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曾回憶說，他所寫的《袁崇煥評傳》發表后，史學家向達曾去信指正。事實上，這件事情迂曲乖謬、古怪離奇，非但向達未曾參與其中，金庸也始終蒙在鼓里。對這段學林往事予以考索，可增趣識。

向達

金庸的小說都曾在報紙和雜志上連載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他開始全面修訂自己的小說，定名為《金庸作品集》陸續出版，其中《碧血劍》一書后面附錄的《袁崇煥評傳》是金庸所寫的一部人物評傳，袁傳在敘事與評議時情感豐沛，著意渲染、還原明末清初朝代更迭時的歷史氣氛，其著述體例更像一篇史論，而不像一部專著。

金庸在《碧血劍》第二和第三版后記里對《袁崇煥評傳》的說法有出入，略引兩版后記相關說法如下：

一、《碧血劍》第二版后記寫于1975年，金庸在文中說，“《碧血劍》是我的第二部小說，作于一九五六年”，袁崇煥和金蛇郎君這兩個“在書中沒有正式出場的人物”才是小說真正的主角，由于小說明面上的主角袁承志性格不夠鮮明，“袁崇煥也沒有寫好，所以在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間又寫了一篇《袁崇煥評傳》作為補充”，“現在的面目，比之在《明報》上所發表的初稿《廣東英雄袁蠻子》，文字上要順暢了些”（金庸《碧血劍》，三聯書店1999年版，687頁）。

《碧血劍》，三聯書店1999年版

二、《碧血劍》第三版后記寫于2002年，金庸在文中不再說《袁崇煥評傳》寫于“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間”，改說“書末所附的《袁崇煥評傳》，寫作時間稍遲”，并提到“《袁崇煥評傳》一文發表后，得史家指教甚多，甚感，大史家向達先生曾來函賜以教言，頗引以為榮，已據以改正”（金庸《碧血劍》，廣州出版社2013年版，785-787頁）。

《碧血劍》，廣州出版社2013年版

《袁崇煥評傳》1975年5月23日開始在《明報》連載，同年6月28日連載結束，完整標題為《廣東英雄袁蠻子——袁崇煥評傳》，金庸在連載第一期的題記里寫道：“為了修訂改寫武俠小說《碧血劍》，近幾個月來讀了一些與袁崇煥有關的資料……因此我試寫了這一篇文字。其實這不能說是‘評傳’，只是一篇‘讀史感想’。這篇文字本有許多條附注，說明資料的出處，相信報紙的讀者不會感到興趣，所以在這里都略去了。這些注解與有關圖片，將來發表在《碧血劍》的修訂本里。”（連載第一期的書影見嚴曉星《金庸年譜簡編》，四川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290-291頁；另見鄺啟東《另類金庸：武俠以外的筆耕人生》，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3年版，109頁）同年10月，《碧血劍》修訂版（即第二版）的上下冊出齊。

向達1966年11月24日在北京去世，時年六十六歲。向達逝世的時間并無疑問，二十年后向達的學生陳玉龍有回憶文章發表在《人民政協報》上（見沙知編《向達學記》，三聯書店2010年版，37-41頁），陸鍵東見過官方內部材料《向達生平檔案》，也曾在書中述及（見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聯書店1995年版，419頁）。從《袁崇煥評傳》連載第一期起首的題記來看，初稿發表于1975年這點也沒有疑問。矛盾的地方在于，向達已在1966年去世，怎么可能看到1975年才發表的《袁崇煥評傳》？

據媒體報道，2022年中國大陸首次舉辦“金庸展”，其中部分展品系首次展出。經湖北省圖書館工作人員提示，咨詢該展覽的主辦單位香港特區政府駐武漢辦事處，得知與信札相關的展品只有一件“查良鏞致《明報》編輯部手諭”。不過在香港文化博物館的藏品中倒可以拎出一條線索，該館藏有金庸使用過的資料簿（編號HM2020.11.109），一共三十一份，由金庸家人捐贈，標簽均由金庸手書，其中有一份標注為“學者函件”，但經館方郭義浩先生檢視，答復未能找到與向達相關的信札。

不過，基礎文獻的缺乏，并不妨礙對這一問題的判斷：向達去世在前，金庸《袁崇煥評傳》的初稿發表在后，這兩處相互矛盾的事實無論如何翻不過去，向達從未寫信跟金庸談論《袁崇煥評傳》，這一點是確鑿的。

在《碧血劍》第三版后記中，金庸把關于《袁崇煥評傳》寫作時間的話挪到前頭，開篇就說：“《碧血劍》是我的第二部小說，作于一九五六年。書末所附的《袁崇煥評傳》，寫作時間稍遲。”從明確的“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間”，變成模糊的“寫作時間稍遲”，不能說明金庸已經發現向達的去世時間和《袁崇煥評傳》的寫作時間對不上，因為那樣的話金庸只需要重新核對那封信的署款日期，就必然會發現那封信是1975年《袁崇煥評傳》在《明報》連載之后才寄達的，金庸自然不會把這件事說出來。何況第三版后記相對于第二版，除了在內容和表述上做了調整（如修改《碧血劍》的增訂篇幅比例，模糊《袁崇煥評傳》的寫作時間），也刪掉了一些話（如小說的真正主角是袁崇煥和金蛇郎君，小說明面上的主角袁承志性格不夠鮮明等），還添加了很多與本文討論的問題無關的話，“寫作時間稍遲”只是純粹的文字細節調整而已。金庸過世后，廣州出版社又出了一套金庸作品集的“典藏本”，該版《碧血劍》的后記跟第二版沒有不同（金庸《碧血劍》，廣州出版社2020年版，779頁），所謂的“典藏本”其實就是第二版，就材料而言并不新異。

比較合理的解釋是，金庸當年收到那封信時，并不知道向達已于1966年去世，時間久了更不會意識到有問題，2002年在《碧血劍》第三版后記中提到向達，以至后來新修版（即第三版）多次再版重印，金庸仍不知道向達是1966年去世的，而是以為向達至少是在1975年寄出那封信之后才去世的，向達逝世的時間本就是個相對冷僻的知識點，不知道很正常。

金庸說《袁崇煥評傳》發表后“大史家向達先生曾來函賜以教言，頗引以為榮，已據以改正”，表述是很明確的。要說金庸將他人來信誤記為向達，也不是沒有可能，但金庸1996年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自己一年前因心臟病做過一次大手術，“新聞工作已經做到沒有精力再做了，小說家也差不多了……最大愿望就是，還有幾年這個生命的話，這個有限的生命主要拿來研究學問”。“向達”的指教對金庸來說顯然是有分量的，應該會留下深刻的印象，若把錯誤歸給記憶的話，未免過于簡單粗暴了。

不妨提出一種假設：問題也許出在那封信上，有人冒用向達之名寫信給金庸！

循著這一假設往下走。冒名寫信的人，動機究竟何在？不妨來看兩個類似的例子。其一，1934年有人冒名汪靜之，在《春風周刊》上撰文罵《讀書顧問》主編王平陵，汪靜之發現后寫信向王平陵解釋，《春風周刊》的編輯之一孫望是汪靜之的學生，卻連他也沒能在事前發現端倪（見金傳勝《“關于冒名罵人”：汪靜之致王平陵的一封集外書簡》，《名作欣賞》2023年第19期）。其二，1964年一位從事稅務工作的青年毛國瑤寫信給俞平伯，說他認識的一位叫靖應鹍的人家里收藏有一部前所未見的《紅樓夢》抄本，該抄本后來遺失了，但他此前已經把其中一百多條脂批抄錄下來。由于這些批語涉及脂硯齋、畸笏叟是不是同一個人，曹雪芹去世的年份，小說八十回后佚稿的部分內容等重要問題，由此引出《紅樓夢》研究的諸多討論與爭議，至今仍存在重大意見分歧。而紅學界一直存在一種觀點，認為由毛國瑤輯錄的靖藏本批語是偽造的（見高樹偉《毛國瑤輯“靖藏本〈石頭記〉”批語辨偽》，《文史》2022年第4期）。這兩例背后的動機，或許有利益的驅使，也有可能是出于戲弄他人以取樂的心態。

假如金庸遇到的情況也類似，那么幾件事的區別僅在于，冒用向達之名寫信給金庸的人至少提出了有用的意見，當然，那應該只是報刊上時而出現的“本刊更正”之類的意見，沒想到騙了金庸幾十年。

也許只有這樣迂回的假設才可以跟這件事情的古怪相匹配，但材料上別無可據，就跟徑直將錯誤歸因于誤記一樣，令人不滿又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