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何魯和他的故事，是蘇精教授在《西醫來華十記》中提到，一個名叫“Hoo Loo”的32歲中國男青年懷著崇敬帶著一個重達56磅的巨瘤來到倫敦蓋伊醫院求醫問診，卻不幸死在手術臺上。書中所配1831年4月16日《柳葉刀》（The Lancet）刊載的長著巨大腫瘤的何魯像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不到800字的篇幅卻不能滿足讀者的好奇心。一個不諳英語的中國農民如何能順利搭乘東印度公司商船抵達倫敦去治療自己的巨瘤，其在蓋伊醫院手術的具體過程、死因如何，他的死在英國社會、醫療界有何影響，這臺手術在中西醫療史上的意義，等等，這些縈繞在讀者腦海中的問題，如今都在高晞教授《何魯之死——1831年震撼全球的醫療事件》（以下簡稱《何魯之死》）中找到了答案。

微觀史學的典范

近10年來，越來越多的歷史研究把視線投向特定時間和空間內的個人和小的社會群體，諸如魯西奇筆下的喜、羅新筆下的王鐘兒、周絢隆筆下的侯岐曾、程美寶筆下的黃東（黃遏東）、沈艾娣筆下的劉大鵬、劉平筆下的陳伯琴，歷史學家對這些歷史大勢中的平凡個體細致而微觀的研究達到了見微而知著的效果。

何魯與這些歷史人物同又不同。同是指他們都是宏大歷史敘事中的小人物。不同的是，這些小人物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一定數量的“自我文獻”和出土的一手文獻，給作者以充分的研究與寫作空間，多者如皇皇28冊約350萬字的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教授校注本近50萬字）、六七萬字的《侯岐曾日記》，少者如53支550字的秦簡《編年記》（在每年秦國大事之下記錄喜的個人及家庭要事）、700余字的《魏故比丘尼統慈慶墓志銘》，同樣是來過倫敦的黃東（Whang Tong），“布萊克檔案”中的植物繪畫作品留下了其清晰的中英文筆跡、圖注，以及那幅著名畫家雷諾茲（Joshua Reynolds）為其繪畫的肖像；但何魯更是“一位極不起眼的小人物”，沒有留下任何一手的“自我文獻”，勉強清楚的只有其國籍、籍貫和大致的年齡。

然而，這并沒有妨礙高晞教授以東印度公司檔案、英國的醫學報告、媒體報道、政治漫畫、畫像和博物館展覽為基本史料，從這些浩瀚的西文史料中為我們剝繭抽絲，細致勾勒出何魯從澳門到蓋伊醫院，再到手術臺上治療巨瘤，以及不幸喪命后其形象在英國輿論空間和政治領域傳播的全景過程，同時配有48幅珍稀歷史圖片，描繪了何魯作為中國病人、新聞主角、政治符號的三種形象，將其置于19世紀歐洲外科學生態環境，考察東西方醫學的真實差異，為讀者展現了何魯事件的鮮活場域和廣泛影響。就像作者所說“從1828年何魯走進澳門郭雷樞眼科醫院至2018年新西蘭舊書網站拍賣凱醫生的簽名書，這意味著何魯西行就不是一場簡單的‘外科之旅’，而是一段值得書寫的全球微觀史”。

跨洋而來的中國患者

19世紀初，中西醫學交流處于發軔階段。何魯所患的陰囊象皮病（scrotal elephantiasis）即現代醫學術語中的淋巴絲蟲病（Lymphatic filariasis），是一例難得且有價值的案例。澳門眼科醫院醫生郭雷樞想通過慈善行為改善西方人在中國人心中的形象，以此獲得中國人的尊敬，改變他們認為洋人是蠻夷的偏見。他說服東印度公司相信西醫有可能成為改善中外關系的潤滑劑，給東印度公司的商業貿易創造利潤，贊助了何魯的旅行費用。作者窮盡史料，詳述了何魯搭乘的“阿索爾公爵夫人號”帆船此行的詳細信息，包括航行日志、乘客信息等，發現了何魯能順利抵達，是因為有東印度公司助理船醫、廣東眼科醫院的考克斯（Cox）陪同，否則無法想象一個不懂外語、身長巨瘤、從未有遠行經驗的中國病人是如何度過這漫長無聊的三個月海上航路。

1831年的英國乃至歐洲醫生還都不了解陰囊象皮病的病因，這為何魯悲劇的發生埋下了注腳。庫珀醫生和其團隊視這次手術為一項醫學挑戰和突破，他們試圖通過該案例擴展外科知識，并為后世留下深刻的醫學遺產。在何魯出發前，雖然蓋伊醫院已經收到郭雷樞托人送來的何魯模型和考克斯撰寫的病情報告，主治醫生庫珀對何魯的到來也有所準備，但是也沒有針對性的治療方案，雖然手術臺前擠滿10多位蓋伊醫院和倫敦地區的重量級醫生，但手術過程一波三折，其結果完全超出了醫生的預期。《柳葉刀》上的論文準確而專業地描述手術的實際過程，“（手術）持續了一小時四十四分鐘，手術結果遠遠超出術前最壞預想。患者在術中共發生兩次意識喪失”，采取了“按摩四肢保溫；心前區保暖；向胃內灌入白蘭地和水；向患者輸血6盎司以及進行人工呼吸”等措施后，何魯死亡。

王晴佳認為情感史研究與當代史學發展關系緊密，其一就是“擴大歷史研究的領域，在理性和感性的雙重層面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加以深入的分析”，“在常見的歷史事件、現象中，考察情感的作用及其影響”。高晞教授嘗試從《柳葉刀》的報告中發現一些情感元素。比如，報告的作者對何魯在手術中表現出的非凡勇氣和堅韌意志表示敬佩，認為這是“外科學史少見的事例”；再如，報告的作者回憶了何魯生前的個性，他是一個性格和藹的人，“當他思考時，會顯得些許憂郁；其他時候，他是非常開朗與和善的”。好性格的何魯在路克病房受到醫生和護士的特別照顧。在聞知他去世的消息后，修女們和同病房的室友，都流下了眼淚，對他的遭遇倍感同情。此類充滿人性化的文字描述與科學家在實驗過程必須保持冷靜理性的標準并不相符。高晞進而認為“至少說明何魯的個人品性和他對蓋伊醫院的信心感染了醫生，他的死最終激發了手術醫生的悲憫之心”。

解剖劇場中的新聞主角

解剖劇場起源于16世紀的意大利，是文藝復興后期延續下來的城市市民喜聞樂見的娛樂活動。在19世紀初的倫敦，外科醫生和教授在解剖劇場內進行外科手術時，也往往會對社會開放。此時，躺在解剖學劇場手術臺的對象已由死尸變為活人，持票入場的觀眾就是為了觀賞醫生如何玩弄手術技巧。在現代社會看來，這種娛樂行為可以說殘忍、無聊、怪誕、乃至愚蠢，完全經不起邏輯的推敲。但是，考慮到何魯進行手術的時代西方人的醫療知識水平、道德觀念、思維方式與行為規范，此時工業革命的興起給英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城市生活日益豐富，而醫學上麻醉術、消毒術都未發明，輸血術也不完善，觀眾可以從被皮帶綁縛在手術臺的病人的驚恐神情和絕望的呼叫中獲取某種快感，刺激而血腥的外科手術就演變成都市市民的一種特殊的娛樂生活，這滿足了他們標榜自己與眾不同、追求時髦的心理，以至于“夫好者彌多，傳者彌眾”，觀摩外科手術成為市民進行自我炫耀、標榜自己超凡脫俗的談資。而且，19世紀初中國和英國之間的空間距離，使得一個來自遙遠東方的、長著一個巨型腫瘤的中國人出現在英國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社會新聞，觀摩長著巨瘤的東方人手術更容易產生“奇”的效果，給英國人觀賞奇聞異趣的對象帶來新奇感，滿足感官和精神上的需求。以至于蓋伊醫院不得已兩次修改何魯的手術安排，調整時間和場所，就是為了充分滿足專業人士（醫生、醫學生和科學家）和公眾的好奇心。手術當天“雖然這個解剖學劇場能容納近1000人，但在大門打開的兩分鐘內，每個角落都擠滿了人”。所以，當何魯不幸死在手術臺上后，這在英國醫學界掀起巨大波瀾，自然也就成為1830年代英國媒體上的主角。

在醫學界，手術團隊在《柳葉刀》雜志刊發了手術報告，《柳葉刀》三個月內還刊發了多篇論文，雜志編輯、辛普森醫生、鐵梯勒醫生等對何魯的死因、應該采取何種手術方案進行了激烈的討論。這份醫學報告不僅被英國《倫敦醫學與物理學雜志》《格拉斯哥醫學雜志》、丹麥《圖書館雜志》、美國《紐約醫學與外科學雜志》等醫學雜志廣泛轉載和報道，同時，這場被媒體稱為“活體解剖”的“致命外科手術”同樣震驚了社會各界。高晞教授檢索大英圖書館報刊檔案數據庫得知，1831年4月英國媒體關于何魯事件的報道文章超過100篇，傳播范圍不限于周邊城市和牛津城，還波及了蘇格蘭。當時，倫敦僅有9家晨報和6家晚報，何魯的巨瘤和死于名醫的不幸命運，經過媒體鍥而不舍地追蹤報道，演變為市民現實生活中的情景連續劇，一時間全城競相議論何魯。不過，在何魯事件上，英國媒體和倫敦公眾流露出更多的是悲憫，而非娛樂心態，“可憐的何魯”和“不幸的何魯”是反復出現的標題和詞匯，甚至有媒體認為這場手術對科學和公眾教育是有益處的。

John Bull代言人的政治符號

由約翰·阿布斯諾特（John Arbuthnot，1667—1735）于1727年創作的“約翰牛”（John Bull）形象逐漸成為英格蘭及英格蘭人的化身。他偶爾被塑造成一頭牛，但更經常地是以一位不拘小節、胃口大開的粗魯鄉紳或農民的形象現身，代表獨立、勇氣與愛國主義。18、19世紀之交，英國經歷了法國大革命的沖擊，在國內引起了深刻的思考和變革。《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32）的通過是英國議會史的一次重大改革事件。政治漫畫因其生動幽默的形式，可以放大政治事件、社會問題和當權者的行為，更直接地表達政治觀點、諷刺當權者、反映社會問題。威廉姆·鄧特的《生而自由的英國人，或者透視稅收》與《議會末日》，查爾斯·威廉姆斯的《保佑不列顛，或者一群稅吏》，Ｊ．Ｌ．馬科的《墊腳石，或者約翰·牛隱約看到了未來》，喬治·克魯克香克的《獵牛》等政治改革漫畫中都有各種形象的“約翰牛”。蔡華旗認為，議會改革期間形成了議會外的“漫畫論戰”，漫畫被政客們用來進行政治動員，政治漫畫的數量在議會改革的關鍵時刻達到高峰。

高晞教授詳細考證了愛爾蘭畫家道爾1831年5月2日發表的名為《何魯朱，別名約翰牛和醫生們》的政治諷刺畫。這幅漫畫意喻正在進行中的、英國首相格雷領導的英國議會改革。在道爾筆下，何魯成為英國社會（John Bull）的形象代言人。漫畫中的何魯身著中式長衫，外罩一件長條紋外套，戴著一頂黑色尖頂帽，四肢伸開坐在一把扶手椅上。臃腫的何魯代表了問題重重需要改革的英國社會，他巨大肚子里有著一個英國社會各階層都想割去的、危害國家經濟的“毒瘤”。“國家的原型何魯坐在扶手椅上，他巨大的肚子似乎變得非常笨拙和不方便，他占據了畫面的中心。”圍繞在何魯周圍的這群人就是決定著他生死的醫生——英國的政治家們。何魯形象不僅被漫畫家用于諷刺英國政治改革所面臨的現實困境，而且他的腫瘤被“當作修辭手法或隱喻加以使用”，喻示為一種社會性疾病——腐敗，巨瘤就是巨腐，“何魯和他的醫生們”就是這場議會改革成敗的政治寓言。何魯，這個長著巨瘤的中國病人的形象卻在死后成為英國政治改革運動中的一個代表符號，畸形身材及其戲劇性手術過程直接被牽入同時期英國最大的政治改革旋渦中，充當國體（John Bull）形象。這是郭雷樞、主治醫生庫珀以及何魯本人永遠無法預料到的。

歷史中的醫學不止是治愈疾病的科學，更是社會變遷和文化碰撞的縮影。何魯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被綁在手術臺上進行了一小時四十四分鐘的手術，其痛苦可想而知。此后，這臺手術曾作為東印度公司在華開展的“醫療慈善”而被用作鼓吹“醫學傳教”的例證，并成為西方醫學傳入中國的前奏曲而記入中國近代醫學史冊，為研究近代醫學與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一個豐富的視角。但是，如何設身處地感受何魯的苦難和疼痛，仍是《何魯之死》帶給我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