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法國政治年年都處于“多事之秋”，政壇的爭吵和街頭的抗議幾乎從未停歇，但2024年12月4日晚間，仍然被許多媒體稱之為一個“歷史性的夜晚”。當晚八時許，法國總理巴尼耶（Michel Barnier）領導的政府，被國民議會（下議院）的不信任案推翻。

當地時間2024年12月4日，法國國民議會投票表決通過一項對政府的不信任動議。

這一事件之所以被稱之為“歷史性”，不僅僅是因為上任僅三個月的巴尼耶內閣成了法國第五共和歷史上最短命的政府。更重要的是：它成為自1962年以來首個被議會成功倒閣的政府，換句話說，政府被議會推翻這一戲碼，在法國已經有60多年沒有上演過，如今重現江湖。戴高樂所奠基的第五共和大廈，在這個晚上響起了隆隆的震顫聲。

在巴尼耶內閣被推翻的次日，馬克龍對全國發表電視講話，承諾將迅速任命新總理、并宣布盡快提出一部臨時規制預算的特別法案。但此次事件對于他本人而言，無疑構成了執政以來的最大危機。“總統辭職”的激憤聲音，從此前街頭抗議中蔓延開來，成了一度被政界和媒體拿到臺面上認真討論的話題。盡管馬克龍本人對此斷然拒絕，主流政黨也都不將其作為現實選項。但這一訴求能夠從邊緣地帶進入中心，本身就說明了政治氛圍的重大變化。

從制度角度而言，這次倒閣的意義不容小覷：第五共和歷史上第一次出現極左派和極右派同時崛起、大幅度壓縮主流政黨的空間、直至聯手扳倒政府的局面。這隱隱顯示出一種向歷史窠臼復歸的不祥之兆：因為從歷史上看，尤其是第三和第四共和時期，政府能夠穩定運作乃是例外，被議會頻頻倒閣才是常態。盡管今天這種戲碼很難說會成為一種“新常態”，但時隔60多年后再度上演，仍然暴露出某種制度困局。

財政危機疊加政治危機

對于平時并不關注法國政壇的讀者來說，政府被推翻的消息不啻為平地驚雷。然而從法國政治的演進脈絡來說，這并不是一場突發事件，而是自2024年6月馬克龍解散議會以來一幕冗長劇目的小小高潮。

此次倒閣的直接起因，是巴尼耶政府必須按照法律規定，在年底之前向議會兩院提交并審議通過三項財政法案——2025年國家財政法案（PLF）、社保財政法案（PLFSS），以及2024年財政調整法案。然而財政赤字危機疊加政治碎片化危機，導致局面極其棘手。在社保財政法案上，巴尼耶政府無路可退，不得不訴諸憲法第49.3條（即不經議會表決，以政府責任押注直接通過法案；作為對價，反對黨有權對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如不信任案未能通過，則相關法案則宣告過關），并由此觸發了不信任案并導致“翻車”。

今年9月5日上任的巴尼耶，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2024年下半年以來，法國的財政危機驟然升溫。盡管和歐洲鄰國（尤其是德國）相比，法國的經濟狀況尚不算太差，但增長率不及預期，加上疫情之后“不惜代價”支撐經濟的成本難以消化，2023年度的公共赤字達到1548億歐元，占法國GDP的5.5%，這已經遠高于歐元區奉行的警戒線（3%以下）標準，歐盟7月份針對法國啟動了過度赤字調查程序。更糟的是，2024年度公共赤字預計將繼續攀升，占到GDP的6.1%。在這種局面下臨危受命的巴尼耶政府，首要任務就是要想辦法編制預算，通過節約600億歐元開支，避免公共赤字的進一步惡化。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在各個領域中“勒緊褲帶”便必不可少。

當地時間2024年9月5日，法國巴黎，法國總統府發布新聞公報說，總統馬克龍當天任命米歇爾·巴尼耶為新總理，并責成他組建新政府。

然而，馬克龍6月解散國民議會后，新一屆議會呈現出“三足鼎立”格局。左翼聯盟“新人民陣線”（NFP）、執政黨和極右派分別掌握192、163、140個席位（包含各自盟友），三方之間互不買賬，在預算方面的訴求多有沖突，難以達成一致。由于左翼聯盟從根本上反對連續兩屆政府的撙節思路，主張以“劫富濟貧”的方式化解危機，甚至繼續擴大社會福利（這就意味著赤字規模進一步失控），因此出身于中右翼陣營的巴尼耶，除了調和馬克龍派和共和黨（LR）之外，只能將社保財政法案過關的希望，寄托在同極右派國民聯盟（RN）之間實現妥協之上。

面對這種有利態勢，國民聯盟以“保衛法國人的購買力”為旗號，畫出了四條“紅線”——取消電價增稅；取消政府原計劃降低藥品報銷比例（5%）；降低企業稅負；放棄養老金與通脹脫鉤（此外還包括減少對非法移民醫療援助等次要訴求）。如果上述要求得不到滿足，國民聯盟便將投票否決社保預算法案。

面對極右派的要價，到正式提交法案的12月2日之前，巴尼耶政府先后在電價增稅和藥品報銷問題上作出了讓步（減少對非法移民醫療援助原本就是中右派訴求的一部分），而國民聯盟也放棄了降低企業稅負的要求，但在最后一個問題——放棄養老金與通脹脫鉤的問題上，雙方陷入了僵局。巴尼耶拒絕作出更多讓步，于是國民聯盟撕破臉，宣布將否決社保財政法案，而且在政府動用憲法49.3條的情況下，不僅本黨會提出不信任案，同時也會支持左派提出的不信任案。

“多么不光彩的聯姻！”

從9月5日正式上臺，到12月4日遭遇倒閣，巴尼耶政府的壽命只有整整三個月，創下第五共和最短記錄，讓外界嘖嘖稱奇。但如果審視議會選舉之后的政治進程，可以說，這場失敗幾乎是早已注定的。曾經代表整個歐盟完成英國脫歐談判的巴尼耶，如今拖著七旬老邁身軀（他在10月下旬還接受過頸椎手術），周旋于極左和極右派之間，最終仍然難以避免成為這場圍獵的犧牲品。

往近里說，巴尼耶政府事實上從誕生之初，就面臨著不信任案的威脅。巴尼耶本人具有鮮明的共和黨色彩，因此他出任總理也被視為馬克龍冷落左派、籠絡共和黨的“右傾”舉措。10月4日，也就是巴尼耶上任一個月后，“新人民陣線”各黨派便聯手對其提出了不信任案，以此作為馬克龍拒絕提名左翼人選出任總理的報復措施。但由于執政聯盟和共和黨力保新生的政府，國民聯盟也無意參與，這次不信任案僅獲得197票贊成，距離半數289票相去甚遠。

然而對巴尼耶政府來說，這次失敗的提案只是一份死緩判決書。它能逃過這一劫，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極右派的“仁慈”，因為后者不想早早背上“搞垮政府”的罵名，更沒有興趣促成左派的復仇大業。國民聯盟的領導人瑪琳娜·勒龐（Marine Le Pen）和巴爾德拉（Jordan Bardella）頗有耐心地等待著出手的時機。

往遠里說，此次觸發倒閣危機的憲法第49.3條，作為強力推進改革、排除議會阻撓的手段，自奧朗德執政后期以來已經被歷屆政府多次使用，馬克龍時期尤甚。究其原因，或是法案爭議性太大導致執政聯盟無法維持進退一致（例如退休制度改革），或是由于反對派占據議會席位優勢（如此次社保財政法案），迫使政府不得不“霸王硬上弓”。但這種強硬手段并非沒有代價，不僅引發左右兩派極端勢力對第五共和體制“反民主”的批評，同時也一次又一次地在執政陣營產生離心力，在無形中加劇了“制度損耗”，積累了釀成倒閣危機的因素。

2023年3月，博爾內（élisabeth Borne）政府動用憲法49.3條，為退休改革強行闖關，當時已經亮起了這種“制度損耗”的紅燈：3月20日一項針對政府的不信任案，僅僅差9票而未能通過，相對于倒閣所需的289票，這可以說已經近在咫尺，博爾內險些搶先巴尼耶一步，創下“六十年未有之變局”。

當地時間2023年4月18日，法國巴黎，法國總統馬克龍和法國總理伊麗莎白·博爾內在愛麗舍宮與法國雇主協會、法國中小企業聯合會和地方企業工會的領導人舉行會議。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這次倒閣操作之所以險些成功，是因為在左右兩個極端之間，出現了一個中間派小黨團“自由、獨立、海外省及領土”（LIOT）提交了不信任案。此前左右兩個極端水火不容，斷然不肯為對方的不信任案背書。而一旦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公約數，或者其中一方改變策略、不惜“把手弄臟”，兩股反對力量實現合流，便對政府構成了切切實實的威脅。LIOT的不信任案體現了前一種可能性，而此次巴尼耶政府被倒閣，則是后一種可能性化為現實。

11月下旬以來，隨著提交社保財政法案的最后期限臨近，各方博弈逐漸走到了“圖窮匕見”的地步。11月21日，左派各黨領導人聯名發文，威脅如果政府動用憲法第49.3條強推預算案，左翼聯盟將提起不信任動議。國民聯盟也反復強調自己的“紅線”不容越過。

12月2日，巴尼耶眼看同國民聯盟妥協無望，宣布動用憲法第49.3條，左右兩翼政敵隨即宣布將兌現此前的威脅。但二者的區別是，左派雖然立場激進，卻始終恪守道義立場，不會投票支持極右派提出的不信任案；然而，極右派的手段卻要“靈活”且“實用”得多，為了扳倒政府，不惜同自己的敵人站在同一個戰壕。這不是國民聯盟第一次采取這一策略，但這一次的不同之處在于：危機的積累正在逼近臨界點，而左右兩方對于政府的敵意，甚至超過了它們彼此之間的對立。

在不信任案投票之前的發言環節中，盡管巴尼耶近乎懇求地呼吁各黨派議員“擔負起責任”，寄希望于反對派內部的異見者能夠挽回局面，但最終，冷酷的黨派營壘邏輯還是占據了上風：不信任案得以通過的331票，基本就是“新人民陣線”和國民聯盟（及其盟友）所有席位相加的結果，連社會黨籍前總統、現任議員奧朗德都投下了親手推翻政府的一票。立場右傾的《費加羅報》難以掩飾對倒閣的不滿。該報社論作者Yves Thréard諷刺稱，“國民聯盟同‘新人民陣線’聯手，以便讓米歇爾·巴尼耶垮臺——多么不光彩的聯姻！”

前所未有的體制性困局

巴尼耶政府被推翻后，幾乎所有媒體都將這一事件同1962年蓬皮杜政府的遭遇相提并論。不過技術層面上的不同之處是，當年反對派是援引憲法第49.2條（針對總體施政方針）而非第49.3條（針對預算）進行倒閣；更重要的差異是，這兩次倒閣所處的政治環境完全不同。當年蓬皮杜政府被推翻后，得到戴高樂總統的力挺，后者隨即宣布解散議會，大選后重新獲得了議會多數，蓬皮杜官復原職，給議會殺了個“回馬槍”。而如今，馬克龍已經解散過一次議會，根據憲法在2025年7月之前無權再解散（他最近一次表態甚至宣稱，在任期剩余事件里也不會再解散議會）。

這種尷尬局面，凸顯出當下法國面臨的體制性危機。

按照第五共和“半議會半總統制”的要義，首先，為體現“主權在民”的原則，總理人選應當尊重議會多數，總理領導的政府應對議會負責，議會有權通過不信任案迫使政府下臺；其次，當議會掣肘施政時，政府也擁有反擊權利，提請總統解散議會，意即“政府和議會誰對誰錯，請全體選民來裁決”；再次，總統通過直選產生，和議會具有相同的合法性來源，議會無權決定總統的去留。

按照以上原則為標準，當下的法國幾乎被卡在困境中動彈不得：議會中“新人民陣線”和極右陣營兩大集團的席位相加，輕而易舉地跨越了絕對多數界限，并且在幾乎所有問題上都對政府造成掣肘；而根據憲法規定，總統不能在一年之中兩度解散議會，因此至少在2025年7月之前，議會這種格局不會改變。與此同時，雖然總統在法律上不負直接責任，反對派（主要是極左派）卻在扳倒巴尼耶之后，繼續將矛頭指向馬克龍，認為只有后者辭職，才能讓當下的困局找到出路。但馬克龍本人對此又斷然拒絕。

面對這種困局，一種“劍走偏鋒”的解套思路是，既然常規機制運作遭到阻礙，憲法第16條賦予總統實施“特殊權力”，即類似于戰爭時期的臨時獨裁權力。但這種思路一經提出，便遭到法律學者們幾乎眾口一詞的反對，因為在局勢遠未達到相應嚴重程度時訴諸這種“終極殺器”，不僅法律上難以自圓其說，更可能造成難以想象的混亂。無獨有偶，和法國政府危機同期發生的韓國總統尹錫悅宣布戒嚴事件，也提供了一個反面例證。

和所有的制度類型一樣，“半議會半總統制”的成效，在相當大程度上要取決于時勢和人事，即所謂“制度必須與人事相配合”（錢穆語）。當年戴高樂將軍寧可辭任總理，也不愿忍受第四共和的“政黨（專權）體制”，東山再起后打造出第五共和體制，既繼承了第三及第四共和的議會制傳統，又為其注入強人政治色彩，以矯正議會制的流弊。但在此后漫長的承平歲月里，政治強人無用武之地，整個體制逐漸向議會制傾斜。1980-1990年代三次“左右共治”，既顯示出這種“半-半體制”的韌性，也顯露出它偶爾脫軌時的尷尬。馬克龍試圖重新激活其中的強人色彩，卻遭到“朱庇特式總統”之譏諷，其權威在過去七年的多次大規模社會運動中逐漸遭到侵蝕，議會中的拱衛力量也從七年前的絕對多數跌到相對多數，乃至被左翼陣營反超。在總統強勢、議會力量均衡的情況下，這套“半-半體制”能夠發揮出其最大效能，但在總統受到削弱、議會極端力量看漲、權力版塊“碎片化”的情況下，卻更容易暴露出體制性的危機。

雖然法國媒體并未如此定性，但從總統和總理不來自同一陣營的角度來說，巴尼耶政府事實上已經是第四次“共治”，但這一次“共誰而治”的權力格局，比前兩次更加混沌復雜。此前無論是密特朗時期的“左右共治”，還是希拉克時期的“右左共治”，政治界限大體上還算涇渭分明。但是到了2024年7月的議會選舉后，沒有任何一黨在議會中掌握絕對多數，馬克龍拒絕了居于相對優勢地位的左翼聯盟推出的人選，而中間派執政聯盟和中右派共和黨達成諒解，由出身共和黨的巴尼耶出任總理，但這個所謂“共同基礎”（socle commun）也并不掌握議會多數，只能試圖在中左派和極右派之間的地帶輾轉騰挪、見招拆招，并寄希望于政敵不敢真的下重手發動倒閣，這種孱弱的政治基礎，是最終遭遇倒閣的命門所在。

左翼：如何走出極端力量的掌控

時至今日，盡管馬克龍依然“嘴硬”，聲稱并不后悔在今年6月解散國民議會，但所有人都清楚，眼下這種亂局的直接肇因，正是解散國民議會的輕率決定打開了潘多拉盒子，讓極左和極右勢力扶搖直上，挾持了政治進程。此次倒閣，很大程度上也正是極左和極右聯手的產物。

當地時間2024年6月15日，法國巴黎，抗議者參加反對極右翼的示威活動。

要走出這種體制性危機，眼下看來，可能唯一的方式是爭取部分中左翼力量的支持，尤其是將社會黨整合進執政基礎（更理想的情況則是捎帶上綠黨和法共）。根據馬克龍陣營的設想，一個最簡單的算術題就是：在現有“共同基礎”四黨不散伙的前提下，加上社會黨的66席和LIOT的23席，便可以達到299席的多數，足以抵御極左和極右再度聯手發起的不信任案，確保下屆政府的穩定運作。

但要做到這一步，需要非常微妙精細的合縱連橫。

嚴格而言，“新人民陣線”是一個泛左翼聯盟，難以簡單地給它貼上“極左”的標簽。但在其內部的四大黨派——“不屈的法蘭西”、社會黨、綠黨和法共中，前者明顯扮演著主導角色，并給整個聯盟籠罩上一層激進色彩。對于“不屈的法蘭西”來說，第五共和體制已經不足為信，它要的是全盤另起爐灶。無論是退休制度、移民制度還是總理人選，“不屈的法蘭西”——正如其名所示——拒絕作出任何“屈服”和讓步，也是最為熱衷發動街頭運動的政治派別。正因如此，它被主流政黨斥為“反共和”派別。今天在法國政壇提及“共和陣線”時，向右的矛頭指的是極右翼的國民聯盟（如今也包括從共和黨分裂出去加入其麾下的一小批人），向左的矛頭便是極左翼的“不屈的法蘭西”。

相反，社會黨、綠黨、甚至連歷史上反體制的法共，如今都被視為可以被納入“共和陣線”。尤其是社會黨在政治光譜上相對而言態度最溫和，但上次總統大選遭遇慘敗后，政治聲量跌至谷底，總書記福爾（Olivier Faure）力排眾議，同“不屈的法蘭西”結盟，用意也在于借助整個左翼聯盟的動能，盡快將本黨拉出困境。時至今日應當說這一策略是成功的，議會提前選舉后社會黨贏得66個議席，政治權重已經和“不屈的法蘭西”不相上下，也有了和后者分庭抗禮的資本。

在整個左翼陣營仍被“不屈的法蘭西”所裹挾的情況下，馬克龍陣營在醞釀總理人選、推動預算案、乃至避免倒閣的過程中，始終有聲音希望能分化“新人民陣線”，把社會黨爭取過來，組成一個從中左到中右的大聯盟，從而擺脫“不屈的法蘭西”和國民聯盟對政治議程的綁架。但在倒閣之前，這一設想從未成功實現。而在倒閣之后，馬克龍在12月10日召集了除“不屈的法蘭西”和國民聯盟之外的其他所有主要政黨領導人共商國是，也仍然延續了這一思路。

此前早已和“不屈的法蘭西”嫌隙叢生的社會黨，似乎也在采取某種“極限施壓”的策略：先是全力倒閣對政府“亮出肌肉”，然而轉身和盟友劃清界限，以便最大程度地謀得政治利益。就在倒閣僅僅兩天之后，總書記福爾公開表示，愿意同馬克龍派和中右派進行協商，組建新政府，條件是由左翼人士出任總理（但并不一定是來自“新人民陣線“的人選，這和“不屈的法蘭西”形成微妙而重要的區別）。這一表態立刻得到了來自執政黨內部的呼應，但同時也遭到了來自“不屈的法蘭西”黨魁梅郎雄（Jean-Luc Melenchon）的警告和指責。

隨著政治協商的推進（尤其是12月10日會議的召開），左翼兩大黨之間的矛盾也明顯升溫。梅郎雄批評社會黨甘心被馬克龍“利用”，而社會黨高層則公開指責梅郎雄“打破左翼聯盟”，其所作所為不過是為了滿足自己當總統的野心。看上去，在一場大勝之后，左翼聯盟反而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破局風險。

極右：見小利而忘義

在經濟低迷的大背景下，極左和極右都在競相爭奪“保民官”的角色，同樣祭出“民意”作為合法性的王牌，但選擇角度各有不同。

在“不屈的法蘭西”主導的左派陣營眼中，議會解散重選后，“新人民陣線”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團，擁有不言自明的組閣優先權，因此馬克龍拒絕授權左翼組閣的做法，是赤裸裸的“否認民主”。而國民聯盟則反復強調，自己在議會選舉中獲得了近1100萬張普選票，遠多于左派和執政黨，這才是真正的民意所向；之所以席位落后，完全是因為政治對手聯手做局導致的；誰反對國民聯盟，誰就是無視這1100萬法國選民。

當地時間2024年3月16日，法國維勒潘特，法國左翼政黨“不屈的法國”(LFI)為即將到來的歐洲議會選舉舉行競選活動。

和極左派執著于宏大敘事、并對退休改革和無緣組閣耿耿于懷的做法不同，國民聯盟盡管也反對退休改革，但在此次倒閣博弈中，非常精明地選擇從小處入手，將電力增稅、藥品報銷、退休金調整等問題提高到“保衛民眾購買力”的高度，并將倒閣操作解釋成“為退休群體爭取利益”——通過倒閣以及挫敗社保預算案，退休群體明年1月1日的養老金上漲幅度仍將和通脹率掛鉤，亦即上調2.2%，而不是此前社保財政法案規定的0.8%。

然而，被推翻的巴尼耶政府并不是完全拒絕增加養老金，只是認為：在前兩年高通脹的背景下，養老金已經隨通脹率自動上調。而2024年通脹勢頭明顯回落，為財政平衡考慮，2025年1月1日只上調約0.8%，7月1日為每月養老金低于1500歐元的群體再上調0.8%，使之總體增幅達到1.6%，這樣既能保護弱勢退休群體的購買力，又能節省出大約30億到35億歐元的開支。

但是這種委曲求全的經濟理性，難以滿足極右派的胃口。對于后者來說，他們更愿意看到退休群體因為每人每月可以多拿20歐元養老金而對極右派心懷感激——因為這是極右派的重要票倉——而選擇無視1800萬人因為社保預算被否決而無法享受減稅優惠、農民群體期待的大規模扶助措施被推遲、政治動蕩導致借貸成本上升而使國家承擔額外利息開銷……

此外，勒龐還面臨著頭頂上的一柄“達摩克里斯之劍”，即因為歐洲議會任職期間濫用歐盟資金而被追訴，如果檢方訴求得到法院認可，勒龐可能會被剝奪2027年總統大選的參選資格（即便上訴也難以挽回）。因此對勒龐來說，對政府的持續施壓，既是報復，也是解套措施——給政府施加的壓力越大、自己的曝光度越高，越會讓司法判決看上去更像是政治清算，從而為將來可能面對的不利境地爭取出轉圜空間。

歷史仿佛終結，但并未終結

對于域外觀察者而言，這次法國倒閣的消息，或許近似一個笑話，似乎全部問題的焦點，只不過是政府財政吃緊，想給退休群體少漲點養老金，而反對黨不同意，于是政府轟然垮臺。

這種思路固然過于簡化，但聯系到政治博弈的其他焦點問題——電力稅、藥品報銷額度、企業稅負、非法移民醫療待遇等等——仍然不難發現，此次圍繞政府存續的種種攻防議題，都集中在社會民生上。或者說，各黨派選擇以社保財政法案、而不是國家預算法案上做文章、擺戰場，固然有做給選民看的意味，但這本身就顯露出“福利國家”的本色：歷史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終結”，值得拼命的議題也不過是這些外人看來的“蠅頭小利”而已（即便是右翼主導的社保預算，仍然不會大砍社會福利，區別只是微調幅度問題），遠沒有國防外交這些事關“大國崛起”的領域來得激動人心。

然而，歷史真的“終結”了嗎？顯然沒有。即便政府垮臺、預算泡湯，法國似乎也并沒有“國將不國”，整個國家仍然在一個大體上可預見的軌道上繼續運作下去。對于平頭百姓來說，這種穩定性無疑是可以切身感知的。但對于整個國家的長遠發展、尤其是對制度的穩定性來說，這個“歷史性的夜晚”仍然隱藏著不容忽視的風險。在同樣冠冕堂皇的“人民”大詞下，在電費、藥費、退休金的“蠅頭小利”背后，極左派和極右派對國家發展有著截然不同的愿景，而在對既有體制的敵視上，卻同氣連枝。第五共和在長達60多年的時間里，擺脫了在第三和第四共和時期標志性的內閣走馬燈困境，如今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顯示出，歷史仍有可能改頭換面地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