠艦、鎮遠鐵甲艦圖片

抗戰勝利后，日本歸還戰時劫掠文物等工作總體進展緩慢。至1948年3月，“日本歸還所掠我國物品之工作，由于官樣文章之繁文縟節，進展緩慢。十四個月內僅有一小部分歸還”。不僅如此，甲午戰爭時期的諸多屈辱記憶，在抗戰勝利后照舊存在。1948年8月，150多名中國學生前往美國舊金山，途經日本參觀東京、橫濱等地景點，發現東京明治紀念美術館內仍“公開陳列日清平壤之戰、日清黃海之戰、馬關媾和談判、臺灣鎮定、日韓和邦、琉球入藩諸壁畫。學生們看了無不憤慨，遂于登船后召開全體大會，一致通過呈請政府當局訓令駐日代表團交涉取締，“以重國威，而正觀瞻”。

抗戰勝利一雪日本欺辱中國的前恥，而國民政府的不作為和國際形勢的變化，使得日本侵略烙印在中華民族億萬民眾身心上的恥辱記憶實際并未一掃而凈。

結語

近代以來的日本侵華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無數仁人志士為抗擊日本侵略前赴后繼。甲午戰爭自結束后即為一歷史事件，對中華民族而言早已成為一種恥辱記憶，同時在甲午國恥記憶的背后，是時人的以史為鑒、鑒往察今。1928-1948年間國民政府與社會各界以甲午戰爭為參照物，總結經驗教訓，關照時局，動員民眾參與抗日救亡，發揮其激勵斗志、鼓舞人心作用。而當全民抗戰取得最終勝利后，甲午戰爭記憶也演變成為一種雪恥記憶，喚起民眾愛國心、民族自豪感。然而由于南京國民政府自身存在諸多問題，加之二戰后世界格局發生巨大變化，致使政府當局仰鼻息于美國，國內外多項問題均未得到有效解決，甲午戰爭記憶作為抗戰后民族雪恥記憶方面是不徹底的，因而也無法得到廣大民眾的一致認同。

1928-1948年間，關于甲午戰爭的民族記憶與時局緊密相連，這些記憶往往服務于時局，服務于記憶的建構者，甚至會發生某種偏差。關于民族記憶的建構，每一歷史時期均有對事件基本史實的陳述等共性，但每個時期的民族記憶又具有其時代獨特性，即便是知識分子的學理性研究，也難免會受到時代的影響，至于政府機構、普通民眾對于甲午戰爭的記憶，受時局、立場等影響更為明顯，而這并非甲午戰爭記憶所特有。

（本文首發于《民國檔案》2024年第4期，原題為《民國時事報刊視野中的甲午戰爭民族記憶探析（1928-1948）》，作者杜恩義[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研究員]。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