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思潮”興起于上個世紀60年代，源于二戰后西方學術界的興趣點從民族國家歷史的編纂又回到了世界歷史。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毅看來，自1960年代麥克盧漢把世界喚作“地球村”以來，一些富于文化敏感和社會責任感的西方史學家“開始有意識地淡化世界史中政治方面的內容（這常常與起分裂作用的民族國家緊密相關），而把全人類的文化、社會生活的演進作為史學考察的重點，同時試圖賦予過去長期被忽視、被認為是‘沒有歷史的’非西方民族以平等的歷史地位”。20世紀60年代的“世界歷史學會”成立和《世界歷史雜志》的出版被美國著名世界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視為西方學術界從西方中心論向全球史觀轉變的證據。

“全球史思潮”的代表性著作有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和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等等。斯塔夫里阿諾斯的著作《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以下簡稱《全球通史》）被認為是“全球史思潮”的奠基之作。

斯塔夫里阿諾斯這部《全球通史》是他作為歷史學家個人睿思的結晶，在很多方面具有啟發意義。同時這部著作試圖去“西方中心論”的努力也被史學界所看重，在斯塔夫里阿諾斯看來，“西方中心的傳統歷史觀不僅與這個世界脫節，而且有誤導性。為了理解變化了的環境，需要有一種嶄新的全球視角”。不過多年后，學者就這部著作是否真正突破西方中心論的窠臼仍然存有爭議，例如他在書中特別強調西方是公元1500年以來世界的動力之源。

斯塔夫里阿諾斯是一位非常勤勉的學者，《全球通史》于1971年首次出版后，他又進行過6次修訂，最后一次是1999年他86歲高齡時做的。2005年，北京大學出版社首次翻譯出版了《全球通史（第七版）》。時隔近二十年，《全球通史（第七版）》新譯本再次出版。本次翻譯由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王皖強受邀獨立完成，并由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劉北成審校。在王皖強教授看來，“獨立翻譯者能夠確保整本著作的翻譯風格、語言習慣和用詞選擇保持高度一致，避免因為不同譯者的風格差異而導致的讀者閱讀體驗的不連貫”。

雖然任何學術思潮的發展都會經歷起伏和變化，全球史思潮在發展中也面臨著一些挑戰和爭議，但在王皖強看來，“目前的世界格局需要重新書寫全球史，因為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仍在經歷深刻變化。比如說，新興大國如中國、印度的崛起，它們在全球政治和經濟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強，而傳統大國的相對衰落或調整，需要重新評估這些國家在全球史中的地位和作用?！?/p>

近日，澎湃新聞就“全球史思潮”的興起和現今的狀況以及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是否真正突破了“西方中心論”的窠臼等問題，專訪了王皖強教授。以下為訪談全文。

王皖強

澎湃新聞：上個世紀60年代“全球史思潮”興起的背景是什么？為什么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當時被稱為是“全球史”的奠基之作？

王皖強：全球史思潮的興起與經濟全球化浪潮密切相關。上個世紀中葉，科技進步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使得各國愈發聯系在一起。與此同時，東西方兩大冷戰集團的對峙、氣候與環境問題、能源危機等全球性問題接踵而至，使得單個國家難以獨自應對這些挑戰，更加需要尋求國際對話和合作。隨著全球化的加速發展，人們越來越需要一種超越國別史的視野來理解世界變遷。全球史正是對這種需求的回應。而在歷史學界，長期以來，歐洲中心論在歷史學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但隨著時代的變遷，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對這種觀點進行批判，這種批判為全球史思潮的興起提供了學術土壤。歷史學家開始關注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接觸和彼此影響，強調歷史的橫向聯系。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全球史思潮”開始萌芽。

《全球通史》的誕生，恰好迎合了這個時代對于全球化的需要。書中以全球的視角，把歷史上的重大事件與人們所處的現實緊密關聯，讓讀者用過去的歷史經驗反思現實生活中的問題。通過從全球視野和互動視角來考察歷史，這種研究方法得到了史學界的認可，正因如此，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當時被稱為是“全球史”的奠基之作。

《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第七版）》新譯本

澎湃新聞：現在能否說“全球史思潮”有沒落的傾向？就是再沒有集中出版這方面的著作。如果是的話，能否從史學史的角度談談這方面的原因？

王皖強：從全球史的發展歷史來看，全球史是從上個世紀以來一種新興的史學觀念，也是一門新興的歷史學分支學科，時至今日已經被眾多國家的歷史學者所接受，并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史學潮流。盡管在一段時間內，全球史思潮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追捧，這并不意味著這種思潮始終處于高漲的態勢。事實上，任何學術思潮的發展都會經歷起伏和變化。全球史思潮在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著一些挑戰和爭議。例如，全球史研究的泛化、碎片化和微小化等問題，如何處理好全球史與地方史、國別史之間的關系等問題，都可能對全球史思潮的發展產生影響。

但不能簡單地說“全球史思潮”有沒落的傾向。全球史作為一門重要的歷史學分支學科，仍然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潛力。從全球史方面的著作的出版情況來看，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和細化，全球史的研究領域和方向也在不斷拓展和分化，這也導致全球史方面的著作更加多樣化，正如今天我們看到的“大歷史”“深歷史”，無一不脫胎自全球史。

澎湃新聞：如果說20世紀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需要一部全球史，因為那個時候新世界是殖民地革命的產物。那么目前的世界格局有沒有必要重新書寫全球史？或是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對現今世界的意義是什么？

王皖強：目前的世界格局需要重新書寫全球史，因為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仍在經歷深刻變化。比如說，新興大國如中國、印度的崛起，它們在全球政治和經濟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強，而傳統大國的相對衰落或調整，需要重新評估這些國家在全球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次，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危機、恐怖主義等全球性問題的出現，信息化的快速發展對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交流方式的改變，都對全球史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和機遇，這些變化需要被納入全球史的范疇。

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對現今世界仍然具有重要意義，它提供了全球視野、促進了文化交流與理解，并為人們提供了歷史借鑒與啟示，幫助人們更好地應對當今世界的挑戰和問題，也更好地理解全球格局的變化和發展。這種打破了傳統史學的地域限制，將世界歷史看作一個整體的研究和闡述，對今天的史學敘事依然很重要。而且通過《全球通史》的學習和研究，人們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傳統、歷史發展和現實狀況，有助于增進各國人民之間的交流和理解，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澎湃新聞：斯塔夫里阿諾斯沒有機會采用的考古學和歷史學新發現對于這部著作立論的影響有哪些？是否有可能詳細為我們講講？

王皖強：斯塔夫里阿諾斯在撰寫《全球通史》時，無疑是基于他所能接觸到的考古學和歷史學的資料與發現。但隨著時間和科學的進步，新的考古學和歷史學發現不斷涌現，這些他未能采用的新發現可能會為《全球通史》帶來更多補充。比如說，考古學的新發現，如古代貿易路線上的遺址、文物和藝術品等，可以為我們提供更直接的證據來支持或挑戰《全球通史》中關于文明交流和相互影響的觀點。這些發現可能揭示出更多關于古代文明之間如何相互影響、傳播技術和文化的細節，從而深化我們對這一領域的理解。而且，新的考古發現可能會揭示一些之前未知或誤解的歷史事件，從而修正我們對歷史時間線的認識。新的歷史學研究成果，包括對歷史文獻的重新解讀和考古資料的深入分析，可能會為我們提供關于文明興衰原因的新的視角和解釋。這些解釋可能與《全球通史》中的某些觀點相呼應。雖然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已經強調了全球史觀和文明多樣性的重要性，但新的考古學和歷史學發現可能會進一步豐富和深化這一觀點。這些發現可能揭示出更多關于不同文明之間的共同點和差異點，以及它們在全球歷史進程中的獨特作用和貢獻。

澎湃新聞：這樣一部上下兩冊的全球通史，必定要在很多方面做取舍，那么這部著作可以看出斯塔夫里阿諾斯較為明顯的價值取向嗎？

王皖強：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明顯展現出了全球視野和整體性思考的價值取向。他打破了傳統史學的地域限制，將世界歷史看作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和闡述。這種全球視野不僅體現在他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敘述上，更體現在他對世界歷史發展規律和趨勢的深刻洞察上。他強調各國和各地區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認為人類歷史是一個不斷發展和演變的過程。其次，斯塔夫里阿諾斯高度重視文明交流和尊重多樣性的價值取向。他詳細描述了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和互動，包括貿易、文化、宗教、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他認為這些交流是推動世界歷史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也是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的關鍵因素。最后，著作中還展現出了強烈的現實關懷和未來展望的價值取向。他不僅關注歷史事件的本身，更關注這些事件對現實世界的影響和意義。他通過對歷史的研究和分析，試圖為現實世界的問題提供啟示和借鑒。同時，他也對未來世界的發展進行了展望和預測，認為人類社會將繼續朝著更加文明、進步和繁榮的方向發展。這種現實關懷和未來展望的價值取向使得《全球通史》不僅具有學術價值，還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和前瞻性。

澎湃新聞：歷史學家在談到這部《全球通史》時候，也會強調這是歷史學家個人獨立完成的全球通史，那么同歷史學家們合作書寫的通史相比，歷史學家個人獨立完成寫作有什么特殊的意義？

王皖強：個人獨立完成的通史往往能夠體現出歷史學家的個人視角和獨特見解。由于每個歷史學家都有自己的研究領域、學術背景和思考方式，因此他們在撰寫通史時往往會融入自己的理解和觀點。這種個人化的視角和見解有助于讀者從多個角度理解歷史事件和人物，形成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認識。此外，個人獨立完成的通史在連貫性和一致性方面往往更具優勢。由于整個通史都是由一個人撰寫，因此能夠保持風格、語言和敘述邏輯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有助于讀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通史的內容，避免因為不同作者之間的風格差異和觀點沖突而產生困惑和誤解。這類個人書寫的歷史往往能夠激發歷史學家的個人責任感和使命感，歷史學家會更加注重通史的質量和準確性，努力避免錯誤和遺漏。同時，他們也會更加關注通史的社會影響和現實意義，努力為讀者提供有價值的思考和啟示。

澎湃新聞：關于這部《全球通史》有一個爭議話題，就是斯塔夫里阿諾斯是否真正突破了“西方中心論”的問題，因為他特別強調西方是公元1500年以來世界的動力之源，但有時候又表達的比較隱晦。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是不是任何一種全球通史都會有某種“中心”論，只是因為論述者的立場和角度不同，所以就有不同的“中心”？

王皖強：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一直在試圖突破“西方中心論”的傳統框架，將世界歷史視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和敘述。正因如此，他強調了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和互動，以及它們在全球歷史進程中的獨特作用和貢獻。但不得不說，雖然他在一定程度上試圖擺脫這一傳統框架的影響，但他的敘述方式仍然在某些層面上受到“西方中心論”的束縛。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他的努力沒有意義，他的嘗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和理解世界歷史的視角和框架，推動了全球史觀的發展和進步。

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任何一種全球通史都可能會受到某種“中心”論的影響。這是因為歷史學家在撰寫通史時，往往會受到自己的文化背景、學術背景和立場等因素的影響，從而在敘述中表現出某種傾向性。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全球通史中的“中心”論是不可避免的。實際上，隨著全球史觀的興起和發展，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開始嘗試擺脫單一“中心”論的束縛，從更加多元和全面的角度來理解和敘述世界歷史。他們強調不同文明之間的平等和多樣性，試圖構建一個更加包容和開放的歷史敘述框架，因此需要保持開放和多元的視角來理解和評價它們。

澎湃新聞：有歷史學者感嘆，我們依然在用別人的模式來理解自己的歷史和世界的歷史，您贊同這樣的觀點嗎？《全球通史》能在這方面給我們的歷史學界怎樣的啟示？

王皖強：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不同歷史背景的國家在交流過程中，往往會受到強勢文化或主流學術觀點的影響。加上歷史研究本身具有主觀性，歷史學家在解讀歷史時，往往會受到自身文化背景、學術訓練等因素的影響，從而可能傾向于采用某種特定的解釋模式。這可能導致我們在理解自己的歷史和世界歷史時，不自覺地采用他人的模式或框架。

雖然存在用他人模式理解歷史的現象，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這種模式或框架有時也能為我們提供新的視角和啟發，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歷史，我們也應該看到其中的積極意義和啟示。通過拓寬視野、多元解讀、批判性思維和推動學術研究等方法，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認識自己的歷史和世界的歷史。

《全球通史》在敘述歷史時，采用了多元的視角和解釋模式。這有助于我們認識到歷史的多面性和復雜性，避免過于簡單化和片面化的理解。我們可以借鑒《全球通史》的多元解讀方法，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來解讀歷史，以獲得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認識。此外，《全球通史》在敘述歷史時，也展示了批判性思維的重要性。它不僅僅是對歷史事件的簡單描述，而是通過對歷史事件的深入分析和解讀，揭示出其中的深層次原因和影響。我們可以從《全球通史》中學習到批判性思維的方法，學會對歷史進行獨立思考和判斷，避免盲目接受他人的觀點或解釋。最后，通過閱讀《全球通史》，我們可以了解到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和互動，以及它們在全球歷史進程中的獨特作用和貢獻。這有助于我們擺脫單一的文化視角，更加客觀地看待歷史。

澎湃新聞：這次為什么選擇一個人重新翻譯這部著作？在哪些方面有較大改動？

王皖強：這次我選擇一個人翻譯這部著作，主要是因為：從翻譯的角度來說，獨立翻譯者能夠確保整個著作的翻譯風格、語言習慣和用詞選擇保持高度一致，避免因為不同譯者的風格差異而導致的讀者閱讀體驗的不連貫。而且可以讓我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深入理解和體會原著的精神和風格，從而能夠更準確地傳達原著的意圖和情感，使譯文更加貼近原著。其次在我翻譯的過程中可以根據自己的節奏和進度來安排翻譯工作，無需受到他人的限制，可以更加靈活，更加迅速地選擇詞匯、調整句式等，從而提高翻譯效率。而從著作本身的角度來說，《全球通史》中文版出版已近20年，在這期間一直持續領跑同類讀物市場，在同類書市場所占份額超過90%。然而，這些年來，《全球通史》一直沿用的都是同一個譯本，舊譯本在得到讀者認可的同時，每年都會有熱心讀者熱情反饋，對舊譯文中出現的錯訛和原著中的疏漏提出意見。此外，舊譯本使用的語言風格對于與日俱新的時代和讀者的需求而言也有待更新。對于這樣一本全球史學經典，如果要做到“名家名著名譯”，必須要重譯，并且采用更加準確的譯文?！度蛲ㄊ贰肥怯上碜u世界的著名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撰寫的史學巨著，正是當之無愧的名家名著，只有有了更加專業準確、優美的譯文，才能將這本經典史著更加當之無愧地交付更多讀者手中。

此次新版譯文是我耗時了三年多的翻譯成果，因此我盡可能做到譯文流暢精準，典雅傳神。此外，我也加大了審校力度。之前舊版中的疏漏，在我和劉北成教授的認真核查和精心審校下都得到了糾正，盡可能地保證了文本的準確和專業。在譯文更新的基礎之上，為了讓新譯本更加便于讀者閱讀，我也對全書的史實、數據、敘述進行多方核查，為全書增加了數十條譯者注，期望讀者可以更加準確地掌握歷史知識，為讀者帶來更完美的閱讀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