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下午一點多，收到榮如德先生外甥女凌晴女士微信：“我舅舅于今天早上八點五十六分在仁濟醫院仙逝。凌晴泣告。”把這條消息向與榮先生相熟的幾位同事轉告完，在工位上恍惚地呆坐了幾分鐘。幾乎每隔一兩個月都會從凌女士那里獲悉榮先生的近況，也知道他近半年來身體狀況起起伏伏。“眼下的小目標是，讓我舅舅過上今年的生日。”記得前段時間通電話，凌女士這樣說過。榮先生以前總愛說自己是個幸運的人，每一步險棋都會柳暗花明，每一次落入困境，都會得到上天的眷顧。想想他自從2020年初春住進醫院，其實已經闖過無數關卡，那股生命的韌勁始終沒垮。這一次，我倒更愿意相信是他自己不再留戀，想去天上找老朋友們敘舊了。

第一次見榮先生是2013年7月，我剛上班三個月，他還沒到七十九歲。從那年夏天到2019年冬天，我與榮先生見過許多次——主要在上海各處的飯店。每回見面，都天南地北聊很久，多數他說，我聽。可惜我沒有詹姆斯·鮑斯威爾的工夫和用心，許多精彩的聊天內容都被風吹散了，如今殘存的，只剩一些東鱗西爪的片段，趁還能回憶起來，拉雜記錄在這里，作為與他共度的時光的紀念。

“榮如德先生來了，快來見見他！……榮先生，這位是我們室新來的編輯顧真，也是你們上外畢業的，讀過不少您翻譯的作品。”經馮濤兄的介紹，我在福州路辦公室第一次見到了仰慕已久的榮先生。第一印象榮先生個子不高，身材敦實，就年近八十的人而言倒并不怎么顯老。我趕緊拿了當時新出的“譯文經典”版《白夜》請榮先生簽名，他順口問起我家住哪里，結果發現我倆都住在地鐵2號線沿線，且相距沒幾站。他提議可以找個周末一起吃飯，我一方面受寵若驚，一方面覺得這或許是老先生怕冷落晚輩的客氣話。

顧真與在上海譯文出版社簽書的榮先生

沒過幾天我倆真的見面了。地點應該是在江蘇路地鐵站一帶。當時那附近有家老鴻興，榮先生喜歡店里的湯包。榮先生尋找美食，擅長運用“控制變量法”，追求性價比，通過多番評測，確定同等價位下哪家湯包個頭最大。不遠處的名牌點心富春小籠在他的評價體系里表現不佳，慘遭淘汰。第二次見面，榮先生送了本書給我，初版本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我打開一看，書里還夾了一張此書英文版的老封面，中文版的封面正是據此設計。榮先生翻到“譯后記”，將結尾處的兩行字指給我看：“遠在美國的譚玉培、程萣華夫婦好不容易從北卡州的寧靜小城中覓得一張封面，趕在這個譯本成書前寄來。”竟然是如此有意義的物件！

榮先生友人從美國寄來的原版封面

在這本特別的《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環襯上，榮先生稱我為“校友”。榮先生1950年底報考大學時，現在的上海外國語大學還叫華東人民革命大學附設外文專修學校。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那天，他作為專業的尖子生正式留校。榮先生生于1934年12月11日，當時剛滿十八周歲沒幾個月。不過，榮先生并未在教書的崗位上待太久，1956年底就向校方提交了辭呈，從此純靠翻譯為生。他不止一次說過，在那個年代，辭掉一份穩定的工作近乎自殺，事后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擔憂。我認識榮先生的時候，他已經離開上外近一個甲子，不過還珍藏著一些關于老單位的笑話。跟榮先生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他的笑話大多很接地氣，他頑皮的神態更是笑點的靈魂。比如，當時上外開設過四門語言專業，取第一個字的讀音，合起來被謔稱為“阿烏西希”（上海俗語，表示不靠譜；具體哪四門語言記不清了，舉個例子，可以是阿拉伯語、烏克蘭語、西班牙語和希臘語）。榮先生離職后，和原先的老同事們還有往來。大部分我當然沒有接觸過，只有張草紉（原名張超人）先生，勉強可算有一點間接的關聯。榮先生2015年去看望他時，請他簽了《納蘭詞箋注》和《張草紉畫集》，送給了我和馮濤兄各一份。張草紉先生比榮先生還年長幾歲，多才多藝，是上外俄語系的資深教授，也給譯文社翻譯過不少俄語文學作品。

榮先生簽贈的《卡拉馬佐夫兄弟》

同事笑說，榮先生看到我天然有點親近，或許一部分原因是我與蔡慧先生是同鄉。蔡慧先生譯過《牛虻》《裸者與死者》《島在灣流中》等作品，也是很有成就的翻譯家。他原名蔡武進，出生于青浦朱家角，祖上蔡承烈是當地知名的儒商，澤被鄉里。他與榮先生是至交，性情投契，據說當年譯文社組織人馬合作翻譯《亂世佳人》，榮先生只愿意與蔡先生互校。可惜蔡慧先生已于2008年去世，我無緣聽他聊聊珠溪往事。榮先生說，蔡慧生前經常與他一起出門打牙祭，是后來火遍上海的蔥油餅老板“阿大”的老熟人，“刷臉”就能享受免排隊的待遇。蔡慧偶爾回鄉，也給他帶過朱家角的特產扎肉，那味道他念念不忘。我因在朱家角念過三年書，還算熟悉哪家比較地道，后來路過古鎮，也給榮先生帶過兩次。榮先生說他原本是不吃肥肉的，后來在某個美食節上大膽嘗了一下，從此愛上了肥瘦相間的紅燒肉。2017年底，地鐵17號線即將通車，榮先生正好來社里。那時我正在用一冊外國文學出版社的老版本重讀《道連·葛雷的畫像》，就讓他順便題簽。那天他在扉頁上的落款里寫了“于市17號線開通前夕”。他說他想等地鐵通車了坐去朱家角看看，后來似乎也設想過要約人同往，不知最終有沒有成行。

從左至右：豐一吟、榮如德、蔡慧、陳良廷

《道連·葛雷的畫像》（1982年）

“于市17號線開通前夕”

大約三四年前，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上海最后一家“馬哥孛羅面包”閉店的消息，馬上想到榮先生。他當時已經住進醫院，不然應該會很失落。“馬哥孛羅”是榮先生最常光顧的面包店，尤其中意招牌奶酥面包。而與人分享自己喜愛的事物，他總是樂在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他拎著十幾個“榮氏欽定版”奶酥面包來到編輯部，同事們人人有份。原本北新涇那家“馬哥”離他家很近，但好像多年前就關了，后來他去得更多的店就成了新華路附近那家。有一次他約我在影城看電影，是文史館發給館員的內部福利。那天放映的是《藍色茉莉》，看完走出來，他問我電影如何，我說不錯，他笑笑說，伍迪·艾倫“大靈不靈，拍來拍去那點花頭”。照例去旁邊的“馬哥”采購第二天的早飯，他看上了肉松面包，我剛準備用面包夾去取，榮先生突然小聲說了句“慢！”原來是店員端來了一托盤剛出爐的，榮先生決定買新不買舊。他望著那整齊的三排面包，催我欣賞坡頂上略帶飛揚的金黃肉松：“看，漂亮吧？”

雖然結識榮先生的時候，我已經有了工資，但回想起來，一起出去吃飯是他買單居多。他一般會在落座時提前約定，千萬不要跟他爭搶付錢：“萬一把我弄摔倒就太難看了！”當然朋友平時看到什么好吃的想到他，他是很開心的。虹口糕團廠在福州路上有爿門市部，有段時間綠豆糕銷路很好，我下班路過就買了兩盒帶給榮先生。過了幾天，他打來電話，先是對綠豆糕大加贊賞，接著不忘幽默一把，用異常正式的口吻說道：“現在，我榮某人宣布要大批量收購這一產品。”

2016年初，“圍觀”榮先生簽書，站立者從左至右為湯惟杰、顧真、馮濤

2017年冬天，榮先生嘗試“萬圣節套餐”

榮先生對古典音樂的迷戀，他的多年好友高明輝先生在《我同翻譯家榮如德的音樂情緣》中已有過詳細的記述。我于古典音樂完全是門外漢，自然無法同榮先生有深入交流。不過依然記得幾個有關音樂的聊天片段。和很多老年人不太一樣，榮先生對西式快餐十分歡迎。2017年冬天，有次代同事去簽續約合同，和榮先生約在他家附近的肯德基，他還指定要點萬圣節套餐。披薩他也愛吃，還說“薩”這個字無法正確反映原文的讀音。認識他不久，有天下班，我和他約在南京路上的薩莉亞見面。那天我帶著一本艾拉·格什溫（Ira Gershwin）的歌詞集和一張羅西尼的《序曲集》，他看到后來了興致，問我這兩種音樂口味能否調和？吃飯時我請他推薦點值得聽的古典音樂，他說他最欣賞芬蘭音樂家西貝柳斯的作品：“如果西貝柳斯聽進去了，你肯定就跟格什溫兄弟之流說拜拜啦！”

榮先生說他年輕時有過幾位忘年交，與他們的往來讓他接觸到了更廣大的世界，也讓他更確定，追求美好是人類天性。其中一位是翻譯家滿濤（原名張逸侯）先生，他倆在上海市出版局下屬的編譯所共事（榮先生是編譯所最年輕的成員，一直被親切地喚作“小榮”），經常一起切磋翻譯技藝，討論完后再去咖啡廳吃草莓摜奶油。另一位是程潛將軍的兒子程博垕先生，他倆在唱片行相識，交流了很多聽古典音樂的心得。至于西貝柳斯，榮先生對交響曲《圖翁奈拉的天鵝》（The Swan of Tuonela）情有獨鐘，曾明確表示，希望在自己的葬禮上播放這首音樂為他送行。對了，“圖翁奈拉”在芬蘭神話中，就是冥府的意思。

作為譯者，榮先生二十來歲即已出道，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就應出版社之邀翻譯過大量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作品，比如安東諾夫的《綠山谷集體農莊》（少年兒童出版社）、阿塔洛夫的《初戀》（作家出版社）等。六十年代初，榮先生被吸收為編譯所的成員，此后近二十年的翻譯工作基本是委派的集體項目，呼應時代的需要。世事動蕩，他雖生性樂天，也不免陷入沮喪與苦惱。他曾向我提起，有段時間他靠背誦蕭伯納的《人與超人》來提振精神，同虛無抗爭。晦暗的時日里，他也已開始閱讀并翻譯王爾德的《道連·葛雷》和斯蒂文森的《金銀島》，相信這兩位英國文豪的靈動筆觸多少幫他排遣了愁緒。進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榮先生英、俄雙語左右開弓，接連翻譯了狄更斯的《霧都孤兒》（初版譯名《奧利弗·退斯特》）、薩克雷的《名利場》（初版譯名《花花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白癡》《卡拉馬佐夫兄弟》等世界名著。以驚人的膽氣和毅力完成薩翁和陀翁的兩部“磚頭”后，榮先生經歷了嚴重的車禍和手術感染，好在吉人天相，平安康復。直到2006年夏天以一部奧威爾的《動物農場》為譯事收束。

《綠山谷集體農莊》（1955年，譯者署名丁如）

《白癡》（1986年）

《白夜》（1993年）

《卡拉馬佐夫兄弟》（1998年）

《花花世界》（即《名利場》，1998年）

《動物農場》（2007年）

2019年12月，譯文社文學編輯室一起在華德飯店給榮先生過了生日。那次他心情很好，眼看十五卷本的《榮如德譯文集》就要出版。可第二年春天的一個凌晨，他就染病住院了。幸好搶救及時，在凌晴女士的奔走與照料下，終于轉危為安。這套代表他一生翻譯成就的書也在那年夏天送到了他手中。榮先生一輩子譯著等身，文章卻似乎寫得不多，有限的篇目基本都是譯作的序言和后記。他晚年又受阿爾茲海默癥的陰影困擾，常帶著慣有的自嘲嘆息語言表達能力的日漸崩塌，更加不愿意動筆。是故《榮如德譯文集》的萬字長序就益發顯得珍貴了，可以說是榮先生對自己一生的總結。在這篇序言里，榮先生從在上海租界里的童年生活寫到中學授業于徐燕謀、徐承烈昆仲的經歷，寫到顛沛的求學歷程和短暫的教學生涯，寫到漫長翻譯人生中或令人啼笑或令人唏噓的人與事，再寫到《卡拉馬佐夫兄弟》和《名利場》兩部譯作的成書與編譯所老友的凋零，最后由衷地感嘆：“我已經夠滿意了，因為命運對我夠寬容的了。”

2019年12月，在華德飯店為榮先生祝壽

《榮如德譯文集》，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版

榮先生住進仁濟東院后，探視變得非常困難。2021年4月，在凌晴女士的巧妙安排下，我與同事劉晨一起進醫院看望了榮先生，還與他一道在醫院的餐廳吃了頓飯。榮先生看起來精神尚好，步伐緩慢卻還算穩健。看到我與劉晨，他有點迷茫，顯然不怎么認得了。后來我意識到他并不是忘記了我倆，而是我倆的面貌已經無法讓他聯想到與之相對應的具體的人。因為凌女士報上來客姓名后，榮先生既想起了“青浦的小顧”，也說出了“你的名字是早晨的‘晨’”。那是我最后一次見到榮先生。

2021年4月，顧真與榮先生在仁濟東院

上上個周日（11月30日），我們去龍華送別了榮先生。不奏哀樂，按照他生前愿望，大廳里回響著《圖翁奈拉的天鵝》，伴他安眠。馮濤兄請龐堅先生寫了挽聯，嵌入了榮先生的多部代表譯作：“華場名利，農莊是病房，誰揭文心堪悟世；悲劇弟兄，畫像看癡子，人欽譯筆最傳神。”

儀式結束，望著緩緩駛離的靈車，想起有天聊到很晚，我不放心他一個人走回去，堅持送他到了樓下，那一次，也是這樣目送他慢慢上樓，等到他屋里燈亮了才離開。更多的時候，我倆的道別也就是那句時常發生在地鐵上和分叉路口的平平淡淡的“再會”。再會，榮先生。再會了。愿您在另一個世界永遠自由、快樂——傷感的話說太多，我知道是要被您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