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龍，是將寫有謝罪、祈愿的文簡，與金龍、金鈕、玉璧等儀式性器物用青絲捆扎，一并投入山川之中的儀式，又稱“投龍璧”“投龍簡”“投龍儀”“投札”。投龍源自中國商周至秦漢的山川祭祀、盟誓儀式，經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教的整理、改革和發展形成。在古代祭祀投埋簡冊和早期道教“三官手書”儀式性文書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加入了擔當神圣信使職責的“龍”。龍被認為是祈愿文書送達神靈的關鍵環節。

投龍的最早記錄出現于東晉時期的道經中，至遲在南朝梁時已有為國家和皇室舉行的投龍儀式。更為制度化的投龍始自推崇道教的唐代，正式確立投龍為國家儀典，并制定了標準的儀式。就考古所見，五代吳越國是最頻繁舉行投龍的地方政權，也保存有最多的出土文物。宋代繼承了投龍的傳統，在北宋初達到高峰，其后又進一步規范了投龍的場所。金、元、明時期，投龍同樣是重要的國家儀典。及至清代，投龍退出官方歷史舞臺，逐漸被淡忘。

投龍集中體現了中國上古以來的山川祭祀、盟誓、玉、龍等傳統信仰與崇拜，已經成為中國古代山川信仰的一種重要儀式與文化傳統，并留下了眾多的文化遺產。12月1日，由北京大學李零教授總策劃，40余家文博機構聯手，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美術學院等國內各研究機構共同傾力推出的“投龍——從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特展，在浙江省博物館孤山館區開展。展品匯集了中國歷代山川祭祀和投龍儀式文物共計約230件（組），是全國范圍內首次聚焦于“投龍”這一主題的展覽，共分四個單元，講述中國古代關于“投龍”的傳奇，再現古老的山川祭祀。

北宋金龍，1950年代于杭州西湖出水，浙江省博物館藏

李零教授指出，這是一次考古、文物、藝術、思想相結合的嘗試，希望廣大觀眾喜歡它，在此感受山川的壯麗雄渾，在此體悟古人的神思飄渺，從中學到越來越多的歷史知識。

第一單元名為“山川有靈——先秦秦漢的山川祭祀”。上古以來，山川就成為崇拜與祭祀的對象。早期山川具有雙重神圣性，他們既是國家疆土的象征，又是自然之神，可主水旱、可證盟約、可消災去病。先秦時期形成的山川的形象與功能，對后代影響至深。秦漢時代，“五岳四瀆”祭祀體系形成，是古代統一王朝國家祭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山川祭祀和盟誓儀式中均以玉為先導，輔以車馬、犧牲等祭品，或沉或埋，這些制度在后代的投龍儀式中得到了沿用。

該單元聯合策展人熊長云（故宮博物院）、田天（北京大學）指出，山川祭祀對于今人來講并不是非常大的事情，但是對于2000-3000年前的古人來說，他們生活中能接觸到最近的、永恒不變的就是名山大川，所以山川祭祀對于他們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他們希望觀眾不僅能關注先秦的青銅器等器物本身，也能關注這些器物是如何埋葬的以及它們的排列方式，它們有些在山川中很重要的位置，從中可以看出山川的祭祀的傳統是如何形成的，也反映了古人的一套行為模式。

第二單元名為“告盟天地——晉唐之際投龍的出現和興起”。借鑒了中國商周至秦漢的山川祭祀、盟誓儀式，并創造性地加入了擔當神圣信使職責的“龍”，道教用于求仙、祈福的投龍儀式在東晉正式出現。東晉以來，江南逐漸形成了以求仙為主要背景的名山譜系——洞天，也是道教投龍儀式的場所。從唐初開始，投龍儀式與帝王本命信仰、洞天福地理論進一步結合，被改造并正式確立為國家祭祀，并日趨制度化。洞天譜系在盛唐時期開始與五岳相融合，發展成為擁有118處名山的“洞天福地”譜系，并在晚唐進一步將國家祭祀的“岳鎮海瀆”納入其中。武則天、唐玄宗均頻繁派遣使者至名山洞天投龍。就考古所見，五代吳越國是最頻繁舉行投龍的地方政權，也保存有最多的出土文物。

戰國秦骃玉版甲版、乙版，上海博物館藏

第三單元名為“保安宗社——宋明之際的投龍”。宋代官方的投龍活動已經成為每年固定的制度。道教在宋代日漸國家化，投龍儀式也被賦予了更多制度性的為國祈福的目的。求仙的功能日趨弱化，奉祀山川、保安宗社的內涵大幅度提升。早期的山川祭祀和道教的投龍祭祀，逐漸實現了重合，投龍演變成了國家山川祭祀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宋代中期后，投龍的頻次和地點大為減少。金、元兩朝沿襲宋代，道士投龍于名山水府的同時，還往往代表帝王祭祀五岳四瀆。明代除了洞天投龍，還出現了武當山投龍和陵山投龍。中國古代官方的投龍活動，結束于明代。

第二、三單元聯合策展人陶金（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曲爽（同前）指出，至六朝時期，山川具有了道德的維度，人的善惡都要被山和川對應的地官和水官進行記錄，在這樣一個前提下，投龍者實際上通過向管理人善惡的山和水來進行懺悔祈告，請求他們來赦免自己的罪過，進而獲得上天的福佑。在這兩個單元的展覽中，他們盡可能地梳理了從六朝一直到明代的洞天福地投龍的山川譜系。

第四單元名為“澄懷觀道——山水中的文人傳統”。魏晉之際，隨著道教與佛教隱逸文化的盛行，文人傳統的山水文化也開始萌生。山水之美通過文學與繪畫的方式被文人贊美，也由此成為全社會所熟識的文化概念。另一方面，具有神異特質的仙山靈泉也通過微縮的形式在不同尺度上得以復制，如園林、書齋，乃至案頭清供等。但無論是詩歌吟詠、妙筆丹青，還是置于案頭的奇石，在本質上，他們都與人的“形”和“神”息息相關，并進而通過“居”與“游”的方式與人相契。晉人宗炳便曾說：“名山恐難遍睹，唯當澄懷觀道，臥以游走。”由此，無論是聳立于天地之中的昆侖，還是遠在東海之外的蓬萊，都可以在文人的方寸壺天之中得見。

該單元聯合策展人姜永帥（江蘇大學）、王冬亮（中國美術學院）指出，明代中期之后，出現大量洞天仙山、桃園的繪畫，比如仇英的《玉洞仙源圖》、文徵明的《桃源圖》，其實都是洞天福地題材的延展，包括明代的私家園林，都可以看到道家文化對明清文人日常生活的影響。對于士人階層，被塑造出來的“新洞天”，代表了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投龍”特展海報

“投龍”特展在西湖邊展出有其特殊的意義。陶金指出，在古人心目中，西湖不僅是一處詩情畫意、充滿傳說的場所，同時也是一處神圣空間，是吳越國地主為自己保境安民祈禱的所在。“中國的古人不去把山川切成石塊建起大教堂，而是用意念把山水圣化成一處處在山川中的神廟。大家應該帶著這些記憶回到這些山水中，重新去體會、去感受這些場所背后所蘊含的數千年的文化精神。”

總策展人魏祝挺也想借“投龍”特展的機會向公眾第一次提出，西湖不僅有文化景觀、文化傳統，它還是中國山川祭祀的重要場所。1955年到1957年，杭州西湖清淤中出土的吳越國8條銀簡，是現存最多數量的單一地點出土的投龍簡，說明吳越國歷代國王都在進行祭祀。選擇在西湖邊舉辦“投龍”特展，也是想反映從吳越國開始的將西湖提升為洞天水府的一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