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是人類生命中無法避免的問題，也是醫學之所以存在的理由。疾病觀是人類關于疾病的認識，歷史書寫不免要經常涉及疾病觀問題。近年來，文化史、社會史、生命史、身體史、性別史等“新史學”研究就相當關注歷史中的疾病問題，而且成果累累。不過亦不難發現，來自人文歷史角度的研究與傳統醫學領域的醫學史研究時或結論不一。這反映出人文思維與醫學思維下的“疾病觀”有所不同。書寫“疾病的歷史”，有必要綜合醫學和人文等不同視野，其中還應注意的是，醫學視野尚有中醫與西醫之分。在注重學科交叉互鑒的當下，對如何整合不同疾病觀應有所思考。

疾病史研究回顧

中國古代雖有“醫史”之名，但如宋代周守忠《歷代名醫蒙求》、明代李濂《醫史》和清代王宏翰《古今醫史》等“醫史”著作，內容基本只有人物史，按現代醫史學科締造者陳邦賢先生的說法：“都是傳記的體裁，不能紀述歷朝醫事的沿革及其進化的理由。”因此，他在1919年著《中國醫學史》一書時提出：“醫學史是一種專門史，研究的須分三類：第一類關于醫家地位的歷史，第二類關于醫學知識的歷史；第三類關于疾病的歷史。”該書拓展了醫學史研究的領域，而且首次專辟“疾病史”章節。

要研究“關于疾病的歷史”，無疑要先討論什么是“疾病”。這就涉及中西醫的不同觀點問題。陳邦賢的時代西醫盛行，他在《中國醫學史》中也開宗明義地說明要建立“科學”的醫學史，于是在處理“疾病史”時提出兩種方式：一種是在每個時代后列一節病名，指出這一時期提到什么病名，依據古書論述，或稍引古書說明，然后用現代疾病的分類系統，將古代病名歸入呼吸、循環或傳染病等類別中；第二種方式是在最后的“疾病史”部分，以現代醫學的病名為綱，梳理被認為屬于這種病的古代醫學史料。由此可見，陳邦賢的“疾病史”是以西醫病名為基礎的。

當時西醫正在努力中國化，催生出了回溯歷史文獻的“疾病史熱”。不少西醫學科專家都曾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其中伍連德、王吉民和余云岫等富有成果。他們致力于將中國古代的記載作為史料，與西醫的疾病知識相對應，從而建立疾病在中國的變遷史。余云岫認為這是研究疾病史的唯一路徑，他說：“我國舊醫藥書所載者，多病之證候……如欲知古時疾病之情偽，則醫藥書中所載之證候，不可不詳為甄別……蓋疾病之歷史不明，則醫學史之主體已失，幾乎不能編纂矣。”余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不承認中醫的傳統“疾病”知識。中醫有自己的病名命名原則和知識系統，試舉一段晚清醫家周學海關于“中風”的論述為例：

中風者，人間第一大病也，而《金匱》論之甚簡重講陰虛之治。

文中的“中風”屬于中醫病名，這一段話可以說是簡要的“中風”病史，通過各家觀點說明了歷代對中風認識的演進。但在西醫觀點看來，科學的疾病命名須以病因、病理清晰和診斷明確為前提，上述中醫說法中的風、火、氣、濕等是他們不認可的。如余云岫所說，中醫“其所謂原因者，五行六氣之勝復生克于十二經脈五臟六腑而已”，在現代醫學看來根本不具備病因、病理意義，進而他認為中醫的治療只有改善癥狀的作用，“皆是對證療法，無所謂原因療法也”。

也就是說，到了近現代，“什么是疾病”已經成為問題，而且還是影響社會公眾的切身問題。因為在民國時期，政府先后出臺傳染病法規，建立衛生行政系統，開展疾病統計等，這些都是涉及民眾生活的重要政策，而又無不以西醫病名為基礎。即使不少民眾仍然信仰和應用中醫，但在這類事務中也必須遵守規定。余云岫提出“廢止舊醫”時，就將此作為理由之一，強調中醫對“調查死因，勘定病類”不能勝任，“完全不能為行政上之利用”。余氏之舉掀起極大的波瀾 ,在其影響下，中醫界內部也發生了應否采用西醫病名的爭論。

中西病名的差異如果僅是語言的不同，本不須爭論紛紛，最多名詞后面加個括注即可。然如前述，中西醫的疾病觀對“什么是疾病”看法有異，很多中醫病名難以與西醫直接對應，或即使病名所指相近，而機制說法仍差異巨大。如上面所說的“中風”，從臨床表現來看大致可等同于腦血管意外，算是中西病名中含義比較接近的了，甚至后來有些西醫著作也沿用了這一病名，但中西醫的病理解釋是截然不同的。民國中醫張山雷就指出：“觀其（注：指西醫）命名之義，固是離乎中醫舊說，別有發明……顧血行于絡脈之中，何故而上沖傷腦，竟致血管破裂？則治彼之學者，亦未能明言其原理。”他認為仍需按中醫“肝火處旺，化風煽動”的學說來論治，也就是要從中醫的“中風”疾病源流中尋求機理解釋和治療法則。當時這種觀點在中醫界成為主流。因此，20世紀30年代中央國醫館出臺《中央國醫館整理國醫藥學術標準大綱》，試圖要求中醫界統一采用西醫病名時，就引來猛烈批評。中醫界紛紛指出，病名并不僅僅是一個普通名詞，背后是不同醫學體系的疾病觀，涉及到對病因病理的解釋、診治原則的確定以及療效的判斷標準等，如果采用西醫病名，無形中會使中醫理論淡化甚至消亡。最終該方案胎死腹中，中醫界繼續沿用其自有的病名系統。

醫學知識有其社會性，與公共話語密切相關。雖然中醫界有其堅持，但是在西方科學知識日漸普及、國家學制完全以西方學科為基礎的環境下，中醫疾病觀其實正逐漸退出公共話語領域。這在知識界相當明顯，無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現代學者大都接納現代醫學知識觀。相關歷史研究也大多如此，涉及疾病問題時，均力圖通過現代醫學來解釋。

歷史疾病的回溯“診斷”困境

古代疾病史料都是用傳統術語記載的，如何對應現代醫學病名呢？醫史學者的做法，主要是將史書中記載的病情與現代醫學體系中的疾病名稱對應，實際是回溯“診斷”。這在有些情況下的確能為歷史書寫帶來新觀點。例如著名的三國時代赤壁之戰，兵力占據優勢的曹操因何失敗？《三國志》曾提到當時“大疫”，曹軍“吏士多死者”，現代學者紛紛嘗試從疾病史角度解讀，如有人認為是斑疹傷寒，有人認為是流感，有人認為是血吸蟲病等。這類研究有其積極意義，因為假如能判斷出當時的瘟疫性質，就可以對其危害程度做出較為清晰的評估，那么對歷史形勢的判斷也就不同了，可能會帶來對歷史的新認識。因此，面向歷史的“疾病史”研究一直是個吸引人的話題。

現代醫學的臨床診斷越來越依賴于檢測設備，隨著疾病考古學的興起，學界已將檢測手段引入歷史研究中，這更成為歷史研究的新熱點。不過迄今為止，大多數歷史人物尚不可能做到科技檢測，常見的做法依然是根據文獻來“回溯診斷”。一般情況下，學者結合醫學知識對文獻中描述的發病條件、流行狀況、癥狀特征和預后發展等資料進行考察，有時還可以結合治療結果來反證，以嘗試得出可能性的結論。以往這樣的工作主要由有醫學背景的學者來完成，其他歷史人文學者則應用有關結論來展開進一步研究。但是，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分析歷史文獻的著重點與方法是不同的。下面舉例進行討論。

（一）客觀事實還是文化心理？——瘴氣研究中的迷思

研究同一種歷史疾病，由于角度不同而結論不同的情況并不鮮見。例如“瘴氣”研究，存在種種爭議。“瘴氣”是歷史上有長期記載的疾病現象，相關研究呈現如下進路：科學認定—回溯困境—文化解讀。

第一階段起自民國時期。重點是用現代醫學分析“瘴氣”實質。這一時期對“瘴氣”文獻有過一些討論，但最大的進展源于“田野”調查與科學檢驗的結合。20世紀30年代，流行病專家姚永政等帶領研究團隊，到“瘴區”云南等地收集“瘴病”病人的血液進行檢測，證實大部分都患有瘧疾。后晉修、吳文華等人的研究也證實這一結論。由此，瘴病等于瘧疾成為共識，被寫入醫學教材。新中國早期的有關抗瘧、滅瘧運動的書籍，曾直接命名為《驅瘴記》。

第二階段主要在20世紀后期至21世紀初。這時期不少文化史和科技史學者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古代文獻中有關“瘴”的記載并非都符合瘧疾的特點。20世紀80年代，馮漢鏞提出瘴氣致病包括10類，分別是瘧疾、痢疾、溫病、腳氣、沙虱熱、大氣污染、喉科病、癰疽、指頭感染、脫發，后來又擴展到黃疸、消渴、克汀病、青腿牙疳、高山病、硒中毒、癌腫、梅毒等；此后，牟重行等認為“瘴氣”包括感冒和流行性感冒、瘧疾、中暑和恙蟲病、消化不良和腸道傳染病、水土不服、鸚鵡熱、中毒等多種疾病，指出瘴氣是“南方一切疾病的統稱”。還有一些非生物性病因疾病，如左鵬指出“青海迤西的瘴氣可確指為高山反應”，于賡哲持相同看法。

由于意見紛歧，以致動搖了“瘴氣”作為疾病史主題的意義。有學者認為：“所謂的瘴氣與瘴病并非一種疾病，那么在此基礎上進行的統計與分析就失去了可靠依據。據此，從疾病學角度對瘴氣與瘴病進行整體研究是缺乏依據的，至多可以作為個案研究。”正是在這樣的困惑中，研究轉向到第三個階段，即“瘴氣”文化論。有學者認為：“從心理學角度看，瘴氣與瘴病是中原漢文化對異域與異族進行心理貶低的集體無意識行為。……所謂的瘴氣與瘴病更多的是一種文化概念，而非一種疾病概念。”一些地區的瘴氣記載隨時間而減少，也有學者歸因于“景觀馴化”，認為“在華夏（漢）文化占主導地位以前，瘴情在南方各地的輕重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地為華夏（漢）文化所涵化的深淺”。有學者綜合認為，西南地區經由改土歸流而出現的人進瘴退，不僅是自然環境變遷史，還是中央王朝統治者對西南少數民族的歧視與偏見逐步消除的社會環境變遷史。

上述研究歷程反映出不同學科的不同思維。醫學界認為“瘴氣”是一個疾病問題，需要“診斷”出現代對應病名。在醫學訓練中，要求醫生善于從復雜的患者主訴中抓住主要問題，或盡可能借助客觀的物理、化學證據來作出“診斷”，一旦診斷成立，其他的枝節問題就不重要了，這種思維也體現在疾病史中。而歷史人文學者的角度不同，他們關注能否“回到”歷史現場，即注重對文獻的解讀是否符合當時的歷史情況，解讀史料不會自動標簽哪些“主要”“次要”，在其眼中“瘴氣”文獻包含多個病種，只有在文化史視野下才能對“瘴氣”現象進行總體研究。這種觀念也有其合理性，在其影響下，近年有關“瘴氣”的環境史、生態史、政治史等研究均有頗多進展。

（二）“腳氣”是什么：基于治療的反向判斷

另一類問題可用“腳氣”研究為例。“腳氣”原本也是醫學界已有結論的古代疾病。自20世紀初維生素B1被發現以來，疾病史學者根據癥狀、環境等要素，判斷古代的“腳氣”病即維生素B1缺乏癥，這也寫進了醫學教科書中。

但有學者在試圖回溯歷史中的“腳氣”時，認為存在不少疑問。廖育群認為，不能有“腳氣”之名即認為有“腳氣”之實，他指出“對于某些按照現代醫學的病因分類來看，純屬風馬牛不相及的疾病也被‘歷史性’地納入腳氣病范疇的可能性”，并“大膽”地推斷古代“腳氣”可能是因服食丹藥引起的鉛中毒，其中有“沖心”表現的可能是梅毒性心臟病與克山病等。此外，更強調不能因古代有成功治療腳氣的記載就推論古人已有正確的病因認識和“科學”方法，他稱那是“科學史研究領域中‘成就派’的看家本領”。他還看到，文獻記載有的腳氣患者用維生素B1治療無效，卻用中醫八味丸治愈，更質疑“是否還存在著對歷史上的腳氣記述與診斷，做出何真何假之判斷的可能”。李浩也有類似觀點，認為古代醫書中記載治療腳氣有效的藥物，其所含的維生素B1含量根本不足以治療此病，況且古人還用針灸和導引治療有效，由此主張“大量的中古醫家臨床治療實踐表明：古典腳氣與維生素B1缺乏無關”。就是說，按現代醫學觀點，如確是維生素B1缺乏的“腳氣”，中醫治療很難有效，如果有效，很有可能是其他疾病。

這種“反向判斷”思維反映了疾病史研究的另一難題。

（三）面向臨床：中醫傳承者的關注視角

如前所述，迄今中醫學術保持傳統話語。中醫角度的疾病史研究不存在轉換病名才能理解歷史文獻的問題。對于歷史中的疾病，中醫更關注的是其“知識史”，如不同時期的認識和治療，以及舊知識在現代的價值。

例如關于腳氣，來自中醫角度的觀點認為，僅僅將腳氣病視為西醫學中的維生素B1缺乏癥會使“大量歷代醫家關于腳氣病的經驗論治徒為擺設，無法為臨床廣泛應用”，因此致力于分析傳統中醫對腳氣病的病機認識，提出傳統對腳氣病的論述可以與當今臨床中的痛風病、風濕性心臟病、慢性心功能衰竭等銜接，認為它們可以列入古代腳氣病中，或可應用古代治療腳氣病的方法。這看似也承認古代腳氣包括多種現代疾病，但其關注點并不在此。按照中醫“異病同治”的觀念，病名不同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治療。中醫研究關注古代文獻記載的知識，致力于探尋古代醫者的治療思維，以求轉換應用于當代臨床中的類似證候。

在瘴氣研究中也存在這樣的中醫視角。因為在抗瘧治療中，西醫抗瘧藥物具有明顯的優勢，加上瘧疾的減少，中醫幾乎完全退出臨床治瘧領域。但是古代醫書中的“瘴病”方藥并非無用武之地，一方面，大量的方藥記載中可能包含著“科學”發現，青蒿素的發現即為例證；另一方面，對“瘴氣”的傳統理論闡釋盡管在病因學上未得到“正確”結論（如未能發現瘧原蟲致病），但其中包含的系統性思維有其價值，如筆者等基于“異病同治”理念和環境病理觀念，挖掘古代瘴病病機理論中的環境病理和體質病理因素，使瘴病文獻在中醫地域醫學流派“嶺南醫學”的研究中呈現其新的價值。這也是一種傳承中創新的展延性研究。

整合不同研究視野的思考

同一個問題在不同視角下有不同認識，在不同圈子各說各話，這是學術界的常見現象。但在學科交叉日益頻密、跨圈對話不斷發生的時代，或須考慮能否進行跨學科的系統評價？系統評價（systematic review）本是流行病學的概念，旨在針對同一臨床問題，通過對多個有爭議或相互矛盾的小型臨床科研采用嚴格、系統的方法進行評價、分析和合成，解決爭議或提出建議，為臨床實踐、醫療決策和今后的研究指導方向。本文嘗試將其理念借用于疾病史研究，探討不同學科的研究可否整合。

盡管歷史研究類型的文獻無法進行系統評價中的meta分析，但可以參照異質性檢驗（heterogeneity test）的模式，區分不同的研究類型并作評價。筆者將前述疾病史的不同研究視角進行分類，將以現代醫學病名對應古代疾病為目標的研究稱為“診斷”視角，將歷史文化心理角度的研究稱為“文化”視角，將中醫傳承角度的研究稱為“傳承”視角。筆者認為，對每種視角均應分析其基礎與路徑。

（一）“診斷”視角下的疾病史研究具有元基礎意義

“診斷”視角首先用來判斷問題是否屬于同一疾病史范疇，以及能否對應于某種現代病名。這一方面要看研究文獻來源，另一方面仍應首先嘗試運用抓主要特征的疾病診斷思維。以瘴氣為例，古代多數醫學文獻在癥狀、危害等方面的描述總體上具有一致性，現代醫學關于瘴氣即瘧疾（有時專指惡性瘧）的定論，符合南方地區流行病學的實際。歷史人文學者研究“瘴氣”更重視史志和筆記等非醫資料，但這些出自文人的文獻缺乏專業性，就像一個患者的主訴一樣沒有重點，把每個癥狀都當作一種疾病的話就支離破碎了。當然，可以認為有些非醫文獻的夸大記載的確是社會文化心理的反映，但其實質基礎仍是疾病之害。就“瘴氣”而言，且不說詩文中體現的個體恐懼，單就“瘴氣”對軍事的影響而言，也是不能只用文化概念來解釋的。例如北宋神宗時期，幾經艱苦從交趾手中奪回廣源州，改名順州并派軍隊駐守，卻因守兵“歲戍以三千人，十損五六”，無奈宣布：“今順州荒遠瘴癘之地，朝廷得之未為利，豈可自驅戍兵投之瘴土？一夫不獲，朕尚憫之，況使十損五六耶?”最終決定將其歸還交趾。明成祖時交趾布政司苦苦申奏“坡壘、丘溫、隘留三處，乃交趾咽喉，其地有瘴，官軍難于服習”，終致明軍無法駐守交趾，該地區完全脫離中國。軍國大事絕非兒戲，其中的疾病之害非常明確，從惡性瘧角度解釋最為合理。

在解釋“瘴區”的邊疆線推移問題上，“景觀馴化”“邊疆視野”等論有其價值，但不能脫離疾病史元基礎。以廣東為例，有學者認為該地區的瘴氣記載在宋元最多，明清時期記載大為減少，原因是廣東的經濟文化發展，內地了解增多，減少了臆想與傳聞。這種分析有其意義，但不見得是主要原因。筆者認為疾病特性、疾病地理和醫學水平發展等因素更為關鍵。因為瘧疾存在外來人群易患性，宋元時代中原人口大量進入廣東，相關記載自然特別多。明清之后，瘧疾并非消失了，而是危害性不如宋元明顯。這一是因為人群適應性增強，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調查證實，廣東仍是高瘧區，民眾身體上帶有瘧原蟲或患有慢性瘧疾的很多，只是已經適應甚至完全沒有感覺；二來居住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大幅擴展，廣東人口重心逐漸轉移到三角洲平原地區，相比此前客籍人口集中居住的粵北山區，瘧疾患者較少。所以，明清以后嶺南“瘴病”記載大為減少，首要原因在于實際危害減輕，并不是因為邊疆“心理歧視”的消除。另一原因是當地醫學水平提高，廣泛應用中醫理論治病，不再停留在“凡病皆謂之瘴”的階段。而在同一時期，云南、貴州等地人口增多，又缺乏理論化的醫藥知識，反映出來的現象就是“瘴氣”“轉移”到了西南。總體上筆者認為，文化心理和“邊疆”觀念在瘴氣觀念史上有一定價值，但并不能解釋整個歷史時段和各個區域的瘴氣危害性和社會影響。

（二）“診斷”視角與“傳承”視角需要互參

早期疾病史研究以“科學”為宗旨，是排斥中醫理論的。其實“診斷”歷史上的疾病，和臨床中診斷患者一樣，可以中西觀念并用。歷史疾病的現代“診斷”與中醫治療方藥，并非只有證實和證偽的正反關系。

以腳氣治療為例，唐代孫思邈說，當時有醫者治療“多獲全濟”，同時舉出了不少有效方。參照現代醫學知識會有兩種推論：其一，記載可靠，疾病痊愈，說明維生素B1得到了充分補充，這是古代“偉大發明”，應當分析處方中哪些藥物含有足量維生素B1；其二，認為古代根本沒有相關知識，且近代以前腳氣病從未得到有效治療，故書中“全濟”是夸大其辭。但是“回到”歷史現場的話，為什么孫思邈要虛假描述，還認真記錄？為什么一代代中醫仍在傳習這些方藥知識，并不斷記載其效驗？

筆者認為，理解古代文獻描述需要基于當時的實際情況。以唐代柳宗元為例，根據記載他長期患有腳氣病，在被貶于嶺南柳州期間發展為重癥，“元和十二年（817）二月得腳氣，夜半痞絕，脅有塊，大如石，且死，因大寒不知人三日，家人號哭”，后來用中醫瀉水的方法挽救生命。這個例子中，可以判斷柳宗元可能長期患有維生素B1缺乏癥的“腳氣”，后來還發展為“腳氣沖心”重癥，中醫的治療也確實起死回生。這個案例確實稱得上“全濟”，但未見得其維生素B1已達正常水平。古代根本也不存在這種評價標準。也就是說，理解古代所說的“痊愈”“全濟”等術語，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合乎現代醫學的療效標準，當時可能只是指救急或改善重癥。如果斤斤于尋找處方中哪味藥含有藥理作用，未必有結果。類似的情況也見于古代治瘴，如《嶺南衛生方》中記載了不少成功治療瘴瘧的案例，具體分析之下也多是指救治急癥危癥，該書雖然也使用青蒿治療，但參考現代研究，可以判斷主要是在退熱等方面發揮作用，難以達到青蒿素徹底消滅瘧原蟲的效果。不過對患者來說，當時的治療已極為成功，其方法是值得中醫繼承和運用的。但反過來，中醫在傳承中也不能忽視疾病史診斷的元基礎，需要客觀地認識到古代治療方藥可能未達今日之痊愈標準，借鑒應用時需有分寸。

（三）“文化”視角更需要結合傳統醫理

“文化”視角傾向于情境化地看問題，更關注歷史細節。但基于現代醫學的“診斷”的疾病史研究，并不總能為歷史文化研究提供幫助。因為其注重主要特征，不會因為個別案例改變基本認識。在這種情況下，歷史人文類研究其實更應與中醫的知識觀相結合。

如“瘴氣”的文化影響，關于邊疆的“心理貶低”說雖有其道理，但筆者覺得環境地理疾病觀帶來的恐懼更占主要因素。當時的瘴氣觀念很少談及民族因素，更多是從地域環境來解釋病因。如認為“瘴”源于“障”，即源于閉塞不暢的環境，由于山嵐阻隔導致氣機不通，濕重（部分地區是高寒）而成病。其思維著眼點是疾病與環境的關系。這可以解釋“瘴氣”對應疾病的多樣性，因為環境因素包含了現代的多種環境性或生物性病因。同時也可以解釋為什么瘴病區域大多是南方邊疆地區，這是因為中國的文明從中原地區向南方擴展，正好是從平原地帶向丘陵地帶擴散。在這種環境病因觀中，該地區的環境無法改變，基于“氣”論的“瘴氣”又無處不在，自然就導致對疾病的恐懼泛化成對一個區域的恐懼。可見，中醫的疾病觀與歷史現象更具一致性。從中醫環境病因觀來看問題，更有助于整體討論“瘴氣”的社會影響及其非理性擴散。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歸納與疾病史相關的研究路徑，可以按以下原則整合：醫理為本，人文擴展；西說為基，中說溯源。具體來說，應當承認在疾病史研究中，醫學文獻的價值要高于非醫學文獻，醫學角度的研究要作為前提。即使回溯“診斷”不能得出絕對的結論，但必要的推斷仍是重要參照。歷史研究可以在此背景下，再逐條分析文獻，討論個別文獻中可能包含的其他病種，或者討論其文化心理影響。過于脫離醫學原則的人文研究很難經得起深入推敲。另一方面，僅作回溯診斷而不重視中醫疾病觀的話，則難以回到歷史“現場”，以致缺乏“了解之同情”，同時也可能遺漏仍有現實意義的知識，因此一個全面的研究必須同時觀照中醫學理。

醫學史是這樣一門獨特的學科——它既可能是為醫學服務的歷史，也可能是為歷史服務的醫學。學者們基于不同的角度會有不同的研究取向。對于古代病名，現代醫學如能提供對應的定性認識，當然最為理想，但大多情況下無法做到，常常只能提出幾種可能性，這就導致對歷史現象認識的分裂。而要把握歷史現象的整體，離不開傳統中醫疾病觀。

與疾病相關的歷史研究跨越醫學與歷史兩大學科，本來就很有難度，而要求研究者進一步結合現代醫學與中醫的疾病觀，則難度進一步加大。但這種困難如果能夠很好地克服，對歷史的詮釋就會更加立體。如果在多學科交叉背景下，多方面的視角能夠進一步整合，我們對歷史中的生命和疾病現象，可望有更立體和全面的了解。

（本文首刊于《中醫藥文化》2024年第5期，原題為《疾病觀與歷史書寫芻議》。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