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大學暫停招收人文社科博士生風波

在剛剛過去的11月，一名波士頓大學哲學博士項目的申請者在論壇上公開了一封郵件，并表示困惑。郵件中寫道：“我們（波士頓大學哲學系）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暫停接受您所申請的項目在下一學年的招生。”經核實，波士頓大學下一學年將不再招收哲學、英語和歷史等十幾個人文和社會科學專業的博士生。

然而，校方既沒有在新聞稿中公開宣布這一消息，也未對該決定提供解釋。根據學校官網的信息，包括美利堅和新英格蘭研究（American & New England Studies）、人類學、古典學研究、英語、歷史學、藝術和建筑史、語言學、哲學、政治學、宗教、羅曼語研究和社會學等項目將在下學年暫停接受博士生。

在《高校情報（Inside Higher Ed）》獲得的一封匿名郵件中，藝術與科學學院的負責人指出，今年10月，研究生工人在近七個月的罷工結束后贏得了工會合同，導致一系列成本增加。

據悉，波士頓大學校方發言人科林·萊利（Colin Riley）發送了一份大學聲明，稱“該決定是我們對博士課程的持續審查的一部分，其中不僅包括完全暫停某些項目的招生，也包括減少下學年其他項目的學生人數”。

盡管發言人沒有談到決定的潛在影響，以及罷工與校方決定之間的關系，但藝術與科學學院院長斯坦·斯克拉羅夫（Stan Sclaroff）和研究生院高級副院長馬利卡·杰弗里斯-埃爾（Malika Jeffries-EL）在給下級管理人員發送的電子郵件中多次提到新的集體談判協議，稱其影響了院系預算。

院長們還暗示，波士頓大學（據最新報告，獲得的捐贈基金超過31億美元）計劃讓學院承擔更高的費用。院長們寫道：“教務長辦公室已同意為本財政年度增加的費用提供資金。在今年之后，藝術與科學學院必須在現有預算內為我們的博士項目轉型提供資金。”但是，“（如果）按照今年秋季早些時候討論的招生規模繼續招生，那么在財務上是不可持續的”，因此學院將在下學年停止“所有非資助博士項目”的招生，并減少“資助項目的招生規模”。他們表示，這“將確保我們有足夠的財政資源來履行對目前在讀博士生做出的五年資助承諾”。

在簽訂集體談判協議之前，大學就已經開始探索減少博士生數量的可能。院長們寫道：“所有的院系和項目都提交了有價值的報告，討論如何調整博士生規模，考慮因素包括錄取選擇性、學生能否取得成功、就業前景和安置、項目的地位和聲譽等。”

波士頓大學針對上述問題成立了工作組，并公開了其研究報告——在全美層面，“博士畢業生獲得終身教職的比例相對較低，項目未能為博士生提供廣泛的職業培訓，教師指導質量參差不齊，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生可能面臨經費問題，以及學校在努力實現博士生群體多樣化方面仍然存在不足。”此外，工作組也提出波士頓大學是否應該考慮“一進一出模式”，即在一名博士生畢業后再招收一名新的博士生，以及隨著博士就業市場的變化，波士頓大學是否應該允許采用新的、非傳統的論文寫作方法？

然而，另一種觀點認為，校方突然采取行動是出于對罷工的警告與報復。在哲學新聞網站Daily Nous的報道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波士頓大學教職員表示：一些教職工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罷工的報復。學校高層認為藝術與科學在學院層面存在資金不足的問題。大學的高層管理部門試圖通過不滿足增加的預算需求，來給教職工和研究生一個教訓。此外，根據這位員工的推測，校方在選舉后不久突然做出決定并非完全巧合——波士頓大學一直在資金變化、經濟狀況、簽證等方面采取保守和謹慎的策略。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波士頓大學研究生發表聲明稱：多位研究生對于校方的行為深感不安，認為這一決定破壞了該校作為研究機構的核心價值觀，危及了項目的聲譽，并傳達了令人沮喪的大學考量。在高等教育日益公司化，勞工權利受到侵蝕，緊縮措施興起的背景下，校方試圖削弱人文學科的重要性。作為一所擁有完整的本科、碩士和博士教育培養體系的研究機構，波士頓大學財務狀況穩定，甚至已實現盈利。然而，學校管理層暫停項目的做法切斷了未來學者的機會，破壞了大學的使命。這些選擇不是出于經濟上的需要，而是政治上的優先考慮，并犧牲了學生、教師和工人的利益。該決定在學術界的工作者之間造成了分歧，使當前與未來的學生、理工科與人文學科、教師與行政部門形成對立。校方的行為損害了公共利益、正義和學生們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聲明強調，高等教育不是通過犧牲員工和學生權利來實現盈利的企業產品。如果管理層不做出改變，他們將面臨學生、工人和教職員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激烈的抵抗。

雖然目前尚不明確波士頓大學做出該決定背后的完整原因，但斯坦福大學人文學教授拉塞爾·A·伯曼（Russell A. Berman）表示：高級研究機會受到限制是可悲的，因為無論如何，這都會讓一些學生失去追求知識的機會。伯曼指出，“研究生教育是知識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僅聚焦培養未來的學者，還與研究生與現有教師之間的合作相關。限制項目會妨礙知識生產，而此時此刻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知識生產”。

朱迪斯·巴特勒在韓國談“民主的悖論”

12月3日晚，韓國政壇突發鬧劇。美國加州大學教授朱迪斯·巴特勒這段時間正在韓國參加慶熙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的國外學者講座。

12月4日，韓國《???21》周刊記者李有真（???）在首爾專訪了朱迪斯·巴特勒。文章寫道，巴特勒在看到刊登在《???21》號外上的尹錫悅的面孔后，發出了“哦，像李爾王”的感嘆。《李爾王》是莎士比亞的代表作，描寫了一個因愚蠢判斷而帶來巨大災難的君主的悲劇。“在2024年12月的韓國，在這個存在著李爾王和朝不保夕生活的戲劇性現場，巴特勒教授仿佛命中注定般來到這里。恰好，預定的講座主題是‘民主和人文學的未來’。”

朱迪斯·巴特勒著有《性別麻煩》《安提戈涅的訴求》《脆弱不安的生命 : 哀悼與暴力的力量》等專著，2024年出版的最新作品是《誰在害怕性別？》（Who's Afraid of Gender？），她一直專注于研究弱勢群體的政治哲學和倫理學。作為政治哲學家，她關注少數群體、沖突難民、新自由主義席卷下的脆弱和被排斥的生活。她的理論始終圍繞著分享和擴大“可活的生命”（Livable life）這一倫理課題。

作為一位備受爭議的學者，巴特勒經常遭受攻擊。2021年，當韓國EBS電視臺制作她的講座時，韓國國內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們就以仇恨言論攻擊她。2024年的講座雖采取了嚴格的安保措施，但日程泄露后仍遭到反對者的強烈抵制。主辦方不得不在前一天臨時改變場地和時間，講座最終成功舉行，吸引了100多名聽眾參加了這場長達3小時的演講。

在這次講座中，她談到了“民主的悖論”：正如捍衛白人男性至上主義者、排斥移民和性少數群體的特朗普政府通過選舉獲得重生一樣，正是“民主”使剝奪弱勢群體人權的政治規范得以實現。“面對這種世界觀——它建立在種族和民族仇恨以及對性別和少數群體的攻擊之上，它追求資本主義積累并提出將破壞社會服務作為新的公共利益，它尋求戰爭的繼續和對地球的破壞——我們將使用什么樣的政治想象力？ 我們將創建什么樣的政治機構？ 這是最重要的問題。”

巴特勒在最近的著作《誰在害怕性別？》中解釋說，新右翼群體將“性別”作為攻擊目標，投射出“幻象”（Phantasm），引發恐懼和仇恨。“民主之爭的焦點是，國家到底是什么，以及誰控制著民主國家的條件……他們熱衷于用非常狹隘的術語來定義國家。”

2015年，巴特勒教授對西方社會的公共集會表現出關注，寫作了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一書，她強調了“關系性”和“相互依存性”。她指出，（在西方世界）舉行和參與集會并不直接等同于民主，并具體提出了什么是公共性、誰能獲得歸屬感、與誰一起行動等問題。

關于韓國的全國殘疾人反歧視聯合會的出行權示威，她表示：“保障殘疾人的出行權和無障礙設施對于平等參與非常重要，而平等參與是實現民主的根本理想。”“我們是彼此的基礎設施。關于關系性和相互依存的身體的思考，可以成為激進個人主義的替代方案。殘疾研究讓我們意識到相互依存的關系。”

她對擔憂氣候危機的年輕人以及動物權利問題表示了關注。她說人類與非人類生命建立聯系是“真正重要的問題”。“相互依存性是抵抗新自由主義的核心。不僅僅是人類之間相互依存，我們不應該只關注通過犧牲其他所有生命來改善人類生活，因為人類的生活是與所有地方的生命過程相互依存的。”

巴特勒教授主張應該重新思考與生命地球的關系，以及我們在再生生命和防止地球污染方面的責任。她提到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時補充說，這讓我們思考“將人類視為關系的集合體”這一觀點。“我們與動物并沒有明確的界限。因為我們也是動物，雖然不完全相同，但我們是相互關聯的，發生在動物身上的事情會影響我們，我們對動物負有責任。正如諾貝爾獎得主作家韓江的作品所顯示的，我知道在韓國素食主義也有很強的影響力。我感謝這些年輕人的努力。從關注動物到關注空氣、土壤、水，這確實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她解釋說，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她的理論始終保持著一貫的觀點。她表示，一到首爾就前往國立現代美術館（MMCA）參觀了亞洲女性主義者們的精彩展覽，并將展覽與性別表演性理論聯系起來進行了解釋。“許多優秀的藝術家參與其中，其中一些作品聚焦于‘動作的重復’。我在《性別麻煩》中指出，小女孩是如何通過重復行為來學習成為女性的這一程式化過程。就像（接生）醫務人員宣布‘是個女孩’時一切就開始了一樣，從那時起，作為女兒而活的期待就開始了。”她希望傳達表演性理論所蘊含的變革可能性，她說：“一旦我們認識到性別是通過特定的重復行為構建的，那么……當我們無法再忍受像準備餐食、女性勞動、日常對話這樣的強制性重復任務時，當我們意識到這些重復性行為如何與日常生活相連，以及如何可能被打斷時，結果就會不同。我們開始思考如何過上不同的生活，開始改變勞動條件，開始組織化我們的生活。這不僅僅是在談論個人自由，重要的是我們能夠共同對抗所有加諸于我們身上的限制的自由。”

巴特勒教授說，盡管她本人對后人類主義很感興趣，但由于對戰爭和暴力造成的殺戮有著太深的關注，她無法像《后人類女性主義》的作者羅西·布萊多蒂那樣，基于斯賓諾莎的理論持有樂觀的世界觀。在其學術生涯中，她因持續批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戰爭、"9·11"恐怖襲擊后對穆斯林的排斥和歧視、錫安主義，而遭到基督教極右勢力和原教旨主義者的強烈攻擊。她抵制他們將一神論、一元論作為唯一的世界原則并維護其特權的企圖。“‘誰是可以被哀悼的存在？’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它與那些生活在‘消失狀態’中的人們息息相關。每個生命都應該能夠被哀悼。我們需要確立這樣一個原則：所有生命都值得被哀悼。這意味著每一個生命都同樣重要。有些人未經悼念就消失了。有些人僅僅成為報告中的統計數字。我們必須確立這些人被哀悼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