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文化藝術汲取百家之長，既能立足自身傳統與特色，亦積極吸收多元文明精華，在鑄就自身輝煌文化豐碑的同時，借助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等交通干線影響了亞歐大陸在內的廣袤地區。此種跨區域交流通過思想宗教、物質經貿等領域的頻繁往來，從而推進了各民族在文化交融與藝術創作上的互動，并呈現出各方和諧融匯的恢弘圖景。有鑒于此，為深入挖掘古代中國藝術遺存的價值，全面分享和討論藝術史及相關研究的最新成果，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組織策劃了“山海之間——古代中國跨區域藝術史青年論壇”學術研討會。本次會議召集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故宮博物院、敦煌研究院考古所、上海市文物保護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同濟大學、中央美術學院、中央民族大學、西北工業大學等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青年學者，并特邀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副院長李星明教授、鄧菲教授、董少新教授、華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美術史論研究所所長朱滸教授、施錡教授、西北工業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石建剛副教授擔任評議專家。會議于2024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舉辦。

與會者合影

古代墓葬藝術研究的多元視角

會議第一版塊的主題為“異域之眼——墓葬藝術與文化交流”，由華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朱滸教授主持。西北工業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副教授劉艷、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助理教授陳軒、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李晨依次進行發言。

劉艷首先做了題為“西風東漸：漢代及其以前的水滴紋金飾”的報告。報告依托陜西咸陽塔兒坡、江蘇盱眙大云山等戰國秦漢墓的最新考古發現，主要對漢代及其以前的水滴紋金飾的制作工藝、裝飾風格和文化意涵進行探討，并通過對部分黃金制品的科學分析和工藝研究，在跨學科的宏觀視野下重新檢視早期中國的黃金技術實踐，豐富了對史前絲綢之路/草原之路和多元文明互動的認知。報告最后指出針對古代金銀制品的相關科研成果可再融入當代珠寶工藝，以回饋社會。

陳軒聚焦于四川漢代面具中的異域元素，通過分析漢代四川方相氏、說唱人等鎮墓俑的面部形象以及相關漢畫中的形象，指出漢代四川的面具形象受到了來自域外的戲劇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希臘化的中亞地區。報告具體闡述了以“抬頭紋”的刻畫為特色的四川面具形象的由來，將之追溯到希臘的阿伊哈努姆古城，厘清了以演員人群和舞臺文化為媒介的域外文化的傳播途徑和方式，并指出四川漢代的面具體現了漢代對于人物面部表情塑造技法的重要革新，外來的物質形象豐富了當地的圖像創作語匯。

李晨將研究目光投向東亞海域中的高句麗石室壁畫墓，報告指出公元四世紀到七世紀，石室壁畫墓在高句麗（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極為流行。但由于石室壁畫墓是公元四世紀才出現于高句麗的新葬制，報告中對“石室墓從石棚墓或積石冢發展而來”“高句麗石室壁畫墓深受漢代石室墓的影響”的觀點進行了商榷。最后，報告借鑒東亞海域視角，嘗試復原石室壁畫墓從中原到遼東，再到集安和平壤的傳播過程，并分析可能的陸路及海路等傳播路徑，最終闡釋石室墓在東亞海域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本場評議專家朱滸教授分別針對三位學者的發言進行了評議。指出劉艷老師的報告為我們帶來了科技考古立場的理性思考，并且為人文學科的研究提供了跨學科方法、跨文化視角的啟迪。而陳軒老師的報告新意迭出，提示了我們希臘、羅馬的喜劇人像裝飾傳統在中亞以至古代中國的影響和傳播。同時，朱滸教授也對報告做出了補充與商榷，指出抬頭紋是老年人面孔的特征之一，而漢代對表現老者形象的偏好，除了源于受希臘化影響的可能，也可能體現了通過老者形象表達對長壽、長生的祈愿的本土傳統；而關于歷史故事圖像中是否出現面具、戴面具或不戴面具的討論則應當更為審慎，需要厘定標本以做出清晰的判別。李晨老師的研究極具新意，此前學界對高句麗墓相關因素的海上傳播路線討論較少，后續可進一步明辨陸路傳播的因素和海路傳播的因素，對漢唐之間高句麗墓葬的研究非常有意義。最后，朱滸教授強調在關注中國海內與域外的交流的同時，還要結合中國境內各不同區域之間的文化傳播。

會議第二板塊主題為“丹青隱沒——古代墓葬與區域傳播”，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鄧菲教授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莫陽、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講師張保卿先后發言。

莫陽報告題目為“北魏遷都與帝陵新變”。報告認為墓葬作為研究對象，其獨特性主要表現在其遺址的在地性和遺物的物質性。報告擇取魏晉南北朝這一時段內的兩座帝陵，即北魏文明皇后永固陵和孝文帝長陵，觀察北魏帝陵在短時間內劇烈變化的現象，并分析其原因。報告指出，從永固陵到長陵的變化，是孝文帝改革的反映，但并不能簡單以漢化程度深淺來解釋，而是從創造性復古到描摹型復古的變化，也反映出孝文帝所追慕的漢文化傳統，從文本傳統轉向視覺傳統，從模糊的“漢文化”轉為具體的“東漢/魏晉皇家營建”的過程。

張保卿報告了對河朔地區宋代墓葬營造過程的研究。報告認為，墓葬的規劃設計——“營”，反映在建筑結構——“造”的呈現之上，墓葬營造理念與技術的發展實質上反映著墓葬文化的演變。針對河朔地區宋代墓葬營造過程的研究，有助于為墓葬整體演進脈絡提供另一層面的觀察視角。具體案例則以河朔地區宋代墓葬呈現出平面形制由圓形向多邊形轉變、壁面布局由“四分式”向“六 (八)分式”轉變趨勢為切入點，分析了北宋簡單仿木構磚室墓的大體營造過程和整體尺度。

鄧菲教授總結了莫陽和張保卿二位老師報告中的創新點，認為兩場報告具有很強的關聯性，并指出發言在方法論層面的意義：莫陽的研究更注重觀念，試圖去除對漢化的簡單認識；而張保卿的報告則回歸技術層面，尤其是指出了營造技術中倚柱的關鍵意義，極具啟發性。針對莫陽的報告，鄧菲教授提出了關于都城與陵墓關系的問題，指出宗教在永固陵營建的活動中明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那么在長陵的營建中是否有意被淡化或去除？針對張保卿的報告，鄧菲教授提出的問題則是：在河朔地區的宋墓營造中，負責“營”的設計者與實踐“造”的操作人是否為同一主體？又是否有總設計師這樣的人物存在？

不同文化單元區域內的佛教藝術

會議第三、四模塊的內容轉向了各文化單元區域內具有代表性的佛教造像。第三板塊主題為“窟中萬方——石窟寺與跨文化互動”，由西北工業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副教授石建剛主持了本場會議，石建剛副教授和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館員魏健鵬、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副教授祁姿妤、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博士后袁頔分別進行了發言。

魏健鵬報告題為“從印度到敦煌——佛教與六師舍衛城斗法故事圖文的演進與發展”。其觀察到佛教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舍衛城斗法”在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及大乘佛教等不同時期的佛教文本和圖像中有著顯著的差異。報告結合佛教文本和圖像，對佛教與六師在舍衛城斗法的三個階段進行了扼要梳理，并闡釋了文本與圖像的功能，形成一項對佛陀觀念影響下佛教文本與圖像制作的個案分析。

祁姿妤的報告題為“一步降凡——山海之間的佛足跡”。佛足跡以往被認為是暗示佛陀的象征符號出現在印度早期佛塔裝飾中。報告認為這種象征是有空間限制的——限于身體尺度范圍，也可以印證佛陀與信徒之間方位關系。佛像出現之后，佛足跡的傳統并沒有被佛像代替，而擔當起暗示更廣闊的佛教圣域。從佛足跡圖像實物的傳播以及佛足跡文本的傳播可見，佛足跡暗示佛教圣域的尺度甚至超越了佛像、佛塔，從局部的山區發展到山海之間。在兩千年左右的時間里，佛足跡傳統下發展出來的佛教圣跡在南亞、東亞、東南亞如星星之火傳播開來，構建起亞洲東部的佛教文化空間網絡。

石建剛的研究圍繞著陜西子長鐘山石窟的營建背景與洞窟思想展開。鐘山石窟主窟第10窟開鑿于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是一座超大型立柱式中央佛壇窟，報告通過文獻與圖像材料梳理發現，子長鐘山石窟的營建與宋夏戰爭的關聯極為緊密，與宋神宗的對夏戰略和西夏諒祚帝的亡故等歷史事件息息相關。從藝術造像方面看，五臺山萬菩薩造像是鐘山石窟最為重要的造像題材，因而洞窟開鑿者將該窟命名為“萬菩薩堂”。萬菩薩信仰具有濃厚的護國思想，因而得到官方、特別是皇家的推崇。鐘山石窟位于北宋鄰近西夏的極邊地區，是由安定堡軍民在西夏宮闕故地營建的一座護國萬菩薩堂，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

袁頔報告了關于西藏阿里帕爾嘎爾布石窟贊神壁畫以及于闐藝術在贊神圖像演變中的關鍵地位的研究成果。作為13世紀左右的佛教藝術遺珍，西藏阿里帕爾嘎爾布石窟殘K2及K1窟中繪制有數身騎馬神靈，其細節保存較好并留有部分藏文題記。基于圖像及題記的解讀，報告得以認定此類神靈屬于贊神的范疇。在這一基礎上，結合阿里地區代表性寺窟圖像及相關文本，本研究明晰了贊神與熱瑪底等念神的常見組合關系。同時，報告將視角延伸至中亞、青藏等絲路沿線地區的佛教藝術造像，并解讀相關藏文文本材料，發現贊神形象的塑造展現出鮮明的多元文化色彩，且同吐蕃于闐之間的交流史實息息相關。

本場評議專家石建剛指出：魏健鵬把文本和圖像打通，做了大時段、大區域的考察；祁姿妤的觀察角度——佛足的數量、位置，尤為新銳。魏、祁兩位的研究結合了不同語言、地區、時段，展現了佛教的圣化、在地化的過程。石建剛副教授建議袁頔可以將青藏高原目為“十字路口”，去繼續發展探討佛教藝術跨區域的傳播、演變。

會議第四版塊以“梵像乾坤——絲路沿線多民族佛教藝術”為主題，華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施錡主持本場會議，復旦大學哲學學院講師吳虹、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霍司佳、中央民族大學美術學院講師苞璐爾和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副研究館員徐銘君先后進行了報告。

吳虹的報告圍繞“Prasa?da”和“見像啟原”展開，關注造像的視覺經濟。印度2世紀左右編纂的《天譬喻品》中提出了造像的視覺功能：造像不僅是為了獲得功德，更是為了直接啟發信徒心中的善根，激發他們對于佛法的信念。這一情感在梵文中被稱作 “Prasa?da”。無獨有偶，4-5 世紀的中國的造像碑中也常見“見像啟原”的表述，認為佛像可以開啟信徒對于佛法的體悟。佛像成為打開信徒宗教信仰的重要鑰匙。報告比較了“Prasa?da”和“見像啟原”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異同，并探討了佛像在傳播佛教中的功用。

霍司佳的報告以“唐韋皋《嘉州凌云寺大彌勒石像記》‘麻鹽之稅’發微”為題。嘉州凌云寺大像即今岷江之畔的“樂山大佛”，始鑿于唐開元初，像龕旁崖壁上鐫有唐貞元十九年(803年)韋皋撰《嘉州凌云寺大彌勒石像記》，碑文敘述玄宗曾“詔賜麻鹽之稅”以資修營。前人對此“麻鹽之稅”的來源和性質有多種不同解釋，但均未能結合經濟和社會背景進行深入探討。綜合史實來看，“麻鹽之稅”應指劍南道對蜀麻與吳鹽交易征收的地方性商稅，反映了唐帝國東西地區經濟交流的繁盛。玄宗將這筆不入支度國用的資金賜給凌云寺大像，是對岷江-長江航道產生巨量財富潛力的肯定。報告認為此事當有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的參與，后者可能試圖利用大像工程獲取自身政治利益。

苞璐爾的研究從一尊故宮藏康熙朝文殊造像入手，考證了康熙皇帝與一世哲布尊丹巴之關系。這尊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金銅文殊造像不同于常見的佛裝菩薩形象，具有明顯的扎納巴扎爾造像藝術風格。據相關史料記載，此尊文殊如來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的秋天由哲布尊丹巴獻給皇帝，于喀爾喀蒙古人而言，對作為“文殊化身”的清朝皇帝獻上文殊菩薩像無可厚非，然而獻如來樣式的文殊像，更是體現了他們對康熙皇帝平定準噶爾、助他們返鄉的感激之情，哲布尊丹巴獻給皇帝的祈請文也說明了這一點。報告根據一世哲布尊丹巴傳記、文集，及清內閣蒙古堂檔等藏、滿、蒙歷史文獻，探尋此文殊如來造像背后的歷史淵源，展現了康熙皇帝與哲布尊丹巴之關系。

徐銘君聚焦于絲路巖彩繪畫技法的現代性因素。敦煌莫高窟等石窟壁畫是礦物色繪畫發展的重要見證，從北涼到唐代，敦煌壁畫的風格始終處于不斷演變中。敦煌、克孜爾等石窟寺的壁畫充分展現了礦物色在不同時期的運用特點和藝術效果。然而，唐代之后由于水墨畫的興起，礦物色在繪畫中的地位逐漸衰落。這一發展歷程反映了中國繪畫審美觀念的變遷，也為后來巖彩畫的復興提供了豐富的歷史資源。二十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畫家對色彩重要性的重新認識與借鑒日本繪畫經驗，巖彩畫在中國開始重新流行。在民族文化復興的進程中，深入研究巖彩畫的發展歷程和設色技法，有助于增強文化自信、展現中國文化魅力。

本場評議專家華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施錡教授總結了四位學者共通的特點：一是關注并使用了大量文獻材料；二是研究視野寬闊、運用了跨學科的方法；三是離開了傳統藝術史研究對“物”本身的注目，而關注“物”背后的觀念。

東西方文明的互通互鑒

12月1日上午舉行了本次論壇的第五版塊——“他山之石——東西方文明互通互鑒”，與會學者的報告題目囊括了織物、珠玉、陶瓷等各類器物的專題討論，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董少新教授主持。

上海市文物保護研究中心楊天源以沉船出水陶瓷器為主要考察對象，討論了唐五代時期中國陶瓷器中的外來文化因素，特別是伊斯蘭文化因素等。報告通過介紹和分析這一時期沉船出水瓷器，發現其帶有非常明顯的仿金銀器的造型和紋飾風格，同時，報告還分析了唐五代所見外來文化因素的時代背景與考古發現。

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潘桑柔的報告題為“‘無’與‘有’的相遇:《史集》細密畫插圖中的中國山水與涅槃圖”。報告聚焦 14 世紀初葉首度以獨立形式出現在波斯細密畫中的兩類外來母題——山水與涅槃，透過倫敦藏《史集》阿拉伯語殘本中的兩幅插圖，以彌勒圖像的表現方法等為例進行分析，探討畫師以自然景觀和穹頂建筑描繪文本內容的深層用意及靈感來源，又結合伊斯蘭哲學闡釋“空白恐懼”的概念，并觀察《史集》畫師的手法與“空白恐懼”等伊斯蘭藝術傳統之間的碰撞，通過一組圖像案例，勾連起西亞、南亞和東亞的文化圖景。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石榴關注元代暗花緞織物及其海上貿易，注意到在歐洲的教堂與博物館中，存有一批蒙元時期的暗花織物。由于其顯著的中國風格，西方學者普遍認同這些織物源自中國。與此同時，元代南方墓葬中也發現了大量的暗花織物，報告從元代考古發現的暗花織物出發，通過對比在非洲及歐洲的同類實物遺存，勾勒了其商品貿易路線。并且進一步討論了探究暗花織物如何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在東南亞、西亞、非洲和歐洲進行貿易流通以及本土化，最終成為15世紀歐亞區域的主流商品。

故宮博物院宮廷部仇泰格做了關于祖母綠在元明時代的中國流傳與使用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蒙元時期波斯、阿拉伯地區的穆斯林(通稱為“回回”)大量遷徙進入中國，他們之中多有以經商為業者，所經營的商品中珠寶又為重要類項。這些回回珠寶商將原本不產于中國的各類彩色寶石(又名“回回石頭”)介紹入中國，并改變了中國人對于寶石的偏好。其中祖母綠是回回珠寶商引進中國的最重要的寶石品種，中國人不僅從回回珠寶商那里接受了作為商品的祖母綠寶石，還引進了與這種寶石相關的中東文化、民俗。到了明代，中國人仍然延續了對于祖母綠的偏愛，并逐漸成為明代的社會文化及大眾文學作品中奢侈品和財富的象征物。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成高韻的報告圍繞著明朝瓷器在朝鮮的傳入與接受而展開。1392年朝鮮建國后致力于吸收明朝禮儀制度，在世宗時期(1418-1450) 的《五禮儀》中，陶瓷被視為物質媒介，起到將禮儀體系具體化的作用。報告探討了朝鮮發揮陶瓷這一物質媒介作用以達目的的過程，并從使用方式等三個方面分析明朝禮儀瓷器在朝鮮的接受與轉化過程，揭示兩國物質文化交流的多層次影響。同時報告基于部分使用案例，分析了物質流動在禮儀等抽象概念傳播過程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反映出朝鮮對本土文化身份的確認和適應性創新。

本場會議的評議專家董少新教授總結，從五位青年學者的報告中可以看到藝術史研究越來越重視文獻的考證，能夠綜合運用不同語言、文化背景下的文獻材料。這五項研究都是通過對不同“物”的研究呈現歷史，包括了文化交流的網絡、社會面貌與觀念、政治身份的構建諸方面，很好地體現出藝術史研究在不斷地發展、延伸，由此也提示我們，考古學、圖像研究、技術史研究的成果可以很好地啟迪、彌補、超越傳統歷史學研究。

在最后的閉幕式環節。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鄧菲教授進行總結發言。她指出本次論壇聚集了來自不同學科、學術背景各異的研究人員，與會者帶來的報告在個案討論與專題精析的基礎上，均呈現出廣闊的視野與清晰的脈絡。論壇令許多觀點與思維得以碰撞、交流，有效地激發了研究者對古代中國跨區域藝術史更深層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