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八月，華東師范大學教育管理學系副教授金津的英文專著Education and upward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Imagining positive sociology with Bourdieu（《中國教育與社會流動：與布迪厄共同構想積極社會學》）由Routledge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書基于對中國四所精英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清華大學）17名出身貧寒的學生三年三輪生命史的訪談，記錄了他們從童年到進入大學直到就業后的社會流動經歷與情感體驗，借助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的批判理論工具箱，提出理解能動性的“關系性視角”，即通過社會流動的人生經歷，呈現能動性所對抗的層層社會結構，以及在這個過程中能動性自身所包含的復雜性、異質性、多樣性、結構性和再生性。基于對能動性的理論化，本書最后提出了基于“共同關系”來想象和構建“積極社會學”的思路。

以下是金津對該書的介紹：

很高興能有機會在《澎湃新聞》上介紹自己的英文專著，這本書出版后我做了三場新書分享會，但更多是在理論上討論，所以這次能用更直白、生活化的語言，講一講自己的研究，對我來說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我也希望借由這次討論，與我的訪談對象以及中文讀者建立一些聯結。

《中國教育與社會流動：與布迪厄共同構想積極社會學》英文書封

為什么會有這本書？

這本書實際上修改自我在倫敦大學學院教育學院（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的博士論文。我在2012年準備博士申請的時候，有很多相關的新聞報道呈現了出身貧寒的學生要進入中國精英大學所要克服的重重障礙，也展現了一些研究數據。比如有報道引用北京大學劉云杉老師的研究[1]，還有些報道介紹了清華大學的一個調研。我當時為了寫博士申請的研究計劃，找了很多相關的國內外文獻，發現大部分的研究也呈現了類似于新聞報道中所寫的景象。這讓我有一些失望，好像人在面對社會結構時是無能為力的，是只能妥協的，好像我們生來就要過一種既定的、分層的人生。我不相信這個，所以我想為了這個“不”字做研究，我想從那些成為“貴子”的人身上找到一些希望，一些關于如何實現抵抗和突破的希望。

確定了研究選題后，用什么研究方法成了我當時要做的第二個重要決定。我在博士申請里寫的是混合研究方法，即用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相結合的方式進行研究，因為當時的我覺得這是最保險、最全面的方式，既有數據，也有故事。這個決定實際上也跟當時國內質性研究的缺乏有關，那個時候關于教育公平和社會分層的研究大部分用的是量化研究方法。好在我很幸運地遇到了我的博士導師Stephen Ball教授，他當時是我們學校的卡爾·曼海姆講席教授，是教育社會學領域非常有影響力、有經驗的研究者。他在第一次跟我見面討論后，建議我看看生命史的研究方法，尤其推薦了的Ken Plummer的《記錄生命》（Documents of life 2: An Invitation to a critical humanism）。之后有一次他邀請做扎根理論的愛爾蘭青年學者Elaine Keane給我們博士生做了一個工作坊，那是我第一次了解到“建構式扎根理論”，也使我開始對扎根理論感興趣，因為之前的課程都告訴我們扎根理論需要研究者不帶任何前見、不讀理論和文獻直接進入研究場域，我覺得我做不到，同時我也不認可這個要求。因為這兩個契機，我的研究設計有了基本的雛形，即，通過對中國精英大學出身貧寒的學生進行追蹤式的生命史訪談，然后在與他們的討論中，共同建構對人如何突破社會結構的理論闡釋。

后面的細節我不在這里一一贅述，因為一些老師和朋友的幫忙，我找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當時也是有意選取了日常語言中經常使用的“清北復交”）的17名出身貧寒的學生，對他們進行了三輪生命史訪談。第一輪訪談的時候他們都是大四本科生，基本都已經確定了畢業后的去向，12個學生獲得了保研資格，2個學生在準備出國申請，3個學生在找工作。這一輪訪談主要是收集他們的生命故事，了解他們人生經歷中的重要時刻、他人，他們在社會流動過程中的感受，以及他們對于能動性建構的解釋。我在第一輪訪談后對訪談轉錄的材料進行了編碼以及初步的理論建構，但是這個時候的分析和理論框架中有很多縫隙，比如我在兩個女生之間建立了對比，但是我不確定這是不是只是我的解讀；再比如我發現我的大部分訪談對象都談到他們從小就表現出一些被學校系統定義的“聰明”特質，但是我沒有問他們為什么可以有這些特質。帶著第一輪分析的結果和有很多縫隙的理論建構，我對我的訪談對象進行了第二輪訪談，在這一輪訪談中我收集了他們從本科到研究生或職場的經歷轉變，再次詢問了他們對社會流動這件事情的看法，也和他們討論了我的一些理論建構以及其中存在的縫隙。經過這一輪的訪談，我有了更多關于他們生命故事的數據，也讓我的分析和理論建構更完整。隨后一年多的時間我按照理論建構和分析撰寫了博士論文的初稿，把我的主要研究發現郵件發給了我的訪談對象，然后在第三輪訪談中和他們討論了我的研究發現，把他們的反饋融入到我的論文中，同時也了解了他們最新的生活。在第三輪訪談的時候，12位同學已經確定了未來工作的崗位，5位同學留在本校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2024年5月9日，北京，清華大學校園里的學生。

通過這三輪的生命史訪談和不斷與研究對象的對話，我記錄了他們從童年到大學再到就業后的社會流動經歷和感受，這些也就是這本書所依賴的數據。

這本書講了什么？

我的博士論文是2017底完成的，2018年3月我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我從2020年開始就一直在修改博士論文準備把它出版成專著。大概有兩種方式可以把我的博士論文寫成書，這兩種方式會讓我的書有完全不同的影響力：一種是以我的研究對象的生命故事為主線，用完全敘事的方式講述他們的經歷和感受，另外一種是以社會學理論的討論為主，在故事和理論之間做持續比較，解構我們的日常經驗，挑戰我們的“習以為?！保嬕环N新的對能動性、抵抗、超越的理解，從而激發新的思考和生活方式。在這兩種方式中，我選擇了后者，因為這代表了我對“什么是研究”的理解。如果說第一種方式帶來的可能更多是共鳴，通過第二種方式我希望它可以帶來更多反思。在共鳴和反思之間，我沒有那么追求共鳴，因為對我來說，共鳴很多時候不能帶來改變，只能提供短暫、虛妄的情緒價值。我希望通過研究提供一種“挑戰”，挑戰日常經驗和觀念，讓我們“不舒服”，從而產生掙脫的動力，和變得不一樣的沖動。而很多時候，我們因為生活的包裹、現實的壓力、無意識的“行動傾向”而無法實現這種“挑戰”，理論則可以幫我們建立起對日常生活和主體性的距離感。因此，我在這本書里用了大量的布迪厄，他幫我實現了對“日常能動性”的挑戰，讓我重新認識了自己以及我的研究對象所擁有的優勢和劣勢，也讓我更清楚地表達我們身處的不平等到底是什么，他甚至幫助我去構想如何挑戰不平等。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這是一本關于布迪厄的書，是一本理論的書。布迪厄和理論是服務于人的，而不是反過來。因此布迪厄只出現在書的副標題里，且副標題是“與布迪厄共同構想積極社會學”。

當然我不會在這篇文章里解釋布迪厄，也無法詳細說明我是如何解構“日常能動性”的。在以下的討論中我會結合一些具體的例子講一講我們的“日常能動性”是如何與社會結構聯系在一起，它們又如何與我們沒有意識到的不平等交織在一起，從而限制了我們去想象和實現真正挑戰和超越的可能性。我在這本書里拆解了三套“日常能動性”：協調性能動性、績效性能動性和超越性能動性。

北京大學教室里的學生

我們可以選擇未來嗎？

協調性能動性指的是我們如何認識和改變自己的社會位置。我的訪談對象展現了很多種形式的協調性能動性，比如自我意識、理性、成熟、權衡、對資源的敏感性等等。這一套能動性看似是主動、自發的行為品質，但實際上蘊含了很多我們對社會結構的內化和服從。比如，幾乎所有我的訪談對象都談到他們從小很內向，他們解釋是因為他們小時候就能感知到自己所擁有的資源和能力比別人少。這里可以很明顯看到，我們以為天生的“性格”，其實很大程度與我們所處的社會位置相關，是社會結構的內化。而這樣的內化對人最大的影響是它會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們后續的選擇和決定，也就是說，我們的過去被嵌入到了未來中。比如我的一些訪談對象說他們在大學選擇專業時候會主要考慮自己的個性。唐慧（所有人名都是化名）知道復旦的優勢專業之一是新聞，但她在達到了新聞專業分數要求的情況下，選擇了歷史，因為她覺得這更適合自己的個性，即使她知道她可能面對不利的就業前景。不平等的過去不是通過壓迫性的形式作用于我們，而是通過我們以為的“理性選擇”來規劃我們的未來，生產不平等的人生軌跡。這就是布迪厄所說的“象征暴力”。我們的“日常能動性”中交織了很多類似的“象征暴力”。我們只有打破它們，才可能實現真正的“不同”。

我們可以告別過去嗎？

第二套能動性是績效性能動性，指的是我們通過追求各種形式的“優績”來實現社會位置的晉升。在我的研究里這套能動性尤為明顯地體現在“寒門貴子”如何對抗結構弱勢帶來的限制，去建立自己的優勢、自信并獲得他人的認可。如很多研究顯示的一樣，我的訪談對象通過勤奮、自律、刻苦、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獲得優異的考試成績，來為自己爭取在教育以及社會系統里向上流動的機會。這些品質當然是人能動性的體現，但它們也受到社會結構深刻的影響。比如，姜云和谷月解釋了為什么他們這么在乎“好學生”的身份給他們帶來的成就感和滿足感，因為他們覺得在別的方面都不如別人，也沒有人關注他們，當他們因為成就好而受到關注和認可的時候，他們就希望牢牢抓住它；同樣，唐達和梁臻解釋了為什么他們具有“雄心”，“因為擁有的少，所以想擁有更多”。我們的缺乏深刻影響著我們的欲望和我們的渴求。而實現欲望的方式也一樣受制于我們所處的社會位置。努力、努力、再努力，是社會底層向上流動的唯一選擇，追求優績、功用和效率是他們必須學會的生存“本領”，但就是這些“本領”讓他們陷入到優績的陷阱和優績的誘惑，成為優績主義的信徒，也承受著優績的暴政。我的大部分訪談對象說他們很難真正享受生活，當他們不在做嚴肅的事情時，他們就會感到愧疚，他們也很難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因為喜歡從來不是他們可以擁有和應該選擇的選項。對自己和父母的責任感讓他們學會了懂事，而懂事讓他們遠離了真正的自我。從這個意義上看，過去并沒有被逃離，而是以一種新的方式被經歷，以嵌入到主體性的方式被經歷。

我們如何實現真正的超越？

第三套能動性是超越性能動性，指的是我們能識別“象征暴力”，在社會流動中實現關照自我、改造自我的能動性。我在書中呈現了我的訪談對象應對“象征暴力”的不同方式，絕大多數看似應對了一種形式的“象征暴力”，但實際上陷入了另一種形式的“象征暴力”。個人能動性很難對抗不公平結構的影響，尤其是隱性的、主體性的控制。但我在書中稱之為“例外中的例外”的三位訪談對象卻表現出了極強的靈活性和解放性。他們很早覺察到自己的興趣，在學校生活中除了維持優異的考試成績外，有意識地利用身邊的各種資源和機會開發自己的其他潛能，同時他們努力改變自己的“個性”和能力不足，拒斥社會結構的內化及其對主體性的控制。然而，當我分析為什么這三個訪談對象可以表現出如此強大的超越性能力時，我發現他們的家庭實際上給他們提供了更多經濟上或教養上的支持。換句話說，不是他們的能力更強，而是他們擁有更多資本。資本不僅形成我們所要對抗的結構層級，也形成我們對抗這些結構的能力。

如果這本書只到這里，那可能無法談“積極”社會學，因為這太讓人失望了，能動性都是欺騙性的，只有資本才能勝利。然而，這不是這本書的結論。在這本書的最后一章里，我解釋了社會流動所要對抗的三重結構（有形的限制、象征暴力以及超越性中蘊含的不平等），也展現了我的訪談對象在應對前兩重結構時所表現出的豐富的能動性和解放性，然而問題是我們有可能實現對第三重結構的挑戰嗎？這本書的答案是，可以，但不是靠個人的能動性。如前文所說，個人的能動性在面對重重社會結構時往往是無力的、脆弱的，我們常常是挑戰了一重結構，又陷入另一重結構；而且個人能動性具有迷惑性，比如超越性能動性看似是能動性的勝利，實際上是資本的勝利。這本書最后提到，對不平等結構的真正挑戰，或者說真正的解放性，來自于人與人的共同關系，和日常生活中的微小善意。比如，“例外中的例外”之一林曄，在談及她為什么從小就能意識到自己對繪畫和藝術的興趣和特長，并且能夠不斷開發它時，她覺得是因為父母對她無條件的支持和鼓勵，不同階段的朋友對她的啟發和相互學習，以及在實習和工作中遇到的好“導師”的帶領。這些不是“社會資本”，不是她有意經營，希望有一天會有功用的社會資源，而是她幸運地擁有的微小善意，是這些善意讓她有更多的自我意識、改變的勇氣和能力，以及理解他人、享受生活的心境。善意不僅是解放性的，也是傳遞性的。林曄說，每個人的成長步驟和路徑是不一樣的，就像曾經她的朋友很有耐心地等待她在社交能力上的成長，現在的她也會耐心地等待別人在自律、規劃、熱情等等其他方面的成長。

因此，這本書最后提出用“共同關系”來對抗不平等的構想。我們的生活可能充滿了割裂、分層、污名和象征暴力，但也充滿了微小的善意、理解、支持和聯結。這個世界的善意越多，不公就會越少；聯結越多，分裂就會越少。對抗不平等，需要的不是“我”，而是我們。

注釋：

[1] Liu, Y. S., Wang, Z. M., & Yang, X. F. (2012). Selecting the elite: Status, geography and capital – Admission of rural students into Peking University (1978-200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Education, 1(1), 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