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精英？社會權力的來源

誰是精英？你，讀者，是精英嗎？如果讓我打賭，我預測99%的讀者會回答：“不是！”那么首先，讓我們定義一下我所謂的精英是哪些人。在社會學中，精英并不是指在某些方面比其他人更優秀的人。他們不一定更努力、更聰明或更有才華。他們只是擁有更多的社會權力——一種能夠影響其他人的能力。一個更能描述精英的詞語是“權力持有者”。

由于權力在接下來的敘述中如此重要，我們將會在后面的章節中再次提到它，屆時我會討論社會學家如何定義古往今來不同社會中的權力和權力持有者。但是現在，我們走個捷徑。在美國，權力和財富密切相關。因此，弄清楚哪些人屬于哪些等級的權力持有者相對簡單。比方說，如果你是一個美國人，并且你的資產凈值為100萬~200萬美元，那么你大概能躋身前10%的行列，這處于美國精英群體的底層。這類人大多并非特別有權力，并沒有很多人聽命于他們，但這數百萬美元的財富（以及通常伴隨而來的較高收入）賦予這10%的人很大的掌控力——對自己生活的掌控力。他們可以拒絕不如意或薪水不夠高的工作，或者拒絕在他們不愿前往的城市工作，甚至可以選擇退出無休止的激烈競爭。他們通常擁有自己的房子，能送孩子去上好大學，突發醫療事件也不會動搖其地位。無疑，他們已經擺脫了“不穩定的生活”。

對于那些資產凈值以千萬甚至數億美元計的人來說，財富和真正權力之間的關聯才開始變得更密切。這一階層的人包括企業主和大公司CEO（首席執行官），他們能對成百上千的雇員行使權力。很多有權勢的政客也居此列。（大約有50名國會議員的資產凈值超過1000萬美元。）不過，財富和政治權力之間的關聯也不是一成不變的。9位美國總統的資產凈值甚至沒有達到或超過100萬美元（以現價美元計算），包括哈里·杜魯門、伍德羅·威爾遜和亞伯拉罕·林肯。但是超過一半的美國總統有足夠的財力使自己置身于現今前1%的層級。在1850年以前，所有的美國總統都（至少）位于前1%。

此外需要記住的一點是，在美國，成為權力持有者的窮人不會長久地處于貧窮狀態。比爾·克林頓成長于阿肯色州的一個貧困家庭，其繼父酗酒且暴虐，但現在他的財富據估計至少有1.2億美元。在美國，財富和政治權力之間產生密切關聯的部分原因在于，很多在職業生涯之初一文不名的政治家，在離開政府工作之后加入了富人的行列。但是，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已經非常富有的人比普通人更有可能尋求和獲得政府職位。想想羅斯福、肯尼迪家族、羅斯·佩羅、邁克爾·布隆伯格，當然還有特朗普。

當地時間2024年12月5日，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參加福克斯“年度愛國者獎”頒獎典禮并領獎。

然而，即使在美國，財富和權力之間的關聯也不是牢不可破的。下面，我們來討論權力的其他來源。第一種是最強硬也最粗暴的社會權力形式，即高壓權力：它是一種強制力，或者一種強制性威脅。專門施展高壓權力的美國人，比如軍事將領和警察，通常完全附屬于其他形式的權力。埃德加·胡佛——美國第一任也是最有權勢的一任聯邦調查局局長——是其中的例外，不過這種情況非常罕見。

第二種權力是財富（或更廣義地說，是積累的物質資源）。富人可以雇用別人做他們想做的事情（在一定范圍內）。

第三種是更為微妙的一種權力形式，即官僚權力或行政權力。現代人從屬于各式各樣的機構。通常，我們要聽命于各種各樣的“領導”。當然，這些關系中存在著一種高壓權力的元素，因為不服從指令會導致你被解雇、罰款或逮捕。但是大多數時候，我們服從指令只是因為社會規范的力量。機構中不同級別的領導行使著不同層級的權力，機構規模越大，職位越高，他們的權力就越大。

第四種是最“軟”的一種權力形式，即意識形態權力——信仰的力量。軟實力，或者信仰，是一種能夠影響民眾的強大力量。擁有這種權力的人包括思想領袖（比如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各大報紙的專欄作家，以及如今擁有數百萬粉絲的社交媒體人物。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誰是精英？”這個簡單的問題并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人類社會是復雜的系統，嘗試用過于簡單的體系去解釋其中社會權力的流動可能會事與愿違。我的工作是使我的理論盡可能簡單，但是不至于太簡單。

搶椅子游戲

我們一旦開始思考所謂的精英行為，就會見識到其復雜性的多個層面。第一，就財富而言，精英與非精英之間沒有嚴格的界限。收入前10%的人（差不多是以現價美元計算的百萬富翁）可以對他們自己的生活有很多掌控權。收入前1%的人（差不多是千萬富翁）可以對別人的生活有很多掌控權。身價上億乃至數十億美元的富翁甚至擁有更多的權力。但是前1%的人和前10%的人之間沒有清晰的邊界——收入分布是一條平滑的曲線。社會對前1%和前10%的人在態度上無巨大差異，或者對前10%、前1%和前0.1%的人在態度上也是如此。

不同的社會精英通常善于運用不同種類的社會權力：陸軍將領、海軍將領和警察局長施以高壓權力；CEO和財富持有者行使經濟權力；參議員和聯邦部長掌管行政權力；電視主持人和有影響力的主播施展說服力。每一種影響力都有自己的權力等級。這在軍事指揮鏈中尤為明顯，但是其他軟性的權力種類也有自己的等級序列。

當我們提出“如何造就精英”這一問題時，復雜性的第三個層面便出現了。為了理解精英生產過剩，我們需要理解精英的社會再生產——隨著時間推移，精英發生了什么事情。

讓我們區分那些已經屬于精英群體的人（建制精英）和那些想要進入精英群體的人（精英追逐者）。精英追逐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取決于他們所追逐的權力類別和想獲得的級別。比如，大部分陸軍中尉想成為少校，大部分少校想成為準將，而大部分準將則致力于在軍銜上加更多的星。同理，千萬富翁想成為億萬富翁，那些賺到人生第一筆上億美元財富的人則致力于進入十億美元富翁的階層。

盡管不是每個人都有志于獲得更多的權力，但權力追逐者的數量永遠大于相應的職位數量，這就造成一些人非常努力但無法獲得相應職位——失意的精英追逐者。當精英追逐者想要的權力的相應職位數量遠遠超過供給數量的時候，精英生產過剩就會產生。現在，讓我們聚焦于財富和政治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并觀察精英生產過剩在這一領域是如何形成的。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超級富豪——資產至少為千萬美元者——的數量飛速增長。1983年，這種家庭的數量僅為66000戶，到2019年（可獲取這一數據的最后一年），這一數量增長了9倍多，為693000戶。這種變化并不是因為美元的通貨膨脹；我們調整了進入這一階層的家庭資產門檻（按1995年不變價美元計算）。在這一期間，超級富豪家庭總戶數增長了53%，因此按比例計算，千萬富翁的數量占人口總數的比例從0.08%膨脹至0.54%。

富人財富激增的現象也同樣發生在精英底層。如果千萬富翁的數量增長到原來的10倍，家庭資產為500萬美元及以上的家庭數量就會增長到原來的7倍，那些資產僅在百萬層級的人數將增長3倍。總的來說，我們看到的群體財富等級越高，過去40年里其財富增長得就越快。

富人數量的增長從表面上看并不是一件壞事。美國夢的一部分不就是變得富有嗎？但是這個好消息包含兩個負面因素。第一，巨富階層的迅速膨脹并非與其他人群的財富無關。當巨富的數量成倍增加的時候，典型美國家庭的收入和財富實際上在減少。（比“典型”更準確的用詞是“中位數”，這一數值將財富分布從正中間一分為二。）普通美國人和富裕精英之間的財富差距加劇了經濟不平等，這一問題近年來引起了廣泛討論。

第二個更為微妙也更不容易被普遍理解的問題是，當社會金字塔變得頭重腳輕時，這將給社會的穩定性帶來極為嚴重的影響。

要理解原因，讓我們看看這樣一個游戲。在音樂劇《庇隆夫人》中，一群阿根廷軍官玩了一個聽音樂搶椅子的游戲。它是這樣進行的：音樂響起時，軍官們開始繞著一組椅子走；音樂停止時，每個人都必須找到一把椅子坐下。不過，游戲玩家的數量比椅子要多一個，因此總有一個倒霉的軍官找不到椅子從而出局。然后撤掉一把椅子，游戲重新開始。最終，只有一個人是贏家。在《庇隆夫人》中，贏家是胡安·庇隆上校，他后來在音樂劇中（同樣在現實生活中）成為阿根廷總統和正義黨創始人。

在精英追逐游戲（或簡稱追逐游戲）里，我們在每局中增加玩家的數量，而不是減少椅子的數量。和搶椅子游戲一樣，開始時有10把椅子，代表權力職位（比如政府職位）。在第一局中，11位玩家（精英追逐者）搶椅子。10個人可以獲得精英資格，失敗者則成為一個失意的追逐者。在接下來的幾局中，我們增加玩家的數量，最終達到2倍、3倍（同時椅子的數量不變）。贏家的數量保持不變，但失意的追逐者在增多，從最初的1人增加到10人，然后20人。隨著游戲的進行，想象一下混亂和沖突的程度會加深。（我不建議在小孩的生日聚會上玩這個游戲。）這當中也蘊含一個不同尋常的放大效應：當我們2倍、3倍地增加追逐者數量時，失意的追逐者的數量會10倍、20倍地膨脹。（這是精英生產過剩游戲的普遍特征。）

搶椅子游戲

根據博弈論（研究策略互動的一個數學分支），玩家必須在給定規則內設計出獲勝策略。但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總是在竄改規則。當每一個權力職位的追逐者數量增加時，一些人就不可避免地想要挑戰規則。比如，你可以在某把椅子旁放慢速度，甚至停下來等待音樂停止，同時推走其他的競爭者。恭喜你，你成了一名反精英者——一個想通過破壞規則在游戲中搶先的人。不幸的是，其他人也很快意識到這一點，每個椅子前都很快聚集了比肩接踵的人，很快你就知道如何應對失控的拳毆。這最終成為一個幫助我們理解現實生活中精英生產過剩后果的好模型。

如我們所見，在過去40年的實際生活中，各階層財富持有者的人數已成4倍、7倍甚至10倍增長。他們中只有一小部分人選擇花一大筆錢去謀求公職。比如，他們可能渴望在眾議院或參議院中有一席之地。他們可能去角逐州長一職。當然，最終的獎勵是總統職位。這些權力職位的數量在過去幾十年里沒有變多，但追逐者的數量隨財富持有者總數的增長而增加。由于放大效應，失意的追逐者的數量呈爆炸式增長，增長速度遠超業已驚人的財富持有者的擴張速度。

這一結論并不僅僅是一個抽象模型，現在我們可以用它來解釋響應性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所記載的美國公職選舉中的若干趨勢。其中一個趨勢是，自籌資金型候選人的數量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增長。在2000年的國會選舉（含眾議院和參議院席位）中，有19位候選人花費了至少100萬美元自有資金用于競選。在下一輪選舉中，有22位同樣富有的追逐者爭搶一個國會議員席位。20年后，旗鼓相當的候選人的數量幾乎翻倍，在2018年和2020年分別有41位和36位候選人各自花費至少100萬美元。

衡量財富持有者生產過剩對選舉影響的一個更好標準，是競選成功的成本。畢竟，不是所有有政治抱負的富人都親自參加競選。反而，他們大多選擇資助那些能在華盛頓幫他們推進政策議程的職業政客。根據響應性政治中心搜集的數據，成功贏得眾議院選舉的平均花費從1990年的40萬美元增長至2020年的235萬美元，而成功贏得參議院選舉的平均花費從1990年的390萬美元增長至上一輪選舉的2700萬美元。

在過去40年里，美國每兩年就會上演一次精英生產過剩的游戲。隨著玩家數量增加，打破規則的概率也在增加。那些游戲規則，即受社會規范和制度約束的民眾選舉，在現實生活中一再被打破，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然而，精英生產過剩只是故事的一半。財富持有者階層的擴張并非與其他社會群體無關。是時候引入社會穩定模型的第二個因素，即民眾貧困化了。

本文摘自《危局：精英、反精英與政治解體之路》一書，為該書第一章的部分內容，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標題為后擬。

《危局：精英、反精英與政治解體之路》，【美】彼得·圖爾欽/著 李艷/譯，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