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笈管蠡》，羅爭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1月版，419頁

《云笈管蠡》是華東師范大學羅爭鳴教授的新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24年1月出版。這部著作囊括了作者近十余年的主要論文成果，它們既有對道教具體問題和典籍的深入考察，也有對所涉及的歷史背景和事件的深入揭示，可為相關道教論題的研究提供參考借鑒。《云笈管蠡》能夠突破傳統考據學的局限，綜合運用道典、碑刻、書畫等多種文獻資源，且能結合中外學術的最新進展，以科學的立場闡釋道教文化，體現了道教與道教典籍研究的全新境界。

一、視野開闊、追求高遠

《云笈管蠡》共收學術論文十七篇，全書分為三個主題，即道教文學、道教金石與書畫、道經文獻，每個主題大致按照時代順序編入論文若干篇，體現了縱（時代）橫（主題）交錯的纂輯特點。其所收論文如下：

“道教文學”七篇：《步虛儀與步虛詞的相關問題叢考》《〈漢武〉唱和詩述議——兼論〈西昆酬唱集〉的緣起與特征》《第三十代天師張繼先的文學創作與文學史地位》《儒、道之間：白玉蟾的詩詞創作與心路歷程》《宋代道教文學概況及若干思考》《關于早期全真道詩詞研究的若干問題》《王重陽“愛看柳詞”本事考論》。

“道教金石與書畫”四篇：《“一碑足補世史所未備”：中岳嵩山〈大唐碑〉考釋》《李陽冰〈城隍廟碑〉的文本過錄、重刻過程與拓片流傳考》《楊凝式刻帖〈新步虛詞〉與韋渠牟原作考論》《圣藝與“圣王在位”：祥瑞傳統下的徽宗書畫創作》。

“道經文獻”六篇：《〈洞玄靈寶三師記并序〉作者歸屬及相關的會昌滅佛問題》《〈翊圣保德真君傳〉的編撰流傳與宋初皇權的更迭》《張伯端及其〈悟真篇〉諸問題的再檢討》《高象先〈金丹歌〉及其與〈悟真篇〉之關系考論》《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的編撰、刊刻與流傳論考》《張謙及其稿本〈道家詩紀〉》。

這其中既有對一代文學的總體思考，如《宋代道教文學概況及若干思考》在反思學界以往宋代道教文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梳理了宋代道教文學文獻的基本體量、宋代道教文學作者的教派歸屬和空間分布以及宋代道教文學史的分期等關鍵問題；也有對一人一書的細致考析，如《張謙及其稿本〈道家詩紀〉》則在介紹《道家詩紀》編者張謙生平和創作的基礎上，認為《道家詩紀》所引《小瀛洲仙館詩話》具有重要道教詩學價值，而且《道家詩紀》“國朝”部分對《全清詩》編纂意義較大。作者的道教文學與文獻研究大致經歷了由道教仙傳入門，其后逐漸擴展至道教詩文、道教碑刻與書畫的過程，該書的選文正可體現其研究領域的基本規模。

《云笈管蠡》所收的學術論文，雖未包含作者早期杜光庭仙傳的研究成果（另見作者《杜光庭道教小說研究》一書，巴蜀書社，2005年），但依然可以看出其仙傳研究的底蘊，如《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的編撰、刊刻與流傳論考》便詳細梳理了元代仙傳總集《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的編撰與版本流傳情況，是作者即將完成的道教文獻整理著作《歷世真仙體道通鑒校正》的重要前期成果。其他如書中對《洞玄靈寶三師記》《翊圣保德真君傳》的考察也是仙傳研究的精彩之作。

當然，《云笈管蠡》所收論文的主體部分乃為道教詩文研究，這也正是作者仙傳研究之后用力最勤的一個領域，大致可以包括三個方向的內容。其一為步虛詞研究，如《步虛儀與步虛詞的相關問題叢考》便是研究步虛詞的一篇長文，此文其實是《〈步虛〉聲、步虛詞與步罡躡斗——以〈太上飛行九晨玉經〉為中心的考察》（《學術論壇》2013年第5期）和《步虛詞釋義及其源頭與早期形態分析》（陳偉強主編：《道教修煉與科儀的文學體驗》，鳳凰出版社，2018年）兩文的合刊，深入考察了步虛詞的釋義和早期形態、步虛儀與佛教儀式的關系、步虛與步罡躡斗的區別等重要問題，是一篇研究步虛詞、步虛儀相關問題的力作。其二為宋代道教詩文研究，如《第三十代天師張繼先的文學創作與文學史地位》便第一次全面評估了張繼先的詩文創作成就，尤其肯定了張繼先在創始聯句詞、創新詞調和曲調等方面的貢獻。《儒、道之間：白玉蟾的詩詞創作與心路歷程》則從白玉蟾由儒轉道的特殊經歷出發，揭示了天仙才子白玉蟾創作眾多詩詞作品且兼有才子與丹道兩種題材的內在原因。《張伯端及其〈悟真篇〉諸問題的再檢討》《高象先〈金丹歌〉及其與〈悟真篇〉之關系考論》兩文相輔相成，應當放到一起閱讀。前者考察了張伯端籍貫爭論的主要原因、《悟真篇》的思想源流及其文學性質；后者則在深入考察高象先《金丹歌》內容的基礎上，細致論述了《金丹歌》與《悟真篇》的源流關系，是對前文《悟真篇》思想源流的補充論證。以上關于宋代道教詩文的研究，是作者即將出版的道教文學專著《宋代道教文學史》的重要前期成果。其三為早期全真道詩詞研究，如《關于早期全真道詩詞研究的若干問題》便深入探討了全真道祖師詩詞創作的諸多關鍵問題，揭示了強烈的創教意識是早期全真道詩詞寫作的根本動力，認為全真道詩詞的題材分類不應囿于純文學視角，而應從全真道宗教活動的角度劃分為真功類和真行類，而且提出應以俗文學的立場審視全真道詩詞創作。《王重陽“愛看柳詞”本事考論》則注意到了王重陽詞作與柳永的聯系，認為王重陽愛讀柳詞的根本原因是柳詞與內丹修煉具有契合之處。

此外，《云笈管蠡》還收有四篇關于道教碑刻、書畫的論文，則代表了作者近期的學術興趣與科研成果。

二、道教文獻的文本細讀

高水平的學術研究應該能夠澄清學界的錯誤認識，尤其是對于主流學術問題的常見誤解，并且能夠揭示研究對象關聯的歷史文化背景，而非僅僅局限于研究對象本身的簡單考證和論述。《云笈管蠡》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對諸多學術問題探賾索隱，求其真相，透視道教文本隱藏的關鍵歷史信息，為相關歷史事件提供新的理解視角，尤以《〈漢武〉唱和詩述議——兼論〈西昆酬唱集〉的緣起與特征》《〈洞玄靈寶三師記并序〉作者歸屬及相關的會昌滅佛問題》《〈翊圣保德真君傳〉的編撰流傳與宋初皇權的更迭》諸文為代表。

《西昆酬唱集》是宋初引領時代風氣的著名詩集，學界關于此書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漢武》則是《西昆酬唱集》中唱和詩的代表作，其中楊億首唱的《漢武》一詩后人評價尤高。然而關于《漢武》唱和詩的寫作意圖學界卻誤解頗深，認為此組唱和詩乃為諷諫宋真宗封禪而作。如果我們不能深入發掘《漢武》唱和詩背后的諷喻傳統，僅將詩歌內容簡單聯系真宗崇道的歷史事實，便很容易得出此種論斷，這是學界長期沿襲這一錯誤認識的根本原因。《〈漢武〉唱和詩述議——兼論〈西昆酬唱集〉的緣起與特征》一文則跳出了詩歌內容和歷史事實的簡單聯系，深入更為廣闊的歷史文化發展脈絡之中，詳細梳理了“漢武”題材的主題演變，發現魏晉六朝就已出現嘲諷漢武求仙的各體文本，其后唐代更有頗多以此為題材的詩歌作品，可見“漢武故事”成為了具有母題意義的主題模式，《漢武》唱和詩僅是對“漢武故事”諷喻主旨的延續。而且通過對比《西昆酬唱集》《冊府元龜》兩書內容，作者發現《西昆酬唱集》是與《冊府元龜》同步創作的唱和詩集，《冊府元龜》中的“漢武故事”便多諷喻意味，所以《漢武》唱和詩乃是《冊府元龜》相關內容的移植和詩化。這都說明了《漢武》唱和詩并非特為諷諫真宗封禪而作。《漢武》唱和詩在《西昆酬唱集》中所占篇幅不多，但卻涉及了較為復雜的文化背景和文學現象，學界鮮能以道教視角深入解讀這些詩歌，故而所得結論往往有隔靴搔癢之感。此文能以審慎的態度對待以往學界論斷，從前人習以為常的論述中發現問題，并對相關疑點進行細致深入的論證，澄清了學界一直以來的錯誤認知。通過《漢武》唱和詩的考察，此文不但歸納了前代“漢武故事”的諷喻主題，而且討論了宋初類書編纂與詩歌創作的關系，甚至看到了《西昆酬唱集》在宋代詩風形成過程中的作用，這便充分闡發了《漢武》唱和詩的文學史價值。作者另有《〈西昆酬唱集〉的道教底色》一文，通過解讀《西昆酬唱集》的題名含義，結合真宗崇道事件以及楊億對真宗崇道的態度，認為《西昆酬唱集》的成書和題名有深厚的道教背景[《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2年第1期]。這也是一篇頗具啟發意義的論著，可補《西昆酬唱集》研究中道教立場的缺失，宜與此文參讀，《云笈管蠡》未見收入，故而揭之于此。

《洞玄靈寶三師記》是研究隋唐時期南岳上清派傳承的重要史傳文獻，記載了田虛應、馮惟良、應夷節三代上清宗師的生平事跡。結合序言和傳記內容來看，此書的編纂者為應夷節的門人“廣成先生”，但是“廣成先生”具體指何人卻未有定論。《正統道藏》將此書編撰者題為廣成先生劉處靜，然而劉處靜乃馮惟良的弟子，為應夷節同窗道友，而非應夷節的門人，此與書中所述內容矛盾，故學界基本否定了此觀點。而《道藏提要》則認為此書編纂者為廣成先生杜光庭，此論斷曾被學界廣泛征引。《〈洞玄靈寶三師記并序〉作者歸屬及相關的會昌滅佛問題》一文即以《洞玄靈寶三師記》的編纂者為討論起點，并且結合書中殘存的關鍵信息，深入挖掘了背后的會昌滅佛事件。《洞玄靈寶三師記序》落款為“有唐龍集庚辰”，此處庚辰如指公元860年，則杜光庭年僅十歲；如指公元920年，則杜光庭已獲前蜀政權優待，不應落款“有唐”，所以該書編纂者不當為杜光庭，但具體為何人，文獻尚不足征。相比《洞玄靈寶三師記》的編纂者“廣成先生”，作者認為書中另一田虛應的弟子“廣成先生劉君”則關聯更多歷史信息。《洞玄靈寶三師記》記載田虛應弟子共有四人：馮惟良、陳寡言、徐靈府、廣成先生劉君。記述前三者時姓名完備，語意明確，而記述后一者時姓名殘缺，語意含糊。根據《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劉元（玄）靖傳》，廣成先生劉玄靖正是田虛應的弟子，因此“廣成先生劉君”當為劉玄靖。而《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田虛應傳》卻將“劉玄靖”除名，這說明劉玄靖為道門頗為避諱的敏感人物，根本原因在于劉玄靖是會昌滅佛的重要推動者，其后更于唐宣宗大中年間被朝廷誅殺。會昌滅佛是唐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史學界對之有過深入系統的探討，然而多止步于政治經濟、佛道關系等宏觀因素，缺少從道教內部出發的歷史細節分析。此文從一篇不足三千字的道教傳記出發，根據《洞玄靈寶三師記》殘存的人物信息，結合更為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深入探討了其后關涉的重大歷史事件，拓展了道教史傳文獻的史學價值。

《翊圣保德真君傳》是宋真宗朝王欽若所編的道教史傳作品，詳載了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黑煞神降言張守真之事。此書雖為道教史傳作品，并且雜糅不少志怪內容，但卻關涉太祖、太宗皇權更迭，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目前學界對這部作品關注有限。《〈翊圣保德真君傳〉的編撰流傳與宋初皇權的更迭》一文是較早關注此書的學術論文，通過考察黑煞神降言傳說的生成和流傳，試圖反映宋初皇權更迭的歷史內幕。該文從一個“看似不是問題的問題”（289頁）入手，即降言張守真的為何是“黑煞神”，而非青、赤、白、黃諸煞神？作者認為這個“看似不是問題的問題”，反而是理解宋初皇權更迭的關鍵：太祖有“火德皇帝”之稱，黑煞神降言發生于太祖駕崩、太宗繼位期間，暗示以北方黑水克制南方赤火，這是太祖殞命、太宗繼統的政治讖言，說明黑煞神事件與北宋初的皇權更迭關系密切。五行生克是古代解讀朝代更替的重要理論依據，這里創造性地將其運用到了宋初皇權更迭的闡釋中。作者還通過黑煞神事跡的傳播佐證了此觀點，黑煞神降言事件發生于太祖、太宗朝，但是主要歷史記載則始于北宋真宗朝，并且一直持續至南宋高宗朝，南宋孝宗朝以后的記載鮮見。相對應的，太祖、太宗大統更張以后，真宗至高宗均為太宗血脈，孝宗以后太祖血脈重登大寶。而真宗則是太宗血脈首次繼統，需要面對更大的社會輿論壓力，神化太宗繼位合法性尤為必要，所以黑煞神事跡在真宗朝被廣泛傳播。這是道教參與現實政治的典型案例，由于太宗、真宗得位合法性存在疑問，北宋前期這類道教讖言事件層出不窮，可為認識宋初皇權更迭提供更多歷史材料，學界目前對這類材料尚缺乏足夠重視。本文綜合運用道教內外文獻，結合道教文本的生成與流傳情況，既能深入道教文本之中，又能跳出道教文本之外，揭示了道教文獻背后關涉的歷史重大事件。

三、道教碑刻、書畫研究

領域交叉融合是當今學術研究的主流趨勢，對于古典文史研究來說亦是如此。古典文史研究的文獻材料有限，尤其宋代及其以前的學術研究，幾乎已經窮盡相關文獻，進入精耕細作的階段。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促進不同學術領域之間交叉聯系，進一步擴大文獻利用范圍，以他山之石促成新的學術增長點，顯得尤為重要。具體到道教文學與文獻研究來說，目前學界主要集中于道教內部研究，并有交叉旁及金石學、書畫學的趨勢。《云笈管蠡》一書便體現了這種學術趨勢，通過對金石學、書畫學相關實物或文本的考察，突破以往道教仙傳、詩文研究的束縛，重視道教碑刻、書畫背后的歷史信息和校勘價值，從而解決道教文學與文獻研究中的疑難問題，實現碑刻、書畫、史實、詩文之間的多元互證。這類論文主要集中在該書“道教金石與書畫”部分，包括《“一碑足補世史所未備”：中岳嵩山〈大唐碑〉考釋》《李陽冰〈城隍廟碑〉的文本過錄、重刻過程與拓片流傳考》《楊凝式刻帖〈新步虛詞〉與韋渠牟原作考論》《圣藝與“圣王在位”：祥瑞傳統下的徽宗書畫創作》諸篇。

“大唐碑”坐落于今河南登封嵩陽書院西側，碑文原題《大唐嵩陽觀紀圣德感應頌》，唐玄宗曾命方士煉丹于嵩陽觀，此文乃宰相李林甫為玄宗所作頌辭。今人多關注“大唐碑”的雕刻、書法等藝術價值，而對碑文具體內容及其歷史背景的認識不甚深入，認為玄宗煉丹乃虛妄之事，李林甫碑文乃阿諛之辭。《“一碑足補世史所未備”：中岳嵩山〈大唐碑〉考釋》一文則能擺脫學界以往論述之窠臼，在重新考訂碑文內容的基礎上，深入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之中，闡釋了玄宗晚年崇道的歷史真相以及李林甫撰文刻碑的真實目的。作者認為碑文所記玄宗煉丹之事，不是發生于學界之前所認為的天寶三年（744），而是開始于天寶改元前后的玄宗崇道時期，并且一直延續到了天寶三年初；碑文的撰寫時間約在玄宗慶祝六十壽誕的天寶四年（745）或稍后；而碑石的刻立時間則為天寶九年（750）至天寶十年（751）之間。這便與玄宗崇道的歷史情況基本一致，將對碑文的解讀置于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中。由此可以推測，玄宗命道士煉丹并非以長生不死為目的，而是為天降符瑞和天寶改元造勢的政治活動。而碑石的刻立之所以發生在天寶九年之后，比碑文的撰寫時間遲后了數年之久，實乃李林甫為了迎合玄宗的崇道行為，在其政治地位有所動搖之時的自保舉措。唐玄宗和李林甫是盛唐時期的重要歷史人物，玄宗崇道更是唐代史學的重大研究課題，學界相關研究成果多不勝數，但卻少有從道教碑石刻立的角度研究之者。此文結合金石學相關知識，沒有輕視碑刻文獻中的贊頌文本，深入挖掘金石文獻背后的隱微內容，進而考證宏大敘事之外的歷史真相，是一篇以金石證史實的典范之作。此外，《李陽冰〈城隍廟碑〉的文本過錄、重刻過程與拓片流傳考》一文，重點考察了李陽冰《城隍廟碑》的文本內容及其拓片流傳情況，認為此碑是研究早期城隍信仰的重要文獻，以碑刻文獻探究了古代民俗信仰的一個側面。

步虛詞是靈寶科儀中配合步虛儀式的唱詞，大約起源于六朝時期，其后成為一種常見的樂府古題，歷代文人多有仿寫。以步虛詞為書寫對象的書法作品并不常見，其中五代楊凝式的刻帖《新步虛詞》堪為代表。《新步虛詞》原詩作者為中晚唐的韋渠牟，其人傳世作品不多，故較少為學界關注，然其《新步虛詞》曾多次被刻石書寫，是一組頗具特色的步虛詞作品。羅爭鳴教授對步虛詞有著較為專深的考察，曾廣泛收集國內外步虛詞相關文獻，故有關步虛詞的書法刻帖也在其研究范圍之內。《楊凝式刻帖〈新步虛詞〉與韋渠牟原作考論》一文便首次對楊凝式刻帖和韋渠牟原作進行了深入探討。作者主要考察了兩個重要問題。其一是楊凝式刻帖的校勘價值。由于楊氏刻帖作成時間較早，而且文字精審，多能校正后出《樂府詩集》《全唐詩》諸本之失，從而提供一個較為可靠的《新步虛詞》文本。其二是韋渠牟《新步虛詞》的藝術創新，主要表現在以格律詩歌改進樂府古體、以十九首組詩代替以往的十首組詩、以簡易明快之風改變以往的莊嚴凝重之語。此文的方法論貢獻尤在于前者，即以傳世書畫作品校勘道教文獻文本，拓寬了道教文獻的利用范圍和研究領域。對于這一研究方法，作者還在此書《后記》做了進一步闡釋：“尤其在書畫方面，以前研究大都從藝術鑒藏等角度加以考察，但書法和題畫的詩文文本，很少有人認真比對、研讀，而這類文本往往有很高的校勘價值，包涵了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第417頁）道教書畫類文獻傳世頗多，對這類文獻的整理與利用，必將有利于道教研究的發展。

宋徽宗是一位極具藝術天賦的帝王，生平創作了諸多書畫作品。目前學界對徽宗書畫的研討已經相當深入，但主要集中于作品真偽和技法特點上，而結合歷史背景對作品內容的探索尚不多見。《圣藝與“圣王在位”：祥瑞傳統下的徽宗書畫創作》一文則詳細梳理了宋代以前的祥瑞發展，認為至徽宗朝已經形成一套頗為完善的祥瑞制度和“制作系統”，而具有高超藝術才能的徽宗正是當時“祥瑞制作”的直接參與者。于是作者從圖文互釋的視角出發，用圖畫所配詩文論證圖畫內容特征，揭示了徽宗諸多畫作背后的祥瑞傳統，認為徽宗大部分畫作具有強烈的現實功利目的，將自我神化的政治訴求隱藏于圖畫創作之中，所謂“圣藝”乃為宣傳“圣王在位”服務，《祥龍石圖》《五色鸚鵡圖》《芙蓉錦雞圖》無不如此，其中又以《瑞鶴圖》最具典型性。而白鶴形象的祥瑞寓意主要來自道教，這正與徽宗崇道的歷史背景聯系密切。徽宗是歷史上少有的書畫雙絕的帝王，同時又是以崇道著稱的末世君主，面對政治上難以收拾的復雜局面，難免以祥瑞傳統下的書畫作品自我慰藉，當然更希望借此來遮掩天下人的耳目。此文充分利用了書畫作品等“可視文獻”，深入論證了這些作品背后的歷史邏輯，為文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視角和學術范式，是一篇以圖畫證史實的經典之作。

四、商榷與反思

任何有價值的學術著作都有其值得商榷之處，《云笈管蠡》一書自然也不例外。例如，《王重陽“愛看柳詞”本事考論》一文認為柳詞與內丹修煉具有契合之處，所得結論基本可信，但具體論據尚可推敲。王重陽《解佩令·愛看柳詞，遂成》云：

平生顛傻，心猿輕忽。《樂章集》、看無休歇。逸性攄靈，返認過、修行超越。仙格調、自然開發。    四旬七上，慧光崇兀。詞中味、與道相謁。一句分明，便悟徹、耆卿言田。楊柳岸、曉風殘月。

關于其中“耆卿言田”一句，作者解曰：“我們可以大膽推測，王重陽‘便悟徹’的‘耆卿言田’之‘田’，就是丹道修煉中的‘丹田’。”（第165頁）“所謂‘耆卿言田，楊柳岸、曉風殘月’，可以理解為：柳永說的都是丹田修道之事，‘楊柳岸、曉風殘月’實際暗含著內丹修煉法則，講的是全真道的性命修持之術。”（第169頁）其實“耆卿言田”出自《正統道藏》本《重陽全真集》，而《（重刊）道藏輯要》本《重陽全真集》則寫作“耆卿言曰”。從王重陽全詞句意來看，“楊柳岸、曉風殘月”正是引自柳永《雨霖鈴·寒蟬凄切》，當以“耆卿言曰：楊柳岸、曉風殘月”為是。而且從《解佩令》用韻來看，依據《欽定詞譜》，“耆卿言曰”的“曰”字各體均需用韻，而依據《詞林正韻》，“曰”字與“忽”“歇”“越”“發”“兀”“謁”“月”諸字正屬于同一韻部，即第十八部，但“田”字卻屬于第七部，顯然與該詞其他韻腳不合，所以當以“耆卿言曰”為是，而非“耆卿言田”。今人白如祥所校《王重陽集》，即依據《（重刊）道藏輯要》本將《正統道藏》本的“耆卿言田”改為“耆卿言曰”（齊魯書社，2005年，106頁）。如此，則作者對“耆卿言田”之“田”為道教丹田的解讀便有待商榷。

通過進一步檢索我們發現，學界對于“耆卿言曰”的誤解由來久矣。其中道教研究者多根據《正統道藏》將“耆卿言曰”誤為“耆卿言田”，如日本著名道教學者蜂屋邦夫《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陽與馬丹陽》一書即云：“‘耆卿言田’的表現，從字面上看，也許與柳永的通稱柳屯田（屯田司員外郎）的‘田’字相重合。至少可以說，這一表現，是由‘屯田’喚起的。”（欽偉剛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31頁）。而詞學研究者多根據今人唐圭璋《全金元詞》將“耆卿言曰”誤為“耆卿言曲”（中華書局，1979年，199頁）。依據《詞林正韻》，“曲”字屬于第十五部，亦與王重陽該詞用韻不合，所以“耆卿言曲”當為誤寫。唐圭璋《全金元詞·引用書目》明言所引《重陽全真集》為《正統道藏》本，則其“耆卿言曲”應為“耆卿言田”輾轉誤抄所致。“耆卿言曰”短短四字，卻造成了學界諸多誤解，故有必要于此加以考證和說明。

重視文本的深入解讀，是文史研究的重要路徑，但前提是文本的可靠。我們往往能通過文本細讀發人所未發，但也容易因文本本身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造成各種誤讀。這是所有此類研究都容易出現的問題，所謂“常在水邊走，哪有不濕鞋”，但真正的學術研究，都離不開后出轉精的切磋琢磨，都是在不斷地糾錯與商榷中得以推進的。