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動物而戰。”“如果轉生成為動物，你選擇做什么？”其實這些話本身就有點問題，人難道不也是一種動物嗎？這是本月澎湃新聞思想新聞中心的編輯們在讀的書，繼續動物有關的話題。

《不與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與文化政治》

黃博/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4年10月版

推薦人：于淑娟

推薦語：

作者這兩年可謂“高產”，看到這本書時首先被標題所吸引，“不與天下州府同”，那么，究竟如何不同？地理、風土之不同，大概是容易說得明白的，而要談“政治文化與文化政治”的地方性，我就很期待了。

十四章內容即十四篇文章，分上、中、下三編——權力關系與地方政治、風俗民情與地方社會、學術文化與地方士人，十四篇文章以“個案”呈現了作者對宋代四川不同面向的觀察和思考。這本“結集”性質的論著，作者在后記中講，“把這些雜亂無章的議題集中在一起，背后其實有著相當的學術雄心”，“希望跳出傳統地方史書寫的宏大敘事框架，從那些不起眼的花邊新聞或非重要人物入手，發掘四川自身的地方特性。在這些地方特性的解釋中，我又力求超越靜態的人文地理特征的描摹，并且從整體出發，從而鉤沉宋代地方特殊性背后的政治文化與文化政治的建構、互動與運作過程”。于我而言，書中所論著實填補了我對于宋代四川的了解之不足——即使我們總說“宋史熱”，相關學術作品、大眾閱讀出版不少，但“宋代四川”熱嗎？恐怕還不是。所以，在所謂的“熱”潮中依然有可以繼續講述的故事。至于“政治文化與文化政治”的地方特殊性，好像很難拿出一個簡捷的回答。

《程允亨的十九世紀：一個徽州鄉民的生活世界及其變遷》

劉永華/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10月版

推薦人：黃曉峰

推薦語：

2006年，作者在黃山屯溪老街的一個文書店里買到了一批排日賬（類似日記的日常行事記錄，參見30-31頁），經過十六年的整理研究，講述了發生于19世紀徽州一個普通鄉民的生活世界的故事。作者細致解讀主人公一家三代（程發開、程允亨、程同倉）長達四十年的排日賬，全面再現了這個世界的不同面向——從農田耕作到商品販賣，從飲食、穿著到關系、人情，從時空感知到讀寫實踐，從儀式展演到政治體驗——及其變動趨勢。

全書十八章，除了第一章導論和第十八章結論外，其余十六章分為六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論述程家所在地域的總體狀況，討論太平天國運動前、運動期間的程家生活。第二部分討論太平天國結束后程家生計活動的諸方面。第三部分側重從社會組織與人際互動兩個角度，討論程允亨生活世界的社會面向。第四部分討論程家生活世界的文化面向。其中第十五章討論程家三代的讀寫能力及文字與書籍在其生活中的地位，非常有意思。第五部分探討的是鄉民與王朝國家之間的關系，側重從錢糧繳納、糾紛調處和壇廟祭祀三個方面，考察程家與晚清王朝國家及其代理人之間的關系。第六部分考察程家生計危機發生的原因與背景及其應對，并交代了程允亨去世的情況。

作者在導論中介紹了研究19世紀中國鄉村經濟演進的不同理論，其中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論、黃宗智的內卷化困境、彭慕蘭的大分流理論等，這些理論都建立在大規模統計數據以及復數的小人物的基礎上，而作者“希望在這些先行研究的基礎上，深入考察一個徽州農戶的生計活動，重構其生計模式及其變動，系統重建與此相關的米價、茶價等數據系列及其變動趨勢，估算其家庭收支的歷時性變動軌跡，從國內外市場、王朝制度、區域經濟、家庭結構與個人決策等方面，思考鄉民生計的運作與變動邏輯，力圖在更貼近經驗事實的基礎上，討論這一時期中國鄉村經濟的演進趨勢與內在動因”。（11頁）

隨著微觀史的興起，個體小人物而非復數小人物更多地進入歷史學家的視野，作者在程允亨這一個體層次的觀察視角，發現了宏觀、中觀層次難以獲得的認知。比如：傳統的區域社會史研究往往從中國社會生活中較為顯而易見的要素（宗族、村落、族群等）出發，探求這些要素在中國社會中的重要性，特別是或多或少預設這種組織或關系對于普通鄉民的重要性。但作者從個體入手的關系視角，應該說比中觀群體的視角更為貼近我們觀察的事實，因而具有組織/群體視角難以替代的重要價值。作者在第十一、十二章詳細探討了程家的宗族與村落、人情與關系后發現：

程家人際互動的經驗事實進一步顯示，宗族雖然是一個“籠罩性”的社會組織，但這并不意味著族人之間必定發生頻密的直接互動，同時在某些族人之間，又確實可以觀察到相對頻密、長期的往來。……即使是一般認為宗族具有深厚歷史淵源、在社會生活中扮演主導性角色的徽州地區，姻親關系在跨家庭社會關系中也是極其重要的。……從經驗事實看，如果說程家的生活世界存在著一個禮物流動的網絡，那么這個網絡與宗親的關系較小，而跟姻親圈子則非常密切。（298-299頁）

從人際網絡的視角看，宗親關系僅僅是三種最基本的人際關系類型之一。宗族主導的各種年節行事，提高了族人之間的互動頻次，但并未生成宗族內外的社會壁壘，在個體/家庭與非本族的個體/家庭之間，存在著多重復雜關系。與從組織角度所做的預設不同，只是在小部分（約五分之一）宗親之間，才會出現相對密切、長期的互動，將近一半的族人之間，長期很少發生實質性互動。……宗親更多限于幫工、換工或宗族的事務性活動，而姻親、朋友與程家的關系，多橫跨禮物往來、經濟往來等諸多互動關系，屬于一對一的關系，顯得更為活躍、更為直接。（314頁）

這里描述的宗族在鄉村生活中的作用，遠不如個人的姻親、朋友重要，雖然只是程家的個案，但幾十年人情的交際，樣本量也足夠了。對一般區域社會史的研究，也許是很好的修正。

雖然是微觀史，但作者“還試圖將這個鄉民的生命歷程，置于19世紀的一系列歷史事件與重要進程中進行討論。書中觸及的事件和進程，舉其要者有18世紀末開始的國際茶葉貿易的發展，19世紀鄉村經濟的商業化，19世紀中后期階級關系與社會秩序的變動，19世紀清王朝鄉村統治的變動，以及近代兩大歷史事件——太平天國運動與義和團運動——的影響等”。（23頁）比如，程家之所以在19世紀動蕩的幾十年中生活相對穩定，沒有淪為貧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程允亨之父程發開在1839年、1846年、1885年分別購入小塊的茶園，參與了全球茶葉市場，“程家通過擴大茶園規模，投入更多勞力進行茶葉的種植與生產，其茶葉收入有了相當程度的增長，有些年份的茶葉收入較運動前增加一至兩倍……通過部分調整生計模式，程家不僅解決了糧食不足的問題，而且積攢了一定數量的銀錢，為這一時期程家家史上兩個至關重要的大事——蓋房與娶親——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資金。”（149頁）在討論人際關系的第十二章中，作者也專辟一節討論歷史進程對人際關系新動向的影響。

第十五章討論程家三代的讀寫能力，是非常有意思的內容。作者認為：

經過四年左右的學習，一個孩子可以掌握700字以上單字的讀寫能力和數字讀寫能力。依靠這種能力，他能夠使用不文不白、不甚標準的文字，表達日常生活中遇見的各種基本行事。……這種讀寫能力的掌握，有助于一個鄉民處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文書——這其實就是“功能性識字”（functional literacy）的基本內涵。他有能力記賬（普通家用賬和排日賬），可以寫契約，估計也能寫簡單的書信。他還讀得懂各種類型的文書：與衙門有關的實征冊、魚鱗圖冊等冊籍及稅票，與節慶和宗教儀式行事有關的對聯、簽詩與命課，與商業活動有關的收據及其他票據等。在書籍方面，具備上述讀寫能力的鄉民，可能讀得懂不太深奧的族譜與碑刻文字，也讀得懂比較淺顯的有關命理、風水等方面的書籍。換言之，這種讀寫能力，足以讓一個鄉民處理日常生活中遇見的大多數文字材料。（392頁）

身處中下層農民，程家的生活還是比較艱苦的，排日賬中不時見到程允亨所謂的吃點好的，就是買些鴨蛋、豆腐干之類下酒，至于雞鴨、豬肉，一般只有春節時才能吃上。而這還是在當時的稅負并不高的情況下。作者統計發現，程家的稅糧負擔很輕，一般一年是200文左右，光緒年間采茶工人一天的工錢是160文左右，稅負可以說是微不足道。清代這個王朝國家，“對于類似程家這類土地較少的農戶而言，盡管不一定仁慈，卻也遠遠沒有對其生計構成嚴重威脅”。（406頁）

通觀程家三代的經歷，作者對之前學者對19世紀的一些社會經濟研究模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總體而言，至少就許多像程家這樣的徽州鄉民而言，19世紀中后期生計狀況的變動軌跡，并不是沿著同一方向發展的，其間有曲折，有回歸，而且在多數時間里，他們的生計沒有出現明顯的危機征兆。

程家生計經歷的這種發展軌跡，似乎難以套用學界現有的模式來理解。由于存在多樣化的生計方式，像程家這種的農戶似乎沒有遭遇明顯的內卷化困局，也沒有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同樣，我們也無法觀察到類似勤勉革命的經濟變動趨勢。（457頁）

在全書的最后，作者寫到自己于2007年來到程允亨的老家上灣，見到了程同倉的孫子，也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借助允享自己所記的排日賬，今天我們才有可能知曉在這個世界上曾經生活過一個名叫程允亨的普通鄉民，才有可能一點一滴地再現他的生命歷程，拼合他的生活世界，讓我們去了解這個生活在中國東南僻遠鄉村的一個普通鄉民，是如何經歷19世紀這個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時代的。”（462頁）

我在1999年也曾到過作者描述的婺源理坑，印象中最深是，幾乎所有老宅窗欞上雕刻的八仙等人物形象都被削去了臉，村民說這是在幾十年前破四舊的產物。

《大宋理財：青苗法與王安石的金融帝國》

張呈忠/著，上海三聯書店·理想國，2024年9月版

推薦人：韓少華

推薦語：

“北宋變法的時代，也是斗爭的時代。亳州青苗大案是其中一個典型的案例。正是通過激烈的斗爭，皇帝的威權提升，朝廷的政令暢通，新法的政策落地。從貴近下手，以刑罰立威，王安石效法商鞅，確實實現了‘能令政必行’的目標。不過，一旦官場變成了戰場，想把斗爭叫停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士風丕變，利益攸關，士大夫之間的和解便成了一種奢望。不止是神宗一朝，北宋最后六十余年一直籠罩在激烈的權力斗爭之中，直至靖康之變王朝覆滅。”這是三年前私家歷史欄目“千年王安石”專題里的一篇稿件的結語。三年之后，看到了同一位作者出了這本《大宋理財——青苗法與王安石的金融帝國》。

這本書寫的“很能讀”。作者是學歷史、教歷史、研究歷史的科班出身，書里的研究是認真的、材料運用是嚴謹的，這是一種“能讀”；作者很明白寫出書來是要讓人讀的，敘事是平順的、詞句是流暢的、引用的文獻是譯成白話加入敘事里再用楷體單獨排出原文的，這更是一種“能讀”。用作者自己的話說則是“文字要盡量通俗，思想絕不可媚俗”。

作者在這本書的后記“小題大做話青苗，盛世危言說宋朝”里寫道：“本書應當是世上第一部以青苗法為中心的歷史著作。所涉及的內容從千年之前一直延續到當代……我想通過青苗法透視北宋王朝最后60年的思想沖突、體制變革與政壇風云，重探道學家社會建設的遠大理想及其現實困境，揭示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王安石現代形象的構建過程，追問普惠金融在中國土壤上何以成為可能。國家理財問題上的‘義利之辨’是本書最核心的關切。”

《放不下的手機：你的失控，來自被重裝的大腦》

【美】卡爾·D.馬爾奇/著 舍其/譯，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中科書院/雅理，2024年11月版

推薦人：楊小舟

推薦語：

我看書的時候，一般都是在我的手機屏幕時間管理軟件強制掐斷所有軟件以后，刷不了手機就只好看書。

講成癮的科普書已有很多，沉迷于某件事的原理是大腦的獎勵機制被過度激活，形成惡性循環的習慣行為模式。對我來說，這本書的新知在于健康的前額皮質對人有多重要。

前額皮質（Prefrontal cortex）就在我們的額頭后面，主要負責大腦的執行功能、決策、計劃、情緒調節、社會認知等高級認知功能。書里說，這個部位占大腦皮質灰質的將近35%，消耗的卡路里也高得不成比例。“燒腦”，大概燒的就是這個地方。不同物種之間，前額皮質更大，往往也意味著社會群體更大。這使得早期人類能夠建立強有力的社會紐帶，適應了氣候急劇變化時期的環境，而沒有較大前額皮質的尼安德特人等早期原始人，就沒能生存下來。高度發達的前額皮質是人類區別于其他動物的重要特征之一。

數字時代，每個人都被很多媒介環繞，書中實驗表明，人有三分之二的非工作時間都在消費某種媒體，而且人的注意力在以驚人的頻率在不同媒體平臺之間頻繁切換，差不多2-3分鐘切換一次。這樣高強度刺激的環境從娃娃開始，在近二十年立體式地包圍了所有人，社交媒體介入并重裝了我們的獎勵中樞，讓我們的前額皮質不堪重負，帶來的后果相當嚴重，最顯著的就是執行功能下降、心理健康出問題等。夜深人靜的時候對照一下自己，是否在長期多任務長待機工作后感到腦殘？是否在刷完社交媒體后感到抑郁？

關于解決方案，書中第九章列出了十條規則，都老生常談了。我覺得沉浸式閱讀也是一種保養前額皮質的辦法。書中說，閱讀是只有人類才具有的技能。據估計，這種技能是在大概五千年前進化出來的，是人類最近才取得的一個進步，我們這個物種在地球上生存的大部分時間里都不存在這個技能。閱讀需要前額皮質更大區域參與，也需要與閱讀有關的網絡的其余部分有更多連接。

《教育何用：重估教育的價值》

【美】尼爾·波茲曼/著 章艷/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明室Lucida，2024年10月版

推薦人：方曉燕

推薦語：

《娛樂至死》、《童年的消逝》、《技術壟斷》的作者尼爾·波茲曼的新書。說“新書”是就中文版而言，該書的英文原版出版于上世紀九十年代，但書中所論及的問題當下看來不僅不過時，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波茲曼在前言中解釋了他為什么給這本書起名為“The End of Education”，他說：“在檢索人們對學校教育的觀點時，我注意到大部分的對話都是在討論手段，很少討論目的……我寫這本書，是希望能夠稍稍改變一下對‘學校問題’的定義——從手段轉向目的。‘end’這個詞至少有兩個重要的含義：一是‘目的’，二是‘終結’。哪一個含義都可能適用于學校的未來，這取決于人們是否會嚴肅地討論這個問題。我給本書起了這樣一個模棱兩可的標題，意思是說，如果沒有一個超驗的高尚目標，學校教育必然會走向終結，而且越早終結越好。反之，如果有了高尚的目標，學校就會成為教育的核心機構，年輕人可以通過它找到繼續自我教育的各種理由。”他認為：“盡管文化本身教給人們的一些東西具有破壞性，但學校可以有所作為，改變人們看待世界的視角。也就是說，有意義的學校教育可以提供一個觀察世界的視角，通過這個視角，人們可以看清當下，借鑒過往，對未來充滿希望。這意味著，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學校教育可以教人如何創造生活，這與教人如何謀生大不相同。”

令人感慨的是，討論教育問題所引發的習慣性無力感，使得即使這些話出自這樣一位杰出人文學者之口，即使在書中他結合美國的國情詳細建構了多種方向和具體措施試圖為學校教育提供目標和答案——這些話讀來依然有種懸浮感，連作者自己都自嘲這是“一份浪漫主義者的情懷”。但同樣令人感慨的是，當這些作者出于“很現實的擔憂”和“深深的疑慮”祭出的“情懷”以否定形式表述的時候，就瞬間有一種擲地有聲的現實感了：“無處可去意味著要生活在一種毫無生機的文化中，人們既看不到過去也看不到未來，聽不到權威明確的聲音，找不到任何組織原則。在這樣的文化中，學校有什么用？學校又能有什么用？”

《倫勃朗的眼睛：天才與他的時代》

【英】西蒙·沙瑪/著 黃格勉、林曉筱/譯，上海三聯書店·理想國，2024年5月版

推薦人：臧繼賢

推薦語：

這本書里不僅有藝術史，還有與之相關的宗教改革史等。作者的敘述像一張編織綿密的網，有時候讀起來有點透不過氣，因為有太多細節。所以更是無法想象作者在收集資料和寫作的時候花了多大功夫。不過作者描述每一個人物的時候，多少帶有一點調侃和戲謔，所以讀起來不會乏味，只是覺得大家都是某個“倒霉鬼”，同當代人一樣可憐又可笑。就像他說倫勃朗：“他的問題究竟是過于沖動還是過于勤勉，倫勃朗的批評者無法就此達成一致，尤其在他去世之后。無論是哪種情況，在人們普遍的記憶中，他都是現代主義出現之前最擅長使用寬刷的大師。”

哪怕是在17世紀，藝術界，當然是藝術界的頂流，也是整日爭名逐利，“當倫勃朗受雇前去為阿馬利婭王妃畫側身肖像（很有可能會掛在洪特霍斯特繪制的親王畫像對面）的時候，他一定會難以抑制地去想象自己過上洪特霍斯特般的生活：榮耀、名聲、金錢、宅邸、四輪馬車、金鏈子”。但也多虧他們的激烈競爭，才留下來這么多經典的藝術作品。

有讀者說這本書是“買”倫勃朗“附贈”魯本斯，的確如此，或許書名里就應該把魯本斯加進去。作者對他們的評價也十分到位：“來魯本斯展廳參觀的人，當他們駐足停留時，往往會對墻上龐大而晦澀的色彩交響曲望而卻步。而那些來倫勃朗展廳參觀的人會走近觀看，仿佛在拜訪一位親戚。當然，倫勃朗最后成了魯本斯根本無法想象，也不會期望成為的那類畫家。”

《批判的武器：羅莎·盧森堡與同時代思想者的論爭》

馬嘉鴻/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大學問，2024年11月版

推薦人：鄭詩亮

推薦語：

馬嘉鴻博士的新作《批判的武器：羅莎·盧森堡與同時代思想者的論爭》既是一部痛快之書，也是一部痛切之書。

說它是一部痛快之書，乃是因為書中展現了羅莎·盧森堡作為“一位充滿激情的革命者”與“以尖銳辛辣而著稱的辯論家”（張光明教授語）的無窮魅力。三個章節“改良還是革命”“疲勞還是斗爭”“民主還是專政”就是針對當時的社會主義革命真問題的三大辯題，而盧森堡毫無疑問是這三場辯論賽的最佳辯手。圍繞德國資本主義的新趨勢與社會民主黨的新任務、群眾罷工的領導權與儲備金問題，以及俄國實現革命的道路與策略問題，盧森堡以其獨到的思考、犀利的詞鋒與無畏的姿態，與考茨基、伯恩施坦等論敵展開激烈的交鋒。今天的我讀來有多痛快，想來當時的論敵就有多難堪。舉例言之，1898年9月21日-28日，盧森堡的《社會改良還是革命——談談伯恩施坦的一組文章：社會主義問題》在《萊比錫人民報》連載時，同為杰出女性革命家的克拉拉·蔡特金寫信給《萊比錫人民報》主編肖恩朗克熱情稱贊說：“勇敢的羅莎，她狠狠地敲了面口袋伯恩施坦一頓，敲得厚厚的粉末滿天飛，伯恩施坦學派的假發都一根根從頭上豎了起來，因為他們沒粉可敷了。”這也精準地道出了我的閱讀感受。

說它是一部痛切之書，則是因為書中以外科醫生般的精準與冷靜，深入剖析了盧森堡的弱點與其所面對的困境。盧森堡生前所參與的所有政治論戰都失敗了，“歷史證偽了她對于形勢的判斷”。換而言之，她取得的是基于所謂原教旨理論的詞句與邏輯上的勝利，最終卻敗給了政治現實與歷史的發展，誠如書中所言：“她的弱點則反映出由于當時社會主義理論與現實的矛盾而呈現出的兩難困境：在西歐，資本主義自身協調能力的增強、議會改良主義力量的增長，逐漸減弱了現實政治中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而在俄國，列寧為了適應現實需要，對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進行改造，從而在策略上解決了落后國家的工人階級不能自發地生成階級意識，進而爆發革命的問題……盧森堡的既革命又民主的思想在東西方的歷史現實中同時受挫：在前者那里，盧森堡對革命的堅持被認為是對社會民主主義正統‘消耗戰略’的妨礙，革命被無限期地推后了；而在后者那里，革命的進程變更了馬克思革命理論的初始條件和相應結果，以致盧森堡對群眾自發性的繼續堅守好似無人理睬的隔空喊話。新的歷史條件使得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最終方向發生了脫節，這正是盧森堡思想、同時也是馬克思學說遭遇的來自現實的嚴峻的考驗和困境。”“既革命又民主”可謂對盧森堡思想的最為凝練的概括，也能充分體現盧森堡作為“馬克思的最好學生”的特點。《共產黨宣言》中那句“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不知鼓舞了多少熱血青年，而盧森堡的思想與行動則對這句革命箴言所代表的精神做出了深刻詮釋，從而具備穿越時空，讓今天的我們受到感動和啟迪的力量。

《為動物而戰：19世紀英國動物保護中的傳統挪用》

李鑒慧/著 曾琬淋/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2025年1月版

推薦人：顧明

推薦語：

本書源自作者在劍橋大學讀書時的博士論文，2019年成專書出版，中文版近日推出，收入了“動物與人”叢書。

如書名所示，李鑒慧教授用這本書詳細講述了發生在19世紀英國的首場動物保護運動，重點是動保運動者如何在“為動物而戰”的過程中，挪用傳統資源為我所用。全書分為了五章，分別介紹挪用基督教傳統、挪用政治傳統、挪用自然史傳統、挪用演化論傳統、挪用文學傳統的歷史。“各章節逐一考察運動如何通過選擇、詮釋與傳播的過程，援用傳統的思想、道德與文化資源等，以促進運動各項動員工作與目標的實現，并參與這些傳統的再造。”比如個人比較感興趣的挪用文學傳統方面，作者首先分析了文學與動物的親緣關系，不僅在諸多經典文學中有著人與動物的美好故事，更有眾多的鼓吹過善待動物的著名作家；其次提出人道主義在18世紀文學中萌發，以及在19世紀文學中被賦予了更廣泛的文化和道德意義，加上19世紀末數十年的動保運動在反動物實驗和科學自然主義的抗爭中有意識的自我定位，這些共同促成了動保運動者對文學傳統的認同和積極挪用。其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動保運動者參與的“科學VS.宗教”“男性理智VS.女性情感”等論爭；隨著印刷和通信技術的發展，動保運動者主動下場撰寫文學評論，從而誕生了“動物文學評論”這一類別，更是讓原本就是其成員的文學評論家們撰寫大量評論文章；他們還爭取當代作家支持，讓作家們為動保目標而創作小說，比如杰克·倫敦的《群島獵犬杰瑞》和《杰瑞的兄弟邁克爾》……

正如譯者所言，“中國內地的動保進程也正經歷與英國當年類似的階段”，如何進一步推進中國的動物保護，或許當年英國人的這些策略，今天的我們也可以挪用。

《俠盜亞森·羅平》（全彩插圖版）

【法】莫里斯·勒布朗/著 【法】樊尚·馬里耶/繪 周克希/譯，譯林出版社，2024年7月版

推薦人：韓少華

推薦語：

福爾摩斯追兇緝盜，亞森·羅平盜畫取寶；柯南·道爾篤信招魂術，莫里斯·勒布朗則寫出活過幾百年的卡格利奧斯特羅伯爵夫人。柯南·道爾所創造的倫敦城里的紳士神探，讓勒布朗很不服氣，法蘭西的神探不僅是一位紳士，更是“紳士俠盜”。

于是有了《俠盜亞森·羅平》。

倫敦城里貝克街上的福爾摩斯甚至算不上顧問偵探的鼻祖，更有愛倫·坡創造出來的那位蝸居巴黎的杜賓在先。而勒布朗則實實在在創造出了現代俠盜神探的元祖。亞森·羅平，薩特評論為“盜賊界的西哈諾”者，孕育了其后一連串讀者耳熟能詳的角色，俠盜魯平、怪人二十面相、方托馬斯、楚留香、俠盜魯邦三世、貓眼三姐妹、怪盜基德、十一羅漢、阿海……

勒布朗甚至為了讓羅平火，在創作初期直接寫他和福爾摩斯斗。福爾摩斯“沒有抓不到的罪犯”，包括羅平。羅平“沒有逃不脫的羈押”，包括福爾摩斯親手給他戴上的手銬。矛扎破了盾、盾還是護住了人，雙雄顏面不失、皆大歡喜……這則故事當然被收錄在這個選本里。

譯者周克希十多年前曾出過一本純文字版的《俠盜亞森·羅平》，也是選本，所選故事與這本大多重合。這本的獨特之處在于樊尚·馬里耶的插畫，風趣生動，讓愛羅平者更愛羅平。

《有罪的豬：稀奇古怪的動物法歷史》

【澳】凱蒂·巴尼特、杰里米·甘斯/著 邵逸/譯，商務印書館，2025年1月版

推薦人：黃曉峰

推薦語：

1386年，法萊斯法庭以謀殺兒童的罪名判處一名刑事被告死刑。行刑前，被告穿上了新衣服，為了反映“她”對孩子造成的傷害，“她”的頭和腿被弄傷了。然后，“她”在人群前被絞死。這一悲慘案件有何值得注意之處？被告是一頭母豬，像人一樣被審判并被判有罪。這一事件頗令人難忘，以至于法萊斯圣三一教堂曾有一幅表現行刑場面的壁畫。（161頁）

這是本書第三章“歸罪動物”開頭的一段描述。本書由海量的小故事入手，廣泛探索生活中與動物相關的法律事件，由此引出一個耐人尋味的話題：歷史上的動物及其法律地位。更重要的是，動物法不僅表達了人與動物的關系，也映射出社會對奴隸、兒童、婦女及其他弱勢群體的態度。

在整本書中，作者用大量的案例說明，“法庭在把動物視為單純的‘物體’和有自身能動性及需求的生物之間搖擺不定”。（90頁）“這些法律側重于人類的競爭利益，而不是非人類動物的利益，但在某些方面，也確實考慮了非人類動物——無論是作為種族還是作為個體——的特點。在有些法律領域，評判非人類動物的行為，要依據特定物種‘合理的’行為。‘理性動物’的概念類似‘理性人’這一常被用于裁定人類侵權行為的法律術語。因此，法院在將動物視為物品和將動物視為有知覺或有個體愿望與需求的生物之間游移。”尤其到現代社會，法律上的困惑愈來愈復雜。比如，作者將動物分為馴化動物和野生動物，但同時也指出，對動物的所有權或控制權就是一個大麻煩，比如，蜜蜂的所有權就很難解決。

如果說動物的所有權還是人類的權利，那么動物本身的權利呢？作者討論了動物尊嚴，說我們立刻會想到貓科動物、靈長類動物，但是要想到其他生物就有點難了，比如蛇、螞蟻等。作者舉了一個例子，一只巨型章魚被捐贈給水族館，被安置在一個魚缸中，動保組織成員立刻批評這一做法，因為擔心它可能自殘。三個月后，章魚死了，據推測是因為它的觸手拔出了用于排水的塑料管，因此出水速度大于進水速度，水流光了。動保組織在水族館門前舉著寫有“恥辱”一詞的標牌表示憤怒，并且要求尸檢。（360-361頁）

動物知覺也是一個問題，有人描述了龍蝦被放進鍋里時的痛苦，于是澳大利亞某州政府建議先將龍蝦在冰水中浸泡20分鐘，再迅速切斷其中樞神經系統。這很好，但我覺得梁惠王的解決之道顯得更真誠些，因為不忍其觳觫，所以殺就殺了，但不要讓本王看見。

回到關于豬的審判，作者認為，這種動物審判有表演性的一面，與羅馬人喜歡看罪犯被角斗士或動物處決一樣。他還介紹了幾種不同的審判動機猜測：有人認為家養動物受到審判不是因為它們被等同于人類殺人犯，而是因為它們顛覆了自然規律：它們殺死了本應掌控它們的人類。另一位學者則認為，這是為了是幫助地方社群應對難以駕馭的威脅——不是因為它們被證明有效，而是因為它們能夠給人留下一種印象，即當局正在以合作和堅決的方式不懈地維護法律與秩序。（176-177頁）這兩種看法，在我看來，都是無視動物的主體性。

作者最后介紹說：1987年，美國作家弗勒爾·考爾斯出版了一本《如果我是動物》（If I Were an Animal），在其中，100位名人回答了“如果轉生成為動物，你選擇做什么？”。……時任世界自然基金會主席的愛丁堡公爵菲利普親王撰寫的前言中說：“對特定物種的動物產生親近感是很容易的，但我只想知道，轉生成一種數量急劇減少、面臨滅絕風險的動物，會是什么感覺？……我必須承認，我很想轉世成為一種致命病毒，但這也許太過分。我更希望看到，仍有希望與其他生物共享地球的人類，出于對其他生物的考慮，自愿限制自己的數量。”（373-374頁）

我很欽佩菲利普親王的格局，但真的很困惑，現在人類確實是在“自愿限制自己的數量”了，但似乎完全不是出于對其他生物的考慮。怎么辦？

《中年危機》

【日】河合隼雄/著 李靜/譯，上海三聯書店，2024年10月版

推薦人：朱凡

推薦語：

不知不覺間，“中年危機”已經成了和同齡友人們聊天時出現的高頻詞匯，加上對于心理學、文學以及以文學作品作為對象進行心理學分析這種研究路徑的興趣，這本書對我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榮格認為，人在中年階段會經歷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前半生的主要目的是確立自我、贏得社會地位、結婚育兒，而人生的后半部分則會轉向追尋“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這樣根本性問題的答案，從而為人生的終極課題——“如何接受死亡”——做好準備，這個大幅度的轉折往往伴隨著相當的危機。河合隼雄出生在1928年，是日本著名的榮格學派臨床心理學家，因為他個人的時代性，以及書中選取的文學作品一律來自日本文學，這本書讀起來不是毫無隔膜的，但這并不妨礙書中探討的有關中年時期的種種問題——職場地位、夫妻關系、孩子的教育、對衰老的問題——引起所有讀者（尤其是東亞讀者）的深切共鳴。

本書正文共十二章，也就是通過十二部文學作品對中年危機的不同方面進行了分析，因為每篇都有很強的故事性，因此很快就能讀完。我在閱讀過程中有一個突出的感受，即中年問題的核心在于時間，或者說是一種時間感的改變，有的人感覺時間停滯了，有人突然重燃了青春的熱情，夫婦之間的時間感常常錯位，于是矛盾叢生危機四伏。在最后一章對夏目漱石《路邊草》的解析中，河合隼雄對漱石對時間的看法表示了贊同，“過去、現在和未來作為一個整體出現在眼前”。小說的主人公健三覺得“這世上根本就沒有什么能夠真正了結的事情”，對腦子里一直回繞的“你來到這個世上到底要干什么？”的問題高喊“不知道”“不怪我”，但在河合隼雄看來，如果把視點放到足夠高的位置，會發現人在說著“不能怪我”的同時，還是會做一些自己也難以理解的事情，而這就是自性實現的過程。這段話雖然有些拗口，但仔細想想，其中確實包含著對于中年人的開釋和安慰。

《罪惡與夢想：第二次世界大戰個人史》

【瑞典】皮特·恩格倫/著 萬之/譯，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24年9月版

推薦人：鐘源

推薦語：

瑞典作家皮特·恩格倫的《美麗與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戰個人史》，選擇23個來自不同階級、國家、陣營的普通人作為主角，由他們的生命史抵達“真實”的一戰，視角獨特，寫法新穎。在新書中，他延續了這樣的寫作方式，描繪了39個個體在1942年11月這一個月的經歷、感受。這39個人有中國水手、有德國學生、有日本士兵，也有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他們遍布世界各地，以“多人交織傳記”的形式，呈現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微觀全景畫面。

在這本書里，處于中心的永遠是個人——個人的經歷，尤其是個人的感受。讀者可能會驚詫于作者很多“秘密隱私的描述”，恩格倫卻說：“我什么都沒有添加；我使用的資料來源已經足夠豐富了。”他認為，“事件的復雜性在個人層面上才呈現得最清楚”。他不希望個人在戰爭中的犧牲“變成歷史的細枝末節”，也不希望歷史的后見性將“當時不確定的和不可預測的人類災難轉變成一部令人興奮但從根本上有驚無險的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