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杜甫草堂恰受航軒

杜甫說“詩應有神助”（《游修覺寺》），其實杜甫成為詩圣也是冥冥之中如有神助。每當杜甫朝著“詩圣”的方向發展的人生軌跡出現偏離的時候，就會有一只看不見的“手”予以調整，讓詩人回到上蒼設定好的人生軌道上來。杜甫所經歷的一切，似乎都是上蒼專門為造就“詩圣”而量身定做的。

杜甫早年的長期漫游，對于一位偉大的詩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南到吳越，北到齊趙，空間上有足夠的跨度；漫游生涯從二十歲正式開始，長達十年以上，時間上有足夠的長度；游歷過程中，與李白、高適、李邕、蘇源明等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從人文意義上說，這幾個朋友又有足夠的厚度。該有的都有了，一樣兒都不缺。

困居長安十年，也是作為未來的大詩人需要經歷的。孟子曰：“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這段話用到杜甫身上，實在是太恰當了。杜甫天寶六載（747年）應詔就試，不第。原因是奸相李林甫詭稱“野無遺賢”，一個也不錄取。全國公開舉行的招賢考試，竟然一個都沒有錄取，這種怪事，歷史上恐怕僅此一例，偏偏讓杜甫攤上了，怎么那么巧呢？可以認為這是造化弄人，也可以認為這是造化為了“詩圣”的降臨所作的煞費苦心的安排。杜甫困居長安最困難的時候，竟然是“饑臥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投簡咸華兩縣諸子》）。這是何等悲慘的生存狀態啊！“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夢李白二首》其二），說的是李白，其實也是杜甫的夫子自道。這一段苦難的歲月長達十年，對于一個著名的詩人而言，的確太長了。但是對于未來的詩圣來說，也許剛剛好。當然，再長一些也不行，因為人生苦短，古人的一生中，能有幾個“十年”呢？詩圣的人生軌跡，走到這一步，應該出現一個轉折點了。果然，這個轉折點真的來了——天寶十四載（755年）十月，杜甫被任為河西尉，不就。不久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

這個轉折點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杜甫苦心孤詣爭取過來的。天寶十載（751年），杜甫獻三大禮賦，為玄宗所賞識，命待制集賢院，由宰相考他的文章。這一次考試順利通過，獲得了擔任官職的資格。但是按照唐代的科舉制度，取得做官的資格三年之后，才能授予官職。因此，杜甫天寶十四載才被授予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一職。

天寶十四載（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在杜甫的人生走向中，這是對其生存狀態和文學創作影響最大的一個轉折點。安史之亂造成了整個社會的大動蕩、大破壞，成為唐朝盛極而衰的“拐點”，對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民生、外交等影響至深。然而，只有杜甫，寫下了大量的反映這一重大歷史變故的不朽詩篇，鮮聞同時代其他詩人同類題材的詩作。這正是杜甫的偉大之處，也正是杜甫的成功之處。

天寶十五載（756年）五月，杜甫自長安奔往奉先縣（今陜西蒲城）與家人會合，攜家向北逃難，七月末在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臨時安家。八月，聞肅宗即位于靈武（今屬寧夏），只身前往投奔，途中為叛軍所獲，押送到淪陷的長安——杜甫的人生之旅至此又發生了轉折。杜甫身陷長安，是他個人的大不幸，然而對于文學史來說，對于“詩圣”的磨礪來說，又未嘗不是幸事。

兵曹參軍，從八品下。幸虧官小，才沒有引起叛軍的注意，被抓到長安后還有一定的行動自由。（杜甫后來從長安成功逃脫，也得益于官職卑微。）如果杜甫官職高，叛軍將逼其就偽職，以杜甫“嫉惡懷剛腸”（《壯游》）的性格，必不從。那么，性命堪憂。世事難料，官小有官小的好處，你不得不感嘆那只看不見的“手”的神奇。

杜甫身陷長安也是熟悉長安情況的機會，但身陷長安的時間，從“詩圣”的人生軌跡上考慮，不能太長，必須適時出現一個轉折點。被困七八個月后，這個轉折點終于出現了：杜甫冒著生命危險，成功逃出長安，奔往肅宗行在鳳翔，肅宗任他為左拾遺。

杜甫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次波折，似乎都來自那只神秘的“手”的調控。

杜甫任左拾遺期間，留下的佳作比較少，但這段為官經歷，對杜甫后來的創作，具有重要的影響。他后來大量的詩作，都與這段經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杜甫官場上的人脈關系非常復雜，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在左拾遺任上建立的。這些人脈關系，對于杜甫詩歌創作的影響和滲透是顯而易見的。

表面上看，身為左拾遺，出入宮掖，生活的視野變得狹小了。反過來看，一個沒有做過朝官的人，現在有了出入宮掖的機會，意味著他的視野擴大了。可以說，如果沒有任左拾遺的經歷，杜甫的視野將受到較大的限制。一位偉大的詩人，最理想的情況是，既有處江湖之遠的生活，又有居廟堂之高的閱歷。假如杜甫有前者而沒有后者，那么他的杰作《秋興八首》能不能問世恐怕還是個未知數。還應看到，杜甫無論身在何處，都在關注著動蕩的時局，希望政治清明，國泰民安。他棄官后的漂泊生涯長達十余年，作為遠離朝廷的在野之人，要想獲得時局變化的信息，只能靠自己的人脈關系。如果沒有他過去為官時形成的人脈關系，他對時局變化的了解將大為滯后，那些反映時事的詩還怎么寫呢？幸好杜甫情商很高，又喜歡結交朋友，為官時期建立了很大一張“關系網”，他的消息才不至于閉塞，對時事要聞的了解，多數情況下還是比較及時的。或許可以說，這也是左拾遺一職，對于成就杜甫的“千秋萬歲名”的意義所在。

杜甫至德二載（757年）五月授左拾遺，次年六月即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這又是杜甫人生軌跡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我們非常吃驚地發現，那只看不見的手在操縱未來的詩圣的命運方面，火候拿捏得真好！大概在那位神秘的“主宰者”看來，杜甫在左拾遺任上干了一年，對朝政的方方面面已經相當了解，再呆下去，已經沒有什么意義了。

杜甫遭貶后，反映社會現實的詩篇又開始多起來。極負盛名的“三吏”“三別”，就是任華州司功參軍期間寫成的。杜甫后來漂泊到夔州的時候還回憶說：“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峽中覽物》）

乾元二年（759年）七月，杜甫因對朝政失望和關中大饑而棄官，攜家往秦州（今甘肅天水）——一個新的轉折點就這樣出現了。好像一切都在上蒼的掌控之中，一切都在按照上蒼的安排發展著。兩段為官時間共兩年。如果杜甫仕途順利，一直做官并且不斷升官，那就偏離了詩圣成長的人生軌道。其實，只要政治失道，杜甫就真的不適合做官，或者說官場并不適合杜甫長期呆下去。看看他任左拾遺時寫的《曲江二首》《曲江對酒》，就知道他的心情有多么糟糕。至于在華州時作的《早秋苦熱堆案相仍》，郁悶、壓抑的情緒更甚于任左拾遺時。

杜甫在秦州無法解決溫飽問題，又攜家去了同谷（今甘肅成縣），豈料在同谷的處境更慘。在這種情況下，必然要出現一個新的轉折點。按當時的戰爭局勢以及同谷的地理位置，東、北、西三個方向都是不必考慮的，唯有向南，入蜀。盡管蜀道無比艱險，也別無選擇了。

由秦州到同谷，杜甫寫了十二首紀行詩；由同谷到成都，杜甫也寫了十二首紀行詩。這兩段長途跋涉，可以認為是上蒼玉成杜甫的山水詩的一個契機。二十四首紀行詩，基本上都是山水詩。杜甫雖然不以山水詩著稱，但是他的山水詩造詣之高無出其右。同是寫蜀道難，杜甫的《木皮嶺》較之李白的名篇《蜀道難》，就有過之而無不及。李白的《蜀道難》以虛寫為主，他沒有走過蜀道，不虛寫沒有辦法。杜甫寫蜀道之難，是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寫的，以實寫為主，浦起龍謂“棧道圖未必能爾”。

接下來就是“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時期了。成都及其周邊地區，給杜甫提供了足夠大的人生舞臺。杜甫入蜀以后，除了在梓、閬等地避亂期間（時間約為一年零八個月）比較難熬外，大體上還是比較安逸的。杜甫入蜀前，已經顛沛流離很久了，他實在太累了，急需一個安寧的所在好好休養。而成都西郊就是一處理想的棲身之地，這里避開了都市的喧囂和紛擾，但是又與都市相距不遠，交通方面，生活安定，鄰里稀少但質樸厚道，又有為官的朋友照顧，確實適合居住。

這一時期在杜甫的創作生涯中是很重要的一段。與杜甫其他時期的詩歌有所不同的是，在創作于這一時期的四百三十首詩中，有大量的以日常生活和自然景物為題材的田園詩，其中涉筆成趣，活色生香的佳作比比皆是。為什么在蜀期間，杜甫的田園詩猛然間大量增加了呢？這是因為，詩人多年來飽經喪亂，身心俱疲，如今在成都郊外安了家，終于可以松一口氣了。一來心情平靜，二來有了較多的閑暇時間，他就容易對自己的日常生活和身邊的一草一木感興趣，并從中發現藝術之美。他的觀察是那樣敏銳，語言的運用又是那樣得心應手，田園詩的大量增加，就一點兒也不奇怪了。

然而命運的安排卻不是讓杜甫終老于此，杜甫自己也沒有終老蜀地的打算。于是，杜甫又開啟了人生的下一個階段——夔州（今重慶奉節）時期。

杜甫居蜀五六年，作詩四百三十首，年均產量驚人；而居夔州不足二年，作詩卻多達四百三十余首，年均產量之高，更是令人驚嘆。《諸將五首》《秋興八首》《詠懷古跡五首》等杰作，都作于這一時期。

夔州與成都相距遙遠，雖然夔州仍在“巴蜀”這個大范圍里，但巴與蜀各自的風土是有很大區別的。杜甫的詩，多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蜀地詩多帶有蜀地山水的氣息，夔州詩則往往打有夔州風物的烙印。杜甫的晚年，時局動蕩，生計艱難，漂泊不定。上蒼好像是有意讓杜甫給世人留下不同風格、不同地域特色的詩歌。

相對于中原地區而言，夔州屬于比較偏遠的地方。唐代的詩人們，雖然走水路出川路過夔州的也不少，但是在夔州生活過一段時間的大概很少。杜甫竟然在夔州居住了將近二年，或許這就是緣分。白帝城和瞿塘峽雄奇瑰麗的景象，為杜甫的創作靈感的激發提供了一個契機，因此，杜甫是幸運的；杜甫寫白帝城和瞿塘峽的詩又多又好，在唐詩中可以說是奇峰突起，因此，夔州更是幸運的。

杜甫認為夔州“形勝有余風土惡”（《峽中覽物》），他的弟弟杜觀又從江陵寄來書信，催他去江陵居住。于是杜甫就攜家離開夔州去了江陵。不料在江陵期間生活貧困，很不如意。大約半年后，杜甫又攜家輾轉漂泊于湖南的岳州（今岳陽）、潭州（今長沙）、衡州（今衡陽）等地。漂泊荊湘時期，杜甫的身體狀況更不如前，生活處境更加艱難。然而，詩人以驚人的毅力，在不足三年的時間里，作詩一百五十余首，充分顯示了始終旺盛的創作生命力。從整體風格上看，這一時期的詩歌更富有悲壯的色彩。

假如杜甫不離開夔州，他和家人的溫飽還是有保證的。他免受流離之苦，壽命也會更長一些。他的詩歌創作，在成都草堂的時候，就已經無愧于“詩圣”的稱號了，上蒼為什么還要忍心讓詩人遭受更多的苦難呢？也許，上蒼是為了把造就詩圣的事情做到極致吧；也許，上蒼追求的就是悲劇的效果吧。

唐朝著名詩人眾矣，為什么唯有杜甫被稱為詩圣呢？杜甫之所以成為詩圣，是諸多主客觀因素共同促成的結果。莫礪鋒先生在他的《杜甫評傳》中論述“孕育‘詩圣’的條件”時，提到了時代、家庭、稟賦以及后天的學力等因素。我以為還應補充一點，叫做“機緣”。論時代、家庭、稟賦以及學力，與杜甫相似或比較接近的詩人也不少，但是他們都沒有成為詩圣。為什么？因為機緣未到。看看杜甫動蕩而曲折的人生經歷，我們不得不感嘆，“機緣”對造就“詩圣”是多么重要。也許我們不必為杜甫的命蹇時乖而嘆惋，因為上蒼對于杜甫的命運的所有安排，仿佛都是奔著造就一位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詩圣”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