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文學對話中的中國現代女作家研究》，馮曉春著，科學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231頁，108.00元

翻開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可以發現眾多擲地有聲的作家名字，而這些作家又有著一個共同特征，即雙管齊下、著譯并舉。在現代翻譯文學作品中，自然是英語文學拔得頭籌，畢竟英語自晚清以來就是中國傳播最廣、學習人數最多的外語；因為毗鄰和同文之便，東瀛成為諸多現代作家的留學目的地，而日本文學也相應地成為他們的翻譯和研究對象；法語文學因其浪漫、優雅、迷人的特質吸引了一眾作家，尤其是留法勤工儉學作家的青睞。至于充滿詩性和哲思、同樣異彩紛呈的德語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的印跡也不可謂不深，尤其是從中走出了魯迅所言“中國最杰出的抒情詩人”馮至，以及“戰國策派”核心人物、劇作家陳銓。考察現代作家的德文習得路徑和德語文學資源出處，無外乎三種情況：要么在負笈日本時順帶習得德語、接觸德語文學，比如郭沫若、郁達夫等；或者在留德時浸潤了詩哲之國文學的風雨，比如前述馮至、陳銓等；抑或并無負笈他國的體驗，卻在國內接觸了德語語言和文學，比如曾求學于水木清華的李長之等。

檢視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與德語文學有淵源者，不難發現，絕大多數都是須眉。正如馮曉春的學術專著《中德文學對話中的中國現代女作家研究》所言，這自然跟中國現代女作家在主流視野中的“缺位”不無關系；如果再仔細爬剔梳理中德文學關系上的中國才女，更會發現這一“缺位”現象越發嚴重，專治德語學科者甚至會有意無意地扼腕長嘆，緣何“以德為師”“與德對話”的現代女作家如此稀少，甚至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姑且不論張愛玲、蘇青、丁玲、蘇雪林等進入大眾視線的著名女作家多與英美或法國文學頗有淵源，而與德語文學幾無關聯；就算是那些有著留學或游學德語國家的女性文化學人，也可能出于各種原因與德語文學擦肩而過：早期留德醫學女博士、文學研究會會員張近芬有多部譯作問世，但她翻譯的是英國、法國、日本乃至丹麥文學；中國近代女性運動先驅呂碧城被贊為“近三百年來最后一位女詞人”，曾游歷維也納、蘇黎世等德語區歷史文化名城的她也留下了大量游記文字，不過，這位與秋瑾并稱為“女子雙俠”的女中豪杰關注的多是政治、經濟、社會、民生乃至動物生態保護等上層領域的話題，對德語文學幾乎不置一詞。在尊重客觀歷史事實的同時，我們也許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問題：惟其珍稀，而愈顯彌足珍貴。正是出于這樣的問題意識，作者在新文化史理論和性別研究視角的啟發下，從文學和文化交流的三重模式出發，挖掘中國現代女作家創作中的德語文學因子，呈現她們參與中德文學對話的過程及其帶來的影響效果。

維也納之呂碧城

在引入研究主題、研究對象和理論啟示之后，作者在著作主體部分的第四章到第八章展開了綿密而扎實的個案研究。第四章專門探討歌德的成名作《少年維特之煩惱》（以下簡稱《維特》）與四位女作家（廬隱、馮沅君、石評梅、謝冰瑩）的緊密關聯。這四位女作家都算得上是歌德書信體小說的知音，在其愛情書寫和創作中“如鹽化水，不著痕跡”地融入了充滿青春迷惘和感傷主義的“維特元素”，甚至仿照這一體裁創作了大量的書信體小說，其中的“驛寄梅花，魚傳尺素”演繹出一段段浪漫而多情的戀愛故事。謝冰瑩甚至把這一小說投射到現實生活之中，稱自己的戀人為“維特”或者“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國時期對《維特》的接受多流于扁平化乃至流俗化的層面，歌德筆下更加微言大義的主題，諸如現實映射、社會批判和文化訴求等，經常被三角戀悲劇這樣的表象故事遮蔽。不過，在謝冰瑩身上也可窺見“《維特》影響的另一種維度”：短短幾年以后，當初沉湎于傷感愛情故事的謝冰瑩果斷告別了戀愛至上的美麗夢境，義無反顧地轉向革命，這生動地體現了歌德原著折射的“時代精神的變遷”（80–82頁）。除了《維特》，五四時期的另一部德國文學名著《茵夢湖》也吸引了廬隱和石評梅兩位女作家關注的目光，為此作者專辟第五章展開研究。廬隱在《象牙戒指》中從全知視角出發，以石評梅與高君宇這位“紅色戀人”的愛情糾葛為藍本，進一步強化了《茵夢湖》中“獨葬荒丘”的悲情苦戀意象。與之相對的是，石評梅則在“革命加戀愛”的自傳式書寫中一方面賡續了中國文學古已有之的感傷主義傳統，并從《茵夢湖》中汲取相關養分進而發揚光大；另一方面又通過從“獨葬荒丘”到“合葬荒丘”這一個字眼的變異塑造了一個成為自己悲劇的主人、掌握自身命運的新型知識女性形象（102–103頁），進而演繹出《茵夢湖》在中國現代文壇接受史上的一段精神史的變異。

都說德國是詩人和思想家的國度，或曰“詩思之國”“詩哲之國”，這里的“詩”（Dichtung）自然是廣義上的文學創作，但理所當然地包含狹義上的詩歌在內，何況包括德國在內的德語區誕生的舉世聞名的詩人可謂燦若群星。在這星漢燦爛的詩之蒼穹，也有幾顆熠熠閃光的星辰在幾位中國現代女作家那里找到了知音：古典主義的歌德、從浪漫主義轉向革命現實主義的海涅、還有以詠物詩名揚天下的象征主義代表人物里爾克。專著第六章聚焦這一研究對象，首先探討了兒童文學作家冰心和九葉派詩人代表鄭敏與歌德詩章之間的文學因緣，接著轉而討論上文多次做過個案研究的石評梅在散文寫作中對海涅后期政治抒情詩《頌歌》（Hymnus）的借用，最后探討以陳敬容和鄭敏為代表的九葉派女詩人對里爾克物詩（Dingedicht）的追隨，以及對他的藝術觀念和生命思考的借鑒和化用。如前所述，德國文學原本就以深刻向內、發人深省的思辨見長，跟哲學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故而特別卓爾不群的德國作家或哲學家對“詩哲型立”這頂桂冠可謂當之無愧，比如歌德、荷爾德林、尼采、海德格爾等。（葉雋《德國精神的向度變型——以尼采、歌德、席勒的現代中國接受為中心》，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第6頁）有鑒如此，作者接下來揭橥現代女作家與德國哲學，尤其是意志哲學之間的因緣，也就水到渠成。無論是廬隱對叔本華悲觀主義哲學進行回爐再造，還是冰心在“超人三部曲”（小說《超人》《煩悶》《悟》）中以“愛的哲學”超克尼采的“超人”哲學，抑或袁昌英通過引介、翻譯、闡釋、評論和創作等多種方式持續關注弗洛伊德學說，無不體現了德國意志哲學在中國現代女性的心靈書寫中留下的印跡。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正如作者所言，這也可以部分解釋緣何以康德和黑格爾為代表的古典理性主義哲學家在中國現代女作家群體中幾無知音。（174頁）

正如本文開頭所述，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不啻一部翻譯史，而留學史也在其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故而專著第八章呈現了這三者之間的契合點，掘發了雖然不以作家名世、但有重要著述留存、而且有著負笈德國經歷的女革命家胡蘭畦為中德文化交流做出的貢獻。此外還論及為數不多的幾位女性作家的德語文學譯介成就，同時提及近現代中國留德史上寥寥無幾的女性學人，并認為理應對這一女性代表人數的不足抱以“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著作隨后總結了現代女作家在中德文學對話過程中呈現出來的特點，并從性別審美差異的角度歸納出深受“主情主義”影響的女作家接受德語文學的幾個表征，比如關注自身生存境遇，尤其是將理性思辨至上的形而上的德國哲學納入形而下的、相對隱秘的情感范疇（大有“借他人之酒杯，澆心中之塊壘”之意），并從閱讀效應的角度出發，不無見地地指出“閱讀即道路，是女性走向文本、走向自我、走向世界的道路”。（200–201頁，206頁）當中國近現代女性被時代和社會的客觀條件鎖上了負笈留學和習得外語這些大門的同時，冥冥之中又被推開了閱讀這扇窗戶，而德語詩哲作品的漢譯無疑是透過這扇明凈之窗窺見的最美風景線之一。

本著作內容詳實、論述頗有深度、中外文參考文獻豐富，附錄的人名索引給讀者提供了較大便利。而其最出彩處，在我看來，則是讓學界長期以來有意無意忽視的一個話題，即現代女作家與德語文學之間的對話浮出水面，并傾盡全力收羅了幾乎是所能找到的一切邊角材料，讓現代中國文壇上為數不多的“以德為師”“與德對話”的女性作家的身影及其著譯作品進一步明晰化、鮮活化、立體化。本著作誕生于國家社科基金后期項目，也可以窺見專家代表和國家層面對這一研究主題的首肯和嘉許。對于同為德語學科學人的我，尤為看重的仍是作者的學科關懷、學科自覺以及自省意識，即我們這個學科能為當今國內學術界做什么，簡潔點說就是“德語學科何為”。就文學這一研究領域而言，毋庸置疑的是，繼續翻譯和研究德語文學本體，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德語文學闡釋學一直是我們重要的任務和使命；但另一方面，探尋中德文學之間存在的可能關系和因緣，挖掘兩者之間包括翻譯、轉述、以借鑒和襲用為關鍵詞的仿作、“創造性叛逆”式的改寫或曰變異、乃至跨媒介和多模態的移植和改編等等，在我看來，同樣也是德語學科學者能夠而且應該努力耕耘的學術領地。尤其是在“重寫文學史”，構建彰顯中國精神、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現代文學的呼聲中，本書展示的一些主流現代作家與包括德語文學在內的外國文學之間的因緣際會，以及一些相對邊緣的作家（比如創造社作家段可情、文學研究會成員趙伯顏和唐性天等）與德語文學結下的不解之緣，都可以給我們提供豐富而多元的精神資源。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女作家與德語文學之間的關系，乃至一般意義上的中德文學關系，都并非單軌，而是一條雙向道。就女性寫作而言，不管是在德國還是中國，早期似乎都不被人看好：德國作家博爾曼（Stefan Bollmann，1958—）甚至寫過一本書，書名就叫《寫作的女人危險》（Frauen, die Schreiben, leben gef?hrlich）；至于在中國古代，由于歷史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女性寫作更是被忽視和掩蓋。盡管如此，早在德國大文豪歌德的筆下，就可窺見他致敬中國女性詩人的痕跡——他如此珍愛那些在當時并不入流的中國女詩人的詩歌，以至于他在手稿中劃掉了之前寫的“中國詩人”，而改為刻意強調她們性別特征的“中國女詩人”。（譚淵《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女性形象》，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145–146頁）自漢學在德國姍姍來遲、然而后來居上以來，該學科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和研究也結出了累累碩果，這就包括對本著作中研究的中國現代女作家的翻譯和研究。而就中國現代女作家對德語文學的接受與德國漢學界對中國現代女作家的譯介這一雙向關系而論，又可以瞥見時有出現的不平衡現象。比如本書未曾提到被譽為“三十年代文學洛神”的薄命天才女作家蕭紅，因為目前暫未發現她與德語文學之間的聯系，但迄今德語區已經出現多個蕭紅作品的譯本（孫國亮等《上海文學海外譯介傳播研究》，上海大學出版社2022年，143–153頁），《呼蘭河傳》德譯本還在2024年再版。這一不平衡的接受狀況，也可以視為由本著作延宕開去的研究展望之一。

蕭紅

最后要說的是，專著中偶爾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些許可以進一步完善之處。有關陳敬容翻譯的里爾克詩歌，作者未能追索出《青春的夢》《回想前生》《遺詩》三首的原詩（124–125頁），其實分別為《圖像集》（Das Buch der Bilder）中的《男孩》（?Der Knabe“，首句是Ich m?chte einer werden so wie die），同樣收入《圖像集》中的《回憶》（?Erinnerung“，首句是Und du wartest, erwartest das Eine），以及收入《1910–1922年詩歌》（Die Gedichte 1910 bis 1922）的《你這預先就……》（?Du im Voraus“，首句是Du im Voraus verlorne Geliebte, Nimmergekommene）。就材料和史實而論，作者已經做了最大程度上的挖掘和搜集，但偶有遺珠之憾。專著里曾做過個案研究的冰心，因其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身份與《格林童話》很可能存在關聯。冰心曾說：“我接觸到當時為兒童寫的文學作品，是在我十歲左右。我的舅舅從上海買到的幾本小書，如《無貓國》《大拇指》等，其中我尤其喜歡《大拇指》，我覺得那個小人兒，十分靈巧可愛，我還講給弟弟們和小朋友們聽，他們都很喜愛這個故事。”因此，冰心作品是否跟《格林童話》之間存在更深層次的關系，也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事實上，這一點已經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相關研究則期待后學。本書還提到曾經負笈東瀛的知名女性作家沉櫻（原名陳瑛，1907–1988）與德語文學之間的密切關聯（183–184頁），但有些史實還需進一步稽考和查證。比如作者引用二手資料說20世紀20年代沉櫻曾與洪深合作翻譯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懷疑這個版本當是由洪深與同為劇作家的馬彥祥合譯（開明書店1929年初版），因沉櫻與馬彥祥曾經結為伉儷，故而有此誤會。沉櫻所譯茨威格的《同情的罪》，題名取自其英文譯名（Beware of Pity），現在一般譯為《心靈的焦灼》（Ungeduld des Herzens）。她翻譯的黑塞的《拉丁學生》收錄了五篇作品，但不一定全是小說，因為涉及兩封書信；另外《大理石坊》今日一般譯為《大理石的傳說》（Die Marmors?ge），《求學的日子》原名為Unterbrochene Schulstunde。沉櫻所譯富凱的《婀婷》（Undine）其實也曾在大陸出版，收入譯文合集《女性三部曲》（重慶出版社，1982年）。沉櫻翻譯的茨威格和黑塞作品至今仍在臺灣地區不斷再版，可見其受歡迎程度之高。她的德語文學翻譯及其與創作之間的可能性的關聯，也是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個案。

總之，從中德文學關系的大框架出發，挖掘德語文學鏡像和資源如何參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生發，乃至現代中國的精神塑造和文化構建，值得包括國內德語學科在內的國內外學術界繼續挖掘和探究，而這本《中德文學對話中的中國現代女作家研究》無疑給我們提供了積極而有益的參考和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